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走了“阳关道”

　　政治潮流的左倾，影响整个社会的变迁，也因此而决定着个人的命运轨迹。

　　负有改造北大，改造旧知识分子使命的江隆基，来北大后，并没有摆出改造的姿态，而是比较实事求是，努力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真诚地尊重知识分子。如此行事，不获好评，反成其病。早在1956年，中宣部评估北大工作时，便对江隆基的工作不甚满意，称之为“稳步有余，前进不足”，实际上就是说他“右”了。“反右”运动，亦被视为让教员鸣放不够，从而包庇了许多“右派”教员，于是他就“右”上加“右”，失去了中央对他的信任。

　　1957年10月18日，国务院任命铁道部副部长陆平为北大副校长。陆平，身材魁梧的关东大汉，亦出身于北大。1934年入学，主修教育，副修英国文学，曾代表北大，参加“一二·九”运动北京学联工作。10月26日，北京市委即下达通知：陆平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改任党委第二书记。陆平取江隆基而代之，北大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更替，而是思想路线的嬗变。此种形势下，陆平该怎么办，他能够怎么办？

　　事隔32年之后，往事已成云烟，当年的意绪想必已成昨夜梦幻。为写此书，笔者采访了陆平。

　　应约到了陆校长、陆书记的府上，他已坐在沙发上等候。岁月沧桑，消磨了当年的威武之气；老病缠身，蔼然一个慈善的长者。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尽学生和晚辈之礼，并对这个曾经深受“文革”磨难的长者表示自己深深的同情。

　　他说这些年来，不写回忆录，不写自传，也不接待记者，不接待作家。言外之意，他接待我，是出于对周培源的尊重。

　　他与我交谈了两次。

　　他虽然垂垂老矣，说话底气不足，但记忆力极好，思路依然十分清晰。他对我回忆了他在江隆基陪同下去看望周培源的情景，周培源入党经过、聂元梓入北大缘由、江隆基离开北大，邹鲁风之死、北大社教等等。

　　他是这段北大历史的主持人与见证人，作为后辈的我应该敬重他并尊重他所述的事实与观点。只是，往事已然凝成历史，见仁见智，自是学术讨论的规则。因此，我不得不直抒胸臆，陈述自己的看法：

　　“陆校长，当时把您派到北大，是否等于把您搁到火炉上去烤？”

　　陆平沉吟良久，没有回答。我只得转移了话题。

　　我无意去追究个人的责任，只是想梳理一下历史的轨迹。宏观地讲，在这种“左”的潮流下，个人只是水中的草木与泥沙，只能顺流翻滚，无力对潮流予以阻挡和对抗，陆平到北大，也只能顺应潮流。

　　1957年10月19日，江隆基在校务委员作工作报告中宣布：现在截止，教职员中有右派90人，学生中有右派421人，共计511人。（注16）

　　此时，陆平已到北大，在临湖轩召开的复查会上，他也认为500多人，数目已经不少了，脱口说道：“都一个团了！”有的班右派人数甚至超过了50%，会上认为划多了。请示北京市高校党委，可划可不划的一百零几人是否不划？陆平说，文革中，这件事情成了他包庇“右派”的罪证。

　　陆平不仅未能“包庇”“右派”，而且还得遵照上级精神进行反“右”补课，还要补划“右派”。到了第二年1月31日，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在向校务委员会报告时，数字便已上升，他说：到去年10月底共有右派分子526人（其中教职员90人）。后来反右补课补划右派分子173人（其中教职员20人）。现共有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注17）以数字亦并非最后界限，20年后，“右派”平反总数实际上是716人。

　　作为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的陆平，上级授权，全面领导北大的工作。学校的校长负责制，在1956年已改为党委制，“反右”运动使其体制彻底更改，党的领导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校党委不仅领导政治运动，指导政治思想工作，而且直接站到了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把握所有业务方向。权力集中了，责任也加重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党委，尤其是党委的一把手，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

　　陆平受命纠正江隆基的右倾，他必须比江隆基“左”。革命调子要喊得更响更高。“双反”运动，在北大堪称轰轰烈烈，“红透专深”、“肃清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等口号响彻燕园，“西瓜园”的称谓影响到全国各校。江隆基不理解把北大办成一个“共产主义的新的北京大学”的提法，打电话给陈伯达，声称有“不同意见”，后来因此而遭到康生的呵叱，陆平不但认同这个提法，还在中共北京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委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提出：“苦战三年，把北京大学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学。”（注18）江隆基逐个走访教授，陆平则很少走访。至今北大还流传着陆平这样的话：“江隆基挨个走访教授，我一个也不走访。”此话是否有据，待考。只是笔者以为，陆平有无说过这样的话，无关紧要。抛开说话者而言，这种语言细节，倒是与当时的政治氛围相吻合，是当时政治的一种诠释。

　　跃进跃进再跃进，兴无灭资，红透专深，不断革命、彻底革命。一时，这些极端的语汇已经主导了人们的头脑，人们便在这些词语的强烈轰炸下，驱赶自己的行动。陆平是帅，当然要振臂高呼 。江隆基尽管思想上不通，也不得不接过“兴无灭资，红透专深，为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而奋斗的口号”，并为此上台鼓吹。周培源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并不能因此而独立不倚，而要率领北大的民主党派，为北大的跃进规划摇旗呐喊。（注19）

　　于是，彻底改造北京大学，彻底摆脱资产阶级办学方式等口号便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便更为尊严更为至高无上。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更加深入广泛地在北大展开。

　　名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遭到了不断批判，批判的“铁扫帚”使他变得灰头土脸，全然丧失了校长的尊严和权力。

　　哲学系副系主任、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汪子嵩，作为党内资产阶级分子，文科中的一号白旗，遭到了批判。

　　中层干部张侠、王裸、李普等人。也遭到了不同角度的批判。批判一词已成了人们震雷贯耳的常用词汇，党委在批判中更加显示着自己的凛然威严。

　　为时最长，档次最高的批判，当数对江隆基的批判。1958年10月下旬起，连续两个多月，北大党委以“整风”为名，对他在北大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批判。最后，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常委会为批判活动作了一个小结，名为《对江隆基同志在整风第四阶段自我检查提出的意见》。这份意见书，实际上是对江隆基在北大的6年工作，特别是他担任党委书记两年期间的总评价，意见书的中心词是“右倾保守”，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在北大第二次党代会（1956年5月举行）到波匈事件的一段时期内，北大党内有过右倾思想，而这种错误是和他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二、贯彻执行党委制不够坚决，对党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缺乏信心；

　　三、依靠谁的问题上，依靠老教授多，依靠青年新生力量则差。

　　四、在反右倾斗争以前，对学校主要矛盾估计右倾，对中央鸣放指示理解有偏差，鸣放不够坚决；

　　五、个人与组织关系有些不够正常。

　　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江隆基在批判会上曾作过三次发言，一次书面检讨，一次最后声明。但对于一些不实之词和他认为过头的指责，则作了耐心的解释和反复的申辩。但为了急于取得工作的机会，尽早离开北大这块他所热爱的伤心地，除了在反右派问题上有所保留之外，对意见书上的其它指责，则违心地表示基本同意。

　　一个党内资深的教育家，力求务实与正直的党的工作者，就这样，抑制着自己的苦闷与无奈，走下了北大的政治舞台。

　　批判会，可以挟天子之言而令诸侯；可以搬时新的革命语汇进行语言轰炸；可以利用与会多数人的絮叨与目光冷视进行心理施压……，此种情况下，有几个人不在批判的天门阵前俯首认罪？素有“硬汉”之称的江隆基尚且如此，他人又能怎样？

　　压服不等于心悦诚服。这个老共产党人，无限苦闷地在校园里踱步，在夜黑中沿着未名湖畔绕行。天上冷月如钩，未名湖冰封雪冻。身负党的使命，一腔热血来到北大，何以落到了如此下场？他不理解！他真想对着湖面和星空啸叫几声以释心中块垒，但是，他不能够。

　　苦闷需要宣泄。他把共事多年的青年党员干部王学珍与孟广平找到了临湖轩，倾诉自己的衷肠。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他对党没有不满，没有牢骚，他只是激动地表达他对党的一片忠心，回顾他在北大的几年历程，让他们帮助分析，究竟错在哪里？为什么会犯错误？他们隶属一个党支部，孟广平是支部书记。权作在北大的最后一次组织生活吧，最后一次党内交心！此后，西去阳关，何时再见故人？

　　江隆基很激动，很难过，泪水几乎要溢出眼眶。两个年轻人，也很难过，他们衷心钦佩和尊重自己的领导，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风范，体会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们热烈地赞同并追随他在北大的工作。只是，此时此刻，除了空泛的安慰之外，他们还能说些什么？

　　临湖轩外，北风凛冽，未名湖的坚冰不时发出迸裂的轰响。

　　1959年`1月28日，江隆基奉命离开北大，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燕南园几乎倾园而出为江隆基全家送行。周培源默默无语，王蒂澂则竭力安慰宋超，周家几个姐妹与江家几个女儿平时最为亲密，一朝分别，难分难舍，不胜依依。陆平则尽了最后的礼仪，组织学校党委常委及各部门负责人驱车去北京火车站，在严酷的冷风中，送走了西行的列车，为北大的政治嬗变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