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批判之风，如疯似狂。

　　中国的学术权威、科学家、文艺体育名星遭到批判了之后，自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心脏，继承马列主义真经的“左派”们，头脑膨胀，把批判的唐·吉柯德长矛刺向了国外。文艺领域对准了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然科学领域则指向了爱因斯坦。对科学知识近于无知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成了这场运动的台前主将，他发出了梦呓般的豪言壮语： “创造出资产阶级老爷们意想不到的奇迹，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响亮地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1968年3月，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立，以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作为首要任务。此后不久，学习班的成员干脆把这个学习班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最初参加这个学习班共十几个人，大多来自中国科学院和一些高校的青年人，其负责人是来自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研究生。此外，还有一个是来自湖南醴陵中学的中年数学教师。早在学习班成立前几个月，他就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一个研究生和中学教员，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座上客，这在讲究等级制度的中国，平时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文化革命的乱世，一个敢于提出惊世骇俗的极端主张者，才有如此殊遇，如此脱颖而出。因此，谁能说“文化革命”没有一点儿功绩呢？

　　批判爱因斯坦之风，起于青萍之末，但它不是空穴来风。似乎，它只是文化革命风暴中产生的一股反科学的逆流；其实，这股极左思潮在文革前即已在中国潜伏。有人早就扬言：“爱因斯坦是骗子，相对论是伪科学”。解放后，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一些重点高校，未能开设相对论课程，并深入研究相对论原理，这是否是与这种极左思潮有关呢？极左往往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的，在外行领导内行的用人体制下，极左思潮的泛滥便毫不奇怪了。文革使这种极左思潮登峰造极，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趋势。

　　周培源年轻时曾因相对论的感召，走上了相对论研究的道路，并曾有缘在爱因斯坦主持下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工作近一年。衷心仰慕，朝夕相处，无论是从感性还是理性，是科学还是人品，如此深刻地认识和了解爱因斯坦，在中国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他深知，爱因斯坦是一位气宇宏大的人，创造了相对论那样天才的伟业，是世界科学家中高出一格的伟大人物，被人们仰视为具有伟大理想主义的一头大象。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正直的，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世界主义者。他是世界科学道路上光辉的里程碑，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他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要成为祸害。他一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为人类的进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无论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同德国纳粹的斗争，还是五十年代同美国麦卡锡分子的斗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昂然独立的政治人格。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有历史性贡献的人，对待人类社会问题如此严肃、热情，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爱因斯坦不仅是周培源科学上的导师，也是他精神上的导师。他的思想、性格与爱因斯坦有一种心心相印的契合。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加圣约翰大学附中学生的反帝游行，对国民党制造的“四·一二”惨案的愤慨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怒发冲冠，甚至是对聂元梓在北大专制统治的不屈抗争，都表明了他是一个正直的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爱因斯坦以自己正直的行动影响了周培源；同样，周培源亦以自己正直的行动，表明了对导师的崇敬与认同。此中关系，既有传承的濡染与影响，也有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气质感应。他深深钦佩爱因斯坦不畏强暴的战斗人生，为真理奋不顾身的高尚人格。他衷心地认同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有关才智与道德的至理箴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

　　倘要追寻爱因斯坦对周培源的直接思想影响，也是不难寻找的。譬如爱因斯坦的“科学家应为人类服务、为和平而战斗”的战斗和平主义，也在后来的周培源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中，得到清晰的体现。他在回答一次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深深懂得科学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因此远在50年代我就同国内外许多科学家一起强烈呼吁科学上的新发明应用于造福人类，而不应用于军事目的。我始终坚信人类既然有智慧发明原子弹，最终也一定有办法去消灭它。今天我已是耄耋之年，但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注：1）这些话语，完全可以视为爱因斯坦话语的翻版。

　　1969年10月23日，驻中国科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应科学院物理所和原子能所青年物理工作者的强烈要求，邀集了周培源、吴有训、竺可桢、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内部分青年物理工作者，召开座谈会，用了半天的时间，讨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撰写的《相对论批判》一文的修改稿，以及《理论分析》（注：2）一文。会上，少数青年同志直率地提出了自己不同意见，认定爱因斯坦不能打倒，多数同志迫于当时形势，说了一些敷衍的话。有的科学家则说看了批判稿“很受鼓舞”，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果”云云。

　　参加这个座谈会，周培源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在开始时，他单纯地认为，这是一般性的学术批评。毛主席曾讲过：“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但这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所以，当听说身为中央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出面领导批判时，以为中央要抓基础理论的工作，以革命大批判开路，让自然科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此颇感兴奋。后来，才逐渐感觉到，陈伯达并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批判渗进自然科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而是要急于在自然科学中取得“巨大发现”，要“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要打倒爱因斯坦，彻底否定相对论，这才使他醒悟过来，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座谈会上，他显示了一个长者的沉稳，以及作为相对论专家的自信，对两篇批判文章不予理睬，而是慢条斯理地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以及他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还说到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周总理还曾发电报致哀。当他在会上得知，批判文章要拿到《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时，会后找到主持会议的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杂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能打倒。”

　　回到家里，当着如玲的面，终于有了宣泄的对象：“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刊登打倒相对论的文章，简直是要闹出历史大笑话。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了刘西尧。不知他们听不听？”

　　其实，这些话对刘西尧还是起了作用。事后，他对写批判文章的那些人说：“看来文章还不成熟，还不能发表。”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他讲相对论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降低了对相对论批判的基调。

　　1970年4月3日，陈伯达再次来到北大。春光熹微，寒冬已过，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政治生涯也将抵近末路，他对批判相对论更加迫不及待。他刚坐定，便让人去找周培源。一见面，便与周培源表示亲热，指着周培源在汉中劳动时穿的旧棉袄说：“啊呀，这件棉袄的边已经破得很厉害了，应该让你爱人帮你缝缝，或也该买件新的了。”

　　周培源没有承领这份“首长关怀”，不冷不热地回答了一句：“这还能穿”。

　　陈伯达自讨没趣，便直奔主题：“我看到了你在科学院召开的关于相对论座谈会上的两次发言记录。”

　　周培源默然。

　　陈伯达问道：“你是不是爱因斯坦的学生？”

　　周培源简单地回答道：“我不是爱因斯坦的学生，我在他主持下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看来，周培源把爱因斯坦的学生视为一种很高的荣誉，他谦逊地退避一旁，并作了严谨的回答。

　　后来，陈伯达便大讲批判相对论的重要性，要大家写文章，从科学上、哲学上彻底把爱因斯坦打倒，而且要做到家喻户晓。中、小学生也要学相对论，打倒相对论。

　　他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某些观点要批判，老科学家应该积极参加，青年敢说很好，但实事求是不够。老科学家要帮助青年人。”

　　他又说：“北大应重放光彩，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大学堂。”

　　他还说：“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陈伯达讲完以后，便要周培源表态。当着陈伯达、迟群和满屋子军代表的面，周培源毫不含糊地回答：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

　　周培源完全是凭着科学家的良心，说的是自己的真心话。他常对女儿们说，一个科学家应该讲真话，尤其当上级领导不懂科学的时候，就更要说真话。否则，岂不是要把领导引入歧途？人云亦云的人，有失科学家本性。

　　他是科学家，不是察言观色的“气象学家”。他的政治气象学学得极差，他没有考虑后果。当时在权势显赫的陈伯达面前，犯颜直言，轻则遭冷遇，重则甚至会危及身家性命。周培源不会不懂得，陈伯达来北大，目的就是要抬出他这块所谓“爱因斯坦学生”的金字招牌，去号令天下，发动群众批判爱因斯坦。如今，“敬酒不吃吃罚酒”，又将如何？周培源也不会忘记，1967年陈伯达来北大，曾亲口许诺让周培源当北大校长，今天，批判爱因斯坦，不正是立功的机会、晋升的阶梯？倘换一个看风使舵之徒，恐怕早就顺竿而上，顺风扯旗了！

　　在人生又一个关键的时刻，周培源显示了自己的刚正，政治湍流中，淹没的是野心家陈伯达，矗立的是科学家周培源。伟大的爱因斯坦，在他的身后，思想精神依然保存着强大的活力，有力地鞭笞着那些反科学的丑类：

　　“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

　　“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复灭。”

　　爱因斯坦讲得多好啊！

　　时光之轮飞转到1977年，“四凶”覆灭，中国的科学研究开始复苏。商务印书馆决定将1976年内部发行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改为公开出版，要求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赶写一篇《前言》。《前言》写出来之后，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为“文革”极左思维惯性的影响，认定《前言》的作者“美化了资产阶级”。当过“右派分子”的许良英，有着台州人的硬气，顽强不屈，据理力争，印书馆才同意把此稿打印出来，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多数同志对此稿持肯定意见，但也有人坚持要给爱因斯坦扣上“渺小的哲学家”帽子，甚至还有人警告他：“不要头脑发热”，“放任灵魂深处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冒出来损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9月12日，许良英收到了周培源的来信，对他们的工作表示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开头说，对《前言》“总的印象是，它对爱因斯坦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这说明你和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并做出了成绩。你们的这个工作一定会受到广大物理学工作者的欢迎。”信的最后又说：“总之，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是一件大事。我祝贺你们工作的巨大胜利，并要向你们致敬。”信中，还对《前言》稿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并且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同许良英讨论把“伟大”、“导师”等辞句“用到科学家身上是否恰当”。这些话也反映了思想正逐步趋向解放的周培源当时的真实心态。许良英等人读了这封信，都为之雀跃，于是商定请周培源为《爱因斯坦文集》作序，以代替原来的《前言》稿。

　　周培源欣然同意为之作序，在《前言》的基础上，花了很多功夫修改定稿，并在文章后部加了很长一段1936—1937年自己同爱因斯坦直接交往的印象，很是亲切感人。在序言稿修改过程中，他还特意征求了王竹溪的意见。王竹溪也十分认真地书写了长达4000字的7页来信，周培源参考了他的意见，于12月18日定了稿。

　　后来，一位编辑同志删掉了《序言》稿中“他（指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等话语。编辑同志还告诫许良英“不要再固执已见了。”倔强的许良英一定要与编辑同志一起到周培源家，当面听取周培源的意见。

　　1978年，1月23日晚，许良英、编辑、还有一位住在北大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志，来到了燕南园的周家。在周培源面前，许良英与编辑发生了争议。编辑同志说“这是我们编辑部同许良英同志的原则分歧。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因此不能称爱因斯坦是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许良英反驳道：“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都不思想了?! ”他雄辩地一一列举了一些论据，说明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确实有许多十分可贵的真知灼见，是全人类的宝贵的共同财富。周培源笑容可掬地听着他们的争辩，沉静而风趣地说：“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这样，不但保留了原来的意思，反而对爱因斯坦的历史地位做了更高的评价。许良英与科大的那位同志拍手叫绝，那位编辑同志也只得点头认可。

　　一锤定音，爱因斯坦在中国恢复了崇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