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加强国防研究，成立了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该局属民间组织，它的研究项目一般都分散在各个大学里，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和设备进行研究。周培源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承担了鱼雷空投入水的科研项目。

　　对于鱼雷空投入水的研究，日本早在1929年就开始了。它利用这项研究成果，在偷袭珍珠港的战役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随后，日军进攻英国属地新加坡，英国当局仅派“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两艘战舰去守护新加坡。邱吉尔声称：“威尔斯亲王号”战舰坚不可催，炸弹投在它的甲板上就如同花生米散落在地上一样。但是，英国首相如此赞誉的战舰，到新加坡不久就被日军空投鱼雷击沉了。舰队司令汤姆·菲利普海军上将和巨舰一起葬身海底，导致新加坡失守，英军投降，美英政府大为震惊。

　　鱼雷空投入水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计算空投鱼雷入水时所产生的冲击力，它决定着鱼雷的设计。周培源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他提出了计算空投鱼雷入水时所产生的冲击力的方程，经试验证实完全正确。当研究取得成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宣告结束，他的研究成果未能运用于反法西斯战争。后来，美国人则借助他的理论设计出了水上飞机降落到水面上所受到的冲击力。

　　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服务于战争的海军部有关部门终告解散，科学家们大多离去，只有一小部分人留下来做收尾工作。周培源也被留下来了，由他负责撰写鱼雷空投入水小组的总结报告。报告成文以后，他提交给美方一份，自己也留了一份。美国海军部立即将此件列为保密文件，直至1957年才予解密。后来，周培源将此份报告送交了我国海军研究所。

　　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解散以后，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邀请周培源参与工作。去该站搞研究的人，待遇优厚，年薪达6000多美元，合现在六、七万美元，是当时美国高薪教授的水平，（当时清华教授的月薪，仅仅相当于25美元）。只是，海军部系美国的政府部门，在其所属单位任职便是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外籍人员必须入籍美国。生为中国人，应是中国籍，贫贱不能迁，富贵不能移。“桔生南国，受命不迁”，一种深沉的爱国理念支撑着他，他不愿把自己的生命之树移植到异国他乡。因此，他明确地表示了态度：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能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他可以随时离去。也许，这是他们那一代中国学人共同固有的观念。由此，我们便自然联想到周培源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杨武之，后来对于其子杨振宁入籍美国，始终耿耿于怀，不予谅解。另一个清华学人汤佩松，1947年去加拿大探亲，妻子和所有的亲人都力劝他在加团聚，并在温哥华大学为他谋得教职，而他则咬定青山不放松，自认是“清华人”、“中国人”，只同妻儿团聚了两个月，就返身回到北平。他以行动作出了答复：“我是属于中国的。”

　　在海军军工试验站工作了半年多，至1946年6月，周培源只身从美国赴欧洲，代表国内的中央研究院出席了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牛顿诞辰300周年应在1942年，因为战争，纪念会延至1946年举行）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9月又去法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并被选为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理事会理事，1946年底返回美国，国内的好友张奚若等人致函劝说他暂缓回国，而在美国的劝阻者则更多。他曾一度考虑，想只身回国，把王蒂澂与三个女儿留在美国，遭到王蒂澂的坚决反对。她说：“要回去就都回去要留下就都留下，不能把家分成两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周培源终于谢绝了许多人的挽留和劝说，像山溪奔向大海，像儿子奔 向母亲，携带着妻女，于1947年4月，回到了前途未卜的祖国，回到了梦萦魂系的清华园。

　　这不是一种诗意的回归，而是弃福取义的毅然抉择。2月，他们乘船离开旧金山时，国内已经爆发了全面内战，国统区政治腐败、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对于共产党，周培源有所认识和感觉，但并无明确的认识。作为一个爱国的无党无派的科学家，他的想法十分纯真：“我虽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政绩就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我是由清华大学派送去美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清华大学工作。”和杨武之、汤佩松一样，他们都有深厚的中国和清华情结和“重然诺”的传统道德观。

　　他们这一代之中的许多学人，怀抱科学救国的信念。科学救国，科学是路，爱国是本。面对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祖国，不是嫌弃她，逃离她，而是要竭力以自己所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去改造她，装扮她，使她富强起来。多么赤忱的学人，中华民族应以他们的优秀儿女而自豪！虽然他们是真诚的，但脱离政治的科学，终究救不了国，终究是个美好的乌托邦！他们的心是超功利的，超党派的，但人总是要有所依附的，铺盖贫寒的中国需要一张政治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实是，国民党已被包括周培源在内的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厌恶，他们转而把希望寄托在爱国、进步、民主、廉洁的有延安作风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以知识分子思想为标志的国民人心所向，是一个国家和政党盛衰的根本。此时，兵临国民党城下的中国共产党，占有大好的历史机遇——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共产党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类智慧的新思维，力图以此改造与拯救中国，其后来的功过是非需做一篇绝大文章，非区区笔者所能胜任，只得就此打住。

　　只是，像周培源这样舍弃高薪与能够发挥个人才华的极好岗位，回到政治动荡的祖国，这怎能不让人感慨？像他这样的爱国科学家又何止千百个？这些可贵的民族科学精英，后来许多人未能得到信任，并展其所长，科研无路，报国无门，虚度了生命年华。周培源的朋友孟昭英博士，因对微波事业的杰出贡献而受到冯·卡门的赞赏，回国后在无线电研究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以1957年后，却被剥夺了教学与科研的自由，取消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名誉职务，不准他接触微波领域。思想一向左倾而且爱国的钱伟长，也难逃1957年的厄运。

　　西南联大的一对双子星座杨振宁与张燮的人生际遇，似乎可以让人反思。

　　杨振宁是西南联大理学院的状元，张燮则是工学院的状元。关于张燮，在同学之中流传着许多传奇性的故事。譬如说，当时工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程的考试难度很大该班常有一半学生不及格，张燮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交了头卷，而且得了满分，工学院的同学都说他是2天才。他与杨振宁同时考取清华公费留学美国。杨振宁留美继续从事科研，张燮则回国到云南大学任教，1957年杨振宁得诺贝尔奖，张燮则被打成了右派。从此，他的人生，便如浇湿的木头，生命的热能在虚耗的青烟中消逝，与当年并驾齐驱的杨振宁相比，已不能望其项背矣！科学救人尚且不能，遑论科学救国了！

　　那么，等待周培源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人生没有方程式。在历史的重大转折面前，他是迟钝的、木讷的。回到清华，他很快沉浸到教授的角色中去，为又一批年轻的学生们讲授理论力学，有时还在大礼堂里做有关相对论的报告。他盛名在外，社会上传说他是“世界上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的半个学者”。校内校外的听众慕名而来，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周培源从同时性的相对性说起，一直讲到“钟变慢，尺缩短”，把大家引领到一个奇妙的科学境界之中。

　　来自上海的学生何祚庥，头脑清晰，思维活跃，起初学习成绩很好，颇为周培源所赞赏。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何祚庥热心于政治，积极参加清华学生的进步活动，学习成绩逐渐下滑，变成了60分主义者。周培源心中明白，是政治活动影响了他的学习，对此颇为着急。他专门找何祚庥谈了一次话，神情严肃地说：“不要参加什么学生活动，唯心唯物是吵不清楚的，要好好做学问。”

　　看来，“好好做学问”，依然是他的人生取向。

　　1948年8月，四女儿如苹问世。林巧稚解救了难产的母女，周培源很是高兴，又颇为遗憾：“又是一个女的……”虽然，他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的薰陶，主张男女平等，但中国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观念，对他不能不有所影响。当然，倘以家庭的生态来说，有四女而无一男，实在不够平衡。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如此奈何？！

　　四女儿出世一周后，他再次应邀赴英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和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并再次当选为两会的理事。中国有句俗话：亡国之民有如丧家之犬，那么乱国之民又将何如？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腐败政府声名狼藉，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周培源参加这次活动也备受冷落，开理事会时处于末座，在会议结束的宴会上，则置于倒数第二位。而在1946年，他首次参加两会，作为苏美中英四个大国之一的中国科学家，曾经备受尊重，在闭幕式上，他代表中国发言，人们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两相对照、一冷一热，鲜明地反映了国家与个人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深深地感到，即使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在他的背后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1948年11月7日，周培源从欧洲返回北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北大、清华校园中已传唱《光明赞》：“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人们确信：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注1：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P93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版。

　　注2：原载《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1日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