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来自延安，也带来了延安朴实平易的党风。他只带来一名通讯员，未带任何一个干部。平时自奉甚薄，粗茶淡饭，布衣布履，冬天常穿一件旧灰棉大衣，平日穿一身半新的毛泥制服。他的爱人宋超，在城里的北大工农速成中学任校长，平时不回北大家中，一应家务，大多由江隆基自行料理。有人提出，是否将宋超调来北大或就近工作，被他婉言谢绝。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陈设，即使是学校配给他的一张大写字桌，也主动调换给了苏联专家。他经常把小车让给别人乘坐，自己挤大车，有时甚至乘公共汽车进城。他居官似民，谦和礼让，“老八路”作风在北大师生中有口皆碑。

　　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深知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因此，到校第一件实事就是走访教授。此时，北大教授副教授有一百多名，他几乎踏遍了他们的门槛。通过走访，了解了他们的思想、身体与业务专长，也联络了情感。进校不久，他即着手建立校务委员会，并不断地总结经验，健全制度。校务委员会不是虚饰，而是学校的权力机构，凡属学校的教务、科学研究以及行政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均须提请其讨论并作出决议。因而，它体现着对学校工作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办学作风。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校长、副校长、各行政单位领导人、各系科主任、直属教研室主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工会主席及有代表性的教师。它较之院系调整前的校务委员会有所扩充，但“教授治校”的实质依然存在。因此，北大当时领导体制似可视为在校务委员会基础上的校长负责制，党的领导只起着监督的作用。当时，党内的领导核心已具轮廓，它包括党内副校长、副教务长、副总务长、校长办公室主任以及党委会的几个书记、副书记，但由于领导核心的性质和职权问题尚不清晰，故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实际上未能很好形成，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员校长和党委身上，特别是党员校长身上，也就是实际担任全盘领导工作的江隆基身上。这种领导体制，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才发生了重大改变。届时，学校党委由后台走到了前台，由监督转为领导，由对政治运动的领导转为全面的领导，基本上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的体制，校务委员会的作用与权力便逐渐趋向式微。江隆基亦于该年7月出北大党委第一书记，仍兼副校长之职。1957年反右运动后，则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党委大权统揽，完全主宰了学校的工作----此系后话，暂时打住。

　　当时，学校的行政分工中，马寅初总揽全局，统领全校教学工作，代表学校接洽重大外事。江隆基负责领导全校的政治教育、思想工作、人事工作及工农速成中学工作，并侧重于文科教学的领导。汤用彤领导全校研究工作、图书馆工作、日常行政、总务并基本建设工作，也还协助马校长领导教学，着重于理科教学。周培源则全面负责教学的组织管理，具体负责理科各系本科生的教学、研究生教学，少数民族医预班、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等工作，并亲任专修班的主任。

　　新的北大，教师主要来自原北大、清华和燕京三校，教师关系比较复杂，教学思路也颇不相同，这给周培源在教务工作中学习苏联、贯彻新的教育法带来了困难。并且，新的任务与中心工作很多，使他不能从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教学工作，使师生中一些人啧有烦言。江隆基很有领导工作经验，对知识分子思想心理颇为了解。他认为，应和知识分子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的关系，北京大学的“教师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具有高度的自尊心，更不可操之过急。”1953年春季开学后，江隆基即组织了一个全校教师学习会，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参加学习会的校系各级负责人和一些著名教授单独成立一个小组，江隆基亲任组长，每周定时定点进行自学和讨论。周培源虽然工作与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仍挤出时间尽可能地参加学习讨论，和全校教师一起听艾思奇的辅导报告，并撰写了题为《学习〈实践论〉的初步体会》的文章，刊登在《九三社讯》上。

　　周培源很钦佩江隆基这个资深的党务工作者的政策思想水平，很赞成他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看法。江隆基认为“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思想改造也不能经常作为运动来进行”“洗澡”、“过关”，“更不能当作日常方式采用”。“我们今后应当是建立起经常的理论学习制度，从经常的理论学习中不断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与思想水平”。周培源对于江隆基有相见恨晚之感，倘他们一年前相识，以江隆基的成熟老练和实事求事的精神，恐怕不至于使周培源作《批判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这样严厉的自我谴责。周培源是虔诚的，而政治更需要实践与经验。

　　北大当时共产党员人数很少，教员党员比例不足百分这十，其余是无党派人士或民主党派成员。江隆基为了调动非党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双周座谈会”，商谈国家大事和学校大事，融通情感，交流思想。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主持，倡导竭诚相见，知无不言，尤其注意倾听不同意见，以贯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周培源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和北京大学支社的委员，积极参预北大支社的领导工作，在北大的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在1953年5月3日九三学社总社召开的“庆祝‘五四运动’三十四周年暨九三学社成立七周年纪念会”上，周培源即向与会者介绍了北大的民主党派联席会议情况，并汇报了北大九三社员在突击学习俄文、工资调整、中苏友好月活动、教师的政治学习等活动中和积极表现，反映了九三学社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明朗态度。

　　江隆基身负改造北大与改造旧知识分子的使命，其中当然包括对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等人的思想监督改造，党内党外存在近乎神圣的组织藩篱。但是，江隆基并没有以改造者的姿态出现在同事的面前，而是给了他们以应有的尊重。他有着北大的渊源，亦有留日留欧的文化流脉，以及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使他成为当时党内为数不多的深谙教育规律的学者型教育官员。因此，在如何办好北京大学这样一座世人瞩目的学府上，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与语汇。应该说，他们共同继承和保持了北大的优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发扬了“科学、”“民主”精神，认同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的合理性，并奠定了建国后北大有别于众的优良学风。

　　他们都认同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学校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教师的质量。他们都十分尊重和团结教师，十分爱惜人才。对老教师不是排斥与批判，而是借重他们，与他们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江隆基认为“最好的团结就是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各展所长”。

　　北大的教授们大多学有所长，往往在某个学术领域享有全国以至国际声誉。一些人个性十分突出，甚至性格怪异。大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北大之所以为“大”，与这种对各种思想个性、生活个性与学术个性的包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胶体化学权威傅鹰，学术造诣很深，又有强烈的事业心，但脾气古怪，不易与人相处。他与同为胶体化学专家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学术观点相左。但学校领导并不从学术上裁定，而是与他和那位苏联专家谈心沟通，使苏联专家了解了傅鹰以及他的学术成就，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由对傅鹰不理解转而表示钦佩。在当时，对苏联专家不恭，常常被上纲为严肃的政治问题，而在北大，则宽厚民主得多。对“推广苏联的教育经验”，北大没有采取盲从态度，因而被高教部视为“保守”。

　　类似情况，亦发生在生物系教授李汝祺身上，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中，我国遗传学界也一边倒地认同苏联李森科学派，而否定美国摩尔根学派。李汝祺是摩尔根的学生，他与一些同仁，并没有顺风扯旗，而是坚持摩尔根学说，这在其它地方，可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北大则甚为宽容。李汝祺与他的同仁，非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受到抚慰，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江隆基态度明朗地认定，在学术研究上，一定要坚持“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原则，要提倡“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和独立思考，独立钻研的创造精神”，“在学术问题上有多少家，就算多少家”。

　　北大十分重视人才，重视师资的建设。四川有一位研究黑格尔学说的张颐，学术上很有造诣。汤用彤提出聘他来北大任教，得到了领导成员的支持，使张颐登上了北大的讲坛，讲述黑格尔学说，同时还开设了有关罗素哲学的课程。这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之中，是个异数。康生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指责北大哲学系“办得很糟，偏离了方向”。

　　北大广泛地搜罗人才，充实北大教师队伍。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以后，中央提出要争取海外中国科学家回国工作，学校委托周培源主持其事。周培源利用旧日的同事和师生关系，向海外发出了许多信件，又发动北大的教授们也这样做，致使黄昆等著名科学家到北大就任教职，提高了北大的师资水平。

　　他们的领导集体，尚有一个共识，即教员不仅是教学上的骨干，也应成为“科学研究上的能手”，北大应该办成教学兼研究型的大学；教员倘不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便不能以研究取得的新成果去丰富教学内容和提高教学质量，进行创造性开拓性的教育。1956年春节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连续两次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其中一次，北大的周培源、冯友兰两人与会。周培源在毛泽东面前，直率地陈述了自己对科学院从高校抽调科研骨干的意见。他认为，大学，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应成为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基地，不能削弱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毛泽东幽默地回答道：“周培源要挖科学院的墙脚。”大家不禁为之哄然大笑。毛泽东接着正面阐述说：“科学研究，除了主力军之外，一定要有同盟军，在高校还是应该教授治校。”这话与周培源的教育思想颇为合拍。周培源的教育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北大领导集体的共同认识，代表了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等人的治校方针。只是，后来“左”风日益强劲，北大的舵手易人，这条船也便偏离了航向。

　　北大坚强的领导组合，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器识与胸襟，竭力在北大培养与中国最高学府相称的大家之风以及严格科学的管理制度。

　　学校首先严格把握了学生的入学资格，经严格考试和选拔，入校学生大多在各省市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理科的物理、数学力学；文科的中文、哲学等系，考分尤高，往往为全国高校之冠。学校坚持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分数不达标，即被坚决拒之门外。周培源多年担任招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成了威严赫赫的门神，即使是勋臣将帅的子弟，也为他所挡驾。

　　学生入学之后，面临的是严格的考试考查制度。教务处为此编辑了《考试手册》，对出题、考试、评分等关节都有详细缜密的规定，不及格的学生将按制度进行补考、留级或劝退，理科每年均有一批学生遭到学校的淘汰。此种制度，直至陆平主政北大期间，依然照办不误，于是，这也就成了文革中“陆平黑帮”所谓迫害工农子弟的一大“罪行”。

　　学习苏联教育思想，“通才”教育遭到了否定，但北大依然有所保留，学校清醒地认识到“博”与“专”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所有课程划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专门化课程，其中公共课、专业基础课都属于基础课范围。学校强调要学好基础课，然后再去学好专业课，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自己的学术个性。学校亦讲求“因材施教”，不因批判“天才教育”而否定对少数优秀学生的精心培养。

　　重视基础教学是北大教学的一个特点。学校要求每个系确保学术造诣较深的教师讲授基础课。周培源自己身体力行，亲自讲授理论力学、相对论力学、量子力学等课程，担任小班的习题课，深入辅导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他称赞自己当年的学生胡宁、王竹溪教授，当学生时刻苦认真，基本功扎实，解起题来，既快又清楚，要大家向他们学习。他多次强调：“学生的基础打不好，以后就别提了。”名教授在低年级任课，这在北大习以为常，成了北大一道风景线。名师常常教诲学生要牢固掌握基础知识，深入了解基础理论，熟练掌握基本技能。厚积而薄发，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在北大师生中已成共识。中文系主任杨晦即对学生说道：“学习就像登泰山，只有登上泰山之巅，才能‘一览众山中’。不要去迷恋路旁的小花小草，我们系不培养姚文元式的人物……”北大教学生立志登泰山，志在顶巅，志在高远。北大学子幸运地受到这种大家气度的薰染。数年之间，程度不同地领悟了治学与科研的大道，努力站到学术制高点上，从而为一生的治学道路奠定了基础。因此，北大毕业生有“基础好，后劲足”的美誉，往往在社会上显示着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深厚功力，在各行各业发挥着令人瞩目的作用。

　　周培源与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等一流的教育家，以其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教育经验，奠定了新北大优良的学风和校风。后来，人们将之概括为“三严”（严密的教学计划、严格的基础训练、严谨的科学作风）、“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字。

　　作为党务工作者的江隆基，身上有铮铮士人风骨，为人刚直，不随声附和，不听风办事，讲求传统气节与现代民主，厌恶旧社会遗留的官场习气及官场中盛行的吹拍拉扯的作风，与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感情联系。他的个人性格与职业习惯使他不苟言笑，为人严肃，与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等同事在工作之余，并无私人交往，但他们之间却相互尊重，坦诚往来。相近的教育思想与道德取向，在未名湖畔，共同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相互愉悦，互为知音，共产党人与党外知识分子如此开诚相见，团结共事，真是北大之福！

　　新春伊始，“新年纳余庆，佳节呈长春”，燕南园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之中，周培源家成了一个欢乐的中心。孩子们欢快地放完了开门炮，纷纷前来向军属“周大爹”、“王老师”拜年。王老师会讲许多有趣的话，还给他们每人抓一把糖果点心。周大爹眉宇间满是欢笑，会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比赛单足蹲起，直到站不起来。一旦摔倒在地上，便开怀大笑。打发走了孩子们，周培源、王蒂澂夫妇沿袭清华传统，出门去给同事拜年。他们先后与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等人相聚在一起，一一走遍院内各家。拜年的队伍，像滚雪球似的愈滚愈大，队伍中有冯友兰、严仁庚、褚圣麟、饶毓泰、朱光潜、王力、林庚、侯仁之……这个由中国一流学者、科学家组成的“雪球”，是何等的质量，何等的风光！众人互道新禧，互祝康福，全园男女老幼融汇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此后，“滚雪球”遂成燕南园一个独特的民俗。每年春节，全院即有这样一次欢乐的聚会。这种风气，荡漾开去，影响了整个北大。

　　江隆基与周培源两家亦成通家之好。虽然江、周二人不相互串门，但两家孩子，却亲密交往。江隆基的大女儿江开旸与周如玲结伴；二女儿江亦曼与周如苹友善。每每有事，她们便趴到周家窗户上呼叫。童声清以扬，眸光净如水——在两代人中间流淌。

　　君子之交，琴瑟和谐。这种日子怎能不让人怀念？难怪周培源晚年在回忆江隆基时，深情地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愉快岁月，使我终身难忘。”（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