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击溃了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关键的胜利。胜利之师，跨越长城，挥戈南进，直逼天津、北平。国民党谋划清华南迁，因多数教授不合作而破产，便扬言在“危急”时要破坏清华园。12月初，解放军推进到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国民党炮兵营开进了清华园，在清华构筑营垒，企图对抗。学校成了战场，人心动荡。在清华地下共产党组织的推动下，由讲师助教组成的教师联合会负责人张澜庄、董寿莘等人，联络了一些著名教授，组织巡防委员会，以共同保卫清华。周培源正当盛年，早年是清华知名的运动员，身体强健，责任心强，被大家公推为巡防委员会主任。出于公益心，为使清华免遭破坏，周培源毅然应允，临危受命。他带头与炮兵营交涉，要求他们撤离清华，使高等学府免罹战祸。后来，国民党炮兵营迫于解放军来自北面的压力，不战而退。这样，清华园实际上成了解放区，但局势依然动荡，学校的安全仍遭威胁。于是，巡防委员会则继续发挥功能，在周培源的带领下，昼夜值班、巡逻，保卫学校的安全。
12月15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击溃了北平近郊的傅作义军队，解放了北平的西郊与北郊，兵临北平城下。解放军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城下挺进。队伍从清华南门经过，装备虽不精良，但纪律严明、和蔼可亲，朝气蓬勃，让人们耳目为之一新。
清华的师生们，潮水般地涌到了南门外，敲锣打鼓地欢迎解放军队伍，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周培源也挤在围观的人群之中，目睹着这支胜利挺进的革命队伍，以及夹道热烈欢迎的清华师生和海淀的市民们，心里悠然涌出了这样的词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清华大学与他自身从此将步入一个新的里程。
新的里程是什么样的情景？
将是一个科学、民主、自由、进步的社会，廉洁、高效的共产党政权，取代腐败而专制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青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必将崛起在东方大地。革命必将荡涤人间污浊，中国将迎来万象更新。躬逢盛世，此乐何及！
当时，北平高校，包括清华在内，学生中间传唱着一首叫做《民主进行曲》的歌：
“嘹亮的钟声在回响，
东方发出黎明的曙光，
钟声唤醒了年轻的一群，
我们向着钟声尽情歌唱。”
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清华园。梅贻琦作为旧时代在清华的代表人物，已被国民党飞机接走南下。但是，清华的绝大部分教授，并未跟随南迁，表明了他们对动荡的形势心怀乐观，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充满希望。虽然学校群龙无首，但教务委员会依然阵容整齐，稳定着学校局面，维持着学校的行政与教学。众人推举哲学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主持校务委员会的工作。校务委员会面对重大的变革，召开了清华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清华大学教授会全体会议。由于此次会议不同寻常，不但全体教授踊跃到会，一些讲师也纷纷与会列席，讨论清华大学的归宿问题。
此时，北平城尚未解放，和谈正在进行。虽然清华大学事实上已是“解放区”，但尚未被共产党接管，学校处在青黄不接之间。到会的教授们不免有些顾虑，面面相觑，沉默不言，谁也不愿最先发言。在静默了约十几分钟之后，生理植物学家、西南联大大普集研究基地的核心人物汤佩松热血陡涌，猛然从座位上站起，呐喊般说道：
“清华是全中国国民的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时候了！”
洪钟雷鸣，到会的人们如梦方醒，长时间地热烈鼓掌，会场沸腾了！人们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他全面地阐述了对新形势的认识，获得了大学热烈的认同，主张把他的讲话作为教授会宣言的主要内容，向社会公开发布，并当场推荐了几位有政治经验和文字修养的教授，离席到黑板前起草了一个初步的宣言稿。就这样，50年前八国联军从中国人民血汗中劫夺去的一小部分赔款，由其同伙之一——美国，与清政府合办的这所学校，在教授们的呐喊的宣言声中，宣告归还到中国人民手中。（注1）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已经置身于人民解放军的控制范畴，对此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政策。毛泽东亲自在12月13日的军委电报中作了批复：
“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12月18日，四野第1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禀承中央精神，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外，张贴了政治部布告：
“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同学，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此布告，俾众周知！”
这份布告，清楚地表明共产党爱护与重视文体教育，明了清华大学在中国教育界的重要地位。它要求师生们“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使一时浮动的人心得以安定，无疑是一副极为及时而有效的镇静剂。
清华园里秩序井然。虽然国民党飞机有时飞临清华园上空，对宣布投入革命怀抱的清华大学投弹恐吓，但并没有抑制校园里日益高涨的革命气氛。师生们天明即起，锣声鼓声不绝于耳，人们在体育馆前扭秧歌代替了往日早操，课余时间在教室里练习合唱和话剧表演，兴致勃勃地阅读着来自解放区的各种报纸和刊物，热烈地讨论着一些新鲜的思想和词句。忙碌的学生们，在清华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北平解放后的宣传工作作着积极的准备。他们不但准备进城唱歌演剧，宣传人民解放的意义，还预备到商店住户讲解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义大旨，热情空前高涨。学生们在短期内，即排练了几个来自解放区的歌剧，如《赤叶河》、《血泪仇》等。这些表演虽然粗糙，但都是揭露封建地主，反映农民疾苦，思想和题材都很新鲜，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清华园，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清华的师生。
1月10日下午，中共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同教育委员张宗麟来清华接收。大礼堂里，楼上楼下，人头涌动，冯友兰庄重地宣布：清华从今天起正式成为人民政府的大学。全场热烈鼓掌，掌声长达1分钟。接着，钱俊瑞沉着而简炼地作了20分钟的演讲，阐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在校内，取消国民党教育中之训导制度，取消其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一切维持原状，薪水仍用等级制，待北平解放后，再通盘筹划、高等教育改革。他的讲话，要言不烦，自信而有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后，教授会继续开会，并邀请钱俊瑞、张宗麟列席。会上，张宗麟谈了共产党今后对高等教育的一些方针政策，谓其重心将置于理工。学术研究及言论自由均可保障，教授待遇亦不致太低。张是南京高等师范毕业生，有知识分子风度，为人谦和，说话亲切，教授们对他亦颇有好感。
一月二十二日晚，如磐寒夜，清华园一片沉寂。倏然，一阵阵声浪、由远至近，顷刻间响遍了清华：
“傅作义投降了！
北平和平解放了！”
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了游行队伍，四处传递这一人们盼望而以在意料中的喜讯。一时，人们兴高采烈，歌者有之，舞者有之，欢呼者有之，热情如火，烧红了寒寂的腊月夜。
尽管物资匮缺，但清华的师生们仍在欢庆与有序的气氛中，迎来了解放后第一个春节。教员们一如往常，登门拜年，互道喜庆。1月31日，旧历大年初二，解放军二千余人来清华参观，与学生进城工作队会集体育馆广场。学生们西服长袍，战士们则短衣戎装；拖沓的脚步与整齐的步伐，成为鲜明的对照。他们互相拉歌，呼口号。一时间，广场上热情高涨，人声鼎沸。高潮之中，人们挥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久违了的万岁声，在清华园中第一次响起，人们感到陌生而新鲜，不感到刺耳，而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翌日，大年初三，天气虽然晴好，风起尘沙，则像野马般在西郊奔突 。今天，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北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将展示一个伟大的场面。周培源以亲睹这个场面为幸，便携带了长女如枚，二女如雁，冒着风沙，骑车进城，去欢迎这支胜利之师，以表达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片赤诚之心。一个多月来，革命之风劲吹清华，和蔼亲切的共产党干部与纪律严明的解放军队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百闻不如一见，这支同样来自延安的部队，与明末李自成部队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推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表明了共产党的队伍是一支有主义有知识有远见的仁义之师，决不是李自成、张献忠般的乌合之众、草莽英雄。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不会像李自成对待李岩那样，先用之而后弃之。他所见到的几个共产党干部都文静儒雅，平易近人，看不到一些“匪”与“寇”的影子。只是，他对于共产党仍旧心存疑虑，共产党在军事、经济、文艺上可以获得很大成就，而科技恐怕不行。他担心，像他那样具有反苏亲美思想的人，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有没有科学研究的自由？
16岁的如枚和14岁的如雁，都在著名的贝满女子中学接受着良好的教育，两人皆漂亮聪慧，学习成绩优秀。所不同之处是，如枚刻苦勤奋，埋头学习；而如雁则活泼大方喜欢文艺。她们像两只春燕似的，在阿爸身旁翩然翻飞、呢喃不已。如雁更年轻，对新生活充满了诗一般的憧憬。她们与阿爸一起有说有笑，丝毫不感到寒冷与疲劳。她们感受着阿爸的欢悦，但却未能体会他内心深处的疑虑。她们毕竟还年轻稚嫩，“少年未识愁滋味”！
中国人民解放军威武庄严地挺进北平城，受到市民们英雄凯旋般的热烈欢迎，这支向着阳光、向着自由、向着民主的正义之师，在父女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如雁，对解放军产生了英雄崇拜。数月之后，解放军组织南下工作团，在北平的大中学生中间招募文艺战士，如雁背着父母报了名，并擅自离开了家中。
革命革到家里来了，周家一时乱了套。
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按班就部地上中学上大学，然后做学问，搞研究，这是周培源夫妇既定的方针，是他们 浃骨入髓的理念。孩子个个聪明伶俐，都是可造之才。如雁年幼，正是学习文化的黄金时段，而且军旅生活动荡多变，过惯了优裕生活的她，怎么能够经受得了？夫妇俩人十分钟爱孩子，视之若掌上明珠，怎能忍心这么幼小的孩子，离他们远去？
夫妇俩为此而心急如焚。
王蒂澂一改往常的超脱，到解放军文化接管委员会（简称“文管会”）找到了政委谭政，述说如雁不宜参加南下工作队的理由。要求“文管会”不批准如雁南下。她说：“你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招新兵要18岁以上才收，可她只有14岁……”此时，当年中断相对论研究而参加革命的郁钟正（于光远），从南方调来北京工作，前来母校看望自己的导师。周培源见到自己的得意门生，如今革命成功，成了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十分欣喜，除了向他了解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和当前形势之处，也不免流露出自己的牢骚：“他们把我的女儿也弄去了！”
于此同时，周培源的另一个学生——左派教授钱伟长，思想进步，与共产党的关系甚为密切。解放军进城前，即去良乡看望解放军，受到了叶剑英、陶铸和同乡族兄钱俊瑞的接见。他的岳父孔繁蔚，亦接受了中共中央军委的委托，自华东赴北平，劝说傅作义起义。钱伟长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背景，一时成为清华军管会倚重的积极分子。他熟知清华园中的各种情况，常为军管会出谋划策或推荐干部人选。此时，以冯友兰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维持会，已不适应形势需要，需要重组领导机构，教务长人选尚在特色之中。钱伟长深知周培源的资历、水平、能力、人望、堪当此任。但是，他亦深知周培源志在科研教学，鄙薄官场，无意从政。当他得知周正在为女儿南下工作焦虑时，他便以此为契机，向周培源进言，表示周倘能出任教务长，则可呈请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出面，做有关单位和周如雁的工作，让她回家学习。山重水复，无奈之中，周培源认可了这一条道路。他天真地以为，担任了教务长，便有组织出面为他说项。他相信钱伟长的能力，更相信“组织”的力量，在当时，“组织”是一个何等神圣的字眼呵！
5月4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下达了通知，任命周培源为清华大学教务长；陈新民为秘书长；冯友兰为文学院长；叶企孙为理学院长；陈岱孙为法学院长；施嘉炀为工学院长；汤佩松为农学院长；潘光旦为图书馆馆长。
紧接着，第二天，“文管会”又下达通知，决定成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任命叶企孙等21人为校务委员，叶企孙任常委兼主席，周培源、吴晗、金岳霖、陈岱孙、钱伟长、费孝通、樊恭 xiu 等8人为常委。1950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又对清华教务委员会作了调整，叶企孙为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培源、吴晗为副主任委员，周兼教务长，钱伟长、费孝通为副教务长。此前，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与周晤谈，希望他替代叶企孙出任主任委员，被周婉言辞却。这次调整以后，清华大学的校务实际都落到了周培源身上，各种会议、教务和总务问题纷至沓来。
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周培源改变了前半生的道路，从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教授，进而成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上马容易下马难，被学生扶上马的“周大将军”，从此便终生在马背上驱驰，再也没有脱离政治。命运的重大改变，喜耶？悲耶？似乎尚需历史的推移，作远距离的观照。周的挚友陈岱孙，与周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与相同的志趣。陈岱孙留美归国后，目睹北洋军阀政府官场的腐败，使他想起《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曾子的“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这句名言，发誓终生不为官。只是，他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旧训，在后来庆贺周培源90华诞时，撰文谈及这个论题，对周的从政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他说：
社会活动家的事业，恐怕在共和国成立前，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会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两个阶级中，培源几乎没什么社会活动可言。他也许薄学校的行政工作而不为。而对于政治，他似乎没有表示过有任何兴趣。他也曾一两次出国参加过某些国际学术会议，而这只是严格的个人学术活动，绝对谈不上代表中国。或者作为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或国际友好为目的。但在共和国成立之后这几十年来，社会活动却成为培源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他20年代末学成归国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他一直是以献身于教研事业为其毕生的志愿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为什么他又让社会活动占据了他很多的可用于教研的时间呢？这似乎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又不是偶然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他从参加国际交流活动中领悟到，他之所以献身于教育科研事业，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促进祖国现代化。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国际交流，尤其是学术交流工作是一个新的任务，而国内这类人才又较为缺乏。如果他能在这方面多做点事，也就是为促进祖国现代化尽点力量，为此牺牲一部分教研时间也是应该的。他后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注2）
当然，亦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以为，以周培源的科学根柢和钻研精神，他很有可能在相对论和湍流研究领域为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他认真的作风执着的性格，适宜于科研教学，而非官场中的机巧权变，政治非他所长。以学者之性格，入变化多端之仕途，必然使他今后的路途坎坷，人生失去优悠平和。他的入仕，使中国多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而少了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更有一种意见认为，新中国需要大批科学家、学者入仕，以科学与民主的理性治理国家。陈寅恪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遗世独立，道不同不相与谋，固然孤芳自清，独树高标，但将重要岗位交付无才无德之辈，亦是国家之不幸。“外行必须领导内行”，构成了中国后来多年严重的痼疾，让许多人为之扼腕叹息。周培源“偶然”地走上了仕途，但却在日后逐渐释放了强劲的科学民主的能量，与一些无才无德者鼎力抗争，为中国作出了他人难以替代的业绩，这应视为积极入世的功效。
火样的革命热焰，无论怎样浇灭，都未能使如雁回心转意。赶巧如雁闹病，周培源夫妇忧喜参半地将她送进了北大医院，期望她在住院期间，工作团离京南下。周培源似亦松了一口气，言不由衷地对工作团表了一个态：“如果没有病，她要南下，我不加阻止。”如雁归心如箭，病愈出院的当天晚上，即离家赶赴工作团。担心父母再度阻拦，妄自放着进城的校车不坐，而是冒雨沿着铁道，步行返回部队。
周培源的“官”帽被箍上了，大雁也南飞了！
翻改《三国演义》名句，这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女儿’又折兵”！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人民政府爱人民哟，
解放区的好处说不完。
咿呀耶嗨，耶呀咿嗨……”
歌声唱得响，秧歌扭得欢；清华园中的紫荆花，今年开得特别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