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的日常工作与社会活动繁多。
昔日马上的“周大将军”，如今改骑自行车，在燕园里往来疾行；或坐火车、汽车，穿行于中国的大地；或坐飞机，亚欧东西，纵横长空数万里。细数他的工作与活动，乱花渐欲迷人眼，还是择其要者，作一简单的陈述吧。
他先后担任全国招生委员会华北区副主任、主任，出题、考试、招生……暑期前后，最为紧张繁忙。
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出版刊物、学术交流、人事安排……
九三学社工作，学社中央委员、组织部长、直至中央常委、科学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此外，还有不容推辞的九三学社北大支社的工作……
自1954年起，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每届连任，第五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除担任教务长工作之外，始终不忘自己是北大的一个教授。在苏联专家别洛娃的帮助下，他在北大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自任教研室主任，与吴林襄、钱敏三人搭台授课，并着手筹建当时国内最大的实验风洞。
频繁的外事活动。除了在校内经常接待来访的外宾之外，还有多不胜数的出访任务。譬如：祝贺莫斯科大学成立200周年；中国原子能教育赴苏参观团；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科协第四届代表大会，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他后来还担任了世界科协副主席的职务……
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学部委员，常务委员。翌年，又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国家第一个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负责筹备并参加在中国召开的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理事会及举办世界科协成立10周年纪念会。
……
这五、六年间，中国知识界在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经历了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肃反运动、以及批俞平伯、批胡适、批胡风等运动。一而再再而三的紧箍咒，使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头皮日益怅痛。相形之下，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日子要好过得多。然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心头难免也笼罩着一层阴影。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宣称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后，毛泽东主席又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默祷“皇上圣明”、“谢主隆恩”了！当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更是高呼万岁，十分感激，十分振奋，中华大地颇有一番奋发向上的态势。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心情比较愉快、心境比较平和的一年。周培源也在这一年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并在九三学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会上，作了题为《我愿意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的长篇发言，系统地梳理了解放后思想改造与工作学习经历，真诚地向毛主席表了忠心，“为提高祖国的科学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
此年1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国务院任命周培源为北大副校长。
一闲对百忙，周培源仍保留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他或去访友，与清华的老同学、老朋友聊聊天，叙叙旧。陈岱孙、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林徽因、吴有训等人，常是他们家的座上客。有时，陈岱孙、金岳霖和张奚若夫人杨景任来周家设牌局。王蒂澂虽不善桥牌，但作为主人，亦作牌架奉陪，周培源对此则无兴趣。林徽因逝世之后，金岳霖纪念逝者而在北京饭店为林的生日设宴，周培源欣然前往，在宴席上谈笑风生。
他或去打猎，最多去的是圆明园旧址。旧园荒芜，莺飞草长，正是打猎的好去处。他像个独行侠，独往独来，骑着自行车，带着一只名叫“阿利”的爱尔兰猎犬。它是个好伙伴，细高瘦腰，长着一身棕黄色的卷毛，不但漂亮且跑得飞快，极通人性。它也有淘气的时候，偷吃过周培源打下的野鸭而沾了一嘴毛，受到主人一番教训之后老老实实地低头认了错。
他还喜好收藏古代字画，这是他和王蒂澂共同的爱好。夫妇俩性格截然相反，周培源好“动”，爱游泳、滑冰、登山、郊游、打太极拳；王蒂澂则好“静”，读书是她日常的爱好。但是，夫妇俩在赏鉴古代书画时，则夫唱妇随如醉如痴。三十年代，在金岳霖等人的家里，他们常常与朋友们一起品赏古代字画，这个爱好因动荡的战争岁月而中断。建国后，随着生活的富裕安定，艺术的根苗也便开始复萌。他们从荣宝斋以15元的价格购买了明末清初王鑑的画作《青山绿水》，收藏了第一件，便有第二件，一发而不可收。此后，荣宝斋和宝古斋也经常给他们送画上门，供他们挑选。他们收藏的大多为元明清三代书画。每到周末，欣赏字画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节目。朋友们来了，就以自己新的藏品“招待”他们，一起说短道长，细加端详。朋友之中，最会品鉴的是张奚若和邓以蛰。在这些艺术佳作面前，他们感到心宁气清，乐在其中。困难时期，王蒂澂为收藏字画而导致营养不良，成为北大、清华唯一患浮肿病的教授夫人。他们告诫子女，藏品不传家人，最终是要奉献给国家的。后来，他们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将145幅具有很高品位的元明清字画，献给了无锡市博物馆——这已是80年代末期的事情了。
朋辈之外，他尚有更多学生辈中的朋友。北大的王竹溪、胡宁、段学复，校外的于光远、钱三强、彭桓武、马大猷，都是经常往来的朋友。老学生之外，更多的年轻的学生朋友。周家的门经常是虚掩着的，学生们常常径直推门而入，周家则习以为常。进门如进自家门，没有冷脸，也无客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很是随意。家中日常事务，是王蒂澂唱主角。她待客热情周到，言语机智风趣，周培源在她面前似乎相形见拙。学生们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他们都一视同仁。似乎，来自穷乡僻壤的孩子学习得好，会得到他们更多的赞赏。爱生如子，是他们一贯的信条。
周培源认识很多北大学生，学生们更是认识他。莘莘学子，敬仰他，如敬仰夏夜星空中放射着奇光异彩的巨大星座，为北大有这样的老师而深感荣耀和自豪。上述的中文系学生马嘶便曾这样描述周培源在他心中难忘的印象：
“那时，周培源只有50岁出头年纪，正当壮盛之年。他总是精力充沛，情绪饱满，神采奕奕，器宇不凡。在学生们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享誉中外的科学家和受人拥戴的学校领导，也是一位标准的美男子。不论是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还是穿一身半旧的蓝布中山服或者别的普通衣服，对于他，都是既合体又潇洒大方，总是那么风度翩翩，富有魅力。”注（3）
校园里，学生们常能见到他风姿绰约的身影。有时，他与马寅初校长，陪同一些重要人物和外宾参观校园和图书馆、实验室，但更多的时候是由周培源带领访问者，指点校园，谈笑风生。一次，外宾中有一个小女孩，于是，周培源也带来了自己的小女儿如苹，与外国女孩作伴。童趣无邪，童情依依，令这个外事活动充满了人情味。
大家还能发现，每当苏联专家讲授有关专业课程时，他总是带了助听器坐在第一排，并认真记着笔记。有个叫格里高良的苏联专家，年仅28岁，每当他讲完课，周培源总要起身，向听课者介绍专家讲课的要点和优点，勉励大家虚心学习。学校请一些名人来校作报告，有时由他主持。有一次，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女英雄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来到北大，为全校师生报告卓娅的英雄事迹。那时，她写的那本动人的纪实文学作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正风靡全国，卓娅和舒拉成为青少年崇拜的偶像。周培源亲自主持了这次报告会，并在英雄母亲讲完之后，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那真挚激扬的声音打动着师生们的心，使会议气氛更为热烈高昂，大饭厅涌起了阵阵热浪。
同是这个大饭厅，周培源来到正在用餐的学生们中间。一只碗一双筷，一样在窗口排队，一样站立在拥挤的饭桌旁。他以此体察下情，了解同学门用餐的实况。“周教务长和我们同桌吃饭了，”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校，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北大平等民主的气氛。
大饭厅，堪称北大的心脏。平日学生们用餐的所在，不时作为学校用于开会的庄严礼堂。多少铭心刻骨的事情在此发生，多少青春热血在此激荡。北大那个时代的师生们，决不会忘记1956年那个群情鼎沸的除夕夜。
对此，著名的“右派”张元勋先生曾有令人心旌摇荡的血泪文字：
“1956年12月31日夜晚，北大的校园内灯光如昼，可容8000人的大小餐厅，学生们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树枝之间灯火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芬芳！‘迎接伟大的1957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个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铸定灿烂前途的日子！
其实正是严冬，北京的严冬其实严寒，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却成了黑色……这8000北大学子不是楚之骄兵，而是天之骄子！
午夜11时30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8000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12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8000弟子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 ……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着：“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戴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接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土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光怪斑斓！他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8000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的同心圆，又像一个极大的漩涡，8000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则在这旋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哪能想到，这真是一桩‘异兆’！正如《红楼梦》的第75回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一样，以‘旋涡’为开始的1957年，终于把马老及8000弟子席卷而下，这悲壮的下场竟在欢乐之夜怪异般地形成！可是谁又能去思量与留意！
而《红楼》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8000儿女见面，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林昭（中文系女学生《红楼》编辑。后将述及——引者）与《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他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时发现：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提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山雨欲来’，这是对伟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们已忘却当时为什么采用了这幅木刻图作为《红楼》的创刊图标，图文连述，岂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这与那汹涌的漩涡岂不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了吗为什么竟如此之贴切！异兆与儆示在北大儿女面前发出了历史的悲音！……这真是一曲‘红楼’之‘梦’！” （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