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虚热，必然带来政治与经济上的困难，3年困难犹如冷却剂，使人们的头脑开始冷静和清醒。1961年夏天，北大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开始对反右倾运动中党内外受批判的同志进行复查甄别。秋天，《高教60条》下达，又进一步落实和贯彻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陆平也不再提苦战三年，让北大进入共产主义，而是比较务实，讲求科学了。他号召要提高教学质量，要把过去老北大好的传统继承下来，要吸取外国大学的先进经验。当然，他还没有忘却“苏联的好经验要认真学习不动摇”，不要丢掉1958年的“好的经验”。（注21）根据60条的精神，学校制定了《北京大学领导制度的暂行规定》。条例规定：北京大学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校长是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校务委员会及学校的日常工作。这种党政分家的新的领导体制，是对1956年以来实行的党委负责制的一种修正，其中隐含着许多经验与教训。只是，这种领导体制的修正，对北大而言，似乎于事无补。60年3月，马寅初在遭到长期批判之后，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陆平取而代之，党政集于一身，又怎能分得了家？他大权独揽，矛盾自然亦集于一身。

　　周培源作为北大的副校长，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为北大的一个头面人物，依然受到尊重，承担着招生、迁校（部分系迁移至昌平分校）等领导工作，并且作为北大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陆平病休，一度还让他代理校长之职。只是，他在北大的实际权力，已今非昔比。他与陆平在思想上难以交流，工作不合拍，置身于领导核心之外。他称陆平为“陆大炮”，不喜欢他的“大炮”作风。陆平与一些党政干部有着更多的共识，他的一些建议不被采纳，致使周培源与他的隔阂日益加深。

　　周培源与周恩来、陈毅有缘。

　　1962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同时亦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会统称之为“广州会议”，周培源以科学家身份参与了会议。与会代表中，许多人深受极“左”思想之苦，或被打成“右派”，或被开除党籍，或成无产阶级阶下之囚，他们在小组讨论时，忍不住涕泪交流。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阐述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论断，温暖了与会代表的心，他们止不住热泪盈眶。后来，周恩来有急事回京，委托陈毅主持会议。陈毅秉承周恩来的意见，在会上作了一个著名的被称之为“脱帽加冕”的报告。

　　这个报告，长达3万多字。陈毅讲得真诚真挚，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悲愤交集。他说：知识分子、科学家“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3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嘛。”他越说越激动，索性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顿时全场掌声如海潮澎湃，经久不息。陈毅继续说道：“我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说着说着，他动了感情：“我是心有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他几乎是呼喊着说：“今天我看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注22）

　　……

　　听了陈毅的话，周培源如饥渴中畅饮甘露一般痛快。早在1949年，他在清华园便曾与陈毅晤面。陈毅为人耿直、豪爽，当官而不打官腔，且广闻博学，与知识分子语言相通，意气相投。他相信，陈毅的话代表了党中央的政策，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

　　带着南国的春风，周培源回到了燕园，在校党委扩大会上如实地传达了“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与会人员脸上都洋溢着喜色。在北大这个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知识分子政策是人们最敏感的问题。经历了多年的“向左、向左、向左”之后，终于听到了这久违了的温暖动情的言语，尽管春寒料峭，人们心头已经涌动着桃花水了。

　　北大又一次焕发了生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再次得到了弘扬。哲学、经济、法律等系在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不同学派和不同学说的课程，教师们可以适当地、有批判地介绍一些反面的观点和参考书籍，从而增加了学生的知识，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在课堂讨论中，学生们可以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不会被轻易地扣上什么政治帽子了。学生社团活动，像春草一样开始萌发了。“星期天讲座”尤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黄昆、王楚、陈白尘、柯在铄、侯仁之、李赋宁、朱德熙、赵以炳等校内外名家学者，纷纷登台讲课。课后，学生们常常围住主讲人请教探讨，气氛颇为热烈。

　　周培源亦更多地在数力系力学专业的湍流讨论班中灌注了自己的精力。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与繁忙的行政工作，他对湍流的研究与风洞实验室一样，被弃置一旁。他已多年没带研究生了，真担心湍流研究的香火会因此而绝灭。他指导湍流讨论班的几位同学大量阅读有关的外文文献，又亲自为他们讲授湍流理论课程，引导他们进入湍流研究理论的殿堂。在湍流讨论班里，他欣喜地发现了一棵很有前途的好苗。他叫黄永念，是57级力学专业学生，来自上海，曾经获得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复赛第一名，他思维敏捷而周密，好学深思，对湍流理论的掌握与理解超过了讨论班中高一级的同学，周培源对他十分赞赏。曾被批为“天才教育”思想的“因材施教”的念头，又悄悄地回到了原位，更多地给他吃偏饭，指导他做毕业论文，后来又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

　　好景不长。9月，毛泽东在渤海湾里乘风破浪之后，又发挥了1957年的惯性思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国家大局。“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注23）

　　已过古稀之年的毛泽东，思想依然十分活跃，且十分坚定。大概是出于一种思想宣泄的需要，1964年8月24日下午，他把周培源与其学生于光远找到自己在中南海的卧室，以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文章为引线，谈论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毛泽东从坂田文章所认定的基本粒子可分为科学依据，联系庄子的大胆推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从而肯定了“一分为二”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表示自己对“合二为一”主张者的不满。在两个科学家面前，毛泽东“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忽而科学、哲学，忽而历史、政治、文学，高屋建瓴，凛然一代之雄。两个思维严谨的科学家，在这种跳跃的“诗性思维”面前，唯有紧步跟随，认真记取，很难即兴发挥，与之平等地讨论。

　　在谴责了党史上曾经反对毛泽东的那些党内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后，大概由于这些“布尔什维克”系知识分子出身，毛泽东的话头便转向了知识分子。他说：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稍作定顿，他把目光转向周培源：

　　“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个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

　　此话一语千斤，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看来，理科与文科，特别是文科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有着较大距离，改造了十多年，依然未与社会主义合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路还很漫长。文理合校的北京大学，其任务该是多么艰巨！冯定是北大的党委副书记，亦是周培源的近邻。毛泽东钦定之为“修正主义者”，其后果不堪设想。

　　纵观毛的谈话，虽然神思飞扬，话题高远，但凝神沉思，其主题思想，只是“一分为二”，只是阶级斗争，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此次讲话的主体，应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主导思想。

　　在这个谈话的之前，北京大学已经开始进行党内整风，“每个人都要根据‘九评’（注24）精神，考虑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自觉革命，过社会主义关”（注25）尤其是哲学系，遗留历史问题较大，分歧意见较多。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作为中宣部工作组组长，深入到北京大学，找到20余人进行谈话。8月29日，他向中宣部写了《一号报告》。《报告》说：调查组7月2日到北大以后“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报告》中还说：“哲学系聂元梓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注26）

　　一个历史人物，聂元梓，开始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

　　聂元梓是何许人？她生于河南滑县农村世代中医之家，排行老七。哥哥聂真、姐姐聂元素等人都很小就参加了革命。1937年，16岁的聂元梓在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1个多月的军训，军训由群众抗日团体“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主办，聂元梓由此走上抗日道路。

　　1938年，聂元梓在位于山西省晋城的军政干校学习，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又到延安学习并工作。

　　1946年，调往哈尔滨，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60年代初期，与其丈夫吴宏毅离婚，身心俱惫地来到京津休养。

　　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在建国初期任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陆平任青工部副部长，且后来又都是北京市高校党委委员，旧谊新情，志同道合，陆平对聂真颇为信任。聂真向陆平介绍了“我妹妹”聂元梓，说：“她身体不好，到北京工作治病要方便一些”。陆平心想：聂真此人不错，他介绍的人准也错不了；北大正需要调进一些老同志，充实系一级领导，她的条件倒也合适。于是，陆平就派北大组织部长与哈尔滨市委商洽。哈尔滨市委同意调出，但说不能对她提拔重用，只能做系一级领导。

　　1960年春天，聂元梓调到了北大，任经济系副主任。不久，即被推选为北大12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市党代表大会。后来，又调到哲学系任总支书记，并担任北大党委委员。于是，聂元梓羽毛渐丰，开始在北大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角色，直至利用北大这个舞台，成为名噪一时的乱世狂女。邓拓后来曾经这样批评过陆平：“你是木匠做枷自作自受。”当笔者面对陆平，重提这段令人不快的往事时，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由衷地说道：“聂元梓进北大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语气虽然平缓，但听得出来，话语中隐含着草木凋零的晚秋时分的苍凉，是深沉的后悔莫及的叹息。历史不能假设，然而，人们总爱作这样的设问：“假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假若当年聂元梓不被陆平调来北大，北大后来的历史会是这样的吗？一人难写历史，但历史常常为人所写，白云苍狗，世事难料，这非几句话所能说得清楚，还是就此打住吧！

　　据后来披露，张磐石来北大调查，与20多人谈话，其中就数聂元梓言词激烈，调子高。她说：你们来晚了，现在北大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现在只能彻底地改组才能解决问题。认为陆平在1961、1962年向资产阶级投降，思想右倾，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猖狂进攻，北大干部政治上严重不纯。哲学系原总支书记王庆淑是陆平信任的红人，家庭出身有严重问题，工作作风不纯，投机钻营……张磐石很赞赏聂元梓，对她反映的所谓问题甚是认同，于是派了中宣部干部阮铭到哲学系蹲点，深入了解情况，以便把哲学系当作北大问题的突破口。

　　1964年11月，以张磐石为队长的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工作队开始进驻北大，工作队员多达270人。他们是分别来自全国各大区22个省市文教部门、高等学校以及中央机关与北大的干部。工作队把北大视为烂掉了的单位，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重点揭发校系两级领导的主要问题”，绝大多数党总支被夺了权。党委书记（除冯定外）6人，批判了5个，常委14人中批判了8人。舆论四起，陆平问题严重，当他从校园里走过时，不明真相的同学开始指戳他的后背，对自己昔日尊敬的书记、校长，开始议论纷纷。陆平也情绪不佳，低头默默地从学生们身边走过。

　　中宣部与北京市委，对于北大问题存有分歧。次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北大社教运动，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了会议。书记处对北大做出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某些领导的问题。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两次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中宣部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扩大举行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北大校系主要干部也参加了会议。两会总结了工作队的工作，实际上否定了张磐石为首的工作队的大方向，而维护了陆平和他的工作。在民族饭店会议上，中宣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张磐石同志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改由许立群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任北大工作队长。一些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开始并不接受这种结论，但当陆定一、彭真等人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这是最高指示，不理解也得执行。于是反陆的阵线开始崩溃，上窜下跳的聂元梓，痛哭流涕，检查得最为深刻，反戈一击最力。此后又找了高干吴溉之成婚，借以寻求政治上的庇护。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为她的一些“社教战友”所鄙视。一前一后，一热一冷，其人品之卑劣，已经暴露无遗了！

　　3月，正当北大社教运动出现重大转折时期。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华访问，科学家萨拉姆作为总统顾问一同来访。萨拉姆是物理学家，与周培源相善，外交部便请周培源全程陪访。阿尤布·汗一行结束北京的访问参观后，又南下上海、杭州，周恩来总理一路作陪。在上海，周恩来向周培源询问北大的情况，周培源觉得总理太忙，不便占用他太多时间，且北大的事也不是三、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便对总理说：“北大的情况很复杂，可以写一个材料给您。”他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把材料写完了，在返京途中的飞机上交给了周恩来。

　　时隔35年之后，笔者询问头脑依然十分清晰的陆平：

　　“您见过周培源写给周总理这份材料吗？”

　　“有这么一份材料，但我没有见过。”

　　“您知道这份材料里面写些什么吗？”

　　“说我是三乱分子，不，没有‘分子’，是三乱。”

　　“哪‘三乱’？”

　　“乱说，乱干，……”

　　还有一“乱”陆平回忆不起来了，笔者妄加推想，可能是“乱想”。

　　虽然周培源写给周恩来的这份材料一时未能找到，其中心意思显然是告陆平的状，说陆平把北大搞乱了。乱与不乱，总有一个参照系，周培源可以参照的想必是江隆基主政时期的北大。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中央还没有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周培源不可能跳出历史的雾障，站在九天云端，宏观地俯视人间。周培源与陆平，都因同处“庐山”，而不识北大这个庐山真面目，运动一起，都卷入到路线斗争的涡漩之中，个人的恩恩怨怨由此而衍生。

　　在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期间，北京市委副书记万里找到周培源，希望周改变对北大与陆平的看法，并阐述了“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道理，周没有接受。万里又让陆平主动去周培源家，找他沟通思想。据陆平回忆，他来到周家，周培源神情冷淡，只给他倒了一瓶白开水，一张嘴就给顶了回来，“气势汹汹”，谈了5分钟，就陷入了僵局，俩人不欢而散。

　　周培源对北大社教运动，曾有这样的回忆，他说：

　　“1964年的社教运动，对北大是一件大事，现在应进一步调查。社教运动在党内搞，没贴大字报，张磐石指导思想错了。邓小平同志后来作了三点指示，才没把北大作法在全国扩散，对安定全国教育战线起了很大作用。

　　社教运动开了两次国际饭店会议，文化大革命中说成是反革命黑会，会上原党委又压社教积极分子，造成很大不团结。社教中我给陆平提过意见，我给总理写了信。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陆平要我作检查，我的信在工作队中传达了，我与陆平吵起来了，结果不了了之，讲安定团结，怎样认识这些问题？”（注27）

　　我带着这些问题，再次到陆平家中请教。我问：“有人说，‘周培源科学上是老教授，政治上是红领巾’，您对这句话怎么看？”

　　陆平生怕贬低了周培源的形象，赶紧为他分辨说：

　　“他不是政治上的红领巾，他是政治上的左派，几十年给党做了许多工作，在国际上参加了许多学术交流，在九三学社工作中团结了许多进步人士，在统一战线上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是著名物理学家，对北大有很大影响。只是，搞科研，带研究生，群众认为他做得不够。”

　　北大社教运动，激化了北大的矛盾。聂元梓唯恐北大不乱，周培源则嫌北大太乱，一“左”一右，都把矛头对准了陆平。数十年后，尘埃落定，陆平对聂元梓依然耿耿于怀，对周培源却有着某种尊重与理解。政治思想上的不同立场与认识，日后可以相逢一笑，泯却恩仇；而人格品质上的裂痕，则很难弥补。周培源去世，陆平来到周家吊唁，使家属颇感欣慰。周培源地下有知，也当颔首微笑，以礼相待了。

　　国际饭店会议后，周培源受命赴汉中，跨秦岭，登太白，在当年诸葛亮屯兵之处领导筹建“653”北大汉中分校。筚路蓝褛，在荒山野岭中从头开创一番新的事业。

　　山中七日，世上千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导火索已在暗中点燃，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大爆炸，将在北大轰响。

　　注1：马嘶：《燕园师友记·哲人的魅力》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注2：周培源《江隆基传·序》

　　注3：马嘶：《燕园师友记·周培源的跫音》燕山出版社，1998年4月。

　　注4：《林昭，不再被遗忘》p72-75，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

　　注5、6：《九三社讯》，1957年第10期7—8页。

　　注7：刘奇第大字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注8：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

　　注9：谭天荣，《第四株毒草》。

　　注10：谭天荣，《几句人情话》，载《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注11：周培源在九三学社四届中央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的发言。

　　注12：《原上草》谭天荣，《第四株毒草》、《救救心灵》。

　　注13：1958年3月11日北京大学校刊第202期。

　　注14：见《光明日报》1958年6月14日1牌，《研究工作要为建设服务》。

　　注15：《北京大学纪事》531页。

　　注16：《北京大学纪事》522页。

　　注17：《北京大学纪事》527页。

　　注18：《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10月4日1版。

　　注19：1958年6月26日北大民主党派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宣布跃进规划纲要（草案），周培源致开幕词，褚圣麟宣读规划纲要（草案）。

　　注20：《同舟共进》杂志1998年11期，李新：《挽邹鲁风之死》。

　　注21：《北京大学纪事》581页。

　　注22：摘引自《文史精华》2001年5期，吴跃农：《陈毅与知识分子》一文。

　　注2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5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注24：“九评”，是指1963—1964年期间，《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编辑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文章。

　　注25：《北京大学》纪事614页。

　　注26：《北京大学纪事》614页。

　　注27：1979年1月8日上午，周培源在高校科研会议第二小组会上的发言，存北大档案馆，党办案卷16号，卷内材料顺序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