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江南梅雨时节。

　　周培源自美国返回上海，稍事停留，便赶赴宜兴老家，拜望父母，并与妻女团聚。

　　此时的华北，日军正在步步进逼，风声鹤戾，草木皆兵，战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清华在他心中，一年休假，已经到期，必须返校述职。因而，他未作更多考虑，便告别双亲，携带妻女北上。

　　清华园，依然水清木华，只是，日军的炮火，已在卢沟桥绽开了罪恶之花，炮声隐隐可闻。

　　师生们步履匆匆，神色不宁，学校秩序已然失控。青年学生们热血沸腾，拍案而起，华北之大，果真没有他们一张宁静的书桌了！

　　许多南方籍的师生，纷纷购票逃离北平。席不暇暖的周培源一家，却不愿马上南返。宋哲元部的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在卢沟桥畔率部英勇反击，给了他们一线希望。然而，形势日益吃紧，远在西郊的清华，已处于日军势力的阴影之中，周培源便携家眷住到城里。8月5日，日军开进清华园，继则北平全城沦陷，清华受命南迁。11日，周培源携带家眷，以及陈岱孙的父母，启程去天津，拟由天津南行。

　　本来，从北平到天津只有3个小时火车时程，可是，由于火车不停地给开赴北平的日军军车让路，且每进一站，日兵都要上车检查，所以他们竟然耗费了24个多小时，才抵达津门。他们住进了英租界，终于得到了暂时的憩息。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湖南，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8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常务委员的临大筹委会，筹建新校。由于周培源曾经担任过校务委员会秘书一职，梅贻琦便以临大筹委会的名义，给周培源汇来两千元钱，让他临时负责安排清华过往天津的教授。

　　此时，他的好友张奚若亦在蒋介石召集的庐山会议后北返，阻留于天津，因曾执笔声讨日本，不能在津公开露面。9月22日，张奚若的家眷亲属，自北平赴津，与张会聚。在天津车站出口处，日本兵扣留了青年学生模样的小姨。张奚若夫人杨景任身边携带着几个孩子，又恐年轻妹妹单独留下会遭不测，正在两难之间，周培源出现在面前，不禁喜出望外，便把孩子托付给了他，自己追赶妹妹去了。

　　车站口刀光枪影，车站前拥挤不堪，日本兵、搬运工往来其间，人群中还有一些袖子上缠着白布的中国人在那里指手划脚，为虎作伥。周培源怒视着他们，嘴里用英语骂出了声：“Damn!”（该死的！），以此宣泄自己的愤恨。来到了英租界旅馆，见到了张奚若和另外一些熟人，周培源依然恨恨不已，后来，他得知戴袖章的那些人，隶属维持会，是帮助日本人维持所谓“东亚共荣”新秩序的，其中还有他们认识的教育界人士。当大家提起此人的名字时，周培源怒不可遏，神情激动地说：“岂有此理！”“简直是无耻！”说话之间，不自觉地将手里的帽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周公摔帽”，遂成人们深刻的记忆。

　　周培源在津，先后将陈岱孙、吴有训、冯友兰等清华教授妥为安排，送其离津南下。不久，梅贻崎汇来的款项告罄。他不得不四处支借，才于10月10日，买船携家南行，先抵青岛、上海，后经宜兴、南京，一路颠簸，一路风尘，终于到达长沙。

　　行文到此，为了便于读者开阔视野，了解时代背景，以及与传主关系密切的科学家的情况，我们暂且按下长沙不表，仍对滞留在那里的叶企孙略作交待。

　　9月初，清华大学办事处在长沙成立，同月叶企孙自北平启程南下，途中因患伤寒病滞留天津，情同子侄的弟子熊大缜亦陪伴左右。梅贻琦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即乘机委托叶企孙在天津清华同学会设立临时办事处，由其主持工作，熊大缜协理。他们临危受命，其任务十分繁重，既需组织人员，设法转移清华园内的贵重物品（如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一批放射性镭、小型设备等），并需设法联络依然滞留北平的师生及其亲属，为他们提供旅费资助，解决南下的困难。

　　1938年春天，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委派地下党员张珍在平津地区招募知识分子，去冀中军区参加抗日前线的工作。熊大缜是一个诚笃而正义的热血青年，为抗日大义的感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先出国深造的计划，推迟了婚礼，决定赶赴冀中。当他把自己的决定禀告恩师叶企孙时，叶一生未婚，视熊如子，他从感情上难以割舍，但因“事关抗日”，即未竭力劝阻。只是，在熊离开后，10余天中，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阅读一些英语小说，以自求镇定。

　　熊大缜到达冀中后，由于工作出色和组织能力强，不久便受到重用，升任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等研制工作。他几次潜入津门，请求叶企孙给以帮助。叶企孙对他年轻无靠而身负重任，颇为担心，但为了自己最为亲密的弟子所从事的抗日神圣事业，利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想方设法，购置了爆炸器材和有关原材料，还为他筹集了一些款项，使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他们所埋设的电控地雷，成功地炸翻了日本人的机车车头。于此同时，叶企孙还动员了清华的师生阎佑昌（门本中）、汪德熙、胡大佛等人奔赴冀中。叶企孙虽然隐身都市，远离炮下硝烟，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在天津所冒的风险，胜过了冀中前线。他的行动，逐渐为日本人所注目，于是，被迫于1938年10月5日离津，取道香港、河内，至昆明西南联大。莫道书生空议论，他在天津的近一年之中，为清华南迁和冀中抗日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于沉潜中，体现了他的民族大义和刚正品格；于实干中，在清华的师生中树立了自己的风范和威望。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汇集长沙，租借圣经学院，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并一度开学授课。但是时隔5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1938年2月，三校再次搬迁。人员主要分两路，一路为“湘黔滇旅行团”，由曾昭伦、李继侗、闻一多等11名教员，率领数百名学生，由湖南、贵州，步行抵达云南昆明，行程3500里，历时68天，这便是著名的“大学长征”。另一路多为教员并家属，沿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达越南海防、河内，然后经滇越路抵昆明。周培源携家眷，随南路而行。

　　国事蜩螗，人世乱离，周培源忧愤之心如汤似沸，心绪不免烦乱，原有的好脾气，也变得烦躁起来。他们山一程、水一程，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生活无序，饭食无着。王蒂澂看着饥饿不堪哇哇直哭的两个小女儿，便不顾卫生与否，向铁道边挑担的小贩买了两碗现煮的米线。周培源看见后，一股无名火陡然升起，勃然大怒，随手把米线丢到车窗外，大叫：“怎么能乱买东西吃，那么不干净，生病了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王蒂徵也不示弱，把他买来的甘蔗也丢出窗外。这是周培源夫妇数十年中罕见的一次“战争”。

　　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他们一行终于抵达昆明。周家从郊外租借了被称作“马家花园”的住宅。房东是一位马姓团长，西式宅院，堪称豪华。宅院宽大，一家住宿颇为阔绰。于是，周培源夫妇，便邀请新婚不久的任之恭、陶葆柽夫妇入住。周、任两人均是清华学校赴美留学返校任教的物理学家，他们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患难之际，共处一院，相濡以沫，其乐融融。后来，任之恭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苦难里不无欢悦：

　　房子的生活设施极好。不仅如此，周是一个南方人（即来自中国的南部），而我的妻子碰巧也是南方人。结果，两个南方人非常能干而且勤劳，而北方人（我和周的妻子）只能坐享我们的两位“吃苦耐劳”者提供的安逸。后来我们甚至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厨子。他烹饪的猪肉我们非常喜欢吃。他烹饪的方法是在地上挖个坑，在坑的两头支上木棍，架住乳猪，用一种原始但有效的施转方法来烧烤。我们享受着他做的美餐，但到后来我发现他“欺骗”我们的技巧不亚于他的烹饪天才，让他买米，他把其它东西垫在米桶底部，上面再放上米。看起来好像很满，从而将其余的钱侵吞。后来我们把他解雇了。（注1）

　　三校抵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设理工学院，并增设师范学院，在蒙自设文学院和法商学院，于是，三座著名学府的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终于暂时得到安定。虽然处于西南一隅，但中国的士大夫们还未失去往日的斯文，教授们的生活较之平民百姓应该说富裕得多。五百里喜茫茫奔来眼底的滇池雪浪，以及四处绽放的大丽花、报春花，为他们在离乱动荡的心灵阴影中，照进了一束亮光。

　　只是，这种静谧的生活并未持久。

　　第二年，日本的轰炸机便飞到了春城的上空，物价飞长，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国家艰难困厄之中，顽强地为中华民族保留科学文化的香火。

　　周培源一家从此经历了最使他们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