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了，燕南园“滚雪球”的风俗也归隐了爪哇国。周家饲养的宠物“阿利”，被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们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屡次登门陈说利害。孩子们只得忍痛割爱，把它送交给动物园。伤人及物，政治运动的影响，无处不在。

　　右派已成异类，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除了“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谭天荣们依然宣称：“‘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注12）绝大部分右派，或沉默，或检查，或表忠心。

　　反“右”运动，反出了“大好形势”，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知识与科学遽然遁行。于是，1958年，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大跃进号角吹响了！

　　大跃进又是以改造知识分子为先声。

　　这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名为“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是在反右基础上的反右，不但要反掉知识分子所谓白色思想，连粉红色思想也要彻底反掉。各人都要忠诚老实地抱出内心深处的思想“西瓜”，然后再切开，加以批判。

　　最大的“浪费”、“保守”就是只专不红，于是，一场被称作“自觉革命”的风暴席卷的，燕园顿时成了“西瓜园”。3月10日，北大的“双反”运动正式开始，动员大会报告后仅3小时，就有8万份大字报上墙。人人贴大字报，互相在大字报内点名批评他人并揭发自己的错误，几天之内，大字报便上升到28万7千多份。北大教授，平均每人贴了26份。周培源白天忙于开会工作，深夜赶写大字报。他写了30多份大字报，既作自我批评，又对傅鹰反对政治学习和孙承谔、黄子卿、邢其毅三位教授的骄气、暮气进行了批评。大字报上烧自己，烧别人，从党内烧到党外，上下左右一起烧。人们翻箱倒柜、冥思苦想，查笔记，查讲义，从教学业务和日常言行中，揭发各种资产阶级丑恶思想。一场兴无灭资的知识分子全面大整风开始了！

　　各系教职员纷纷向样党委表决心，其中，俄苏语言文学专家、俄语系系主任曹靖华，代表全系师生朗诵了题为《给党委的决心书兼答马雅柯夫斯基》一诗，颇具特色，亦颇具代表性：

　　马雅柯夫斯基同志！

　　你的

　　全地球

　　都能听到的

　　声音，

　　总在我们耳边轰鸣：

　　“挺起英雄的胸膛前进！

　　用旗帜把天都贴满！

　　谁在那里向右转？

　　向左！

　　向左！

　　向左！

　　马雅柯夫斯基同志！

　　你瞧错了！

　　我们不但

　　都在向左转，

　　而且

　　向左大跃进！

　　…………（注13）

　　周培源不但积极地书写了许多份大字报，批评别人，揭发自己。于此同时，他还在校刊上刊载了题为《引火烧身，向党交心》的文章。文章中谈到，他于1956年在比利时参加国际力学会议，遇到了来自美国的清华同学顾毓琇。他动员顾返国工作，顾向他提出，他的弟弟顾毓全被人民政府逮捕，至今没有下落。后来，他把顾毓琇寄来的材料送给罗隆基，试图通过罗隆基向中央领导说情来满足顾毓琇的要求。文章还批判了自己在九三学社关于高校领导体制座谈会上“民主办校”的说法，是“在本质上我对于党委用民主集中制来领导学校的认识不清楚”。除此之外，文章也还否定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把它当作“天才教育”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

　　不用多加分析，他的这些矫枉过正的自我批判，是由于他的思想“紧跟时代”，沉浸在“向左，向左，向左”的思潮之中。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他也贴了许多大字报，其中一份是向党表忠心，题为《把一切交给党》：

　　“全国排山倒海的社会主义大跃进，深深地鼓舞了并坚定了我自我改造的决心。自从解放以来，我逐步地认识到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坚决响应社中央的号召，要做一位左派，全心全意服从党的领导，把一切交给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要不断提高我的思想认识，并争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他还给许德珩主席及其夫人劳君展等人贴了数张大字报，批评他们的官气、骄气和娇气。其中一件事是，许德珩访苏，在莫斯科大街上对翻译大发脾气，逼迫翻译找警察拦载了一辆已经载人的出租汽车，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还有一份大字报是说许德珩“对于‘长’字很感兴趣，多次地在大会上和小会上叫我‘周校长’，我听了之后实在感到刺耳。在13日晚的会议上，我当面请他不要这样叫，他当着大家也接受了。但是不到5分钟，我听觉不灵的耳朵又听见从许主席的那边传播过来‘周校长’三字的声浪。……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要引火烧身。许主席自己要引火烧掉自己的官气。我们也要鼓起勇气吹起社会主义的风来，扫清许主席的官风。”其实，他在批评许德珩爱称“长”的同时，自己不也称许德珩为“主席”吗？同一大字报，寥寥数语，便前后错位，可见他当时的心绪是多么忙乱了！

　　3月12日上午，九三学社在京中委与北京市社员660余人，在政协礼堂召开了“自我改造大跃进誓师大会”。许德珩主持了会议。他说：“我们在这里举行自我改造大跃进的誓师大会，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决心革自己的命的誓师，决心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誓师，誓师就是表示革命行动的开始。”

　　北大中文系一级教授，九三学社北大支社副主委魏建功代表北大支社发言。他首先向大会报告北大支社的社员百分之百地出席了大会，并说这是北大支社接受了北京医学院支社挑战的结果。接着，他很自豪地将了北医支社一军：

　　“北医支社的同志们，你们百分之百地出席大会了吗？”

　　魏建功报告了北大支社制订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的情况，并铿锵激越地宣读了决心书。之后，他向台下的北大支社社员们连声叫号：

　　“北大支社的同志们，我们有没有决心？”

　　“有！”

　　“要不要挑战？”

　　“要！！”

　　“我们向师大支社、北医支社、科学院支社挑战好不好？”

　　“好！！！”

　　于是，魏建功满怀胜利的喜悦，说道：

　　“好！同志们！让我们把决心变成行动吧！”

　　台上魏建功，台下包括主委周培源在内的北大支社的社员们，上下呼应，前后呐喊，顿时会场上一片沸腾。

　　周培源在誓师大会上，也做了题为《下定决心，做一个红色知识分子的》发言。他决心“在全国热火朝天的‘双反’运动中”，“引熊熊的烈火烧尽我身上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争取做一个红色知识分子。”“把心交给党，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并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我的任何任务，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争取做一位坚定不移的左派，并争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发言的最后，他没忘记提及“加强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增进健康。”

　　当天下午2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和盛大游行。

　　这是反右运动劫后余生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共产党和毛主席献忠心的大集会。参加这个空前集会的，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李德全、许德珩、梁希、马寅初、熊克武、南汉宸、王绍鏊、陈其尤、胡子昂、孙起孟、李纯青等，有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常务委员、委员和北京市组织的成员；有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以及工商界人士。

　　天安门广场成了沸腾的海洋，场上一片彩旗和红色的决心书牌，到处锣鼓喧天。主席台两侧，高悬着巨幅红底金字标语：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沈钧儒致开会辞，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先后讲了话。大会最后通过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和上毛主席书。

　　会议结束，鞭炮齐鸣，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万人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分东西两路向东西长安街行进。

　　人们激烈地呼喊着这样的口号：

　　“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

　　“效忠社会主义，力争又红又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抬着一颗巨大的用红布做成的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的字样。农工民主党则提出“五交”的口号：交对共产党的认识；交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交去年大鸣大放期间的言行和思想活动；交个人所受右派分子言行的影响；交反右派斗争以后的思想认识。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许德珩、涂长望、周培源、裴文中等人，走在九三学社队伍的前列。他们身后，巨大的“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牌十分醒目显赫。

　　大跃进便在这样的“万岁”声中开场了！

　　河南某县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

　　有的科学家为麦子亩产超万斤，进行科学论证。

　　郭沫若到怀来地区农村“走马观花”，看到农民用牛粪喂猪，便写诗赞曰：“科学不在远，就在猪圈旁。”（注14）

　　素以比较严谨而在知识界享有盛誉的《光明日报》，也唱起了跃进梦幻曲。10月8日，竟然《六角钱办起一座钢铁学院》为题，煞有介事地报道了河南禹县英雄人民公社创办半工半读新型钢铁学院的事迹。副标题则是：“英雄社里出英雄，钢铁学院献才能；不用三年并五载，一月就把专家称。”

　　陈伯达也在北大鼓吹，“要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的北京大学。”（注15）

　　北大成立了大炼钢铁指挥部。上百个土高炉日夜炉火熊熊，映照着一张张天真而热切的青春脸庞。

　　北大中文系学生与青年助教，一个月就批判了十来个学术权威。以前“三娘教子”，如今“子教三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谓批判，无异绿草地上驰马，纵横东西，闯荡南北，随心所欲，岂不快哉！？

　　上海的张春桥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供给制。

　　……

　　面对如此风雷滚滚的“革命”场面，谁敢冒“右派”之大不韪，说个“不”字呢？

　　还有谁能当众流露几句真话呢？大概只有至高无上的毛泽东了，只有他，才能借用清人龚自珍的诗题，抒发自己的一份隐忧：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暗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种形势下，只有“向左，向左，向左；向左大跃进”，“不拘一格”又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