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

　　北大，自其诞生，历来是中国政治文化上最敏感的部位之一，中央紧锣密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副校长的周培源，已深感此次批判异乎寻常。《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他解放初期在清华朝夕相处的同事。对于他，周培源可谓知根知柢。他因文史成绩的优异，弥补了数学成绩的落差，而破格被清华录取。在清华上学期间，即显示了其出类拔萃的文史才能，后来成为著名的明史专家、左派教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之尊，邀请了吴晗到西柏坡见面谈话。吴晗为报知遇之恩，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奉呈毛泽东，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记叙了这次难忘的会见。文章披露了毛对朱元璋的阶级观点论述，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英雄，应予以肯定，不应写得那么坏。前人片面强调朱元璋天性残暴，屠戳功臣，大开杀戒，侮谩知识分子，有失偏颇。吴晗在政治上紧跟共产党，清华解放不久，曾与周培源一同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很快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在政务活动繁忙之余，仍抓紧时间修改了全书。他把《朱元璋传》改得面目全非，似乎这位大明朝的皇帝不是暴君，而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开明君主。

　　1951年，吴晗曾因一顿饭被减了几碟菜，遂成“减菜风波”而惊动了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吴晗抚慰有加，而使吴晗对党感激涕零，从此彻底甩掉了教授的工作而一心从政，多年来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今天，毛泽东竟然毫不留情地拿吴晗开刀，周培源颇感迷茫，很不理解，难道这就是政治斗争，是斗争的需要？周对毛主席视若神明，他相信毛主席英明伟大，能够洞察一切。他对政治也不懵懂，政治湍流常起源于一个涡漩，无数涡漩的扩大，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清华校务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中，叶企孙已被甩到了泥滩，钱伟长、费孝通也被湍流所吞没，五七年即成了右派，这次吴晗恐怕是在劫难逃。

　　北京大学文、史、哲、法律和图书馆学等文科系中，不得不停止了部分课程，参与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这场批判活动显然是在校党委的引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校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精神，将这项批判活动引向了学术讨论的轨道，老师和学生们纷纷对《海瑞罢官》所引发的诸如“清官”问题、道德继承、平冤狱等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法律系师生为海瑞“平冤狱”问题查阅了一千多万字的历史资料，受到了党委的好评，校刊上也围绕“清官”与道德继承等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然而，人们很快地感觉到黑云压城，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开始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揭露了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个北京市委领导干部组成所谓“三家村”小集团。5月8日之后，《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高炬、何明，实为江青、关锋等人锋芒毕露的文章，把矛头对准了《前线》和《北京日报》，说他们是“丢车马，保将帅”，是“假批判，真包庇”。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新华社上海分社以急电全文发布了这篇文章，全国各报刊立即予以转载。紧接着《前线》的发刊词亦遭到了批判。于是，大幕终于揭开，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已陷入兵临城下的凶险境地。

　　北京大学的师生们震惊了，周培源也震惊了！虽说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学者，他没有卷入政治的旋涡之中，但北京市委在他心目中一直是代表党的领导，一座心中岿然矗立的丰碑，彭真、刘仁、邓拓、万里等人，都是久经考验、深孚众望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崇高的形象，很难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虽说，解放后亦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如高岗、饶漱石和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反党小集团，但是，都无法与这次党内斗争相比拟。它是一场筹划已久，来势很猛且无法预料的一场深不可测的斗争。凭周培源的直观感觉，这场严酷的党内斗争，势将波及北京大学。因为北大是北京市委的工作重点之一，北大党委与北京市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久前结束的北大社教运动中，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极力庇护了陆平和北大党委。复盆之下，岂有完卵？今后形势的发展，是很难预料的。

　　周培源无暇考虑更多。他主管汉中分校被称作653工地的筹建活动，忙于参加校外的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忙于筹备7月下旬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这是一次国内很少举办的国际性科学盛会，参加会议的将有33个国家和140多名科学家，周恩来总理对这次活动寄予厚望，周培源将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在北大，他是个忙人，但他哪能想到，此时的北大，尚有一批比他更为忙碌的人？

　　5月14日，陆平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精神：“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几乎与此同时，康生派了他的妻子曹轶欧、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嶠和原北大哲学系教员后调到中央工作的张恩慈等七人，以中央理论调查组的名义来北大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调查。他们的活动十分神秘，或悄悄地登门进家，或把调查对象请到调查组的驻地友谊宾馆，进行各种政治引导。

　　曹轶欧曾先后两次约请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与其谈论有关北大文革情况。陈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也是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法律专家。

　　曹说：“北大学术批判有问题，你应该站出来揭发。”

　　陈不卑不亢地回答：“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请向我提出来，以便改正。”

　　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

　　陈说：“北大的学术批判，常委分工是由我具体负责组织的，如果有问题……”

　　曹连忙打断他的话语，说：“这你不用负责，但你要揭发。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

　　陈是个搞法律的人，言辞滴水不漏，没有给曹留下一丝空隙。他回答道：“我不能这样看问题，我做的事，责任也不能推给别人。”

　　曹轶欧仍想争取他，说：“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的。”

　　两次谈话，均遭到陈守一的严词拒绝，曹轶欧不得不死了心，只得叮嘱陈守一，对此事严加保密，而把工作转向其它系。之后，中央理论调查小组从地下转到了地上，正式向北大党委出具公文，并要求把孔繁、孙蓬一等几个社教积极分子调回北大，参加调查组的工作，北大党委迫于压力，只得照办。

　　哲学系教员杨克明，在社教运动中，曾激烈批评陆平，并在后来坚持己见拒不认错，致使在北大难以容身，而把工作关系转到中国科学院。此时，他风闻中央下达了“5·16通知”，又听说原北大哲学系同事张恩慈参加了中央理论小组，调查北大的文化革命，便到调查组驻地友谊宾馆去找张恩慈。他从张恩慈处得知“5·16通知”的精神，知道了彭真在政治上遭到了彻底否定，他所领导的文革方针成为批判之的，而北大的文革形式与内容，都是秉承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制定的所谓“二月提纲”。联系到北大党委对社教积极分子的态度，都与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便认定北大党委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想写一份材料，向中央反映北大的情况。杨克明询问张恩慈，能否为他向上面递送材料。张恩慈告诉他：“现在上报材料太多，怕是递不上去。”谈话中，张恩慈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说《北京日报》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言外之意，可以采用大字报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意见。

　　自友谊宾馆回来后，杨克明找到了哲学系教员高云鹏、宋一秀、系总支副书记赵正义以及从“四清”前线回来的夏剑豸，透露了他与张恩慈的谈话内容。杨克明说：“别人都写了大字报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等人也都预感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这场风暴将冲决因社教运动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罗网。于是，他们便一致赞同，给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贴大字报。他们先推宋一秀起草，宋改了两遍，大家仍不满意，于是便让杨克明推倒重来。

　　5月24日晚，北大19楼有一间房间灯光通宵未熄，杨克明用了一个晚上时间，重新起草了一份大字报。早晨7点，他敲响了高云鹏家的门，把稿子交给了他，就到科学院上班去了。高云鹏招集了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等人商量，正在此时，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赶到了高云鹏家。商量结果，他们删掉了稿子中有关陆平、彭珮云与北大社教的段落，集中反映了北大文革的问题。聂元梓在最后加了几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稿子改完之后，高云鹏用毛笔将其写在大字报纸上。聂元梓以总支书记的身份，当仁不让地签了第一名；赵正义先是代杨克明签了名，随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署完毕之后，为了壮大声势，他们又将住在同一座楼的年轻教师李醒尘找来，李醒尘也步其后尘，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下午二时许，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东墙的南侧出现了。大字报火药味十足，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指责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按兵不动，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大字报声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张恩慈听说北大贴了一张大字报，起初很是高兴，但又听说是聂元梓领衔，极为不满，对杨克明等人连连埋怨：“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让她签了头名？！”他知道聂元梓是个野心极强、狂妄自负而又出尔反尔的女人。她曾激烈地批判北大党委，要从上到下连锅端；当另一种势力占上风时，又痛哭流涕地做检查，反戈一击，揭发自己的同伴。张恩慈、杨克明、孔繁、孙蓬一等人都对她的人品深为反感，从心里瞧不起她。然而，木已成舟，大家也是毫无办法。后来，康生也得知是聂元梓带头贴了这张大字报，先是皱了皱眉头。他对聂元梓的历史颇为了解，在北大社教中便曾说过，聂氏姐妹在延安时期表现很不好。后来，在中央文革内部，当着张恩慈、孔繁的面，说出了这么一段看似无奈，又似坚决的政客式的表白：“都说聂元梓这个人人品不好，聂元梓是混帐王八蛋，我们也要保，我们保的不是她个人，我们保的是她这条路线！”

　　历史便是由这样许多鲜活的细节串联定格。聂元梓在大字报上签了第一名，便导致后来北大以致更大范围内演出了一幕幕独特的悲喜剧，这个后来曾被周恩来称作“最坏最坏的女人”的女人，成了这场戏的主角。乱世狂女、专制佛爷，横行北大，祸害中国。这里，我们似可用毛泽东的一句诗，道明尘缘因果，诗云：“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大字报所在地方，面向学校南门直通教学区的交通要道，学生们从宿舍到饭厅、教室，大多要经过此处，因而那里是北大引人注目的地方。大字报贴出时，大多师生还在午睡，或者午睡刚起，睡眼惺忪地背着书包与碗袋走向教室、图书馆，大多未能正视这位陌生的不速之客，更未能思考它所带来的重大后果。但是，它的到来，还是很快地传遍了北大，也传到了周培源的耳朵里。周培源这些日子一直在城里筹备物理讨论会，这天午后恰好抽空回家。听说了这一消息，心头一震，转身出了燕南园的小南门，穿过三角地，便来到大字报面前。他凝神地浏览了大字报的全文，不露声色地走回了家。对于聂元梓，他没有多少了解，至于聂元梓后边有何政治背景，他更无从知道。他只是凭着直觉，感到北大出了大事，事情与上边有着密切的关系。社教后期，彭真和北京市委庇护陆平，掩盖了北大的一些问题，他很有意见。现在矛盾爆发了，这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继续，是社教积极分子向陆平反攻的信号。他从心里认同大字报的基本指向，在当晚物理讨论会筹备小组会上，压抑不住地向大家宣告：“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大字报的导火索，经过一个下午的燃烧，终于引爆了北大这只火药桶。傍晚时分，支持聂元梓等人的表态性大字报、大标语，便铺天盖地而来，贴满了大小饭厅的墙壁，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簇拥在大字报面前。文二（四）的一群学生，扛着贴有大字报的木牌，边走边喊口号，从32斋来到大饭厅，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北大沸腾了！

　　几个月的批判活动，尤其是对《前线》与《北京日报》的批判，使北京市委的危楼面临倾塌。文科的部分学生，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弦已经崩紧，且青年人天性喜新厌旧，不满足现状，一旦有人点燃了一把火，他们也便热血奔涌，随声响应。“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大字报中这类富有鼓动性的言词，对青年学生是很有煽动力的。北大历史上，曾有多次学潮，每次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相同。此次的特点显而易见，它是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引导，虽然寓有对民主思潮的朦胧的向往，而更多的则是对党中央的臣服与对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崇拜。

　　晚上，事情出现了波澜，各系组织了一批反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追随聂元梓的大字报也被有关部门一一拍了照。北大党委召开了常委会，研究大字报事件。常委会产生了分歧意见：一种认为对大字报要加强管理，动员聂元梓等人把大字报贴到室内：另一种则主张坚决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大字报既然已经贴出来了，便不能揭下来。教务长崔雄崑要陆平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明确表态。陆平沉静地表示，把他和宋硕、彭佩云说成黑帮，难以接受。多数常委也表示：“大字报不符合事实，不能同意。”

　　晚8点，校党委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表示欢迎对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大字报贴到外边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精神。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崑拒绝出席大会。

　　周恩来总理当晚得知了北大的情况，立即指派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等人来北大，于当夜12点再次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张彦传达总理的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李雪峰说道：“我们来了惊动了你们，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有领导。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第二天，大字报区被挪到了学三食堂，东西墙壁拉上了铁丝，大字报挂到了铁丝上，各种颜色的纸张，琳琅满目。内容也变了。约五分之四的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聂元梓，虽然还有近五分之一的大字报仍是批评校党委，而调子显然是降低多了。大字报面前，常有持不同观点的人相互辩论：

　　有人说：“聂元梓是野心家，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有人则为之辩护：“大字报是革命的武器。陆平与‘三家村’有关系。”

　　有人说：“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五七年也数你们中文系、物理系右派分子多。”

　　有人则反诘道：“你们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看看谁是右派，谁是左派？”

　　人们的思想虽然一时处于混乱状态，但此时北大党委无疑具有正统的权威性。除哲学系之外的各总支都站在了校党委一面，并向下层层布置了反击聂元梓的任务。不少人找聂元梓当面质问，并与她展开了辩论。李雪峰的讲话精神与倾斜的舆论给聂元梓造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她沉不住气了，对副校长黄一然表白道：“大字报不是我写的，是曹大姐让我们写的。”与此同时，康生似乎预料到这个“小聂”靠不住，要变卦，便告诉曹轶欧，让她给聂元梓打气，让她“顶住”。

　　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底稿取来，送给了康生。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称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令各种新闻媒体播发和刊登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时，正当学生们沉浸在图书馆里的时候，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第二次播送时，大饭厅里已经挤满了人，播音员的声音异乎寻常地严厉，人们震惊了！饭厅里长时间地沉默，然后是一阵哄然而起的喧闹。有人愤然，有人欢呼，有人迷茫。有一些人给中央广播电台打了电话：“谁让广播的？”

　　当人们从沉迷中苏醒时，北大便成了喧闹的海洋，宿舍区灯火通明，许多学生彻夜未眠，纷纷写标语、大字报，在校园四处张贴。他们再也不受“内外有别”的禁令限制了。“打倒陆平黑帮”、“砸烂校党委”、“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等口号此起彼伏，校园内四处是游行的队伍。

　　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等人，率领了以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进入了北大，随即召开了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座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就这样，北大党委被定了性，陆平、彭珮云成了“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黑帮分子”。工作组对他们严厉地下了禁令：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

　　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社论宣称：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

　　评论员文章高八度地宣称：聂元梓等人的文章“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将文化革命的大是大非的标准做出了最权威的界定：

　　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这一段论述，以及之后不久《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所阐明的：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基层党组织就是基层党组织，反对某个基层党组织不等于反党。他们与聂元梓等人作出示范的反基层党委的大字报一起，极大地瓦解了五七年以后强固了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格局。五七年许多人，便是因为对某个基层党组织、对该组织的某个领导成员，甚至是对某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提出批评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此，基层党组织与其中的成员，都俨然具有党的化身的资格。这种机械逻辑曾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共的整体统一。然而，物极必反，后来文革中，群众不分清红皂白，以聂元梓为榜样，把所在的基层党组织几乎毫无例外地视为有别于中共中央的黑帮集团，并挟天子以诛诸侯。于是，“造反有理”的洪水，裹挟着各种功利与幻想，狂热地不可阻挡地冲决着多年所垒砌的政治堤防，使神州大地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混乱局面。“革命”的北大，也输出“革命”，北大学生们第一步便迈进了尚还宁静祥和的清华园。他们看见错落的灯影下还徘徊着一对对喁喁细语的情侣。他们愤怒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思谈情说爱？！不由分说，向他们挥起了愤怒的拳头高喊道：

　　“打倒黑帮分子蒋南翔！”

　　“打倒修正主义路线！”

　　开始，清华学生并没有买北大学生的账，他们到北大校园贴出这样的大标语：“你们的校长姓修，我们的校长姓马！”但是，只隔几天，清华同样乱了套，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也成了与旧北京市委同病相怜的“黑帮”。工科学生要么不闹，一旦闹起来，决不亚于文、理科学生。

　　一时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一词，由北大、清华而席卷全国。民主这个魔鬼， 从1957年之后，被毛泽东禁锢到魔瓶里，出于路线斗争的需要，他又把它放了出来。放出来容易收进去难，终其一生，毛泽东再也没有把这个民主魔鬼收回魔瓶，它随风而长，顿时形成一个庞然大物，伴随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时空中飞步行走。毛泽东毕竟不是神，他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控制住文革后期的发展，他更没有细致地考察过聂元梓的历史与品行，而把这个女魔捧为圣女，使后来对北大以至全国局面的处理，处于欲罢不能的棘手状态。

　　一时间，每天竟有十余万人拥进北大，到北大看大字报，向北大“取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着深度的眼镜，神态颟顸，操着一口让人轻易难懂的口齿不清的福建普通话，对学生们煽动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当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中央文革顾问、北大事件幕后的策划者康生，也从幕后走到幕前，来为北大学生加温：“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这很好。不管他彭真也好，陆定一也好，陆平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都不可怕。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北大校园里还流传着一句未经证实的最高指示：“北大是池深王八多”。人们在大字报或批判稿中，频繁地使用着这句粗俗的话语，仿佛愈粗俗便愈革命，愈工农化。毛泽东数十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成了人们经常“活学活用”的经典之一。“痞子”便是“革命先锋”，便是“左派”；“痞子运动”好得很，“戴高帽”游街好得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这样北大的“红色恐怖”氛围便愈来愈浓。上至陆平、彭佩云，下至政治辅导员，都陷入了“人民群众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处都是控诉与批斗的会场。温和的戴上纸帽，促狭的则戴上厕所里的脏纸篓；轻则低头弯腰，重则挨打体罚。挂黑牌、揪头发、坐喷气式，不一而足。不管以前是保陆平的也罢，还是反陆平的也罢，为了争当“左派”、“造反派”，许多人便以激烈的言词、激烈的行动表明自己的“革命”态度。在这种气氛下，所谓的“6·18”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6月18日，天气出奇的热，似乎也给北大的政治气候添了一把火。学生宿舍区的38楼、40楼、37楼、32楼、31楼前，到处都设了“斗鬼台”。学生们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你方唱罢我登场，斗争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口号声、叫嚷声此起彼伏。一天之中，竟然有69人被抓来批斗。“黑帮”们闻声色变，人人自危。

　　晚10点，工作组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张承先发表了严厉的讲话，他以惯常的阶级斗争的思维，认定今天的大规模的批斗高潮是有一小撮阶级敌人策划挑动的政治事件，完全是校内外敌人里外结合呼应的突然袭击。他们企图制造混乱，打乱工作组的作战部署。于是，抓了四个带头打人、耍流氓者，据说其中一个是隐瞒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上尉连长。紧接着，校工作组召开了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教育群众，擦亮眼睛，增强革命警惕性”，“依靠革命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

　　这真是一个周期律。在台上的总强调“治”，在台下的则希望“乱”。陆平的校党委要求“加强领导，坚守岗位”，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弥天大罪；聂元梓打头“乱”了北大，进而铸成了“6·18”事件；在台上的工作组不容许“乱”，又强调要维护“革命的秩序”。没过几天，7月10日，地球物理学系的陈必陶等同学，又在大饭厅东墙，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北大搞得死气沉沉，要求把北大搞乱、搞活。

　　聂元梓从康生办公室了解到上边对工作组态度的变化，便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晚上，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于是，全校学生与教职员工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一场新的“保”与“革”的斗争浪潮在北大掀起了。

　　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又成了这场斗争的导演。他们以调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来北大看大字报，并向师生们发表讲话，并背着工作组，在钓鱼台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励他们起来赶走工作组。

　　7月25日晚8时，天上下着细雨，东操场汇集了一万多北大的师生员工与家属。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文革小组的要员以及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等人在主席台就座，江青亲自主持有关工作组问题的辩论。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樊立勤熟练地背诵着大段毛主席语录，以其雄辩的口才和指点江山的气势，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附中的彭小蒙，则双手插腰，风风火火，毫无遮拦地述说着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都是工作组的严厉批判者，认定他们在“6·18”事件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李杨杨，则代表全校30多名高干子弟，对工作组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认为首先要区分是延安还是西安，工作组虽然有错误，但他们是延安而不是西安。

　　第二天晚上，这一行人员，再次来到北大东操场，张春桥、姚文元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江青继续主持万人辩论大会。今晚，较之昨天，对工作组的态度更为明朗，有人将工作组的问题上纲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话语含糊不清的陈伯达，由王力帮助翻译。 他给工作组定了性：“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号召“搬掉这个障碍物”，自己起来闹革命，建议北京市委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接着，李雪峰宣布撤消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主持这项工作，这等于说，将北大的权力，移交给了聂元梓。第三天，即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聂元梓任主任委员。

　　8月4日，康生、江青又一次来到北大，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聂元梓“致以革命的祝贺”。康生在会上正式宣布撤消工作组。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张德华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6·18 ’是革命事件”。康生此时似乎已认为形势已然明朗，大局已定，便踌躇满志地向师生们披露了他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关系：“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和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康生还在这次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赞誉，宣称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聂元梓被带上了新的眩目的冠冕，成了无可争议的无产阶级左派。至此，她已经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符号，她的名字与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