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虽然如浮云飘散，但潜藏在背后的斗争，却是波谲云诡。“四人帮”不敢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却以“讨论”、“批判”周培源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为名，暗藏杀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这篇文章本来是1972年春天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而写的，拟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版内。同年5月，文章成稿后，《人民日报》邀请参加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的部分代表座谈征求意见。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认为，当前发表这篇文章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理科的教育革命，有利于活跃教师的思想。但是，“四人帮”掌管党的宣传工作领导权的姚文元，却胡说什么参加座谈的人不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人，要征求“权威的意见”，并指令要去上海征求意见。于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召开多次座谈会，广泛征求了意见。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把文章扼杀在摇篮内，竟大搞阴谋诡计，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亲信，把参加座谈会的部分同志事先找来，统一反对文章的“口径”。即使如此，座谈会也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预先制定轨道运行，大多数同志还是热烈地认同文章的基本观点。姚文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再拖延文章的发表时间。到了8月15日，姚文元又给《人民日报》的主编、同样来自上海的鲁瑛作了一个批示：“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言外之意，还是让拖延下去。《人民日报》有关部门的同志未予理会，坚持认定可以发表并将文章打出了校样。姚文元眼看拖不住了，于是便甩掉伪饰赤膊上阵，亲自给鲁瑛打了一个电话，说什么：“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这就充分暴露了姚文元8月15日“批示”的虚伪性。文章本来就是准备在“讨论版”发表的，各抒已见，大家讨论，哪里存在什么如何收场的问题？

　　显然，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嫉恨周培源文章的基本观点，害怕社会中广泛潜在的科学民主思潮 ，千方百计地推诿、扼制，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只是，迫于各种压力，不得已而求其次，姚文元下令把文章转给《光明日报》，该报的编辑们，却如获至宝，于10月6日第一版上，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周培源这篇文章。

　　文章的发表，犹如惊蛰春讯，在国内科学界、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极左思潮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文革”时代，人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的至理真言了。人们也钦佩周培源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勇气，能够为人民、为科学仗义执言，许多人纷纷致电或致信周培源表示声援，周培源的客厅里也常常坐满了来访的客人。

　　同样，文章的发表，反对的声浪甚嚣尘上。迟群在北大江西分校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明目张胆地将批判周培源与周总理联系在一起，说什么“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指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话），有人就大做文章，翘尾巴了，我们批了他……”。“四人帮”在北大的另一个亲信，也在党的会议上发难：“资产阶级权威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写文章向无产阶级进攻，这是阶级斗争的信号。”张春桥一方面恶意嘲弄：“这篇文章在三百年后可能有用处！另一方面又给上海下达了指示：“周培源文章是复辟的信号，是党内又一次路线斗争。”在他和姚文元的授意下，上海派人来北大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到处打听：“周培源的文章是不是总理要他写的？”上海《文汇报》等报纸，假借一些教员和学生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不指名地对周培源进行批判。

　　“四人帮”的亲信试图在北大组织批判周培源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深得人心，说出了绝大多数北大教员的心声。因而，在北大，未名湖水波澜不惊，微动涟漪，北大又一次体现了它深厚的科学民主根柢，“左”风邪气奈何不了它。不得已，北大的“四人帮”亲信，只得到校外去组织批判文章。

　　那么，周培源的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使“四人帮”及其亲信们，恨之入骨，视若寇仇呢？

　　文章阐述了以下一些论点：

　　一、自然科学中有些重大发现和学科在某一阶段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包括观察自然现象在内的科学实验，而并不都是因生产上的直接需要。科学实验是人正确认识世界的源泉之一，科学理论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着主观能动作用。科学是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

　　二、国家需要培养能够掌握自然规律，深入了解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并能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探索新的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工作人员，既为国家当前生产需要服务，又为今后国家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服务。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科学水平，对工农业生产、医学卫生和国防建设的发展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一些比较抽象的一时还没有用上的专业，处理要慎重，不宜急于取消。工与理，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理科的专业设置，应按学科区分，原则上不宜按产品的生产设立专业，亦即不宜“以工代理”或“理向工靠”。

　　三、理论联系实际，要长远、全面地联系三大革命运动实际。自然科学的任何重大发现都会加强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都会对捍卫、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出贡献。综合大学担负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科学水平的双重任务。综合大学应从事科学研究。

　　文章发表的时代，正是科学与知识的炼狱期，知识分子被降格为“臭老九”，他们被诬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在课堂上只会讲“马尾巴的功能”，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而工农兵则是科学的主人。报纸上极力鼓吹“一口大锅闹革命，老太太炼出单晶硅”的所谓先进典型。也就是说，“四人帮”们在大肆鼓吹理不如工，科学实验不如手工劳动，脑力劳动者不如体力劳动者，越大老粗越光荣，知识分子应臣服于工农兵，外行必须领导内行的荒谬绝伦的社会政治逻辑。

　　当我们了解这些时代背景，便知周培源这篇文章的穿透力，便知道“四人帮”们何以如此气急败坏地大张挞伐了。

　　这篇文章是战斗的檄文，它有理有论，有胆有识，是对“文革”中泛滥一时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批判，是对反科学的无知妄说的一声棒喝，强烈地刺痛了那些极左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分子，从科学的来源与发展的规律上，否定了他们赖以依存的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浅薄与虚妄。文章以科学大师的权威，正气凛然的铮臣的风骨，使中国科教界科学民主精神激扬，人们的心绪为之抖擞。

　　“四人帮”在上海掀起的批判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张春桥扬言：“他们可以用名物理学家来压我们，我们也可以用名物理学家来压他们。”他们找人写了几万字的文章，逐字逐句地批判周培源这篇文章。他们诬蔑这篇文章刮起了“理论风”，是“复辟回潮、右倾翻案的信号”。后来，在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一时黑云翻滚，浊浪滔天。

　　在记述了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应该写上这么一段插曲。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方面在上海大肆批判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另一方面，又组织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悄悄地躲藏在崇明岛的芦苇丛后面，潜心攻读理科书籍，以便为他们今后复辟登基之后，准备科学研究的梯队。这一事实，充分暴露了“四人帮”的两面派的政治嘴脸。表明了他们以“革命”之假，行反革命之真。他们是一伙不折不扣的瞒上欺下的政治骗子！

　　年逾古稀的周培源没有屈服，没有被压垮。白发清亮，铁骨铮铮。

　　科学支撑着他，实事求是是他的主心骨。

　　风骨支撑着他，“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中华传统文化为他奠定了强固的人格根基。他由衷地钦佩那些不怕横暴，敢于反潮流的志士仁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也许是一种必然，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在这种黑云压城的形势下，一个钢铁般意志的人物来到了他的面前。他就是原北大生物系学生樊立勤。一个在聂元梓的铁钉子和老虎钳的摧残下筋骨俱碎而不吐一言的人，在一个晚上，在笔者的引荐下，与其夫人一起来看望周培源副校长。

　　周培源以惊谔而欣悦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北大妇孺皆知的传奇式的人物。他身材颀长而消瘦，一介文弱书生，唯一与他性格相联系的是他的根根向上的钢针般的头发。周培源久闻樊立勤的大名，但从来没有见过面。显然，在他心目中，樊立勤是个极有骨气的英雄，他把樊的来访，视作一件大事，招呼夫人、女儿、女婿都来客厅，与樊立勤会面。连连介绍道：

　　“他就是樊立勤同志！”

　　“他就是樊立勤同志！”

　　从此，周培源与樊立勤结缘，惺惺相惜，直至终生。在周培源的追悼会上，樊立勤在周培源的遗体前跪了下来，一个聂元梓的铁钉子没有降服的膝盖，心悦诚服地跪下来了。

　　北大人最崇尚的是风骨。

　　久在海外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也赞叹道：“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因为他不怕压。”

　　1975年胡耀邦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曾在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呼吁，要“高举骨头前进”。他鄙弃那些在“四人帮”高压下屈服的“软体动物”，鼓励人们立身处世要有骨气。周培源做到了，面对黑云压城的严酷形势，他慷慨陈词，大声疾呼，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