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陈伯达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倒台，北京批判爱因斯坦的活动，亦因群龙无首而偃旗息鼓。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依然指使其爪牙在上海滩呐喊鼓噪，竭力支撑残局，但批判势头，已成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批判爱因斯坦与反批判的抗争，是愚昧与科学在中国的搏斗，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上海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一篇文章中曾咄咄逼人地向人们宣示：“要革命战士还是要爱因斯坦，就是要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要毛泽东思想还是修正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当时代的风烟飘散时，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周培源当时所处的险恶的政治处境。

　　批判爱因斯坦的活动，作为文革中间反科学的第一个浪潮掀过去了，反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浪潮又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周培源又被历史地推上了潮头，与浊浪搏击了。

　　“文革”的极左思潮不仅狂乱地冲击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同样冲击着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周培源经常接到一些下乡青年的来信，声称他们已设计出了永动机，构思出了新的物理理论。这些青年人没有机会学习科学理论知识，不知道热力学理论已经证明这类永动机是不可能发明的，也不知道建立科学理论须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极左思潮使青年人走入歧途，周培源为之深为叹息和焦虑。以林彪、陈伯达与“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分子，他们以浅薄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排斥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他们在大学的理工科教学中，重工轻理，抑理扬工。“四人帮”在北大、清华的代理人迟群即鼓吹“理和工没有什么区别”，“不要强调理和工的区别”。实用主义的迷雾一时迷漫在燕园和清华园的上空，也使中国科学界与教育界处在一片迷茫之中。中国自五四之后觉醒的科学与民主意识，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是向愚昧与专制倒退，还是向科学与民主前进？深厚的学养与强烈的科学信念，又一次使他按捺不住心头郁愤，破门而出，高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大旗，顶着凶猛的潮流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科学界的中流砥柱。

　　上溯1956年，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长远的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同年，周总理领导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又称十二年规划），便曾明确指示，要将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作为规划的一个内容。于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列入了国家57项科学技术长远规划之中。后来，又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国家又制定了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天文、地学、生物等方面的基础学科规划。

　　周总理深厚的学识与高远的境界，使周培源深感钦佩，周总理的话语，常使他有如沐春风之感。同样，周总理的主张，也常得到周培源的回应。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论争，周总理号召于上，周培源呼应于下，一个政治家与科学家结成的坚固的同盟，与一时甚嚣尘上的“四人帮”极左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周总理又多次强调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72年7月1日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参观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之后，直言他们的理论水平很差，因此而惊动了中央。7月14日，周总理在会见以任之恭和林家翘为首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时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周总理又走到周培源面前，神情严肃地说：

　　“你回去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清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总理的讲话，字字如铁，砸在他的心里。周培源既感到沉重，又极其兴奋。他们完全想到了一起，唯有“心心相印”一词可以形容。在1971年年底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周培源不顾迟群等人制造的种种障碍，在会议临近结束时，作了一个语惊四座的发言。他强烈地声讨了陈伯达等人制造的反科学的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活动，然后大篇幅地呼吁，要重视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忽视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是无知和近视的。他举例说，譬如微积分，“当时并不是直接为生产需要发明的，过了300年之后的今天看，生产之中无处不在应用。”另一个例子是：“由于有了二三十年代核物理的研究，才有四五十年代核工程的应用。”一席发言，激起人们心头的巨澜，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当时，《人民日报》某个记者正好在场，便在会后，约周培源撰写一篇有关理科教育的文章，周培源毅然答应了下来，写成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著名的文章。这篇文章，与周总理的指示，可谓不谋而合。

　　回到学校后，周培源一方面向校党委常委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平静地进行了思考。7月20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简要的信，陈述了自己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看法。书信全文如下：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56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1963年的10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32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去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32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它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注3）

　　七月二十二日，周总理接到周培源的来信。阅后，即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作了批示：

　　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注4）

　　十月五日晚上，周总理在接见几个出国访问的代表团时，特地问道：“北大今天来了几位？”紧接着说道：“北大是综合大学，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北大要搞理论研究。”

　　周总理有关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许多讲话与批示，对“文革”中已经荒芜的科学园地而言，无疑是一场久旱之后的甘露和及时雨，不只是北大理科教员，全国科学工作者都为之欢欣鼓舞。他们深知，基础科学是创新之源，是科学的根本，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是研究自然界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不仅对本学科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常常引起广泛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大的飞跃。

　　然而，此时灸手可热的“四人帮”反党集团，他们却与周总理对着干，盲目地鼓吹极左论调：

　　“什么是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

　　“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应该统统忘掉”。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两、三年抓一次右派。”

　　现在看来，这些言论是多么荒谬，多么 不可理喻，但在当时，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耀武扬威的杀手锏，可以轻易地置人于死地。“左”的思潮一度横行天下，反“左”则需要何等的坚毅与勇气！

　　北大、清华两校的负责人，迫于周总理的压力，不得不草拟了一个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周总理看到以后，十一月八日又作了批示：“将北大、清华两个大学各自的特点改写一下，再通过教职员和新老学生认真讨论后，然后由科教组审核上报。”虽然后来北大提出了一个《关于理科加速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的报告》，但学校里的一些“四人帮”亲信对周总理的指示一直是阳奉阴违，虚与委蛇，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根本没有执行，犹如浮云飘过，随即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