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茶未凉。对于这几届被称之为“末代臭老九”的北大学生，周培源是深有感情的。是他亲自主持招生工作，把他们招到了北大。他们这代人，是我国解放后17年中教育质量最好最正规的时期，他们系统地完成了中小学的教育，并接受了1—6年不等的大学教育。他们学习刻苦、勤奋、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很有悟性、颇具才华的可造之才。他认定，让他们到社会底层去锻炼改造，这是权宜之计，国家早晚会重用他们的。
雪片似的来信，飞向燕南园56号。
远离母校的教员、学生们，不少人把周培源当作母校精神寄托。向他汇报在外的坎坷遭际、社会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报国无门的苦闷迷惘，当然也有抒发和工农结合的壮志抱负，个人的奋斗与理想。
周培源一一作了认真的回复。
他认定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今天的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总是热情地鼓励青年，不要灰心泄气，不要荒废自己的学业，国家一定需要你们。
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专业，每两年招收一批，历来对口分配，专业性极强。文献专业六二级毕业生总共只有22人，1968年分配，几乎全部学非所用，被随意处置。其中一个杜自南同学，在经受了军垦农场的严酷的锻炼之后，被掷向深山更深处，分配到四川大凉山的一个公社小学教书，他的一些同班同学的命运也是大同小异。多年的专业培养，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事业心，把古籍整理工作视为自己的生命。如今，学非所用，青春虚掷，感到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在深山叠嶂之中，何处倾吐自己的衷肠？他们不断地向上级反映他们的情况和愿望，结果都如水泻地，东流而去。最后，他还是想到了母校，想到了他所信赖和崇敬的周校长。他与同班的陈抗、盛冬铃、胡平生等四个同学，联名向周培源写信反映了他们的情况。信是七月底发出的，八月十五日，远在万里之遥的杜自南即收到了周培源的亲笔回信，信中认真而负责任地回复：“由于你们的工作分配情况其他单位及地区也有，我已把你们的来信转有关领导单位考虑。”
杜自南接信后，欣喜若狂。他们只是北大的几个普通学生，与周培源素无交往，而周培源却如此认真负责体察下情，于苦闷彷徨之中，感到浑身涌动着一股暖流。直至今天，他仍铭记当时的感觉，并珍藏着周培源这封回信。
后来，他们听说，周培源在一次国务活动中，趁便将“联名信”递交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也许是通过这样一些渠道，了解了“老五届”在基层的一些情况。1972年，他曾主张让六九、七O、七一、三届大学部分毕业生“回炉”学习，完成未竟学业，终因遭到张春桥等人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周培源爱才、惜才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红学家吴世昌于1965年携家眷自英归国，女儿吴令安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回国后在北大物理系就读。一年后，文革开始，此后，她被分配到河南农村。周培源认为这是埋没人才，很是着急，多次上书方毅并有关领导。终于，吴令安被调到科学院物理所。不但使她的物理专业学以致用，她的娴熟的英语亦有了用武之地。1979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访美时，她便出任了方毅的翻译。
他对自己的嫡传弟子，湍流专业的研究生黄永念尤为关切。
黄永念，生长于上海，就读于敬业中学，也许是当会计的父亲的数学思维基因影响了他，从小就对数学有着卓异的感悟力，曾经荣获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复赛全市第一。1957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1961年秋天，周培源与是勋刚一起在力学专业组织了一个湍流讨论班，五、六两个年级中各有3名学生参加，黄永念便是五年级3名学生中的一个。周培源要求每个学生阅读有关湍流的俄语文献资料，看完以后，每人轮流上台做报告，以这种方法，让学生自行进入湍流科学的殿堂。以后，周培源又亲自为这6个学生讲湍流课，一周一课，足足讲了一个学期。
讨论班坚持了两年，黄永念在这个讨论班中脱颖而出。这个沉静的有些文弱的北大学子，对数学与物理有着很强的敏悟力，在导师的影响下，对湍流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十分刻苦、用功。当时正值国家3年自然灾害期间，学生饮食状况很差，营养得不到保证，他依然与学生们日以继夜地投入到学习之中。他们查阅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湍流经典文献，并将阅读过的重要文献资料全部译成中文保留下来。当时没有静电复印设备，全靠手工抄写，收集资料工作非常繁复艰巨，他们却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积少成多，建立了一个颇为象样的湍流文献资料库，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周培源的影响下，黄永念对湍流有了一种比较成熟的看法，即湍流应属于理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微观的，它同样是探索基本的物理规律。它需要广泛的数学和物理知识。研究湍流可以从中学到研究其它课题所学不到的丰富的东西。尽管这些知识至今尚未能用来解决湍流的问题，但能用它来开发知识的宝库，促进科学的发展。由于黄永念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不但不对湍流研究感到艰苦乏味，反而感到其乐无穷。
1963年，在周培源的亲自指导下，黄永念完成了毕业论文《均匀各向同性湍流在后期衰变时的三元速度关联》。这篇论文以轴对称涡旋模型为基础，利用张量分析和傅立叶变换作为工具，得到纯理论推导的结果。这个计算结果刚出来就得到周培源极高的评价，被内定为优秀论文的样板。直至90年代，周培源仍不时称赞这位得意门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具有博士论文的水平。论文完成后，周培源即建议黄永念立即向《力学学报》投稿。这篇文章终于于1965年8月正式发表于《力学学报》。10年后，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贝内特（Bennett）和柯辛 (Corrsin)在实验中证实了这篇论文的结论，表明了它的正确的理论分析和对物理现象准确的预见。
由于黄永念在湍流研究上作出了优秀的成果，使周培源开门纳贤，选择了黄永念作为自己的研究生。黄永念住在29斋研究生宿舍，楼北正对着燕南园，与周家往来只要3分钟时间。他经常推门直入周家，与自己的导师讨论有关湍流的问题。周培源开阔而深刻的物理想象力与黄永念敏锐、周密的数学思维交汇，常使一些难题曲经通幽、迎刃而解。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热烈而愉快的假日和夜晚。
正当他们渐入佳境，准备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黄永念奉命下乡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消耗了整整一年时间。刚从农村返回学校不到10天，文革风暴便在北大拔地而起，学校陷于混乱状态，使教学、科研工作全部陷于瘫痪。1968年黄永念也随许多北大学子一起，被当作处理品扫地出门。他先是去浙江省军垦农场劳动一年半，然后又被分配到宁波渔船修造厂当了一名模具钳工，湍流研究工作顿成泡影。
平庸的岁月与繁重的劳动，使黄永念一度对科学研究陷于绝望。有一次，他将多年辛苦收集的外文书籍送到了废品回收站，由于废品回收站拒收外文书籍而作罢。在苦闷中，他想起了告别导师时，周培源对他的谆谆嘱咐：
“不管你分配到哪里，你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系，而且希望你不要把湍流研究工作丢掉。”
导师的话，使他从微茫中看到了希望。他抖擞精神，业余时间继续读书、啃外语，并不时地给自己的导师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周培源也总是亲自及时回复，从不延误。
1970年元旦，周培源给正在部队农场劳动的黄永念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好好劳动锻炼，“一定要批判过去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观点，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但另一方面，基础理论国家还是需要的，总要有少数人去搞。”
就在写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向中国科学院下达了重要指示，要科学院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后来，周恩来还亲自指示周培源，要他把北京大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搞上去。周恩来多次有关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坚定了周培源对基础理论研究的信念，并为此认真执著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72年元旦，周培源在致黄永念的另一封信上说：“两年以前基本理论要不要也有争论，现在的看法是肯定要。……湍流理论不仅在理论上还没有基本解决，实际工作中也有现实意义，为此有必要开展这项工作。 ”
是年夏天，以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代表团将返国访问。为了搞好这次接待和来访，周培源亲自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陈说原由，得到了吴德的允准，以北京市革委会名义向宁波市革委会寄发商调函。宁波市革委会亦明了此事的意义，于是痛快放人。五月，在调令尚未正式发出的情况下，黄永念即携户口迁移证到北京市革委会报到，作为全国第一个专业研究人员返回北京，如鸟入山林、鱼归大海，黄永念终于回到北大，和周培源一起从事湍流的研究。在中国科学研究一度荒芜的岁月，他们的湍流研究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此期间，周培源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有关湍流特征尺度变化的准相似性假设，并对选择湍流中可能存在的基本涡漩结构提出了一些必须满足的物理条件。师生二人由此推导出了符合实验测量的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的衰变全过程的湍能衰变规律，及湍流微尺度扩散规律等理论结果。这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湍流界的重视。
1978年底，黄永念作为新中国首批赴美的访问学者中的一员，赴美进修访问。周培源把他介绍给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华裔流体力学专家——也是他清华时的学生林家翘，在他的指导下开展工作。黄永念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的夏天，周培源也被该院院长邀请到该院作访问教授，师生二人在异国再度携手，继续湍流研究工作，并在第15届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以及第一届亚洲流体力学会议上报告了他们共同的研究成果《关于Navier—Stokes方程的解和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印度科学院在报告的第二年即全文转载了这篇论文。
黄永念是周培源开创的中国湍流研究工作的重要继承人，也是极少几个得周培源真传者之一。周培源在文革科学研究的最困难的时期，尽最大力量，保存了湍流研究的一息香火，终于使香火燃成了熊熊的火炬。抚今思昔，怎能不让人感慨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