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自上海返京以后，在反击“12月黑风”的口号下，开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的重要成员，红旗兵团等组织查封了“井冈山”和“红联军”。《新北大》刊登校文革常委会的号召书：《号召全体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号召书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于是，一批活跃一时的反聂派学生领袖赵丰田、马洪路、魏秀芬、俞启义等人都成了反动学生，杨作森及其几乎全体“虎山行”战斗队都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勋及其在北大旁听的弟弟杨炳章，还有思想解放趋向“异端”的东语系学生乔兼武（乔俊礼），都在劫难逃。他们或者做检查、遭批斗，或者被关进监狱。聂元梓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手段，取得了北大一统的局面，并以此在北大确立了“聂元梓是毛主席树立的红旗，反聂元梓就是反毛主席”，“反聂即反动”的铁血逻辑。此时的北大，聂元梓掌握着生杀大权，严冬的燕园，鸦雀无声，政治气氛与自然气候一样寒冷。

　　人们沉默了，但北大总跳动着一颗颗倔强的心。冷寂如冰的大饭厅的主席台，此时跳上了生物系的两个学生，一为以反工作组而出了名的樊立勤，二为四年级的冯德荣。前者颀长、细瘦，酷似唐·吉柯德。后者健壮，虽不似桑科以主子之命为从，却是甘当配角，密切配合唐·吉柯德，召开了全校串连会。樊立勤除了依然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之外，又增加了鲁迅语录：“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他以激烈的言词，抨击了聂元梓与校文革的所作所为，使沉默的人们心里为之一震。

　　孔繁、杨克明也没有沉默，他们认为聂元梓是在镇压革命群众。孔繁当众声言：“我们不能赶走一个赫鲁晓夫，再让一个赫鲁晓夫上台；这种人，是不是一个大左派，要打个问号。”

　　陈伯达、江青再次接见聂元梓、孙蓬一。江青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孙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江青还为聂元梓、孙蓬一打气：“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于是，聂元梓、孙蓬一等人便在北大大力鼓吹反“温”、反右。他们加强了“劳改队”（俗称“牛棚”）对“牛鬼蛇神”的监控，肆意折磨和批斗他们。同时，他们还在学生中扩大了批斗范围，提高了批斗力度，揪斗了200多名“井”、“红”成员，其中100多名被打成了反革命，从而造成了一批学生自杀或疯魔。

　　“沈达力之死”，让人永远铭记。

　　沈达力是中文系62级语言班学生，其父亲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她聪慧、开朗，浓黑的短头发下闪现着恬淡明快的笑容。她是中文系人们熟悉的公众人物，常以中文系晚会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聂元梓很有看法，并积极地参加了“红联军”的活动。该年级另一学生叫陈一谘，曾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此兄热衷于政治，并为此自物理系转至中文系，因其工作关系而与沈达力有了密切的往来，并一度产生过恋情。陈一谘在1963年曾写过一封“万言书”，上达中央，就所谓反修防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见，一度遭到批判，在文革中被视为反动学生。3月中旬，中文系文革在第二教学楼揪斗了陈一谘，揪斗者狠拧陈的胳膊，并猛压他的脑袋，使陈一谘发出惨烈的叫声。批斗者不仅将批判矛头指向陈一谘，也借机株连反聂的骨干沈达力，不知从哪里挖掘出两人的书信和恋爱细节，借此羞辱在台下听取批判的沈达力。批判者还联系到沈达力的反聂活动，深挖了她的“资产阶级根源”，诅咒连带挖苦、嘲讽，尖刻的言语象刀子似的剜了她的心，使沈达力又害怕又羞愧，终于萌生了自尽的念头。

　　北京的早春，虽然寒意未尽，但未名湖的柳枝已孕育着芽苞，湖水盈盈，微动连漪，燕园里处处漾溢着生命的春天气息。清晨，当早行者走过未名湖西北角的红湖游泳池时，发觉游泳池的小山坡旁，一具女尸僵卧在那里，一头油黑的短发疯魔似地散乱在地上，身体痛苦地扭曲着，两只手的指甲深深地嵌入坚硬的土地里，她不是别人，便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反聂干将”沈达力。她喝了满瓶的敌敌畏，了却了痛苦，了却了羞辱，了却了自己如花似玉的青春年华。

　　她死了，有痛心的暗泣，却没有送葬的啼哭。

　　却有人大声地跳着脚叫嚷：“沈达力死得好！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这个丧失人性的时代，这个翦灭人性的地方！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于1967年1月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在北京，江青、陈伯达召集了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五大领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鼓动他们赶紧派出本校人马到各部夺权。在夺权过程中，由于利益不均，观点有别，便产生了各种激烈的矛盾。在教育部的夺权大战中，聂元梓、谭厚兰两员女将互不相让，各自调集了数千红卫兵，数天之中，教育部大楼已成蚁窝，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附近街巷，也堵塞得水泄不通。两校学生为夺权而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进而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受伤人数达160余人。在夺权斗争中，又激发了北大红卫兵与高教部群众组织“延安公社”之间的矛盾。他们串联了一些军事院校的群众组织，发动大批人轮番到北大校园里示威游行，喊口号，刷标语，“炮轰聂元梓”。聂的忠实追随者北大红卫兵即闻风而动，予以坚决回击：“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

　　后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过程中，五大领袖为了各自的权利，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地质学院的学生领袖与师大的谭厚兰一起，依附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周景方。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则与清华的蒯大富倾向于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聂蒯等人筹划组织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简称“北京公社”），举行了成立大会。会上发表了几个倡议书，要把北京市的“党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提出要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大夺权”。至此，北京高校两大派的对峙已然成为定势。

　　2月7日，北大改组校文革，孔繁、杨克明从校文革中被正式除名。

　　15日，校文革统领下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成立。北大严厉地镇压了反聂派，进而树立了“革命左派”聂元梓的绝对权威，从而创立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局面。

　　早春的燕园，胜过严冬的肃杀。向来不拘一格的北大，已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不同意见者暂时退出了北大的政治舞台，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屈服。而且，他们的遭遇，激发了更多的同情者、支持者，聂元梓为自己树立了更大的对立面。他们先在校外，在清华、地院、农大等到地开展了各种地下活动，并四处游说，取得了高校和社会各部门的支持。4月，地院、师大、清华钢院等到校同学纷纷来北大，找“新北大公社”成员辩论，哲学社会学部、统战部、高教部与社会上其他一些单位纷纷到北大游行，贴大字报。他们都把矛头对准了聂元梓，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感到了很大压力，认为这是“反革命逆流”。

　　4月11日晚，大饭厅里灯火通明，旗帜招展，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公社红卫兵总部在这里召开了“痛击反革命逆流”的誓师大会。血气正旺的孙蓬一，俨然像一个奔赴战场的将军，作了气壮如牛般的长篇煽动性发言：

　　我们年轻的新北大红色政权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的考验！我们已经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群情激昂，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众呐喊：对！）因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几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们新北大的小团体，是为了整个阶级，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众欢呼：对！长时间热烈鼓掌。）

　　。。。。。。。。。。。。

　　孙蓬一在发言中点了北京许多反对聂元梓的群众团体及其负责人的名，表示要与他们血战到底。

　　最后，他模仿列宁演说的姿态，一手插腰，另一手用力向前一挥，声嘶力竭地呼喊：

　　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着风暴，前进！

　　迎头痛击资产阶级逆流，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于是，台下红旗如浪，口号声震天，大饭厅仿佛一锅滚佛的开水。

　　此后出版的《新北大》报，则发表了评论文章，为这种激烈气氛火上加油：

　　在刘少奇的指挥下，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向新北大发 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他们企图搞垮新北大，搞垮捍卫新北大这面红旗的革命闯将聂元梓同志。我们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聂元梓、孙蓬一在维护“红色政权”镇压反对派的同时，亦象征性地进行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校文革召开了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周培源和原校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成为北大第一批亮相干部，以此表明他们是有别于陆平黑帮的“革命干部”。周培源之所以成为第一批亮相干部之一，表明了聂、孙等人，认同了他在北大和社会上的崇高威望，希冀周培源能够靠拢他们，支持他们的“红色政权”。

　　于此同时，聂孙依照康生的批示，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该兵团成员员最多时达到125人，是经过校文革反复筛选的所谓心红、根正、苗壮分子。选定成员均送“康办”备案。孙蓬一写信向康生报告“第二战斗队”的组建结果及工作进展情况，请示如何上送材料。康生赋予了他们以特权，在信上批示道：“可直接送”。该 兵团后来携“康办”介绍信派人到全国20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提审在押人员，凭犯人的口供，搜集编造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案。其中，如“百人专案”，将叶剑英遵照中央决定，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300多名我党干部出狱，获救成员悉数被诬为“叛徒”。在北京地下党一案中，搜集、编造了彭真、刘仁的材料，为康生对他们的诬陷迫害提供了炮弹。

　　四、五月间，天气转暖，北大的反聂力量也日益活跃，“五·一六公社”（后与“东方红公社”合并）、“东方红公社”、“红旗飘兵团”、先后成立。北大象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6月5日，陈伯达再次来到北大，来到大饭厅，面对嗷嗷待哺的北大学生。不知道哪根神经触动了他，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尽管在此后的第三天，陈伯达即改变了腔调，说什么：“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还打电话安抚聂元梓：“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然而，蕴积在人们心里的火山，一旦喷发，便再也压制不住了。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宣告成立；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崛起；8日，人数众多的“新北大北京公社”也揭竿而起。樊立勤发起的“东方红公社”人数不多，但对聂元梓的批判最为激烈；法律系学生牛辉林率领的“红旗飘”敢说敢干，活动能力很强，而陈醒迈领导的“北京公社”较为温和，比较讲策略，因其核心力量是化学系63级，简称0363，因此以被称作“0（零）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来自“新北大公社”的各战斗团，因而被人们称作“团派”。于是，团、零、飘、井、红，五方飘零子弟，以不同的音色音阶，组成了一场反聂大合唱。北大顿时天下大乱，“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了，聂元梓被突如其来的形势闹懵了。但是，孙蓬一等公社的鹰派人物，立即组织了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成立了“六六串连会”，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声明：“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反聂与保聂两大派的斗争在继续激化。

　　北大两派斗争的局势日趋明朗，学生们冲在前头，教员、干部们则紧随其后。北大上下除了被抓进牛棚，或由于出身不好，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人之外，全校的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都各自亮明了以保聂和反聂为界限的泾渭分明的观点，加入了各自认同的组织。周培源对聂元梓压制不同意见，严酷地镇压学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的这种情绪被聂元梓察觉后，就委派了一名“说客”到周培源家游说，表示只要周培源支持聂元梓的“一切革命行动”，就立即会以革命干部的身份结合到校文革中去，并出任副主任。周培源将这个说客轰了出去。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态：“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尽管这份声明，对严厉批判聂元梓的“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持保留态度，但他们明确地向人们宣示，他们已经否认了聂元梓的正统领导地位，勇敢地站到了聂元梓的对立面。如果说周培源在去年给聂元梓贴大字报中言语温婉，把聂视为同志的话，这份声明显然是上纲上线，是造反者的宣言书了。

　　人们说，现在北大终于找到了能够与聂元梓抗衡的反对派领袖了。你是炙手可热的“老佛爷”，他是岿然不动的“大菩萨”；一个有中央文革的鼎立支持，一个是国务院重点保护的对象；一个是来自延安的“革命左派”，一个是获得美国博士头衔的科学家。尽管一方说对方是“右派翻天”，另一方说是对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方森严壁垒，视若寇仇。但是，双方都高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把毛主席奉为九天之上的至尊，都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把陆平、彭珮云视为万劫不复的“黑帮”。

　　以周培源为首的134位干部的讨聂声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地位，从而使中央文革为之震惊。7月10日，陈伯达再次发表讲话：“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也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掉转矛头，对反聂派威胁道：“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陈伯达在北大扮演了一个尴尬角色。他成了《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掘开了镇压妖魔的石碣，顿时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冲天而起，把北大搞得硝烟迷漫，飞沙走石。陈伯达后悔了，他还想扶正聂元梓这块石碣，镇住妖魔，然而，泼出去的水又怎么能收得回来呢？！

　　反聂派一旦派生，便虎虎有生气，团、零、飘、井、红，五方各自为战，又互相呼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进行平反，并查抄了校文革的保卫机关“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群众为反革命的“黑材料”。（视学生为子女的周培源，听说此事后，十分激动，赶到了抄“二组”的现场，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另一方面，反聂派与校文革一样，同样参预批判刘少奇、到中南海西门静坐要求“揪出刘少奇”，也参预部分外省市“揪斗军内一小撮”的活动。于此同时，团、零、飘、井、红内部，开始蕴酿联合。五家联合的基石是反聂，但观点不尽相同，常为一些不同观点而吵嚷不休且因一时未能涌现号令诸侯的学生领袖，群龙无首，难以将各路诸侯统一在一起。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目光凝注在周培源身上。唯有他，才能为五个团体所共同接受；唯有他，才是可与聂元梓抗衡的一面旗帜。北大的反聂派选择了他，历史选择了他，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的周培源亦接受了这种选择,1967年8月17日，五方联合的反聂派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在“五四”操场召开成立大会，宣告新的群众组织的诞生。第一届总部核心组的勤务员有周培源、侯汉清、牛辉林、陈醒迈、郭罗基等人。周培源任第一届核心组的组长，人们亦戏称之为井冈山的“寨主”。

　　对于周培源的这一段历史，人们众说纷纭。

　　不解者以为这是一段可笑的历史，各派群众纷纷扬扬、闹闹嚷嚷，作为堂堂的北大副校长，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也成了这段可笑历史的可笑人物，客气一点儿说是周培源“天真”。

　　理解者则因此而崇敬、钦佩周培源的思想人格，这种看法存在于许多反聂派群众之中，其中季羡林先生的识见是有其代表性的。他在《记周培源先生》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领导新北大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大派在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周先生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

　　季羡林先生自己“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给赔上”。在事隔二十多年，季羡林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毫不含糊地说道：

　　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注3）

　　今天的聂元梓，已是一个孤独无倚的老妪，是一个可供人们随意嘲弄的对象。当时的聂元梓，则满嘴獠牙，她是要吃人的。反对她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反对她的人，都需要一定的勇气，尤其是带头反她的人，更需要无私无畏和舍生取义的精神。季羡林是“拼着老命”上的“井冈山”，作为此山“寨主”的周培源，他怎能没有豁出一切的思想准备？

　　周培源是一面旗帜。

　　当时被关在校文革“牛棚”里的数力系教员程庆民，听说周培源率师反聂，身上顿时涌动着一股暖流，于困厄中看到了希望，并对周培源油然而生敬意。

　　被定为陆平“黑帮分子”的法律系副系主任肖永清，为形势所感召，破门而出，自己解放自己，写了《造反声明》。他还给周培源和井冈山兵团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申诉自己“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控诉“牛棚”是“国民党法西斯集中营式的制度”，表示“要杀出来”，希望周培源和井冈山兵团向他“伸出革命的援助之手”。

　　政治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则为形势所鼓舞，发表了“声明”，自行解除监督劳动，否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注4.）

　　副教务长、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也冲破了长期的压抑，火山喷发似地呐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北大的“校格”有两条：“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当其它单位仍停留在“革”与“保”的两派之争时，北大运动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而深入到对文革爆发户的批判，客观上则是在批判文革，否定文革。北大“常与黑暗势力抗战”，不仅是指与社会上的黑暗势力抗争，也表现在无情地揭露自身的“黑暗”，作大无畏的斗争。北大科学民主的精神贯彻自身始终，在文革中同样没有泯灭。反聂派对北大专制政权的冲击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其影响超出了派别斗争本身。一些人已敏感地觉察到这是一股革命的正气，一股民主的潮流。哲学系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王雨田、金志广也鼓足了勇气，贴出了大字报，为自己伸冤。他们说：“我不是右派”，过去之所以被划成右派，是因为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还说反右运动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注5.）

　　学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戈华，在周培源的支持下，也发表声明，加入了“井冈山”。另一名党委副书记张群玉则出面召集46名校党委委员及各系总支正副书记、正副系主任，连续开了10次串连会，分析了学校形势，许多人纷纷表示要“批判聂元梓的反动路线”。（注6.）

　　起初，江青以为北大反聂的人总是个别、局部的，她以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推断，以为北大的状况是“黑手”在里边搅和，扬言“要抓黑手！”到了9月，面对北大汹涌澎湃的反聂浪潮，她终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连连惊呼：“北大就是老保翻天了，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了！”（注7.）在这里，她显然是敏感地意识到聂元梓这块“石碣”在文革中的重要意义，将对聂元梓的态度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你保聂元梓，便是革命造反派；你反聂元梓，你便是“老保”。尽管江青连唬带吓，但面对以周培源为首的5000多人组成的“井冈山”，她也是奈何不得，只好听任聂元梓去处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