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未觉，大地已知春。

　　1957年3月24日，北京的春寒未尽。周培源的清华同事、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从容而坦诚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对“乍暖乍寒”的知识分子状况表明了自己的喜忧。他希望知识分子的天气从早春顺利地过度工到仲春、暖春。文章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时洛阳纸贵，该日的《人民日报》成了抢手货。文章也引起了党内高层的注意，周恩来称赞这样的文章党内是写不出来的。

　　这篇文章与其它同类一些文章的发表，其意义不仅仅是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内心的喜忧，有助于填埋党内外的“深沟”、拆除共产党与知识分子间的“高墙”，增进友情、消除隔阂，加强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更在于，它广泛地散布了自由民主的氛围，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抒真情说真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是一句空话。

　　说真话是知识分子的本性，只要一有条件，这种本性就会自然流露。因而，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为一些运动所禁锢的思想开始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富有个性和创见的思维，便逐渐恢复正常。

　　马寅初正是在这种气候下，贴出海报，邀请北大师生到大饭厅，听他关于《新人口论》的学术报告。

　　九三学社的知识分子，思想也日趋活跃。

　　5月中旬，九三学社中央两次召开“关于教授治校和学校党委制问题”的座谈会，探讨高校教育领导体制这一敏感区域。虽然，去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已有“教授治校”的谈活，但人们对此依然存在疑问，唯有悄然传语，不敢大声放谈。直到今天，才能当作一个议题，摆到桌面上进行郑重其事的讨论。

　　会议发言可谓各抒己见：

　　A：认同党委领导学校只是需要改进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B：“民主办校”较之“教授治校”的提法更为洽当。

　　C：赞同“教授治校”。

　　周培源是赞同B种主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发言，流露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满意与感激，有一种知恩图报的真情：

　　“现在提出‘教授治校’的讨论，说明了党和政府决定要进一步发挥高级知识分子在祖国建设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决不可有国家非我不可的错误想法。我们只有努力搞好工作来回报党和政府对我们的信任与期望。”（注5）

　　他说：“我觉得提‘民主办校’比‘教授治校’更恰当些。”同时，他也赞成“教授治校”的主张，认为“‘教授治校’是希望教授们在学校工作中多发挥一些力量，把学校办得更好。”但是，他又认为“回到旧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办法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过去几年内学校工作有缺点是由于听取老教授的意见不够，发扬民主不够。因此，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工作方法问题。”他提出“应把校务委员会更改为学术委员会，对科学研究工作、教学工作与思想工作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决定性意见，后由校长集中通过学校行政系统来贯彻执行。”他不主张学术委员会由选举产生，而是由校长出面邀请。至于学校的党委，对学校“有监督与保证的责任”，党委立场可以通过学术委员会中的党员成员提到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来讨论作出决定，并通过“学校的行政系统与系科中来贯彻。”“总之在学校中多发挥老教师的积极性和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事实上就扩大了党在学校中的群众基础，因而巩固了并加强了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注6）

　　周培源的发言，是温和的平顺的，堪称“和风细雨”的典型。他有自己的高校领导体制框架，即校长负责制，也即北大当今的领导体制。存在决定意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器重，与江隆基和谐的共事，使他对眼前的体制深感满意。弱化“教授治校”为“民主办校”，弱化校务委员会为学术委员会，正是旨在巩固校长负责制。对于党委负责制的激进主张，他显然与之有着相当的距离，只是认同党委“有监督与保证的作用”。

　　6月12日，正当反右运动处于高潮之中，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问题》的长篇文章，虽然没有再提“民主办校”这个口号，但其基本精神亦与上述发言相近。文章肯定了高校院系调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肯定了党对高校的思想领导和政治监督作用，提出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以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则比那次谈话更为明晰：

　　党委——政治领导与政策监督

　　校长、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行政、教学、科研。

　　这篇文章能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在《人民日报》，无疑是对周培源反右运动中政治表现的一种肯定。文章开头，虽然有对葛佩琦和储安平有表态性的谴责，其主体依然不失为独抒己见的平和的鸣放。只是，这些见解的生命力也是短暂的。很快，气温骤升，“教授治校”和“民主办学”均被视为右派言论，《光明日报》等报纸，开始对之进行大张挞伐的声讨与批判，周培源的一些见解亦在右派言论的阴影之中。倘加深究，周与九三学社同人，在鸣放中均有所谓大逆不道的企图削弱或摆脱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论，而现实则奇妙得多，他们之中一些人并未被收入右派的彀中，而他则作为左派教授显身于世。看来，当时尚未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将鱼龙一网打尽，而是网开一面，使九三学社中的一些著名教授纷纷溜溜之大吉，个中原因，有待考证。

　　与周培源在鸣放中的“和风细雨”相比，北大的青年学生，则是风吼雷鸣，暴雨如注。

　　北大学子是在五四的故乡成长的，他们是五四前辈的后裔，血管里流动着五四的血液，科学、民主精神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这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共和国敏感的年轻人，他们最敏锐地感受到共和国前进路途中的一些弊端。当党号召“大鸣大放”时，他们怎能不闻风而动，勇为天下之先呢？正如现代著名诗人、北大中文系教授林庚在《红楼》创刊号的卷首所吟唱的：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人越过越觉得年轻

　　“放声歌唱”是青年人的特征，也是青年人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倘中国青年都死气沉沉，那么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北大的学子们不去“放声歌唱”，那么让谁去领受这个时代的风骚？

　　5月19日，北大学子开始“放声歌唱”了！

　　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要政府释放他”。（注7）

　　有人说：“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注8）

　　“我们热爱的党是不断革新，不断变化的党，而这种革新和变化是一个政党根据自身的要求发展的，这种革新和变化就是保守力量与革新力量的相互转化，而这两种力量通常都称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注9）

　　他们还敏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个被称作“三害”的根源，不仅是某些个人思想品质不好所造成，而是与我国的政治制度某些环节的不合理有关。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他们呼吁给以宪法所赋予的真正的“言论自由”，不同意“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逻辑。

　　他们要求改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两者之间是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

　　……

　　这些勇敢而聪慧的青年学子，他们并非为个人利益所驱动，而是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道出了当时未被大多数人察觉的“制度上的弊端”。这种带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理想化色彩的先见之明，已被后来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潮流所认定。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而先驱者则成了历史祭坛上的牺牲。这些只有20多岁的真纯而活泼的娃娃们，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人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推翻年轻的共和国，他们真诚地说：“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你，信任你！”然而，他们却成了十恶不赦的“右派”、“反革命”，承受了20余年政治炼狱惨痛的煎熬。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不正是在1956年除夕夜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热血青年吗？不正是紧随马寅初、周培源之后，组成了一条翻动回旋的中华长龙吗？

　　他们难免激烈，甚至狂妄，物理系学生谭天荣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狂妄分子”。他竟然藐视周培源等一流科学家和学者的权威，敢于向他们挑战：

　　“我是从物理学本体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和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注10）

　　这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自语），是想踩着巨人们的肩膀往上爬么？是在晴天白日痴人说梦么？当时，大概很少有人会认同这段梦语中隐含着真理成份，而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感叹童言的真纯，一个22岁的娃娃看穿了皇帝新衣的真相。周培源历来爱惜学生，特别是有才华的学生。他认定新陈代谢、后来居上是自然规律，青年人应该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攀登。不知他是否见过谭天荣这段话，见到了之后又作何感想？

　　他身在主流社会之中，其“哲学科学”也顺应着主流的变化而变化。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只能是一种政治权术，而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科学”，这对于稍具“常识”便可以洞察的事，作为科学家与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周培源，不会不感到“空虚”和“混乱”。然而，他未能从辩证法中获取智慧与勇气，而是顺从地紧跟形势，顺流而下，与世浮沉。

　　6月16日，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向北大师生员工作了“整风运动的初步总结报告”，向“右派”发起了反击。

　　九三学社北大支社立即响应这个讲话。支社主委周培源和委员王竹溪传达了上级指示，驳斥了“右派”的言论，并要求九三学社中央讨论储安平问题，表示要与“右派”划清界限。

　　八月初至九月中旬，周培源多次出席了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以及九三学社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并作了多次发言。这些会议气氛，已非各抒己见的鸣放座谈会，而是一次次神情严肃的批判会。周培源显然是以反右积极分子的姿态，对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进行了谴责，其内容主要如下：

　　一、一贯的个人专断作风，严重地破坏了社内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二、坚持九三学社大发展方针，一味追求数量，不问政治质量；只注意发展，不注意思想改造。“他说大发展不是与党分庭抗礼。不是分庭抗礼是什么呢？我们对他的看法是不清楚的。”（注11）

　　三、批准转发毛主席在1956年春节座谈会中的讲话，其中有在高校“首先撤消党委制”这句话，是被人篡改了的“错误纪录”，许德珩在审阅时没把住关而照发不误。并且，许德珩还在九三学社关于学校体制座谈会上，强调了“教授治校”的提法，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语言范式。因而，对于周培源上纲上线的批判语言，我们能够理解。不能理解的是，周培源参加了春节座谈会，亲聆“最高指示”。如果说，“首先撤消党委制”这句话有疑问的话，那么“教授治校”则是言之凿凿，无可怀疑。为什么，在这里，周培源还把这句话当作许德珩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呢？唯一可以揣摸其当时的思想的是他在第19次常委会上的一段发言，他说：1949年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担任领导工作的三个反蒋积极分子：陈新民、钱伟长、费孝通，今天都成了右派分子。“这事实说明了任何人如果不能随着时代进步，都有落伍危险。……陈新民、钱伟长、费孝通等沦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使我痛心，也使我惊心。”看来，“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清华同事的政治夭殇，使他触目惊心。在“惊心”之中，为“随着时代进步”，他便只能故作姿态，作违心之言了！

　　1957年9月19日，他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委员。

　　1958年1月19日，他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右派分子处理组的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