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当了一个多星期的“寨主”，即将“井冈山”兵团核心组组长的位置让位于牛辉林。聂元梓们便立即罗织了牛辉林在“红旗飘”时所谓攻击江青的黑材料，于是激起了江青的恼怒，公开发话，谓“‘红旗飘’里准有坏人。”“井冈山”兵团出于全局考虑，急召当时还在上海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侯汉清返校替代牛辉林。

　　9月1日后，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组长便一直由侯汉清担任，周培源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只是偶尔出席有关会议。尽管如此，井冈山兵团成员还是把他视为精神领袖。“擒贼先擒王”，为了要达到搞垮“井冈山”的目的，必须先要打倒周培源----以阶级斗争为专业的聂元梓、孙蓬一等人是深明此理的。于是，他们悄悄地组织了周培源专案组，旨在把他搞倒、搞垮、搞臭。

　　经过一段时间的内查外调，他们罗织了有关周培源的一些材料，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一，1945年1月，曾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后到美国海军部海军军工试验站试制投掷鱼雷，于是周培源成了美国特务，在政治上定了性，置于敌我矛盾的死地。其二，周培源及其夫人王蒂澂喜欢收藏书画，收藏与被广东博物馆强征的过程，被说成了倒卖书画的奸商，以图在人格上把周培源搞臭。

　　经过密谋策划，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组织了新北大公社中部分工人和学生，伺机查抄周培源家，并绑架周培源本人。尽管这个行动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因其邪恶，终于为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所破解。

　　无线电系1965年学生刘澍民，是新北大公社成员。尽管他在政治上认同聂元梓和校文革，但他对周培源怀着深深的崇敬。听说要抄周培源家的消息，他感到震惊。抄家、绑架，不仅会有财物和精神上的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周培源的生命，此类事在文革中已非鲜见。如要泄露这个消息，则是背叛“无产阶级左派”聂元梓，背叛“红色政权”。刘澍民处在两难的境地中，思想陷入了激烈的斗争。

　　终于，良知占了上风，他下定了决心。乘着夜色，前往周家。

　　他从25楼出来，并没有走直道，穿过三角地而进入燕南园，而是一直往北，走到了未名湖，在湖区绕了一大圈，然后沿着林间小路，穿过南阁、北阁，擦身走过三院、五院，环顾四周无人，疾步跨进了燕南园的北门，急促地敲响了56号门。

　　当他进入屋门，见到周培源一家时，由于紧张、激动，满头大汗，竟然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王蒂澂好言好语地劝慰他，他才将此行的意图告诉了周培源一家。

　　刘澍民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周家永远感谢他！

　　刘澍民以良知战胜了邪恶，北大的历史将铭记着这一时刻！

　　闻讯以后，如苹赶紧跑到了28楼井冈山兵团总部，把这一情况通报给兵团核心组长侯汉清。侯汉清连忙召集了兵团几个负责人，商量对策。他们拟定了两个方案：一是加强驻扎在冯定家（紧挨周家）的井冈山平型关纵队的力量，保护周培源，如有情况，立即通报总部。二是让周培源住进28楼，在总部的严密保护下求得安全。

　　周培源不同意前一种方案。他担心，那样做会造成两军对垒，容易产生冲突而引起武斗。工人、学生受伤流血，这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他采纳了第二个方案，搬到了28楼。

　　周培源住进了28楼，新北大公社似乎知道了音讯，一星期过去了，并没有对周家采取行动。12月21日晚上，未见异常，似乎太平无事。周培源回家洗了一个澡，还让如苹给他理了发。如苹一边理发，一边与父亲开起了玩笑：“公社的人骂你是周白毛，我看你的头发是灰白的，像个灰兔子似的。”周培源微微一笑，反唇相讥道：“我是灰兔子，你不就成了兔崽子了！”

　　父女俩正在说笑逗乐之间，公社已悄悄在门前布置了岗哨。如玲发觉了这一情况，便打开了后门，陪父亲出了后门，在夜色的掩护下，回到了28楼。

　　公社没有发觉周培源已经转移，当晚12点左右，用大卡车载了数百人，来到燕南园，他们守住了燕南园各门的进出口，并包围了周宅，部分人在一个体态剽横的工人头头的率领下，闯进了屋内。

　　他们先是搜寻周培源，见他已经转移，不禁恼羞成怒，把屋里搅得天翻地覆，发泄性地砸坏了玻璃和器物。如苹年轻气盛，上前与他们论理。那个工人头头，不由分说，抡起拳头就打将过来。王蒂澂出于母亲的本能，挺身冲上去，保护了女儿，这重重的一拳则砸到了她的眼眶上，很快，眼眶变得乌青黑肿……

　　一场浩劫，家里一片混乱。深夜里，人们正当沉睡之中，新北大公社的高音喇叭响起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前奏曲：“擦亮眼睛，投入战斗……”每当听到这个曲子，人们便知道，新北大公社又要揪出一个反革命、特务或漏网右派……这一次半夜发难，更为异乎寻常。他们通过沉静的夜空，向北大师生播发了“新北大公社庄严声明”，宣称揪出了美国特务周培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奉劝井冈山兵团“受蒙蔽的战士”，造周培源等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与此同时，新北大公社在校园内、海淀小巷、长安街大造攻势，四处张贴大幅标语：“打倒美国大特务猪配猿！”，“揪出大特务周培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新北大公社的政治攻势，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鼓舞了公社成员的士气；二是对井冈山兵团的军心产生了影响。群众组织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也缺乏令行禁止的权威的核心领导。井冈山向以讲求民主自称，在平型关纵队的倡议下，于第二教学楼203阶梯教室经常召开民主讨论会，兵团上下可以随意参加，讨论北大以至天下大势，臧否兵团方针决策，也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这一惯常会议被称作“203串联会”。周家被抄，公社发表了“打倒”的声明，并且接连不断地公布了大批所谓周培源是大特务的材料，在203串联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波动。一方面，此种状况激起了兵团许多成员的强烈愤怒，要求兵团采取的强硬措施以报复新北大公社----时过一个多星期，即绑架了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崔雄崑，算是还以颜色。持强硬态度者是为鹰派，而另外持鸽派观点者则为了井冈山的存亡，要求兵团总部也成立周培源专案组，调查周的历史，以便做到心中有底。迫于这种压力，兵团总部成立了周培源专案组。率直的兵团总部核心组成员胡纯和便曾担心地向周培源质询：

　　“周培源，聂元梓他们搞了你的许多材料，你要对我们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要隐瞒，不要让井冈山陷于被动！”

　　周培源理解胡纯和的激动，他知道学生们年轻，不懂得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背景，便沉静地向他们解释，当时中美两国是站在反法西斯的一条战线上的，试制投掷鱼雷是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说到井冈山，周培源则动了感情：

　　“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井冈山，就没有现在的新北大；要不是井冈山的保护，我早就被公社抓走了，被他们打死了，死了也就死了，轻如鸿毛。”“请放心，我不会跟你们说假话，连累井冈山的。”

　　周培源对自己充满自信，心里很踏实，因此常与侯汉清、陈醒迈、程汉良、朱开定等人在一起聊天，不时还幽他们一默，让人感到轻松。此外，他以分别给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粟裕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北大的情况。信交国际政治系1965级的于强，由他带到长安街的邮电大楼用挂号信寄出。

　　抄家之后，周总理连夜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他们只得将贴到全北京城的大字报、大标语撕了下来，也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1968年2月中旬，周总理可能在接到周培源的来信后，找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让谢富治转告周培源，要周下山。谢富治委派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找周培源谈话。李钟奇说道：

　　“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

　　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周培源所说的“有些人”，显然是指聂元梓等人。

　　周培源还要求澄清：“要我下山，与‘井冈山’组织性质有无关系？”

　　回答是：“周总理只是出于对您个人的关心，与群众组织性质并无关。”

　　周培源迟迟没有表态，侯汉清、牛辉林等人反复劝他，接受总理的建议，他才点了头。之后，出于对上边的交代，他让王蒂澂在大饭厅贴出了一张豆腐干大小的用钢笔书写的“下山”声明。

　　下山之后，牛辉林将周培源安置到了位于海淀西南角的原傅作义的私人别墅，与三个花工生活在一起。

　　后来，北大形势更加紧张。他又转移到了二女儿周如雁家。这是部队大院，距北大较远，安全似乎有所保证。但是，没住上几天，就被几只高度警惕的眼睛瞄上了，他们向上边反映了情况，于是，林彪的老婆叶群便在一次讲话中似乎是特意地关照了一下：

　　“我们部队大院，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容许闲杂人员住到我们这里来！”

　　周培源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得离开如雁家，来到大女儿如枚家栖身。如枚从事翻译工作，丈夫是个大夫，当时普通知识分子的住房都很窄小，他们也不例外。夫妻俩仅有一间居室，周培源的到来，使这个本来局促的空间更显狭小，不得已，只得将居室一分为二，中间用塑料布隔开，给周培源铺上了一张小床。此时，如枚的大女儿还在襁褓之中，晚上常常啼哭，影响大人们的休息。白天，如雁夫妇俩需要上班，便把看护孩子的任务交给了父亲。

　　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成了哄孩子、换尿布的保姆！楼不能出，门不能迈，他不能不提防新北大公社再来抄家绑架……他们的触角伸得很长，甚至躲到外地的人，也被他们揪了回来。虽说有周总理的暗中保护，但聂元梓一旦杀红了眼，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此时，周培源的心境又局促，又担心，心里尤其牵挂着北大，牵挂着井冈山。

　　此时的北大，更是风云变幻，剑拔弩张。

　　首都高校，天地两大派的斗争日趋激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新人大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多次来北大游行，有的还开着广播车进校宣传，声援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他们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井冈山兵团也在校内游行，以示呼应。面对日益激化的形势，校文革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由哲学系教员、“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署名者高云鹏任总指挥。

　　3月29日凌晨，北大终于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清晨2时左右，经聂元梓拍板决定，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派遣了数百名武斗人员，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突然包围并占领了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学生宿舍，将“井冈山”成员全部撵出楼内。他们用长矛刺伤了许多“井冈山”学生，并迫使一些人从二、三楼窗口跳下。事态发生后，井冈山兵团总部数度组织反攻，因未有准备，而造成了更多人受伤。武斗坚持了5个多小时，双方约有100多人受伤。最后，公社一方攻占了31楼，高云鹏得意地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清晨，聂元梓陪同李钟奇来到武斗现场视察。她好不容易压制住内心的兴奋，以一副领导者的口吻，冠冕堂皇地讲了一番“要文斗不要武斗”之类的大道理，企图掩盖事情的真相。这副虚伪的嘴脸激起了许多“井冈山”成员的愤怒，人们蜂拥而上，纷纷指责她的伪善，向李钟奇反映事情的来龙去脉。此时，被赶出宿舍的化学系63级学生樊能廷，一时激愤，手持改锥欲捅聂元梓；在人群外边的经济系64级学生蔡华江，挤不到里边去，便盲目地用铁棍往聂元梓身上捅。。。。。。众多愤怒的群众上前抓挠聂元梓，使她的脖子擦破了一层皮。

　　在混乱之中，李钟奇未能看清现场发生的情况。他情绪激动地发表了广播讲话，认定“有人拿匕首刺伤了聂元梓”，要求全校动员“把凶手抓起来”。当晚，谢富治召集了两派代表开会，未作进一步调查，即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慰问受伤的聂元梓，要求“井冈山”“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文件还对“井冈山”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10万人的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的武斗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注8.）

　　武斗的挑起者不但打伤了人，占据了楼，还成了政治上的赢家，这叫“井冈山”成员满怀悲怆，愤愤不平，许多人涕泪横流，情绪更为激烈。兵团总部则再三申辩，拒不交出所谓的“凶手”，而将樊能廷、蔡华江藏在楼内。

　　“樊立勤事件”的发生，使这种悲怆的氛围更为浓重。

　　“3。29”武斗前,新北大公社绑架了在未名湖边散步的樊立勤。樊立勤以坚决反聂著称于北大，并且，他还曾贴过康生的大字报，因而新北大公社常诅咒他为“反革命小丑”。他被抓走以后，审判组的人对其进行疯狂的殴打辱骂，打断了小腿骨，用钳子夹断了一根手指头，并且用钉子钉进了左膝，钉进了手指，逼他承认反江青、反中央文革。不管如何摧残，樊立勤顽强如铁，就是不予回答，几次昏死了过去。直到奄奄一息时，公社负责人才以交换俘虏的名义，准许“井冈山”的人把他抬回来。

　　昏死过去的樊立勤被抬到28楼前，正赶上李钟奇从楼内出来，“井冈山”的成员“呼”地一下围了上去，把担架和李钟奇围在了中间。面对这种场面，学生的情绪已经失控了，不管面对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仍指名道姓地控诉道：“李钟奇,你看看樊立勤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聂元梓哪里是什么革命左派，她是法西斯两面派！”。

　　李钟奇面对如此残酷的迫害,也无言以对,吩咐赶紧把樊立勤送往医院抢救。

　　此后，北大的武斗愈演愈烈。“井冈山”担心“公社”再下狠手，为了给自己开辟一条通道，派人占据了36楼，将几座楼连成了一片。“公社”则从东西夹击，把“井冈山”紧紧地包围在当中。“井冈山”上架天桥，下挖地道，用以调兵运物。双方除了自制长矛、燃烧瓶之物，亦派人到外地搜罗手榴弹、枪支，“公社”方甚至将拖拉机改装成了土坦克。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两派大部分成员都脱离了现场，各自只剩下数百名“铁杆”坚持守楼。“公社”除了力图以武力摧垮“反动组织”“井冈山”之外，亦采取了绑架、动员下山的办法，企图从心理上摧垮对方。聂元梓将两个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定性为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她并在大会上煽动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操纵井冈山兵团的反动集团的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一时间，“井冈山”一些在校外的骨干分子被抓了回来，屈打成招，“交代”了自己的所谓的“反革命罪行”。一些为形势所迫畏惧聂元梓权势的人，不得已声明下山。这些声明，往往被聂元梓们所利用，高音喇叭在深更半夜发出尖利恐怖的威胁，以动摇“井冈山”守楼者的军心。

　　而“井冈山”的“铁杆”们，则认定自己的选择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尽管他们被包围在楼里，生活十分艰苦，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依然斗志昂扬。驻守在三十二楼的“井冈山”07纵队，每天晚上，都要召开形势讨论会，话说天下大势，偏执地向自己有利一面诠释，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最后，列队而立，大家手持长矛往地下一蹾，齐声高喊：“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一桩又一桩惨无人道的事情发生了：

　　地院附中学生温家驹进入北大图书馆翻阅期刊，被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队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布置假调查，并安慰打人者：诬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经聂元梓批准，由专案组负责人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3个多月，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后来，邓朴方遭受残酷迫害，被逼无奈，从物理大楼跳下，导致高位截瘫，终身残疾。

　　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为“井冈山”一般成员，很少参加活动，武斗期间，准备离校，途径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

　　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抓走后，被10余人用自行车链条轮番毒打，死于非命。

　　哲学系61级学生韩琴英，遭严刑逼供，毒打而致流产。

　　校文革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里建立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其中有监改人员20名，不少监改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阴森、凄凄惨惨。监改大院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218名。他们对于其中参加了“井冈山”或同情井冈山的人，尤其狠毒。有的人就是因为上了山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特务，成了牛鬼蛇神，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就是这样被关进了牛棚，备受折磨。

　　同样，“井冈山”有时也发表声明，揪出一些“被聂、孙庇护并委以重任的牛鬼蛇神”。双方都在揪“一小撮”互相指责对方窝藏叛、特、反和漏网右派。自然，“井冈山”为自身的地位和处境所囿，其规模和力度难以与对方相比。

　　6月6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表“声明”，搬出了江青的指示，宣称：“江青同志指示，抓凶手和后台决不能手软。”

　　于是，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加大了“围剿”“井冈山”的力度，召开大会，审判被绑架的徐运朴、牛太升等所谓“反革命学生”。对“井冈山”守楼的学生，实行了全面的断粮、断水、断电，企图一举摧垮反革命组织“井冈山”。

　　为了接电和反接电，7月22日晚至23日凌晨，爆发了北大自武斗以来，规模最大的最为激烈的一次血肉之战。

　　37楼前马路上，“井冈山”成员全副武装。手持长矛，头戴柳条帽，身护盔甲，外罩黄棉袄。他们首先冲出南墙豁口，在马路东西两端架上木床，并支上弹弓，又在木床前面撒上一层绿豆、黄豆，以防“新北大公社”从两边夹袭。此外，又在37楼上架上了数十个强力弹弓，作为掩护。3名接电者在给家人留下遗书之后，义无反顾地爬上带电的万伏高压线，在枪林弹雨下冒险作业。

　　公社见状，立即调遣了训练有素的武斗队伍，从东西双方向中间夹击，多次冲击均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有的伤于弹弓，有的滑倒在绿豆、黄豆铺洒的马路上，长矛的格斗声、楼上的口号声，震动了燕园，也震动了海淀镇的居民。数千居民爬到了屋顶上观看了这场20世纪60年代古典式的血腥战争。

　　双方都做了升级的准备，准备了手榴弹、步枪，甚至是土坦克，但是谁都不敢迈出这危险的一步。双方只是使用杀伤力有限的燃烧瓶，在观战者眼里看来，燃烧瓶似彩链在夜空中往来飞舞，优美的弧线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拼杀的凶险。“谁持彩链当空舞”，成了人们记忆中北大历史上一道最独特的景观。

　　万分侥幸，“井冈山”接电成功，虽有多人受伤，但无一死亡。“公社”未将武斗升级，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公社”心有不甘，正孕育着一场新的拼杀，黑云压城城欲摧，双方均面临着新一轮更为惨烈的武斗。

　　…………

　　北大、清华的武斗，终于震惊了中南海。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了首都高校五大领袖，发出了最高指示：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

　　毛泽东很了解北大的情况，甚至是武斗的具体环境，真是高瞻远瞩、洞察一切！

　　工宣队、军宣队开进清华，开进北大，从而结束了为期数月的武斗。北大、清华，中国的最高学府，竟然成为了血腥的战场，若无白纸黑字的记述，后人怎能相信这一恶梦是真？究竟是什么，把战争的仇神召唤到校园里来，莘莘学子，文雅儒士，竟成披坚执锐的武卒？死者长已矣，死者的亲属朋友将如何去追究查处这些罪恶的元凶？说是“派性”，历史的沉重负荷又岂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派性”两字所能承载得了？为何除了难以参加的几乎所有的北大师生员工都卷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派性之中？事隔数十年，北大100周年大庆，燕园里洋溢着同窗学友久别重逢的欣喜，有不尽的思念，有不绝的欢娱。我们不愿揭开这道伤疤，但是，作为历史，谁又能掩饰得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历史永远铭记北大这一代学子此段“峥嵘”的历史，使“峥嵘”永远只属于这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