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方面在解放区沿着文艺为广大人民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自由、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则冲破蒋介石集团的压迫，经过重重斗争而获得发展。

　　一九四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贯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在加紧与敌伪勾结的同时，又采取种种法西斯手段，增强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压迫，并于一九四三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文化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工作者实行高压和箝制。一九四一年七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竟“取缔书刊”达九百六十一种之多。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间，张道藩、梁实秋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文化先锋》上先后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等文，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鼓吹“文艺要以全民为对象”，表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意识”(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文化运动纲领”，并于十一月间在重庆举行所谓“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本来，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提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之类的口号是无可厚非的。但国民党一则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对立起来，叫嚷进步作家不要“站在劳工劳农的立场”去创作“憎恨”剥削阶级的作品(注：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20日)；二则把“民族意识”与封建思想混为一谈，在“民族文化”的旗号下宣扬封建主义的内容。他们在文化上提出的这些口号，是为国民党政治上鼓吹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效劳的。因此，他们的所谓“民族”云云，指的只是民族中占极少数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的压迫和摧残，给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造成了极大困难：政治上，作家生命没有保障，创作没有自由，出版受到查禁；经济上，由于物价上涨，纸张印刷成本急速增高，加之苛捐杂税的重压(如重庆的戏剧上演税高到票价的百分之五十五)，使得一些优秀作品难以出版或上演，作家生活没有保障。这些都严重阻碍着文艺事业的发展。

　　虽然如此，进步文艺界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继续保持与巩固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善于灵活作战，迂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虚伺隙，互相呼应，终于能冲破了反动派的压迫，击垮了一切反动派的文艺活动，而打了胜仗。”(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国统区各地分会依然继续开展活动，它广泛地团结各抗日阶层的文艺工作者，并动员与组织他们参加许多工作。皖南事变之后，党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一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不仅团结了许多进步的文化人，而且团结了大批中间的文化人，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针对国民党喧闹一时的“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新华日报》发表了《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的社论，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必须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国统区进步文艺界还曾通过纪念鲁迅、庆祝作家生辰等特殊方式，推动革命文艺运动。在祝贺郭沫若、茅盾五十寿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均按中国传统习惯计算年龄)，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一九四四年)的时候，《文艺生活》、《抗战文艺》、《文哨》等刊物，均出纪念特辑，表彰他们对文化革命的杰出贡献，总结文学运动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团结，鼓舞了斗志，对反动统治者起了打击和示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在纪念郭沫若五十生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之际，热情地赞扬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并对郭沫若寄以深切的期望：“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注：《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又号召文化工作者以鲁迅为榜样，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意见，正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引导和殷切期待。

　　国民党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经济上的鱼肉人民、敲诈勒索“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4页)。抗战最后两年，国统区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四四年，在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2页)湘桂溃败是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大暴露，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这也促进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一九四四年六月，郭沫若发表了《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指出：“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为促进训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权允许的范围内，我们文化工作者应有权要求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文艺创作的自由。”同年七月，“文协”鉴于“若干作家病不能医，盆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并为了“加强文艺工作和社会人士的联系”，发起了“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这个运动发起以后，很快得到了社会广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推动了民主运动和文艺运动(注：可参阅《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这年九月，中共代表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深得群众拥护，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起了号召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一九四五年，是民主运动公开化的一年。这年一、二月间，民主同盟、工商界、妇女界、青年界、文化界接连发表要求民主的宣言。其中，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影响最大。《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废除有碍民主实现的各项措施。《进言》提出：“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进言》说出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声，在上面签名的达三百七十多人。《进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国民党当局为了抵制《进言》的巨大影响，先由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出马，强迫个别签名者登报声明“并未参加”；再由CC系另拟一篇反动宣言，威逼一些教授签名，刊登于同年四月重庆伪《中央日报》上。随着《进言》的发表，国民党更把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视为眼中钉，便在同年三月底强令解散。一九四五年，“文协”第六届年会规定五月四日为文艺节。“文协”在《为纪念文艺节公启》中说：“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和民主，不但开发了那以后的中国人民的光辉的英勇斗争潮流，而且依然是今天的中国人民的光辉而英勇的斗争方向。”“文协”号召文艺工作者在纪念首届文艺节的时候，“检讨过去、策励将来”，发扬“五四”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为争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贡献力量(注：《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文艺运动汇入了民主运动的洪流，许多民主的集会通过文艺讲习会、文艺座谈会的方式举行。很多作家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并用自己的作品推动民主运动。茅盾的《清明前后》揭露了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摧残，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同人民一起参加民主斗争，才能“打断那把工业拖得半死不活的脚镣手铐”。政治讽刺诗、讽刺喜剧和战斗杂文象一把把犀利的尖刀，刺向国民党的心脏。连张恨水也写出了《八十一梦》这类尖锐讽刺国统区黑暗现实的小说。诗人闻一多更因受到党的教育和革命潮流的激荡，从书斋生活走到民主运动的前列，热情地在群众集会上进行讲演或朗诵诗歌。闻一多的道路代表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革命转折时期向左转倾向。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是坚持抗日、要求民主的，不少人还写出了比较好的文艺作品。但由于当时国统区的现实是那样黑暗，罪恶势力暂时又还那样强大，周围气氛是那样污浊而令人窒息，在这种困苦环境中，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本身也暴露出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弱点。表现在创作中，苦闷、彷徨、悲观、失望的情绪滋长了；回避重大斗争而描写身边琐事、爱情纠葛的倾向抬头了；有的迎合庸俗趣味，采集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织无意义的故事；有的缺乏阶级观点，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此等等。创作上出现的这种内容空虚、情绪低沉的“非政治倾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中脆弱、灰色的一面。怎样改变这种处境，摆脱创作上这类不健康倾向?文艺理论上也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强调“人生态度”；有的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有的强调投身现实斗争，克服非政治倾向；有的则把问题归结到注重艺术技巧上去。所有这些问题，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及关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讨论中，几乎都涉及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和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于潮(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了《论生活的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引起了《新华日报》内部的争论。于潮说：“我们正是处在方生和未死之间：旧传统的遗毒还没有死去，新文化还没有普遍地生根；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注：《方生未死之间》，《中原》第1卷第3期，1944年3月)。如何弃旧迎新呢?于潮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树立“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有了这种生活态度，就能“创造出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注：《论生活的态度与现实主义》，《中原》创刊号，1943年6月)。作者感觉到当时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麻木、疲倦、消沉、观望等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却对这种现象作了不正确的解释，提出了不正确的答案。于潮不着重分析造成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客观社会原因及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弱点，说明只有参加实际政治斗争、改造思想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而是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当作解决问题的钥匙。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他认为作家只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作力底充沛和思想力底坚强”，才能对“目前泛滥着的，没有思想力底光芒”的“客观主义”文艺进行斗争。有些文艺工作者不同意胡风的这种观点，提出批评意见，这就引起了从抗战后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关于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一九四五年还曾因为对于某几个具体作品的估价问题，展开了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关系的争论。有现实政治性很强的作品，然而被认为是没有艺术性的主观公式主义；也有被认为是艺术性较高而与现实的政治脱节的作品。为了使文艺工作者认清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举行关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讨论。这次讨论中虽也出现过简单化的倾向，但通过讨论，批评了文学创作和评论中的“非政治倾向”，坚持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相统一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周恩来同志非常关怀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他一方面严肃批评带有错误倾向的文艺作品和理论主张，另一方面又耐心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他建议文艺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过去的文艺工作，来改进自己的文艺工作。”(注：何其芳：《回忆周恩来同志》，1978年《文学评论》第1期)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与理论主张，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除了客观社会环境的恶劣之外，还应该从作家的主观方面找出原因：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属于被压迫阶级，所以有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熬煎，“就在一方面表现为消极低沉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而后一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历史证明，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具有原则的区别，不进行认真改造，就不可能对文艺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所以要建议文艺界共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以后，不仅指引着解放区文艺前进的道路，也对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起着指导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即《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不久，重庆《新华日报》便发表了一篇根据《讲话》精神写成的指导国统区文化运动的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这篇社论指出，文化建设一定要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社论号召文化工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社论正面阐述了我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在人民大众面前摆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种不同的文化建设观，对国统区的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四四年元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在重庆《新华日报》摘要发表。这是《讲话》在国统区第一次公开和广大读者见面。刊登《讲话》的编者按语说：《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第二天，《新华日报》又在《读者与编者》栏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上所提出的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还转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及周扬等介绍延安文艺整风和评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四月，党中央派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到重庆，任务是向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传达《讲话》，并调查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同志不仅在内部经常领导、组织文艺界学习《讲话》，阐释党的文艺方针，而且还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文协”举行的联欢晚会上，公开介绍了《讲话》以后延安文艺界呈现的“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周恩来同志说：《讲话》以后，许多作家“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周恩来同志号召重庆的作家向解放区学习，使国统区文艺运动取得更大的成绩(注：《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2日)。

　　《讲话》传入国统区，国统区文坛犹如“久旱”逢“甘霖”，很多作家努力学习《讲话》，宣传《讲话》，并结合国统区实际贯彻《讲话》精神。他们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应当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郭沫若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人民是文艺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师。今后我们的新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作为主人。为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注：《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文艺春秋》第3卷第1期，1946年7月15日)茅盾联系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实际，正确论述了应当如何对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民主，为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违反民主的行动，都是暴露的对象。同样的，凡对抗战有利对民主的实现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注：《如何击退颓风》，《茅盾文集》第10卷)何其芳撰写了《大后方文艺与人民结合问题》，他认为大后方文艺的任务，“就是推动大后方广泛的人民群众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民主运动。”为此，作家要扩大生活领域，描写群众的痛苦、要求，作品形式要大众化。一九四五年春天，文艺界提出“面向农村”的口号，稍后又提出“农民文艺”等，这些提法虽然未必确切，却是力图贯彻《讲话》精神的。

　　在学习《讲话》、并以《讲话》精神指导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同时，解放区产生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也陆续传入到国统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飞返重庆，“秧歌剧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注：郭沫若：《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新文化》第3卷第1、2期合刊，1947年1月14日)一九四五年一至二月，《新华日报》社为庆祝该报创办七周年和欢度春节，先后举办过两次秧歌晚会，演出了《兄妹开荒》、《军民联欢》、《牛永贵受伤》、《一朵红花》。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小型秧歌舞剧在重庆演出，使广大观众耳目一新，别开生面。接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也相继传入国统区。国统区作家称赞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反映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文化”(注：郭沫若：《〈板话〉及其他》，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1946年8月16日)，认为这些作品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足资借镜”(注：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年第10期，1946年12月)。他们还从解放区新型文艺的出现领悟到文艺创作的正确道路：只有深入工农，改造思想，获取源泉，才能创造出为人民所喜爱的文艺。国统区和解放区虽然环境、任务有所不同，但国统区作家积极从《讲话》和在《讲话》指引下产生的文艺作品中吸取营养，用以推进国统区文艺运动，毕竟“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之下的和人民大众结合的努力。”(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注：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076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要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这场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构成了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

　　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兴奋的心情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当前反压迫、争民主的政治斗争。《文艺杂志》主编邵荃麟写的《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一文，表达了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战斗决心：“首先，作为我们当前迫切任务的，便是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汉奸和打击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斗争。这在主观方面是要求文艺的战斗与人民的战斗更密切结合，而在客观方面一个迫切要求，即是言论出版创作研究的自由。……其次，从文艺工作本身来说，我们应该更肩负起国民精神代言人的职责，更深广地去反映和倾诉今天人民的愿望和表达人民的意志。这就要求每个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现实斗争，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量。”(注：《文艺杂志》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双十协定”的公布，使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一线曙光；但这曙光又被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云所笼罩。昆明“一二·一”流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人民愤怒的反抗。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政协”召开前后，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纷纷向“政协”呼吁，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茅盾、冯雪峰等三十人签署的《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说：“抗战八年，敌寇屈服，我们得到了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注：《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20日)重庆文艺界人士陈述了对“政协”会议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希望和要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抗战胜利后改名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并于次年移至上海继续领导文艺界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文协”总会发布《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郭沫若起草)，文中说：“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向作家提出要求：“我们应该严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场，努力向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的意识彻底大众化，绝对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恶势力抱一个死不妥协的态度。对于协会，应当使它尽量地健全发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众，争取广泛的中间层，在各种文艺活动中应积极参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和平民主的战士。要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我们的创作才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和当前的时代配合。”(注：《抗战文艺》第10卷第6期，1946年5月4日)当时的进步报刊曾以不同标题刊登了这个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如《文联》一卷七期登载该文时，题目为《今日文艺工作的方向——纪念第二届文艺节》)，在文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民党反动派对“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并不信守、执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当重庆各界举行“

　　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时候，反动派指使特务匪徒捣乱会场、殴打进步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和新闻记者六十余人受伤，造成了著名的校场口事件。接着，三月出现了南通血案，六月发生了南京下关事件。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与美帝勾结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完毕，便彻底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国统区人民不能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工、农、商、学各界在党的领导下，配合革命军事斗争，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规模革命群众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文化批评家、平民教育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到杀害；仅隔四日，西南联大教授、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也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愤怒抗议。中共代表团致信国民党政府代表，“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缉拿凶手、公葬死者、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等七项要求(注：《中共代表团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周恩来同志闻此凶耗，悲愤交集，立即于十八日在上海寓所举行有中外记者百余人参加的招待会，向新闻界控诉反动派的暴行。他说：“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我们非常愤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注：《周恩来将军谈三大问题》，《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反动派企图杀一儆百，但全国掀起的追悼李、闻二烈士的活动，变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更大声讨。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在北平身染重病，但仍积极支持民主运动，毅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至死不屈。毛泽东同志对闻一多、朱自清为人民不惜牺牲的精神作出了高度评价：“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2—1433页)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组织部分作家奔赴解放区开展革命文化活动，一方面帮助大批文化工作者撤至香港建立文化革命的新据点。革命文化工作者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聚集力量，出版刊物(主要有《大众文艺丛刊》、《小说》、光复版的《文艺生活》、香港版的《群众》，并为《华商报》副刊开辟了《热风》、《茶亭》等文艺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批判错误文艺思想，提出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与抗战后期相比，这时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自觉性更加提高，而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香港进步文化界曾分别以《文艺问题》、《论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一九四七年五月，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又以《毛泽东论人民的文化与人民的文艺》为题，节选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的部分章节。《讲话》的公开出版发行，为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默涵的《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冯乃超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等论文，都是在当时条件下认真学习《讲话》的产物。这些文章着重论述了新文学的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普及与提高、作家思想改造、文艺大众化、统一战线等问题。当时还开展了“方言文学”、“马华文艺”问题的讨论。“方言文学”讨论的实质，正是为了在国统区创作通俗易懂的文艺，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国共两党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反共反人民、麻醉人民斗争意志的反动文艺。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文化上大肆鼓吹“戡乱”。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印的《文化先锋》，发表《对剿匪戡乱应有的认识》(张道藩)、《文化界怎样动员》(褚百思)、《文艺作家的昨天和今天》(赵友培)等文章，污蔑共产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攻击共产主义文化是“野蛮文化”、“霸道文化”，责令作家“要挥如椽之笔，向匪徒作无情的扫荡”。他们千万百计扼杀民主文化，封闭报馆，查禁书刊，迫害作家，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人民的心愿，因而受到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弃。当时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超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不左不右的姿态出现，在政治上鼓吹“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在文艺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他们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在我国对内对外关系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错误意见：对内否定人民解放战争、人民民主运动和土地改革，对外散布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进步文化界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曾集中火力对它进行了批评，帮助教育了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文艺工作者。此外，进步文化工作者还对毒害人们精神的封建文艺、色情文艺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意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罪恶，表现了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在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和解放区新文艺影响的扩大，这个时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也有新的发展：从思想内容上看，出现了许多暴露黑暗、颂扬反抗的作品，特别是讽刺作品更为盛行；艺术形式也呈现出一种新倾向，“那就是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政治讽刺诗的蓬勃发展，是本时期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诗歌创作抗战前期多为对民族解放的热情呼唤，到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兴起以后，便转向了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讽刺，产生了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以及群众性的朗诵诗运动。《马凡陀的山歌》等政治讽刺诗，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运动中，或被朗诵，或被书于旗帜，或被改编为街头剧演出，它们连同《茶馆小调》《古怪歌》等讽刺歌曲一起，产生了很大的宣传效果。“讽刺诗多起来了，这不是由于诗人们的忽然高兴，而是碰眼触心的‘事实’

　　太多，把诗人‘刺’起来了。”(注：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宝贝儿》代序)。此文最早载1945年6月14日《新华日报》，题目稍有不同。)朗诵诗多半是非职业的文艺青年们创作的，它产生于民主运动，又服务于民主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集体创作的性质。这个时期的戏剧创作，由政治形势逆转时的历史剧，发展成为直接暴露反动统治和要求人民民主的作品，出现了茅盾的《清明前后》、陈白尘的《升官图》、田汉的《丽人行》、吴祖光的《捉鬼传》等作品。这些剧作或暴露官僚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压榨勒索，或揭示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丑恶，或描写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反抗斗争，具有明快、犀利的战斗特色。戏剧创作中讽刺喜剧色彩的浓厚，曲折地反映了人民力量的增强和反动势力的衰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对戏剧运动的迫害，许多剧作家转移到了电影部门。他们根据“站在人民的立场，暴露与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和在这种统治下广大人民所受的灾难与痛苦；并进一步暗示广大人民一条斗争的道路”的编导方针(注：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制作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等很有影响的优秀影片。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反映社会生活面比较宽广，题材和人物更为开阔多样。茅盾的《锻炼》、沙汀的《还乡记》、艾芜的《山野》、黄谷柳的《虾球传》、姚雪垠的《长夜》等，不仅暴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还或明或暗地描写了各个时期人民的反抗斗争。适应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这个时期还继续产生了一批匕首、投枪式的杂文。郭沫若、茅盾、冯雪峰、朱自清、何其芳、林默涵等作家的杂感，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抨击“旧时代的阴魂”、迎接“新时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

　　综上所述，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国内外敌人百般压迫下坚持斗争，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创作了一批对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有强烈政治意义的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企图同人民靠拢的。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压迫之下，和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固守着自己的岗位

　　，对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主运动，对于人民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或配合的作用。反动派扼杀新文艺运动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

　　第二节：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论主观》的批评

　　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国统区以后，进步文艺界在向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同时，对抗战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这一回顾和总结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如茅盾在《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一文中所说：“八年的抗战是我们民族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了；这须要长时间的探研，须要展开多方面的讨论，更须要各种意见的切磋补充，论辩驳难，然后可能既广博而又深入，然后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能够真正做到总结过去经验而决定今后努力的方针。”(注：《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当时茅盾、冯雪峰、何其芳、胡风、邵荃麟、黄药眠以及其他许多进步文艺界著名人士都先后发表了文章。在回顾和总结中，既有共同认识的相互补充，也有不同意见的直接交锋。继前一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之后，在进步文艺界内部，逐步形成了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这一次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是由胡风和他所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的。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底，胡风先后发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现实主义在今天》等文，论述抗战以来进步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了武汉撤退以后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混乱现象，认为当时“创作上的著目倾向”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著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这也是目前创作上著目的倾向之一。”(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创作月刊》第2卷第1期，1942年12月，收入《在混乱里面》)胡风认为，克服当时文坛上这种混乱现象的办法是提倡现实主义，也就是要提倡“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现实主义在今天》)。一九四四年四月，胡风为文协理事会起草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论文，后来在《抗战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这篇论文强调作家应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在这个混乱期，就文艺家自己说，要克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底脆弱或衰败，就社会说，要抵抗对于文艺家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蔑视或摧残。”胡风以为，“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注：该文发表于《抗战文艺》第9卷第3、4期合刊，1944年9月，收入《逆流的日子》)。不久，黄药眠发表了《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胡风“过分强调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过分的强调了目前文艺作品上的病态”；他还从方法论上对胡风文章提出批评，认为胡风“只是搬弄一些哲学的名辞”，作着“蹈空的、玄学的说明”，文章“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的地预先想好来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注：收入黄药眠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出版，第120页)。这些文章发表前后，于潮(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等文章，提出了同胡风的文章相似的论点，认为“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生活态度。”(注：收入《方生未死之间》，考验社出版，第36页)进步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问题已开始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在重庆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胡风在一九四四年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长篇文章《论主观》。《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力图从文艺反映伟大的民主斗争这个角度，说明文艺“要为现实主义底前进和胜利而斗争”，但他不适当地夸大了主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胡风说：“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因而“要求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胡风把作家在体现生活过程中的所谓“自我扩张”看作“艺术创造的源泉”。胡风虽然也说“与人民结合”、“思想改造”，但他却强调劳动人民身上的落后面，说他们“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论主观》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说明主观问题，认为新哲学进入了约瑟夫(按即斯大林——引者)阶段”，“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并且在文艺上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认为这三者是决定文艺创作的关键。这两篇文章在进步文艺界引起更大的争论。抗战胜利前后，进步文艺界以“过去和现在的检查及今后的工作”为题在重庆组织多次座谈会、漫谈会，对抗战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成果及问题、文艺上现实主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对《论主观》一文中的观点有所批评。重庆《新华日报》召开的《清明前后》、《芳草天涯》两个剧本的座谈会上也涉及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在座谈、漫谈会后，不少评论家发表文章比较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从具体问题的论述进到理论问题的探讨。如茅盾发表了《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论述抗战以来文坛的主要倾向及若干理论问题，认为文艺界的进步力量在苦斗中形成三种主要倾向：“第一种：与其不痛不痒反映最小限度的现实，不如干脆不写，转而写些最有现实意味，足以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第二种：既然对于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现实没有写作的自由，那就写敌后游击区，写沦陷区，乃‘阴阳界’；既然不许暴露最有典型性的罪恶，那就只好写小城风波，写乡村土劣，写知识分子的苦闷脆弱。第三种：与第一种用心略同而意义则纯为守势的，则为介绍世界古典名著；这仿佛是：既然不是上阵厮杀的时候，姑且研习兵法，擦拭武器吧。”(注：《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冯雪峰发表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述民主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文艺运动中的左倾机械论、思想上的后退状态、革命宿命论和客观主义，提出“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民力量的反映或追求问题、大众化的创作实践和民族形式创造的问题。何其芳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结合评论《清明前后》、《芳草天涯》两个剧本，对现实主义问题发表同胡风、冯雪峰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为人民群众尽了多少力，还可能增强多少，如何增强，这才是今天大后方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注：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黄药眠发表《论约瑟夫的外套》，批评舒芜的《论主观》是以斯大林的学说为外衣宣传唯心主义；还写了《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与客观》，对冯雪峰论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何其芳(傅履冰)与吕荧《关于“客观主义”的通讯》也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就文艺创作中的主要偏向是旧现实主义还是客观主义进行了讨论，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随后，胡风把他在一九四二年以来发表的文章编成《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两书先后出版，以表明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外，《泥土》、《呼吸》等刊物也发表不少文章，提出同胡风的文章相类似的观点。在进步文艺阵营中，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从对“客观主义”不同意见的阐述，进入到关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研讨。

　　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共六辑)针对胡风的观点和他所支持的《论主观》，继续发表文章进行辩驳和批评。第一辑刊载了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认为文艺运动“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中”，主要偏向是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强调所谓文艺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实际上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第二辑发表了乔木(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论述文艺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批评胡风认为文艺的对象的“活的人，活的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斗争”等观点。第五辑发表了荃麟的《论主观问题》，论述主观问题及如何发扬文艺上的创造力量问题，从唯物论对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解，批评舒芜、胡风等人强调主观的错误。胡绳先后在第一辑、第四辑上发表了《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通过评论路翎的小说和论述鲁迅思想的发展，分析胡风等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在文艺创作、作家研究中产生的不良影响。胡风则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对批评文章中的观点一一加以反驳。文中仍坚持把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看作两种主要的偏向，从理论主论述文艺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强调现实主义文艺应写出典型(活的人)。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召开，这次讨论暂告结束。

　　这一次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展开的讨论，时间延续达五年之久，涉及到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文艺上的主观与客观、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等许多问题，而主要是围绕着对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不同意见而展开的，实际上是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论争双方对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进步文艺运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估价虽有分歧，尚不属根本性的；在必须正面提倡现实主义方面，双方看法也比较一致。但是，对于当时文艺上脱离现实主义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意见则很不相同，一方认为主要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定观主义，另一方认为主要是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从这个问题的分歧开始，比较集中加以讨论的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作家如何同人民相结合问题。

　　胡风在论述抗战以来的进步文艺运动时，认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是两种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而客观主义越来越上升为主要倾向。胡风在文章中说：“有些作家”“既已失去了只有借着它才能向生活突击的战斗热情，又怎样能够获得思想力底强度或艺术力底强度呢?”(注：《在混乱里面》第16页)为了纠正这种倾向，胡风认为“只要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只要在生活战斗里面日新月异地培养自己底热情或精神力量，我相信，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一定能够得到胜利的。”(注：《在混乱里面》第17页)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胡风在《现实主义在今天》一文中认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所那叫做现实主义。”(注：《在混乱里面》第57页)又说：新文艺“总是在民族解放和在社会解放的血的斗争里面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它控告黑暗，它追求光明；它为呻吟于苦难的命运下面的人民请命，它掘发在苦难的命运下面的人民底善良而坚勤的灵魂；它追悼阴冷的死亡的过去，它赞颂来访的熹微的黎明……。这种精神由于什么呢?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注：《在混乱里面》第58页)在《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胡风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时提出了“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认为“文艺作品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动态，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要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保卫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注：《逆流的日子》第12页)在《现实主义的路》一文中，胡风认为现实主义中心点是“争取主观的思想立场或思想要求的加强，从这里拓大以至开发通向人民的道路(为人民服务)，反抗那些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13页)

　　针对胡风等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结合”，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认为胡风的主张“不够科学”，“容易使人误解”，“而且更重要的，到底今天大后方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就是在于革命作家缺少革命的搏斗和冲激，与他们的革命的主观精神还没有与客观事物紧紧地结合?”何其芳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必须提出新的明确的方向，必须提出新的具体的内容。而这方向与内容也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什么‘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紧密的结合’，而是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是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的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科学的观点”(注：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地运动的意见》也批评了胡风等人强调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胡风的文章“虽然抽象理论上强调了战斗的要求和主观力量，但实际上都是宣扬着超脱现实而向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要求文艺背离了历史斗争的原则，以无原则的，自发性的精神昂扬来代替了严肃的认真的思考。所以这不但不能加强主观力量，而只足以削弱主观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唯心主义发民的一种倾向了。”(注：《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中对胡风等人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作了具体分析，文章说：“现在就正是革命发展，人民的力量和斗争高扬的时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和作家的某些热情的表现和要求，就不能不是反映或向往革命和人民的这种高扬的东西，也不能不是寄寓着文化和个性的解放、未来的生活和艺术理想之追求的东西；它不免要对教条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思想态度抗议，但更本质的说，却更多是对于压迫青年的生机和热情的旧社会和恶势力的反抗，也是对于部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上崩落状态的抵制。这些情形，主要的应看作对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的要求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自然，单是热情，单是‘向精神的突击’，在我们，是万万不够的，还不能成为真实战斗的文艺。并且那里面也自然会夹杂着非常不纯的东西，例如个人主义的残余及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东西。因此，问题仍在于我们的文艺运动能够看到广大的社会和时代中的精神状态，怎样使那些好地精神要求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接触，并使它在革命斗争和人民的生活中得到改造、充实、提高，最后成为人民的力量和文艺。”(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86—87页)

　　在反动派压迫下，在令人窒息的险恶环境里，强调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增强战斗热情，固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恶势力反抗和对革命的追求，但也包含了不少消极的东西，过分强调这种主观精神，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难于划清界限，哲学上容易滑到唯心主义道路上去。舒芜的《论主观》就出现了这类错误。这篇文章在批评教条主义方面有若干合理生动的论述，它肯定了不断向前探索的必要，认为“探索和追求，是一切进步的动力；它会招致错误，它本身也就会克服错误”；文中对客观条件与主观作用的关系也作了论述：“约瑟夫再三昭告人们：

　　当一切重要的客观条件都已被自己所掌握时，事业的成功与否，就决定于自己的主观作用的力量的强弱。”(注：《希望》第1卷第1期)但当文章从哲学史上说明主观问题时，却陷入了混乱，认为“所谓‘主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说什么‘主观’和‘客观’都属于‘物’的范围”，并且说“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注：以上引文均见《论主观》)这样一来就把历史唯物论同唯心论、二元论、唯生史观混在一起，实际上宣扬了唯心主义思想。胡风在《〈希望〉编后记》中对这篇文章不加分析地鼓吹，认为“《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注：收入《逆流的日子·附录》)这显然会使他们朝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抗战胜利前后，进步文艺界在重庆召开的座谈会上对《论主观》中的错误观点有所批评。稍后，黄药眠在《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中批评《论主观》曲解了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在马列主义外衣下散布了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无论是一定阶级的主观亦好，无论是一个人的主观亦好，主观是决定于历史社会所赋予的具体的生活条件。换句话说，也就是生活决定了意识。”(注：《论约瑟夫的外套》第5页)后来《大众文艺丛刊》发表文章对《论主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评。如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从哲学观点和文艺观点批评了《论主观》的错误，文中说“无论从哲学观点或文艺观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主观论者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即是他们把历史唯物论中最主要一部分——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忽略了。因此也把马克思学说最精采的部分——阶级斗争的理论忽略了。”(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76页)文中也说到“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只把病象当作病源，没有更深入去追求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是从现实革命形势发展与要求上去把握问题，他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这种偏向的发展，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相矛盾的。”(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77页)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论主观》的批评，虽然大多对反教条主义问题重视不够，有的批评文章还存在着简单化的缺点，但是总的看来，对《论主观》中错误观点的批评是正确的，在分析主观与客观关系问题时，基本上符合辩证唯物论观点，对被批评者也有帮助。五十年代初，舒芜曾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见《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一文，对《论主观》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在实际生活和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作家和人民的关系，因此，讨论主观与客观关系问题，必然涉及作家同人民结合的问题。在人民革命的新时代，创作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必须同人民相结合，这个问题争论双方似乎没有大的分歧，但具体论述作家如何同人民结合时，就表现出意见很不相同。胡风认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血肉的现实人生，当然就是所谓感性的对象，然而，对于文艺创造(至少是对于文艺创造)，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了或者放过了思想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底最尖锐的最活泼的表现。不能理解具体的被压迫者或被牺牲者底精神状态，又怎样能够揭发封建主义底残酷的本性和五花八门的战法?不能理解具体的觉醒者或战斗者底心理过程，又怎样能够表现人民底丰沛的潜在力量和坚强的英雄主义?”(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文章中的语言是令人费解的，除了“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外，还有“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就同时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等。这许多“过程”，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但基本观点是说明作家要熟悉和了解人民的精神状态，在“体现”、“摄取”人民生活的过程中，要有“克服对象”的“批判”和“搏斗”的能力，既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扩张”，又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斗争”。胡风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人民群众的估计有关的。胡风认为，人民’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种看法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和较多的批评。

　　在作家如何同人民结合问题上，何其芳认为：“我们要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了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反省，我们才可能虚心地到人民大众中去学习。”(注：《关于现实主义》)又说：“在客观条件方面努力争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政治环境，即是说，应该加强民主斗争，在主观努力方面，则作家们应该下大决心，立大志愿，尽最大可能扩大生活，加强实践，从思想与行动上，改造自己，以至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最灵敏的脉搏与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注：《关于‘客观主义’的讨论》，《萌芽》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15日)荃麟认为“胡风所谓的自我斗争，是作家和人民一种对等地迎合和抵抗的斗争，……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同时又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而在我们，这个思想改造，正是一种意识上的阶级斗争，有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长期的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中去’，小资产阶级意识必须向无产阶级‘无条件的投降’，它不是对等的斗争，而是从一个阶级走向一个阶级的斗争。”(注：《论主观问题》)这些论述都强调作家深入人民，虚心向人民学习，强调作家世界观的改造。乔木(乔冠华)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中，既批评了他自己以于潮笔名发表的《方生未死之间》、《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中提出的“到处有生活”的观点，也批评了胡风的《逆流的日子》文集中有关作家和人民关系问题的观点。文章认为不应强调作家的主观意志，而应强调作家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客观事实，“当时的作家，一般地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上和劳动人民相结合，这种强调主观生活态度的论调，在实际上不过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结合的基本命题，使作家们各自在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天地里，自以为已经深入了人民而已。”(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5页)文章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应深入劳动人民，改造自己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但对“到处有生活”、“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滞的生活里面，被这个斗争要求所照明，也能够看出真枪实剑的带着血痕或泪痕的人生”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则缺乏具体分析，至于认为“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更有些简单化。文章对小资产阶级作家进步性方面估计很低，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心永远不能真正同无产阶级的情”(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5页)，这也不符合“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实际，因而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讨论作家同人民的关系问题中，对胡风关于“精神奴役底创伤”的提法，不少作者都有所批评，但批评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乔木(乔冠华)认为：“不承认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身上有缺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在本质上，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们的主体；他们的缺点，不论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点，……。把人民善良、美德、坚强和康健的主体置之不顾，而却去强调那些他们自己不能负责的缺点——这可能在实际上产生什么效果呢?事实上是拒绝乃至反对和人民结合。”(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7页)冯雪峰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人民就是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灰色的一面；有要求解放的战斗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识束缚着的一面。倘若没有坚强的主观，可不是也会跟着落后的人民走么?没有坚强的主观或正确的思想武装，又怎样能给落后的人民以强有力的正确的批判呢?……但是这样的思想和批判力是怎样来的呢?……产生和保证我们的批判力及正确的批判的，正是人民的历史现实斗争及思想斗争。高明的先见或批判，不能在人民历史斗争之外产生，而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时时在新的现实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改正和发展的结果。”(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113页)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以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为例，进一步论述了关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出，提出“精神奴役底创伤”这个问题是从推动人民从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解放出来这个要求出发的，也是为了真实地塑造封建主义重压下的人民的形象，以激起人们“不应该这样活的强烈的愿望”，“把人推向着明天前进”。这种出发点是积极的，同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也是符合的。但是，胡风过分夸大了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把作家感受这种“创伤”看作是同人民结合的过程和创作实践的过程，甚至强调了人民身上的痉挛性、疯狂性。这种观点却有消极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思想还不成熟、生活实践又不足的青年作者容易产生不良的影响。胡绳在《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中以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为例，肯定了小说的成功之处和作者的才力，也指出了作品的严重缺陷，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形象写是不成功，“其主观意图虽然是要探索人民群众中的精神活动，但实际上，他所着重地加以表现的只是人民群众的这样和那样的弱点”(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285页)。这种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路翎完全按胡风的理论写作，但从路翎一些作品实际，也可检验胡风关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说法，确有消极作用的一面。

　　这一次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展开的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的讨论(包括对《论主观》的批评)，反映了进步文艺界的许多人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较之过去几个时期深入了一步，对作家的主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上更明确，对作家同人民结合问题理论上思想上更加重视。但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这次讨论认识上没有取得一致。客观上，讨论是在反动统治下的特殊环境里进行的，联系实际有所避讳，有些文章不免流于空泛；而且这次讨论本来是因抗战中后期进步文艺运动中的问题引起的，革命现实的急速发展，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这些理论问题远远落在实际的后面。在主观上，论争的部分文章带有程度不同的教条主义、洋八股或党八股的缺点，相互交锋中具体分析和针对性不够强，有时用了嘲笑、挖苦的语言，特别是胡风的个人自大狂较为浓厚，甚至谩骂对方是“剥削阶级所留下的一料精虫”。反过来，后来却把胡风等人在这次讨论中发表的文章，一律当作反动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从根本上混淆了思想、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不少文艺工作者误把提倡现实主义的道路视为畏途，影响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节：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短兵相接的阶级搏斗正在激烈进行，我人民解放军在大量消灭进犯解放区的蒋介石军队后很快转入全面反攻，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在望。在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面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却因怀抱着旧式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对国家前途和个人未来产生了种种疑虑，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当时《大公报》、《观察》、《益世报》、《文学杂志》、《周论》上发表的储安平、萧乾、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一些政论、杂文、散文，便代表了这样一种社会思潮。这些人原先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长期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有的过去为人民做过有益的事，写过较好的作品；有的最初同国民党关系密切，这时已逐渐有所疏远；但当时在政治上鼓吹“中间路线”，在文艺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则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他们受美国所谓鼓励“第三种力量”这一政策的影响，以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立”姿态出现，在不满国民党、批评国民党的同时，对国内外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也发表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批评他们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在幻想。……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22—1423页)他们的这些言行，实质上有利于反动势力而不利于人民革命事业，因而受到革命文化阵营的批评。

　　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国民党，又不满意共产党，以为国共是两个极端，他们要走“第三条道路”。储安平说：“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注：《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公报》的社评也说：“所谓‘中间路线’绝对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他们以“绝大多数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国共两党都高明自居，实际是散布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引导人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条道路”，而且还在文艺上散布了许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宣扬文艺脱离阶级、脱离政治的“独立”性，提倡“创作自由”，鼓吹人性论、艺术至上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美学观。萧乾说：“一个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绝不宜受党派风气的左右，而能根据社会与艺术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文学家与其他人类同样有一颗心，对于不平一定要鸣，对于黑暗自然要攻击；但文学家之所以异于其他以笔黑为职业的人，正因为他的笔是重情感，富想象，比较具有永久性的。”(注：《大公报》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5日)朱光潜说：“我反对拿文艺做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谄媚的工具。文艺自有它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丢掉这自家园地而替哲学、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是无异于丢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隶。”朱光潜认为，“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文学的功用就在于树立“健康底纯正底”风气(注：《复刊卷头语》，《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朱光潜还宣扬“观照”是文艺的“灵魂”，说什么“文艺所凭借底心理活动是直觉或想象而不是思考和意志”(注：《自由主义与文艺》，《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他们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文艺观点，虽然不过是三十年代“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的旧调重弹，但当他们一旦把文艺的自由与政治路线上的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时，

　　仍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与此同时，在他们所主编的文艺刊物上，还发表了不少模糊阶级界限、削弱人民斗志、散布对帝国主义幻想的消极不好的作品。

　　为了分清是非，教育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消除人们对敌人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进步文化界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艺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批判和斗争。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群众》、《华商报》副刊，在上海的《文汇报》、《新文化》、《文萃》等报刊上，郭沫若、胡绳、邵荃麟、冯乃超、林默涵、叶以群、杜埃等人，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这些文章联系对方的论文与作品，集中批评、揭露了他们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出的严重错误。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具体分析中国内战双方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统称之为“自相残杀”、“民族自杀”、“自杀性的内战”，而一概加以反对。沈从文说：“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如何用文学来促进这种“民族自杀悲剧”的结束呢?答曰：“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中间路线”的倡导者认为一切“武力”和“主义”都是不好的，他们这些“夹于左右红白之间”的人物，“默祷着红白迟早合龙”(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这种言论表面公允，但在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分崩离析，败局已定的当口，实行起着阴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作用。郭沫若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

　　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注：《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胡绳也认为，在当时鼓吹“第三条道路”只会“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胡绳还针对自由主义者把共产党与国民党、解放区与国统区等量齐观的错误思想，说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是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共产党是跟国民党根本不同的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今日的解放区，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存在着人民的自由与平等，——因为把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机构彻底扫清，所以有了政治自由；又因为彻底实际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所以有了经济平等。事实可使人们看到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并不是在企图着象二十年来的国民党一样地对抗着人民意志而‘稳握政权’，相反的，它将把自己党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个党员摆在人民大众的监视与审查之下，如同它现在已经在解放区内所做着的一样。”(注：《为谁“填土”?为谁“工作”?》，《华商报》，1948年2月22日)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有些人对当时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得到解放的广大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他们为自己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而欢欣鼓舞，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着解放战争。这时，某些带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作家写的文艺作品，不但不去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罪恶，相反却去描写地主的美德和善心，掩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篇作品描写地主阶级“极一时人间豪华富贵”，称道地主“人格的朴素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在作者看来，农民纳贡，地主收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作品写道：“当地规矩，佃户每年照前按收成送给地主一点田中附产物，此外野鸭、鹌鹑、时新瓜果，也会按照时令送到，有三五百担租的地主人家，吃来吃去可吃大半年的。”作者不描写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势不两立的阶级矛盾与对立，将其关系说得十分融洽，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剥削可言。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农村的封建势力还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冯乃超在《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是属于“新第三方面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主题是“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注：《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当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半个中国进行的时候，《芷江县的熊公馆》的出现，显然是有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所进行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站在反压迫、争民主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旁观者方面，对群众运动冷潮热讽，企图影响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随着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激化，在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压迫、争民主的各行各业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反而指斥青年学生是“比醉人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注：沈从文：《一种新希望》，北平《益世报》，1947年11月10日)，甚至说“社会的团结向来都要基于和爱，于今群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而且礼赞怨恨。这怨恨终于要烧毁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今日世界所需要底是清醒、和爱与沉毅，而今日群众所走底是疯狂、怨恨、浮躁与怯懦的路。回头是岸，让我们祷祝卷在潮流中底人们趁早醒觉!”(注：朱光潜：《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周论》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象用人性论的观点斥责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一样，他们又用人性论的观点去对待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运动。革命文艺工作者邵荃麟等，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批评了朱光潜、沈从文等人对于群众民主运动的错误态度，指出：群众的“团结是基立于他们自己阶级和社会的爱，但同时也基立于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几千年来封建的剥削与压迫，培养了人民对于统治者的血海深仇，而在这种仇恨的燃烧中间，他们将烧毁一切旧的，丑恶的，残忍的制度，创造出人类伟大的光明与漫暖!”(注：荃麟文章见《大众文艺丛刊》第2辑《人民与文艺》，1948年5月1日)

　　民主个人主义者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们，不仅在对内关系方面有许多错误主张，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发表了一些错误意见。他们崇信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例如《红毛长谈》一文，“以欧人冷静眼光看中国时事”，既指责国民党，又指责共产党，既谴责美国，也谴责苏联，表明作者“系民主政治之忠实信徒”(注：《红毛长谈》，天津《大公报》，1946年8月5日)。《吾家有个夜哭郎》把我国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劳动人民，描写成摇篮里躺着的“一具又黄又瘦，满身伤痕的可怜娃娃”，认为“眼前的根本问题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谁喂也罢，只要奶喂的够勤，不掺石灰，不总给橡皮奶头吮!(注：《吾家有个夜哭郎》，天津《大公报》，1947年11月7日)当时，美帝国主义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友谊”，妄图在“援助”的幌子下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观点，反映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性、动摇性，客观上投合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需要。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了这种思想的危害，指出：“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种作品只会起“麻醉读者的作用”(注：郭沫若文章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

　　自由主义文艺家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他们的立场决定的。这些文艺家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所受的资本主义教育，使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因此，他们尽管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实际并没有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自由主义的文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面，他们认为“政治上负责者无从经营扶助这个部门的正常发展”，提出把文学“一律交给自由主义者”(注：沈从文：《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但由于他们的立脚点没有转移到人民方面来，因此并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郭沫若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借用论争对方提出的所谓“纯文艺”的说法，分析道：“‘纯文艺’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要作这样的认识：凡是人民意识最纯，丝毫没有夹杂着对于反人民的权势者的阿谀，对于不劳而获的垄断者的赞颂，或钻进玻璃室里作自渎式的献媚，丝毫没有夹杂着这些成分，而只纯真地歌颂人民的辛劳，合作，创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对于反人民者一切丑恶、暴戾、破坏的如火如茶的憎恨。这样的作品，我们便认为是今天的‘纯文艺’——纯人民意识的文艺。”(注：《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上海《文汇报·新文艺》，1947年3月1日)这里，接触到作家的立场问题，说明作家只有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反映他们的生活、意愿、要求，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上的又一次激烈较量。通过这次批评，分清了思想是非，在政治上孤立了胡适这类民主个人主义者中的上层分子，教育、争取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使许多人划清了敌我界限，逐渐向人民靠拢。他们当中许多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帮助教育下有了很大进步，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事情。这次文艺思想批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这次文艺批评也存在着缺点错误。首先，批判者未能很好划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带有“左”的简单化。毛泽东同志指出：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25页)。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他们“近视”，“糊涂”、“书生气十足”、“对美国存着幻想”，甚至存在“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有爱国心”、“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事实证明，这个分析是科学的。在阶级搏斗尖锐的时候，他们虽然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跟国民党反动派走，又不到美国去，而是逐渐向共产党和广大人民靠拢。毛泽东同志根据对这些人的正确分析，指出了对他们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3页)毛泽东同志表彰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在国内外反动派压迫面前，宁死不屈，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说明“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2页)先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论述，进步文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及创作的时候，存在着把思想问题简单提升为政治问题的现象。如有的文章指某人代表“黑色”文艺，某人代表“蓝色”文艺，某人代表“桃红色”文艺等；还有许多批评文章，采用杂文形式，较多嘻笑怒骂，缺少善意的批评、团结。其次，这次批判对政治思想问题注意较多，对错误文艺理论本身批评不够。这次批判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主要是联系作品表现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分析，没有就他们提出的理论问题本身，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与阶级性，美学的直觉与理性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产生上述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国统区作家要迅速配合解放军的反攻，来不及对自由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跟进步文艺界长期以来在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够纯熟等弱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