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北大又来了个党员副校长邹鲁风。

　　他的行政级别是7级，1927年入党，是一个资格颇老的党的干部，曾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叱咤风云，为一时之俊杰。他自1952年三反运动后自东北调到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兼研究部长，为人儒雅持重，有学者风度，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与教学工作经验。陆平亲自点将，把他从人大请到北大，任副书记、副校长，以充实北大的领导力量。

　　他来北大之前，已经作为“人大、北大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的主要负责人，领导人大、北大150多名文科教师、学生与干部，于1958年12月分赴河南鲁山、信阳和河北藁城三县，对人民公社进行实地调查。

　　在调查组下乡之前，陆平与人大党委负责人胡锡奎、邹鲁风、聂真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都有着政治上的共识，认为“大跃进”太“左”了，应该适当纠正。陆平还认为人民公社不行了，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为了对人民公社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为马列主义的发展做出贡献，并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以利中央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征得北京市委同意之后，“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终于成行。

　　北大法律系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马振明担任鲁山大组的组长，他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到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发觉“浮夸风”甚为严重，与实际相距甚远。大年初一不休息，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让社员们下地积肥。一天下来，县里向公社要汇报，公社书记准备上报30亿斤。马振明问他：

　　“老哥，有这么多吗？”

　　书记：“喷（吹的意思）！砍它一半，15亿！”

　　调查组对公社小麦亩产7000斤存有一疑问，向公社书记核实。书记回答：

　　“喷！小麦亩产500斤到顶了，可你不这么说行吗？”

　　邹鲁风到鲁山去看望调查组的同志们。他亲自和同志们一起下到了麦田里去量一量，算一算，一平方米麦子打多少，600平方米（相当于一亩）能打多少？他多次强调，要如实地反映实际情况，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对公社的一些浮夸材料要保持清醒，强调“实事求是”与“科学研究”。

　　调查组到农村考察结果，使他们大吃一惊。原来所谓的“大跃进”全是吹嘘。什么“高产”呀，“放卫星”呀，亩产几千斤，几万斤，都是天方夜谈。一些地区的基层干部，把社员编成了班、排、连、营，男女分开，不许同居。他们把每家的锅都打碎，拿去炼钢铁，然后由公社办食堂，全村在一起吃大锅饭。社员们干活不出力，吃饭却拼命。吃大锅饭的结果，一个冬天便将粮食都吃光了，春天里不少村庄已开始吃树皮野菜，到处喝稀汤。信阳地区当时流行一首民谣：“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调查组的同志们忧心忡忡：现在还是春天，以后怎么办呢，会饿死人呀！果不其然，后来信阳地区农民大量死亡，死亡人数以百万计，可谓饿莩横野，哀声遍地！

　　第二年5月，“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返回北京，邹鲁风与马振明等人共同整理了《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汇编》，梳理了168个问题。马振明还与其他一些同志编写了《鲁山人民公社调查报告》。“汇编”中写道：

　　“全国一下子都搞起公社来，是与当前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的，公社的建立有无历史必然性，的确值得考虑。”

　　“公社在超过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

　　“供给制是建立在粮食产量虚夸基础上的是没有物质基础的。”

　　“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建立在浮夸的基础上”。

　　“一阵共产主义风是反映了党中央的急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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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鲁风回校后，对调查组的工作充满了自信。他认定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是实事求是的，如实地反映了人民公社实际存在的问题，认为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铁面无私”。

　　马振明这个山东汉子，“三八”式老八路，则更是直言无忌：“以前以为党中央的话就是规律，不用脑子去想，现在知道科学才是规律。”公社“侵犯了私有财产，农民不满意。”

　　回校后，马振明担任了调查组三个大组的联组长。他代表调查组向北大、人大党委汇报,把“问题汇编”分发给了两校党委常委，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同志也拿走了一份。后来听说市委有的领导同志对此甚为赞许，把此材料作为反“左”的正面材料带到庐山会议上。

　　风云突变。庐山会议转了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路线”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反右倾”顿成主旋律，反右的旋风席卷党内后，刮得天昏地黑。

　　风声传到北大，邹鲁风首先向马振明通风报讯，对他说：“你好说话，要注意一下。”此后，中央某新闻机关的内部刊物登载了调查组一个大组整理的材料，并加了这样的标题：“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猖狂攻击人民公社”。

　　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展览馆召开全市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传达庐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等人问题的决议及有关文件。会上点了人大与北大，严厉批评“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恶毒攻击人民公社”。在这种非常场合与非常时刻，如此上纲上线，使两校许多干部，心头为之一沉，似乎一下子从山头跌进了山涧。

　　马振明自干部会上回来，心里像堵了铅块，压力极大。晚上，他去找陆平，在他家一直等到11点多钟，才见陆平疲惫不堪地回来。他向陆平诉说了心中的苦闷。陆平安慰他，不要紧张，党委会妥善处理，劝他正确对待。

　　风声日紧，市委某领导人召见了陆平，布置批判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与北大反右倾问题。陆平思想并未很快转弯，不理解中央如此对待彭德怀，故言语支吾，态度不很明朗。市委领导人警告他：“要是北大没有右倾，你就是右倾！”

　　责任集中到了邹鲁风身上，他在学校常委会上作了检查。调查组的9个大组长，来到了马振明家共同商议如何对待运动，如何保护他们敬重的邹书记、邹校长。俗话说“大难临头各自飞”，然而，人间自有正气在，这些人大、北大的党员干部，在如此重压之下，并没有逃避责任，互相推诿，而是挺身而出，为邹鲁风分担责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把邹校长的话领会错了！”

　　马振明说：“不要怨天尤人！”

　　韩铭立说：“不要上推下压！”

　　薛政修说：“好汉做事好汉当！”

　　汪子嵩说：“自己问题自己负责！”

　　王向立说：“该谁负责就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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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后来被说成是搞攻守同盟的“黑会”。多么悲壮的“黑会”啊！真可谓“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9个大组长，就是9棵伟岸的青松。它说明了，在遭受了多次政治运动和反右浩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虽然整体滑坡，为个人利禄，顺风转舵，卖友求荣者不乏其人，但正气依旧凛然于天地之间，人大、北大还有这么9个铁骨铮铮的人物，在危难中充分展示了党性的坚贞和人格的尊严，显示了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骨。它是人大、北大校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壮歌，是两校党员和知识分子不应遗忘的光荣。“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大概有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可以瞻仰这些高洁的青松了！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政治上的戏剧性变化，人大、北大知识分子与党政干部并非都是“挺且直”的“青松”，更有摇身一变者、卖友求荣者、落井下石者、戴罪立功者，“火线入党”者……道德上的错位，种下了深沉的恩怨，为今后运动的人际纠纷埋下了伏笔，北大后来社教运动、文革之中干部之间的恩恩怨怨多出于此。

　　邹鲁风是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前线总指挥，大本营无人为他承担责任，他有苦难言，只得忍气吞声地接受暴风雨般无情的批判。一个为党奋斗了数十年的老党员，此时却背负着“反党”的罪名，其内心之痛楚，怎能以言语来表达？方志西是他非常亲密的妻子，但在这次运动中，她表现积极，疏远了与他的关系。（注20）批判了50多天，终于使他看破了“红尘”，萌生了去意。10月26日晚，陆平找他谈了最后一次话，回家之后，他便吞服了已经潜心准备的过量安眠药，与世长辞了。

　　死并未使他解脱，对他的批判反而升温，他成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叛党分子”。陆平在会上也说他是“畏罪自杀”，号召共青团员起来揭发批判，争取“火线入党”。

　　邹鲁风死了，前线“副帅”马振明便成了批判的活靶子。在校党委的直接领导下，11月28日至30日，连续三天在第二教学楼一O三阶梯教室，批判马振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行。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谢道渊主持，陆平自始至终出席了会议。会上，不仅有调查组的学生和青年教员进行反戈一击，某个河南藉的俄苏文学专家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义愤填膺地为自己的家乡受到“攻击”而鸣不平。

　　一时，反右倾之风吹遍北大，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升级，拔党外白旗，批党内专家，“触及灵魂”之深度，不亚于1957年反“右”运动。

　　暴风雨之后长蘑菇，北大冒出了几个反党集团。

　　马振明“恶毒攻击人民公社”，当然罪责难逃。

　　哲学系的汪子嵩，是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干将”，1958年挨过批判，此时则老帐新帐一起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三顶帽子一起戴，被开除党籍降低工资级别。哲学家、佛学家任继愈也因而遭受牵连。

　　数力系总支书记林建祥，在数力系有着很大的号召力，他与丁石孙、吴文达、董怀允、肖树铁等同事，对1958年所谓的教育革命持有不同意见。在反右倾运动中，他自动上交党组织的日记而被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终于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丁石孙——后来的北大校长，“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而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化学系还揪出了一个孙亦梁反党小集团。

　　学生之中，一些业务优秀的人才，被拔了白旗。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杨乐、张广厚，当时还是数力系学生，因他们组织了业务讨论班，便成了白旗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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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乱了，乱从何来？笔者采访了一些北大的过来人，他们都有一个合乎情理的共识：北大的乱不是北大自己造成的。

　　上述北大这段历史的演绎，似乎游离了本书的主线，将传主周培源撇在了一边。其实不然，他作为政治运动的非主导人物，只能从旁观望，默然于心。他后来在北大“社教”运动中认为陆平搞了“三乱”，不是凭空虚构，而是实有所指。“四人帮”下台之后，在拨乱反正、端正路线的工作过程中，他又曾再三呼吁，调查江隆基被批判与邹鲁风之死，澄清这一段历史的路线是非，以吸取深刻教训。他的思想嬗变，也与这段历史有关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笔者不惜笔墨，把北大这段往事稍作疏理，以追寻并凸显他的思想线路。北大当时的许多过来人，又有谁能超越这片历史雾障？往事不堪回首，然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不正视历史，何以知世事之兴替，展未来之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