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务委员会委员21人，常委9人，除2名为讲师助教代表和学生代表之外，其余均为社会声望卓著的科学家与学者。士为知已者“用”，当“以国士报之”。他们忠实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并认认真真地主持着清华的教学与行政工作。

　　每星期五下午三时，常委们必定准时抵达工字厅，召开例行的校务委员会常委会。会议一般由叶企孙主持，陈新民作纪录。会议讨论内容涉及学校的人事、财政、教学、社会活动、校务等事项。常委们议事，从不拖沓，议必有决，每每在纪录上书曰：“议决”、“照准”或“通过”等词语。且一旦议决之后，即迅速下达有关部门，办事效率甚高。常委之中，仅樊恭烋一人为共产党员，他是作为党组织与校务委员会的联系人，而以校委会的秘书身份参加常委会的。

　　周培源表现积极，每会必来，来必发言，积极地贡献自己的意见。他不仅作为教务长，负责日常的教研工作，还参与学校的有关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领导工作。譬如，他担任了期刊委员会的委员，为《人民清华》和《学习报》的出版工作进行筹划。他还是“大课”委员会的委员，领导教员和学生，共同参加政治大课，从思想深处“教育自己”、“改造自己”。他也兼任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的校长，帮助工农干部尽快提高文化水准。他以自己积极的表现，而赢得了上级共产党组织对他的好感与信任。北京市委统战部将其列入包括钱端升、翁独健等在内的39位重要民主人士行列，在其内部掌握的简历中，作了这样言简意赅的评价：

　　周培源，清华大学教务长，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加理福尼亚理工大学博士，长于水利力学，在国内物理学界有地位，在世界物理学界也有相当地位。民18年即来清华大学任教。他和清华关系很深，以前一直是和清华元老派在一起。他思想的转变是在他出席世界应用力学会议（1948年秋）回国后，有明显的进步。据钱伟长说在国外中碰到不少进步的科学家，给他的帮助很大。解放后任清华教务长，工作积极，虚心负责，对党表示很钦佩。他本质较单纯，他的转变在教授里面是比较迅速。（注3）

　　“本质较单纯”、转变“比较迅速”，这应该说是一个很中肯很客观的评语，也是给这位有着留美背景的“清华元老派”人物，一个很客气的评语。这两句话，也为我们透露出一隙天机，共产党组织当初为什么让积极分子钱伟长出面，把周培源扶上常委兼教务长的马背。由此可知，当时的北京市委和清华党组织具有知人之明和用人之智。

　　在这新旧社会更替的重要时期，清华园中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搭上了时代的列车、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拢。在周培源的朋友与同事之中，张奚若、吴晗、钱伟长等成了共产党倚重的左派知识分子骨干；金岳霖的政治觉悟提高极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光辉伟大的祖国表示了诚挚的热爱；陈岱孙、梁思成等人均对共产党干部的和蔼、朴实以及“礼贤下士”的诚恳态度，怀有一种知遇之感。历史上与国民党有些瓜葛的冯友兰，亦不愿做“盛世的遗民”，志愿下乡参加土改，努力学习、改造，希望群众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相形之下，在清华知识分子中德高望重的叶企孙，则显得有些古板，他不仅不合潮流地为被批判的梅贻琦辩护，还亲自撰文为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萨本栋评功摆好，在工作中我行我素，依然故我，与党组织保持着不远不近，不冷不热的关系。有的党员干部便认定“叶企孙与党有距离”。更何况，他的亲若已出的弟子熊大缜在冀中八路军锄奸运动中遭到镇压，当时情况下，人们总是诚笃地相信“组织上对熊大缜的处理是不会错的”。既然不是“组织上”的错，那么当然便有叶企孙的错，对他的政治疑问则是可想而知了。

　　周培源积极而真诚地响应党的各项号召，努力完成党所交付的各项工作，并以各种实际行动表明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内，我们还能看到，周培源亲自用毛笔书写的致叶企孙并校常委会的一份建议信，信中述说了清华甲子级学生、革命烈士施滉的简历,建议为这个曾在清华图书馆工作过的、清华学生中第一个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在图书馆门内建立一个铜牌，并设施滉阅览室，购置与中国革命有关之书籍，以供大众阅览。建议信由当时在北平的甲子级级友徐永瑛、冀朝鼎、唐庆增、梁思永、周先庚、严开元、周培源等七人署名，周培源以执笔者与联络员的身份出现，显然，他是这项建议活动中的关键人物。此信写于1949年12月19日，常委会于1950年1月3日讨论决定：“在图书馆内建立纪念施滉同志之铜牌”。（注4）周培源联络同学向清华常委会提了这个建议，不仅表现了他对施滉的同学深情，更表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热烈认同。后来，在1984年----清华甲子级毕业60周年时，他撰写了题为《母校最早的共产党员》文章，深切怀念施滉以及已成故人的冀朝鼎、徐永瑛。“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我们甲子级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母校的光荣和骄傲。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清华学子心中。”

　　周培源的社会活动范围，逐渐超越了清华园。

　　是年夏天，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会，郭沫若主持了这次会议。此时的郭沫若正当盛年，毛泽东待之为座上客。他神采奕奕，意气风发，在会上庄严宣告：各路文化大军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在北京会师了！并满怀信心地描绘了新中国文化、科学、艺术的发展前景。会场上欢声雷动，掌声如潮，与会的代表都对郭沫若的讲话深信不疑，坚信中国新的文化、科学建设高潮即将到来。

　　对于郭沫若，周培源仰慕已久。1919年，他刚到清华读书时，即阅读过他早期的译著《茵梦湖》，后来还读过他的诗歌《女神》，这些如火山喷发般激越奔放的诗歌，满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给了周培源难忘的印象。此次会上，结识了郭沫若，周培源颇感荣幸。此后，他们在工作中频繁交往，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第二年8月22日，周培源以华北区北京代表身份，参加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9月下旬，应英共的邀请，我国政府派出了以刘宁一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英共和英国进步人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活动，团员中有知名人士李德全、涂长望、周培源和王铁崖。代表团赴英前夕，周恩来总理在自己的住处中南海西花厅约见了全体成员，详细询问了他们出国的准备情况，然后叮嘱他们：“你们出国，首先要支持我们的朋友；要宣传新中国的方针政策；对我们的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周培源第一次作为新中国的代表秉节出使，周总理这几句提纲挈领的话，使他记忆至深，成为他以后频繁的外事活动的行动准则。

　　代表团抵达英国，先后在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等地参加了英共组织的庆祝活动，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英国一些进步团体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促使工党政府，将代表团原先一周的签证延长到一个月。并在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执政的英国工党还是以该党主席的名义，在伦敦一家古典优雅的豪华饭店里，设宴款待了中国代表团，除了首相艾德礼和外交大臣贝文以外，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几乎都出席了。宴会上，觥筹交错，相敬如仪，主人给了客人很高的礼遇。此情此景，周培源自然地想起两年前，在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他在英国参加国际力学学术会议备受冷落的情景，心中真正认同了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震响环宇的壮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代表团在英国的访问长达一个月。10月底，除法学家王铁崖之外，其他人来到了华沙，加入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由120人组成的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周培源一行抵华沙时，离开会时间尚半月有余。闲来无事，他们便经常步出宾馆，游览华沙。

　　华沙是波兰的首都，也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历史古城。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战后，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许多人对它的重建丧失了信心，有人因此而提出了迁都克拉科夫的建议。波兰共产党和波兰人民，以奋发图强的精神和无私无畏的勇气，30万人投身华沙的重建工作。这座被战争毁灭的古城，在短短的几年之中便获得了新生。踱步华沙街头，目睹城市的新貌，周培源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对波兰共产党及波兰人民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社会主义在他心目中，如雨后开遍鲜花的原野，生机蓬勃，空气异常清新。

　　“和大”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1月16日开幕，历时一周。会议的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痛斥战争。会上，周培源见到了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结识的朋友英斐尔德是波兰人，二次大战以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波兰政府对这位曾经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科学家十分器重，在华沙大学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研究所。俩人的经历与近况很为相似，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和大”会议结束，正逢匈牙利科学院成立125周年。郭沫若、周培源等5人又受匈牙利科学院的邀请，去匈牙利作了短暂的访问，然后打道回国。这里值得记述一笔的是，周培源一行返回时，也将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的骨灰从英国伦敦护送回到北京。

　　回国后，仆仆风尘未及清扫，因刘宁一又有新的出国任务，代表团便公推周培源向周总理作访英汇报。周培源第一次向中央领导人作工作汇报，心里未免有些忐忑，流露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拘谨而缺乏自信的心理。周恩来看在眼里，给了代表团的工作以很高的评价，热情地鼓励他们，消除思想顾虑，大胆地开展外事活动。他说：“你们出国就要放手做工作，不能缩手缩脚。”周总理诚挚的态度，使周培源如沐春风。从此，周总理可敬可亲的形象，逐渐驻入他的心中。

　　“和大”归来后，他向清华师生作了有关“和大”的报告，畅谈了访问英国、波兰与匈牙利的观感。随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的日常工作。辛勤的工作与出色的业绩，清华人有目共睹。因此，在1952年2月的北京市第一次“人大”代表选举中，投票者2748人，他得了2652票，在当选的6个清华代表中，位居首位。4月，他被校务委员会聘为清华工农速成中学的校长，并在“三反”运动中，又被校务委员会公推为“审判长”。5月，在葛庭燧、张席褆介绍下，加入九三学社。9月，他担任了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

　　从此，一个恂恂学者，埋头教研的科学家，成为一个忙碌的教育管理者、社会活动家，九曲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人生别开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