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华大学章程的规定，专任教授连续工作满5年可以学术休假1年。由于夫人患病和其它一些原因，周培源将其休假时间，从1934——1935年度，延迟至1936——1937年度。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数年，日本的影响已渗透到北平，日本、朝鲜浪人常出没清华园，制造各种事端，清华校园已非安定的绿洲。于是，周培源便将夫人与两个孩子送回宜兴老家，然后动身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

　　普林斯顿是一个人口只有几千人的袖珍城市，因普林斯顿大学坐落于此而闻名于世。小城幽静秀雅，绿色如浓云密雾，流动在整个城市之中，一、两层白墙红瓦的小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其间，全然没有工商城市的喧嚣与烦闹，真是西方蓬莱，一个做学问搞研究的人间胜境！因为爱因斯坦的到来，人杰地灵，这座小城便与世界上最孚盛名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它也因此而焕发了光芒，成为人们朝拜与景仰的科学圣地。

　　高等学术研究院位于普林斯顿大学，一座被称作范氏堂的美丽的楼房里边，该大学的数学理论物理系也设在其中。此时的爱因斯坦已经年过半百。他长长的头发已经斑白，脸色发黄，似乎有些疲惫，但深邃的眼睛依然发射着炯炯的光芒。他爱穿一件棕色的皮夹克，没有领子的衬衣，和一条同样棕色的发皱的裤子。他在普林斯顿过着一种返朴归真式的单调的生活方式，与妻子住在一座简朴的两层木板房子里，早晨多半走一英里左右的路到研究院，在那里研究他的统一场论，并与同事们谈话。有时，他也拉拉小提琴，在当地湖里扬帆行船，很少出去旅行。他在给比利时伊丽沙白皇后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他的客居小城：“奇妙的小地方……一个古老诱人，讲究礼节的村庄，住着弱小而又高傲的半神半人似的人们”。

　　这个创造了相对论天才伟业的科学大师，这只具有伟大理想主义的一头大象，作为一个弄潮儿，经历了强烈的法西斯迫害的风暴潮之后，终于从欧洲移居到了这个宁静的港湾，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任教授，在这里创办了一个关于相对论理论的研讨班。他是这个研讨班的精神领袖，是凝聚和领导众人的导师，具体工作则由他的助手英斐尔德和霍夫曼去做。参加这个研讨班的，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与周培源年龄相仿的年轻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这里，并不以导师自居，也不像大学教授似的系统讲课，而是常常坐在大家中间，用手指不住搓弄他的白发，天马行空般谈论世上各种事情。他的精神世界像翻滚的大海，在其深处，汹涌着惊涛骇浪。他满怀激情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与社会不公正的忧患与义愤。他沉静下来时，则象一个安详的天使，微眯的眼睛闪烁着似乎洞察宇宙的智慧。他经常向大家讲述与介绍他手头的工作，新的科学灵感与思路，并和大家在一起，平等地切磋讨论别人的学术报告，给年轻人以热情的鼓励和帮助。这种启发性的研讨，迸发了物理学爱们创造思维的火花，他们仿佛获得了创造的种子，得到了受益终生的科学启迪。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自1917年10月起，即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有的文章对爱因斯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近代的哥白尼，是现在的牛顿，是科学中的大革命家。”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引力论和运动方程，爱因斯坦推断在引力场中传播的光线将要发生弯曲。这一预见在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的日蚀观察中得到证实。此事公布之后，全世界为之轰动，并使周培源的心潮为之澎湃并立志以物理学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周培源对爱因斯坦与其学说心向往之，十分仰慕。他的博士论文，便是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深入研究。论文认定，仅用爱因斯坦引力方程，而不引入其它物理条件，就得不出该方程中十几个引力函数的确定解。他在论文中引入了一个物理条件，从而获得了轴对称静态引力场的一些解。在执教清华期间，他进一步整理充实了博士论文，并以《洛伦兹坐标变换的新推导》为题，发表在1931年美国的《数学学报》第53卷。此次参加相对论的研讨班，亲聆爱因斯坦的教导，并在浓厚的科学氛围的薰陶下，他进一步深化了对引力场的研究，完成了《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引力方程的一个各向同性的稳定解》这篇重要论文，于1937年又一次发表在美国《数学学报》上。于此同时，周培源还携带了他亲自指导的清华学生于光远题为《坐标系在引力场中的运动》这篇毕业论文，送交爱因斯坦指正。爱因斯坦认真地审阅了，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周培源回国后，将爱因斯坦的修改意见转告了于光远，要他根据所提的意见进行修改。只是，卢沟桥的炮声，打乱了书桌上的安宁，这篇文章终成无果之花。

　　周培源从爱因斯坦身上获得的不仅仅是科学的启迪，更感受到了一种道德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他为人真诚、谦虚、纯朴，毫不冷漠，毫无优越感，对人和蔼可亲，并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在欧洲旅行时，经常坐三等车，而不坐头等、二等。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正直的、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是成为祸害。他一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有历史性贡献的人，对待人类社会总是又如此严肃、热情，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爱因斯坦很器重周培源这位来自中国的勤奋严谨的年轻物理学家，很有兴趣地与他讨论相对论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有关引力场理论问题的不同见解。似乎，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关怀，更是在周的身上寄托着他对古老的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深情关切。他在周的面前，回顾1922年11月赴日本讲学，来回途中两次路过上海，停留三天目睹了中国劳动人民深重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不平。他忧郁的眼睛中，一再流露出诚挚的感情，同时也对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寄托着殷切的希望。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朴；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在上海所见到的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使得近年来中国的革命事件可以理解了。这是一个勤劳的，在奴役下呻吟的，但却是顽强的民族。”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的“9·18”事变后，他曾一再向全世界呼吁，要用联合经济抵制的办法来制止日本对华军事侵略。1937年，他又为中国的“七君子事件”作出了正义的声援。

　　爱因斯坦，伟大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人们从他身上，真正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价值与人格尊严。周培源是唯一与他一起工作与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国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科学与道德之魂，已融进了他的血脉。他虽然一直谦逊地认为，他不是爱因斯坦登堂入室的弟子，但在精神深处，一直把爱因斯坦当作自己终生崇奉的导师。在周培源此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时徘徊着爱因斯坦的幽灵。

　　九个多月很快过去了。周培源遵照中国的传统礼节，执弟子礼，向自己的导师告别，并把一座精雕的达摩祖师像送给爱因斯坦。

　　“他是谁？”

　　“他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达摩。为了领悟佛家的真谛，曾经面壁9年。”

　　“呵，一个伟大的锲而不舍的真理追求者！”

　　周培源请爱因斯坦在自己的纪念册上留言，他欣然答应，为了表明对这位中国物理学家殷切的期望，他郑重地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敢信将来对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

　　周还希望为爱因斯坦拍一张照，他顺从地答应了，下意识地抚弄了几下头发，抻了抻衣服，坐在转椅上，将左脚搭在右腿上，双眼安详地凝视着周。

　　周培源把这张照片视为至宝，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直到1977年，中国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他才把它公诸于世。

　　注1：周培源：《母校三位最早的共产党员》，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世纪清华》一书。

　　注2：《国立清华大学》第231页。

　　注3：参见林洙《大匠的困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