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让表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象表象，本质却被隐藏得更深。

　　最早来到京城时，赵岚觉得成功的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穿着一套高级洋装，脚上穿着高跟鞋，肩背名牌皮包，手里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走进写字楼。后来她发现，在这座城市里，真正成功的人上下班没点，因此不用急匆匆卡点去打卡，想穿什么穿什么，不太用顾及周围人的目光，或者说真正成功的人有着自己的穿衣准则，而这准则与众不同，不屑于与她们分享。一旦分享了，都变成一样了，就丧失了成功者那种稀罕的特质，沦为大路货色。为了打卡奔走在路上的女孩，都是上班族，最好的情况是上班族里的拔尖者，有人管这些把尖者叫高级白领乃至打工女皇。

　　穿着套装走在去公司的路上，比较引人注目。杨鸥曾打趣地说，“白领呢，不过是因为田地都以写字楼的形式出现后，庄稼人的另外一种称呼而已，和旧时候赤脚种地赶牛犁地播种的村妇没什么区别。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区别，那么便是，村妇不会使用口红而白领则一定会选用口红，做到无口红不出门的至高境界。”

　　职场中的女性都已经进入到可以被称为精英的范畴，像极了游戏中的主角，从不名一文上升到雄霸一方的高级段位王。只要存在上升空间，对于这些精英女性来讲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上升过程中的艰辛与这种幸运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不存在上升空间则是一种悲惨境地。有统计数字显示，当空间固定时，作为人类最高级物种的人群，多半会采用围剿周围的人以实现自我防卫。

　　这种空间固定的时代就比如旧社会，女性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被动等着在媒妁之言下凭借命运嫁得一个好人家，这种走运的概率等于被雷击中的概率，或者类同与购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又有统计数字显示，《甄嬛传》这部电视剧最大的观众群体和反复收看的群体居然是男性，而非女性。如果这个数字真实不假，就是说，当空间固定时，女性就很容易被男性列入欣赏物品的范畴，等同于一只口红和一件衣服，成为一件陈列品。

　　赵岚觉得杨鸥什么都好，就是说话有些刻薄，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她偏偏要去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露出里面腐朽不堪的墙壁和斑驳的门把手，也正如从杨鸥这么美丽女孩的涂着精致口红的嘴里说出来的应该是吴侬软语的情话，等了半天，等来的确是美人的这些泼凉水的话，叫等了半天的人有些失望，失望之余又禁不住怀揣希望等着美人什么时候说出动人情话的那一刻，于是，不甘心的人就会那么守候着，成为追求者中的一类。

　　赵岚钦佩杨鸥对于口红的驾驭能力。她自己总是忙于工作，总是什么流行就买什么牌子的口红，什么颜色时髦就购买什么颜色。杨鸥不是如此，她能准确的分辨出什么是流行的什么是适合自己的，说出每种口红品牌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讲出每段时间下，每个国家流行的口红色。赵岚一直觉得如果哪个出版社想出版关于口红方面的书，或者采访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杨鸥是个合适的人选。因为，每次杨鸥出现时，她总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她这次使用的口红是什么颜色的，而杨鸥总是不负她的期望，皓齿明眸，配合得非常到位，任由她看。

　　对于口红的描写，佳萌认同的句子是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描述，大概意思是：如果一个女孩子不是很富有，不能每季都为自己购买足够时尚的新衣时，那么发了薪水请记得给自己买一只口红，每领一次薪水就买下一只，一年下来，也有十二只口红供她享用，总结下来也就是，这也可以被算做一笔不小的财富。

　　杨鸥每听到这种话，都会在旁边再追加和补充道，“你所崇拜的这位女作家的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口红定律，即经济低迷时，口红销量会直线上升。最早创造“口红指数”这个词的是一家化妆品牌公司，他们发现在2000年初经济危机时，公司旗下的口红产品销售出现了增长。由此得出了化妆品，尤其是口红销量的增长和经济健康指数负相关的结论。经济学家把这种经济低迷时部分行业趋势上扬的特殊经济现象称为“口红效应”。这种有趣的经济现象是指在美国，每当在经济不景气时，类似口红、丝袜、面膜等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口红作为一种廉价的非必要之物，可以对消费者起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作用”。

　　佳萌则争辩道，“口红是必备物品而非不必要之物，而且是应该最优先选择的必备个人物品。”

　　每当杨鸥和佳萌会共同出现在同一个场合时，之前一定为如何岔开口红的颜色而起过纠纷，如果留给化妆的时间过少，来不及商讨此次口红的选用心得时，两人则会使用同一种口红色出现在外人面前，弄的对方怀疑自己的眼睛：莫非你们公寓是提供公用口红的吗？

　　于是，说这话的人的脑袋上便会挨到暴风雨般地拳头的敲打，她们作为同在一个房檐下居住的姐妹们要一致对外，圈成一个水泼不进的口红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