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创作方面，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虽然没有象戏剧、歌谣、通讯报告那样，形成一种有广大群众直接参加艺术实践的局面，却也同样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丰富多彩的景象，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于深入工农兵的实际斗争，从中激起创作的热情，汲取作品的素材，进行艺术的构思，一些有过较长写作经历的作家，象丁玲、欧阳山、周立波、刘白羽等，突破原先的风格，获得了新的成就；开始写作不久的作家，如杨朔、柳青、孔厥、马加、孙犁等，迅速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小说；更有大批初露头角的新人，包括康濯、马烽、西戎、束为、秦兆阳、王希坚等，以自己的作品带来了新的内容、新的格调和色彩；其中有的是并非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实际工作者，也写下一些读了令人难忘的作品：从而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个小说创作活跃、繁荣的时期。

　　最能代表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特点的，是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则是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出身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生产劳动，过着被剥削的艰苦生活；很小就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和地方戏曲，还是八音会(晋东南的一种农民自乐班)里摆弄各种乐器的好手。这些经历，对于他通晓农业生产和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熟悉农民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爱好，培育自己创作的大众风格，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二五年他进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习，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后来还受到一九二八年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鼓舞。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他被迫离开学校，长期过着飘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从一九三一年起，他为太原一些报纸副刊写作小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那时，他已深感“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开始写作文字通俗，识字不多的农民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的作品，创作了《铁牛的复职》、《蟠龙峪》等小说，并且发表过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早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选择了一条与很多作家有所不同的文学道路。他的意见在当时没有得到响应与支持，所写的作品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几乎全部失散了。虽然如此，它们作为摸索和试验，为以后的成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进入文坛的(注：《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后收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一年到华北党校，专门做通俗文化工作。此后，他在编辑《黄河日报》(太南版)副刊、《中国人》报、《新大众报》时，写作了大量小说、小戏、快板和其他通俗文章。他还参加农村剧团的编导工作，跟随剧团深入群众。一九四三年五月，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同志为该书的出版题词：“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十月，他又创作了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话》。一九四五年冬，写成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与此同时，还写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孟祥英翻身》、《地板》(一九四四)、《福贵》(一九四六)、《小经理》、《邪不压正》(一九四八)、《传家宝》、《田寡妇看瓜》(一九四九)等。在短短几年间，赵树理就以积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最早取得丰硕的成果，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一九四六年八月，郭沫若和周扬分别在上海和延安发表文章，推荐赵树理和他的作品。郭沫若评论《李有才板话》话：“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注：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1946年8月16日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一九四七年七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会议，号召文艺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八月，边区政府以唯一的文教作品特等奖授予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成了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迅速翻译介绍到国外。从长期默默无闻，到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不只是他个人不懈努力的成果，还鲜明地标志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革命文学运动从指导思想、读者对象到作品内容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小二黑结婚》描写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为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这场斗争由于受到金旺等恶霸的迫害和家庭的阻挠而发生了波折。作品生动地塑造了农民中落后人物的形象。二诸葛是个善良但胆小怕事的老农。他要维护家长的权威和包办婚姻制度。由于迷信，他反对小二黑与小芹结合。三仙姑则是一个沾染着好逸恶劳等恶习的妇女。她用装神弄鬼掩护轻浮放浪的行为，为贪财而出卖女儿。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深刻揭示了农村小生产者精神上的落后面，从一个方面表明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但是，无论是恶霸的逞凶或家庭的阻挠，都无法压制小二黑和小芹争取自由与幸福的意志。他们坚强不屈地进行斗争，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落后的家庭中成长了进步的新一代，表明了旧事物的崩溃之势。作品描写恶霸势力受到应有的惩罚。落后的阻挡社会进步的人物，也陷于逐渐觉醒的群众包围之中，受到了应有的嘲弄和批判，并终于被迫实行自我改造。从《伤逝》描写子君、涓生这一对城市知识青年为自由结合进行斗争而失败，到《小二黑结婚》中农村男女青年争取个性解放获得胜利，可以量出中国革命在二十多年间所迈出的巨大步伐。《小二黑结婚》热情地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歌颂了农村社会的长足进步，歌颂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因而立即得到农村中要求民主改革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

　　《李有才板话》通过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中的曲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阎家山是阎锡山统治下山西农村的缩影，这里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抗战后虽然成了敌后根据地，但恶霸地主阎恒元仍然依仗地的势力和影响，采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他退居幕后，安插亲信，操纵村政权，瞒过了章工作员，为非作歹。阎家山实行上依然是阎家天下，却居然还得到一个“模范村”的光荣招牌。作品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凶狠狡诈的反动本质，在“丈地”一节中把阎恒元的诡计多端刻划得入木三分。但是在党的影响下，农民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象老秦这样精神上被腐蚀、被压服，把剥削视为天经地义的人，已经不代表阎家山农民的主导方面了。李有才和围绕着他的“小字辈”人物，尽管还受着严重的压抑，却都迫切要求冲决封建牢笼，争取翻身解放。作品着力塑造了李有才的形象，他了解农村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一定的阅历和斗争经验，性格豪爽但又冷静深沉。因而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时，只是用抛“冷话”，即冷嘲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争。作者还把他塑造成一个民间艺人，他的卓越的艺术才干和黑暗环境的逼迫，使他用快板的特殊武器进行斗争。作品中许多段快板既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塑造李有才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些快板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感情，风趣幽默的风格，正是李有才个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小字辈”人物是李有才快板的热心的传播者，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更高，斗争性更强；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在农村民主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阎家山农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关键在于负责领导工作的章工作员，犯了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因而不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他没有发现李有才和“小字辈”人物，却依靠了阎恒元的势力。作品塑造了长工出身的党的农村干部老杨的形象，有意地把他与章工作员进行对比。他的强烈的阶级爱憎，朴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品质，一举一动无不表现出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特色。老杨迅速地找到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依靠他们发动组织群众，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斗倒了阎恒元，掀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磐石。这个有声有色的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当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一旦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立即就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足以创造出空前的奇迹。《李有才板话》虽然只描写一个小小村庄的斗争，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发人深思的。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描写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描写阎锡山统治下山西政局的动荡，以及对于农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作品开头的诉讼场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农村仍然保持着极端黑暗的封建统治。铁锁一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农民在苦难深渊中的挣扎。李家庄的恶霸地主李如珍，是阎锡山反动政权的社会支柱，蒋冯阎战争中他的势力有了发展，结果加速了农村破产。铁锁流落城市，成了手工业工人，开始接受党的影响。特别在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利用合法斗争启发农民的觉悟，农民与汉奸封建势力的斗争有了发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农民实行血腥屠杀。在血的教训下，铁锁等进一步觉悟了，最终走上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小说的高潮是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的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从“血染龙王庙”的大血案，到农民群众怀着深仇在大恨惩处李如珍，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作品从沉重的封建压迫写起，描写了一系列事件，最后是激动人心的踊跃参军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的过程。书中描写了各阶级的许多人物，塑造了铁锁、冷元、白狗等一批反抗的农民形象。其中写得最充分的是铁锁。作品描写了他在革命低潮、高潮几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他受李如珍经济、政治上的几重压迫，对于不公的世道有过怀疑和不满，心存翻身复仇的愿望。正当他寻找出路而不得时，遇到了共产党员小常。党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此后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铁锁从一个有自发反抗要求的农民，在党的教育下，逐步变成自觉的阶级战士，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面貌的根本变化。他的道路很有典型意义。但《李家庄的变迁》下半部过程发展得过于匆促，人物形象塑造不力，铁锁参加革命后的性格刻划不够，面貌模糊，因而影响了这一形象的完整性。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有类似的缺点。这使《李家庄的变迁》未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

　　赵树理的其他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孟祥英翻身》写太行山区渡荒英雄孟祥英，从一个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影响下，“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的故事。作品重点描写婆媳关系，揭露和批判压迫、残害妇女的宗法制度的黑暗，歌颂新政权使妇女长期受压抑的智慧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样反映婆媳关系的还有《传家宝》。相同的题材却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孟祥英的婆婆不让媳妇参加社会活动，是由于抗战时期党在这里建立的政权还不稳固。婆媳矛盾中包含着鲜明的政治矛盾的内容。《传家宝》中李成娘和金桂的矛盾，却反映了解放区政权稳固之后，经济上的发展带来农民理家方式的变化。李成娘箱子中破布片的分类归档，是为适应自然经济下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生活的，从这里表现了李成娘的勤俭、精明的劳动妇女的本色。而金桂的布包里的钱粮票证，却表明在农村交换发达，集体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家庭生活的改变。她同样善于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而且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犯了经验主义的婆婆在媳妇面前认了输，这不仅是新型婆媳关系的开始，也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生动表现。《福贵》反映改造二流子问题。为了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改造二流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但是，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习惯势力，使干部和群众也把某些善良的受压迫者误为二流子。福贵正有这样的遭遇。族长王老万以高利贷盘剥的手段，夺走了福贵的土地，还以族规严惩了福贵，使自己的剥削完全合法化了。福贵走投无路，当了吹鼓手，而这是被视为下贱的职业，因此被蛮横无理地当作“二流子”。通过这些描写，对旧社会提出有力的控诉，也对习惯势力作了严正的批判。《邪不压正》描写中农王聚才的女儿软英的婚姻纠纷，本意在于通过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混入干部队伍继续为非作歹等情节，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问题。但这个作品更大成就在于极为形象地描写了以“割封建尾名”之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阶级根源。不但象小旦这样的人在不断侵吞，而且一部份贫农干部，也多占了胜利果实。这就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农村，更显得僧多粥少了。为了填满“窟窿”，必然向中农开刀。作品不仅提出了当时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且对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的复杂状况，也很有价值。赵树理还满怀热情地歌颂农村新人新事。《小经理》中表扬了三喜，他是一个十分平凡的青年，却是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人物。《田寡妇看瓜》通过田寡妇的心理变化，歌颂了新农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观。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农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现的对象。鲁迅第一个怀着炽热的同情描写了受着深重压迫的贫苦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尝苦难而尚不觉醒，身心均打着阶级压迫的深深烙印。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但是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特别由于作家未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实丰满的农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还不免夹带着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杂质。在这点上，赵树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由于时代的缘故，他的笔下出现了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农民关心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有了主人公感，开始表现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尽管人更加熟悉并能得心应手加以表现的，仍是老一辈的农民；但就是这类农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时代大潮所冲击，挟带着向前进步着的。另一方面，由于赵树理来自农民，始终不脱离农民，热爱而且深刻了解农民，使他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性、气质，到观察、思考、表达的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的特质。这就是在文学的内容和形象塑造上，赵树理为新文学所增添的新因素。

　　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使赵树理的作品表现的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事。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注：《也算经验》、《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写《李有才板话》，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注：《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防止土改运动中，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流氓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以及少数当权干部容易变坏，他写了《邪不压正》“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注：《关于〈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他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常常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并不是政治概念的没有艺术生命的图解。赵树理的小说，描写也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党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赵树理却已敏锐地抓住阶级斗争尖锐性、复杂性的问题，在一些作品中描写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同时，赵树理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即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之后，对旧农村社会的改造。他描写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在《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福贵》、《传家宝》等作品中，他相当深刻地描写了宗族、家庭中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矛盾的演变。这些描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并且表现了一个新时代、新天地的诞生。越树理并不回避矛盾，敢于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落后面。他认为只有展现阎恒元的全套阴谋诡计和老槐树下受压迫者继续受压的真实状况，才能与“模范村”的称号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揭露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只有写活了二诸葛、三仙姑，才能使人们从他们的愚昧麻木中，加深对改变封建旧习俗的严重性、迫切性的认识。在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比中，赵树理在进步的一方加上了政权的力量，使矛盾最终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他认为当时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亟需民主政权的支持，现实生活中矛盾的解决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不愿为了激化矛盾而改变构思，而是按照他所看到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安排情节。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过漫长的历史，小生产方式的影响更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普遍存在，在作为劳动者的贫苦农民的心灵中，也留下很深的印记。中国农村的民主改革，必然是复杂曲折的，充满了从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到内心深处的微妙波动的各种矛盾冲突。赵树理以其细致生动的笔触，充分地刻划了这些变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上，他都有所创造，形成了他在艺术上的独特风格。这既是他个人的艺术风格，也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是赵树理对新文学发展所增添的又一新因素。

　　赵树理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没有对这些人物作静止的描绘、分析、议论。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从“不宜栽种”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把二诸葛的迷信、迂腐、懦弱但又老实、厚道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从“米烂了”到精心梳装打扮，赶到区上去闹，则表现三仙姑假装迷信、泼而且赖的特征。同样两个落后人物，放在同样环境中，却能将其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凸现出来。由于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因而寥寥数笔就能把人写活，很有以笔传神的功夫。《催粮差》中旧衙役的走狗特性，《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地主少爷的凶顽而又娇弱的性格，《小经理》中老管账的油滑世故，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些次要人物，也能一两笔写活。于福牵驴送三仙姑上区，张得贵抱着笔砚算盘随阎恒元丈地，只用一个动作就把他们的身份、地位、性格点了出来，颇可耐人寻味。就是老槐树下的那些“小字辈”，或热烈，或冷静，面目也不雷同。赵树理的小说较少大开大阖的情节，激烈动荡的场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动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通过朴实、简炼但却细腻的描写去展现。象孟祥英、李成娘等都是在日常家庭生活细节中表现她们的。细节的真实，颇能表现赵树理的精确描绘生活图画的长处，并使他的小说具有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特色。《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的神课、三仙姑的装扮，《李有才板话》中“小字辈”的称呼和他们过“添仓”节吃黏米糕的细节，《邪不压正》中下聘礼的具体入微的描写，《李家庄的变迁》中树木和侧所所有权的诉讼、吃烙饼的陋规，《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给关老爷唱戏的活动……，这许许多多细节，不但与人物塑造有密切关系，而且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它们都是地道的中国的，说得更确切一些，都是十足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即使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读，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赵树理小说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故事性强，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常常采用大故事套着几个小故事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作品的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而后随情节的发展展开人物的性格，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来龙去脉，都有头有尾。注重故事性，还使他的小说叙述多于描写，描写融于叙述。那些用白描手法所作的细腻的描写，往往是最为引人入胜的段落。赵树理在语言上更有杰出的创造。在他之前还很少有人完全做到使用北方农民的口语来写作。不但人物语言是农民的口语，就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完全口语化了。无论讲述故事或评论人物、事件，都使人觉得是一个农民在说话。但这又是经过提炼的，纯粹、质朴、平易，描情状的，绘影传神，都能形象逼真，生动活泼；在轻松幽默、风趣横生之中，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机智和乐观主义。没有这种独具色彩的语言，也就没有赵树理的特殊的艺术风格。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他的高度的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写作时首先考虑使群众听起来顺当，读起来习惯。写成一篇小说，往往先念给周围的农民或基层干部听，以检验实际效果。凡是农民听不惯的就设法修改。他不认为这是牺牲艺术性去俯就群众，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真正在广大群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并没有迁就、迎合某些落后、狭窄的趣味，而是在群众口语、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提炼加工。他的作品做到雅俗共赏，把大众化和艺术化统一了起来。他强调继承民间艺术的传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他清醒地看到民间的传统文艺存在着“缺陷”，需要加以“补充”改造(注：《〈三里湾〉写作前后》，《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使之丰富多样，便于表现现代的生活，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赵树理的小说又融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长处，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民族新形式。他的这种具有鲜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发生深远的影响，在五十年代形成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注：《火花》是五十至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艺刊物。山药蛋是山西对于马铃薯的俗称)的艺术流派。

　　第二节：孙犁、刘白羽的作品及其他短篇小说创作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不久，在短篇小说方面相继涌现出不少引人注目的新人新作，并且由此开始了解放区整个小说创作活跃繁荣的新阶段。

　　当进的解放区主要在农村，解放区的群众基本上是农民，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也是首先表现在农村的生活现实中。文艺工作者在工农兵方向的指引下，深入基层，和群众相结合，他们接触得最多，了解得最深的，同样是农村和农民。所以，十分自然地，解放了的农村构成短篇小说最常见的题材，翻了身的农民成为这些作品最普遍的形象；而且，这个时期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大多也来自农村题材的作品。

　　孙犁是以写冀中农村人民抗日斗争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少，质量也较好，有着自己的鲜明风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已经写过剪影式的短篇如《邢兰》等，但创作取得成就则主要是文艺座谈会后。他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嘱咐》《采蒲台》等，基本上以他的家乡冀中平原农村为背景，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抗日战争。作品的笔调清新明快，充满抒情诗意，在表现艰苦斗争的同时，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作者特别善于刻划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在他笔下，中国劳动妇女一个个都是那样坚贞美丽，活泼可爱；她们对待自己的亲人是那样温柔多情，细致体贴，对待敌人则是那样英勇顽强。她们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承担着生活和斗争的重任，显示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本色。小说《荷花淀》和《嘱咐》中的水生嫂写得最为突出。她勤劳能干，活泼深情，开始似乎有些天真，但经过战争的考验逐渐变得勇敢机智，通情达理。在《荷花淀》中，她和妇女们一道也组织起水上游击队，而在《嘱咐》中，她熟练地驾着冰床送走抗战八年刚回家一夜又要去打反动派的丈夫。她们不是和男人一样支撑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愧为中国历史的脊梁吗?《采蒲台》中小红母女是那样平凡，她们勤劳坚韧，又那样爽良乐观，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光荣》中的秀梅爱憎分明，大胆泼辣，《蒿儿梁》中的妇救会主任坚定沉着，积极热情，爱护子弟兵象对待自己的亲人，她们都表现了解放区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的确，这些农村妇女形象一个个“象金子一样坚硬，象水一样明澈”。可以说，短篇小说写劳动妇女象孙犁这样写得活泼可爱，美丽多姿，尚不多见。孙犁还写有一些反映阜平一带山区人民斗争的小说，然而艺术成就不如写水乡风土人情、生活斗争的作品。写得稍迟的描写互助合作和土改复查的中篇《村歌》，则保持了作者写冀中平原农村生活和妇女形象的短篇小说的特点，以晓畅的语言和清新的风格生动地刻划了一个活泼开朗、爽直倔强、能干好胜的青年妇女双眉的形象。她有缺点，如有些急躁、自满和脱离群众。然而，在党的教育下，这个不断努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终于战胜周围的保守落后势力的偏见，同时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成为村里的妇女大队长。双眉的性格特点十分突出，显示了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才能。不过作为中篇小说，《村歌》有些散文化，结构不够严谨，不象作者写短篇小说组织得那样周密。在这个作品中，他写到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说明作家对于生活的敏感和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

　　孙犁注意具体细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外貌特征，又深入刻划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且总是扣住时代特色，去展示他们的性格，从人物身上可以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此同时，作者也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事件和用侧面描写来反映大的斗争。他用灵巧轻捷的笔触刻划出人物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狂风暴雨中锤炼出来的坚毅、英勇、智慧的性格，他们对于生活的喜悦和希冀，以及如何以艰苦的抗争打碎旧秩序、迎来新世界。他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用平易单纯的文字，写出了人物身心的内在的美，生活斗争和自然风光的诗意。他几乎不用慷慨激昂的言辞，作品的基调却同样是激动人心的，唤起了人们对于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生活斗争的热爱。因此，他的作品看来似乎平淡，但从平淡中显出新鲜；表现简朴，而于简朴中含着隽永；近乎轻柔，却从轻柔中透出刚强。他的作品没有离奇，不觉紧张，然而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却紧紧扣人心弦。至于自然景物，作者轻轻勾勒，浓淡适宜，既富地方色彩，又充满时代特色。可以说，他的白描手法做到既绘形又传神；特别是他对白洋淀水乡的人物景色的描写，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挚感情。作家关于乡亲和故土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描写，凝结着他对于人民和祖国的深沉爱恋，也饱和着对于他们命运的热烈关切。这种感情，使他的作品具有特别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魅力。作品的语言也凝炼优美，刻划人物，抒情写景，十分准确细腻，而且基本上是群众化的语言，这就使作品更易在群众中传播。这是一位十分重视创造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小说作家。

　　开始创作和成名都略早于孙犁的，有孔厥。他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收入短篇小说集《受苦人》，其中已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篇什。他写到了大公无私的新一代农民(如《郝二虎》、《父子俩》)，描绘得更多的却是被旧社会压迫，性格比较特别的人，或者革命队伍中思想作风不良的人。孔厥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进行剖析和表现。题名《受苦人》的那篇，叙述一个童养媳和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的生活悲剧。后者身心都饱受旧社会的摧残，对她真心诚意，她对他却只有感激和怜悯而毫无爱情。她同意完婚，想的是尽快解除婚约，双方都因此痛苦不堪。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剥削、封建婚姻的野蛮性质，和对于这种制度的控诉，都具有强烈的艺术力量。作家以冷峻的态度，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矛盾；但作品留有旧现实主义的明显痕迹，有的缺少明朗乐观的气氛，读了给人以重压之感，就反映解放区农村新的社会现实而言，使人觉得有所不足。写于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则是歌颂解放区表现新人物新气象的好作品，与原先的格调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作品带有传记性，有些近似报告文学，但在当时仍被认作较为优秀的小说。作品通过陕甘宁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解放前后的遭遇，歌颂了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逃荒要饭被卖给人当童养媳的小折，在原来那个坏男人要跟她成亲的当天投奔了红军，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和一个革命残废军人自由恋爱，“在学习、生产的战线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当了学习模范和劳动英雄，成为抗日妇女先锋，全边区千百万妇女的代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复杂，甚至可以说比较普通平凡，但它写出的人物作为一个典型，却是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本质，而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由衷喜悦，更是表现得十分突出。孔厥创作面貌的这一变化，在当时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这个时期里，同样以描写新的农村生活著称的作家，还有康濯、秦兆阳等人。他们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成长起来的。康濯的作品大多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解放区农村生活的巨大变革。由于他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并亲身参与他们改造社会的斗争，所以易于发现他们身上新生的萌芽。代表作《我的两家房东》以金凤和栓柱的婚姻恋爱问题为主要线索，写出了解放区青年敢于冲决旧婚姻的束缚，真正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在金凤的带动下，已经结过婚的金凤的姐姐也和欺压她的坏男人离了婚。就连开始对女儿婚姻自主不以为然的老汉陈永年，在看到孩子们精神获得解放而无比欢乐时，也被感染得一道高兴起来。通过这个十分平凡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儿女间的琐事，读者可以看到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是怎样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民的家庭生活。《初春》则从另一角度即写一个带有旧思想的老汉对新事物(如生产用的活底粪篓，讨论生产计划的会议，青年人自由恋爱等等)看不惯，但在事实教育下终于纠正了旧观念，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深刻变化。写得较早的《灾难的明天》虽然篇幅较长，故事有些枝蔓，矛盾冲突解决得也稍嫌简单，但作者通过祥保一家三口关系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优越和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力量。过去遇着灾荒年，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痛苦不堪；现在新社会，政府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并且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把旧社会在劳动人民之间(作品中是母子、夫妻、婆媳之间)造成的不正常状态以及留在他们身上的不良影响，逐渐地克服了过来。作者的其他几篇作品《亲家》、《腊梅花》等也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情况。前一篇写一对新老中农亲家在党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把其中老中农错划为封建富农)后，欢欢喜喜成立拨工组搞好生产；后一篇刻划了一个受地主压迫极重的农民范老五终于敢起来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范老五的形象虽然不十分典型，却有鲜明的性格。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刻划人物，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事件，特别是农民家庭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艺术上认真而不刻板，细致却不烦琐，有着生动的朴素性，不加铺张的真实性，显示了淳厚朴实而又清新的风格。他的小说，常常给人留下扎实、新切的印象。康濯在全国解放前夕还写有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工人张飞虎》及长篇《黑石破煤窑演义》，艺术上都不及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秦兆阳的一些作品也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翻身后的新生活。他的《老头刘满屯》、《幸福》写了农民生活的变化。作品故事性强，语言形象生动，艺术上也十分注意群众化，民族化，显示了作者自己的风格。《东西李庄的故事》通过李庄农民被地主挑拨不和，分成两个李庄，土改后认识了阶级的利益，从而消除隔阂的故事，反映了人民政权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炊事员熊老铁》写的是部队生活，却成功地刻划了一个事事秉公、铁面无私的炊事员形象，歌颂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尚品质。比这些作品稍早，秦兆阳还写有《娘》、《仇恨》、《路》、《何花秀》等作品，收在短篇集《平原上》，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斗争，大多近乎速写，比较单薄，艺术上不及后来的作品成熟。

　　表现农民翻身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作品还有林兰的《红棉袄》、潘之汀的《满子夫妇》、西戎的《喜事》等。《红棉袄》通过刘老三一家土改翻身分得果实的故事，写了东北农民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作品着重写了刘老三的妻子带弟，她原是漂亮、干净、爱打扮的女人，因为嫁给刘老三，受地主剥削，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共产党工作团到屯里来，他们一家翻了身。作品十分生动地勾画了东北农村翻身解放喜气洋洋的场面，人物形象生动，既有全景又有特写，抒情气氛寓于现实描写之中，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满子夫妇》和《喜事》都是写年轻农民婚姻恋爱的故事，前者写一对年轻夫妇开始感情不深(并非思想上有矛盾)，经过上冬学学文化，夫妻增加了接触和了解，很快加深了感情；作品篇幅短小，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后者写一对青年自由恋爱结婚，他们完全摆脱封建包办式婚姻，大大方方，新事新办，周围乡亲看了也高高兴兴，从而显示出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两篇作品虽然内容不尽相同，却都充满活泼欢快的情调，风格明快，生动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除此以外，束为的《第一次收获》、《卖鸡》，方纪的《魏妈妈》也都写出了新农村的变化。束为的两篇小说虽然截取的是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的通过对比，有的通过具体描写，却都反映了解放区的生活本质。这两篇作品的结构不十分严谨，语言却比较清新流畅。《魏妈妈》以第一人称写了魏妈妈一家从伪区到边区后生活的变化，歌颂了边区新社会。

　　这一时期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相当部分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其中主要是写实行减租减息，斗争封建地主。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以十分复杂、十分微妙的状态进行。王力的《晴天》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作品写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外号“四臭肉”的地主王宏银过去凶狠地欺压农民，八路军工作组来了，经过艰巨的工作，发动群众进行二五减租，首先斗倒了地主的走狗毛老道，接着对“四臭肉”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农民翻了身，太平庄也晴了天。作品虽存在一般化的缺点，但基本上反映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束为的《红契》也是写地主阶级在减租减息问题上明减暗不减。外号笑面虎的地主胡丙仁，当农民要他减租减息时，他痛快地一口答应；然而不久，他就对农民暗地里威逼，把地契要回来，照旧收租。区干部老马深入了解情况，耐心做群众工作，思想落后的农民苗海其他终于提高了阶级觉悟，打消思想顾虑，对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菡子的《纠纷》没有直接写减租减息，而是写新四军所在根据地农民反对封建势力的故事。从另一角度上反映了农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寡妇来顺子妈和雇农刘二结合了，原来的“老甲长”、一贯欺压本村农民的地主狗腿子楼志清还想欺侮他们，妄图利用家族观念霸占来顺子家的田产。在民主政府支持下，来顺子妈终于和刘二正式结了婚，楼志清的威风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作品虽然没有写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受欺凌的来顺子和刘二显得过于软弱；但比较具体地写出了封建势力在农村的严重影响，表现了农民群众在自己政权支持下怎样力图摆脱旧势力的束缚，而且开始显示出作者描写细腻的特点。写于建国前夕的马烽的《村仇》是一篇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比较深刻的作品，它通过旧社会农村常见的两姓的村仇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阴险毒辣。赵庄和田庄的庄稼汉都是受苦人，由于地主的挑拨，利用修水渠制造械斗事端从中渔利，两庄结下了深仇。甚至连田铁柱和赵拴拴这样从小在一起干活、后来成了连襟的贫农也成了冤家对头。解放了，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工作团领导两村联合斗争。在斗争中大家认识到结仇的根子是地主老财，阶级觉悟得到提高，疙瘩终于解开，于是两村团结一起斗倒了共同的阶级敌人，田铁住和赵拴拴也喝下了“和合酒”。《村仇》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人物性格突出，矛盾冲突发展有波有澜，风格比较明快，有较强的感染力。

　　另外，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是写农民群众中先进与保守，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矛盾，通过矛盾的解决歌颂了先进，表现了落后的转化。这样的矛盾一般都以一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也有专门写一个落后农民的转变。写得较好的如葛洛的《卫生组长》、林漫的《家庭》等。作品中年轻一代(《卫生组长》中的卫生组长，《家庭》中的媳妇)接受新事物较快，坚决听党的话，坚信人民政府的领导，敢于移风易俗；老一代由于旧社会的影响，比较落后和保守，但是，经过事实的教育，也终于有了转变，在新事物面前表示认输。作者对待落后保守的农民，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他们，对他们不是厌恶歧视，而是满怀热情教育他们；同时也是以他们衬托、对比新一代农民的先进：因此，整个作品给人的感觉不是沉闷压抑，而是活泼明朗。除此以外，王铁的《摔龙王》，洪林的《李秀兰》写部分群众克服迷信思想和不爱劳动的习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摔龙王》的缺点是故事情节比较冗繁，语言也不够精炼。《李秀兰》比较凝炼；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转变还反映了年轻农民在翻身后应如何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他们有的错误认为，翻了身就应该痛痛快快地“乐一乐”，而不象老一代农民看问题那样深沉清醒。从这一意义上，《李秀兰》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另外，袁毓明的《由鬼变人》虽然主题比较积极，写一个大烟鬼二流子的转变，表现了新社会改造人的传大力量，作品政治意义较大，但情节提炼不够，人物转变也显得有些简单。

　　党的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也是一些短篇小说表现的一个主题，从这一侧面可以见出解放区农村的生活面貌。王若望的《吕站长》、俞林的《老赵下乡》，写的都是工作干部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和阶级斗争。吕站长和老赵都不搞形式主义，没有官僚架子，不生硬贯彻上级指示，随进随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他们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摸透了群众的心，是好的基层干部的代表。洪林的《莫忘本》则写一个出身长工、曾被群众夸奖为“明晃晃的金豆子”的村干部，由于工作有成绩页开始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并在群众面前摆起官架子。他有一句话很说明他的问题：“什么民主不民主，大家都说，就成了乱主了。老百姓天生的奴隶性，不带点压迫就办不成事”。——这实际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群众因此在背后议论他：“孙猴子上了天——忘了自己是那块石头里蹦出来的了”。经过上级和群众的教育，她反省自己，认识到应该记住一句话：“不要忘了老百姓”，最后在群众的欢迎下纠正了缺点，洗去了身上的灰尘。这一类作品总的说来虽然艺术加工不够，显得有些粗糙，但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对干部群众都起了较大的教育作用。

　　反映人民武装斗争，表现农民群众积极勇敢、大公无私、不怕牺牲地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也是这一时期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主要特点，主要倾向。无论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主力就是农民；不管是在前方后方，农民都是人民战争的主要参加者。许多直接描写革命军队生活的作品，从广义上讲，也是反映了农民在革命战争中起的重大作用。在这方面，解放区的短篇小说确实是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写成较早的邵子南的《地雷阵》就是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邵子南(1916—1955)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写作了，发表过描写矿工悲惨生活的短篇《青生》等。《地雷阵》以李勇这一真实人物为主人公，广泛地写了晋察冀民兵开展地雷战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的故事。李勇“凭着他积极、勇敢、心眼灵，学会了使枪使雷”，“各种地雷阵，游击战，蛮子战，麻雀战，更是头头是道”。经过钻研，他创造了“大枪和地雷结合”的战术思想，受到上级党委和武装部队的重视和嘉奖，他越发虚心，不断摸索，创造各种地雷战，把敌人打得坐卧不安，神鬼皆惊。李勇成了晋察冀边区爆破英雄，在他带头下全边区也出现了“千百万个李勇”。作品在叙述、描写方面，明显吸取了民间说唱文学的优点，特别是作品中插入不少快板和落子式的韵白，更适合群众的爱好，因而在当时广为流传，起到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作者另一篇作品《阎荣堂九死一生》写了一个粮秣员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的故事，也写得生动感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苦难的岁月里所经历的严峻考验，却通篇洋溢着乐观的信念和明朗的气氛。如果说这是解放区创作的共同特色，在邵子南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另外，崔璇的《周大娘》、于黑丁的《母子》、西虹的《英雄的父亲》也是表现农民群众积极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比较好的作品。《周大娘》写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寡妇、妇救会主任周大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的故事。她已经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参加八路军了，这一次要日寇搜索下，她冒死把一个伤员带回家中。日寇打她，摔她，她都忍住。最后，为了避免敌人再来搜查，她毅然点火烧掉自己的房了，把多年来积聚的一点家业全部毁了。她只有一个信念：“一个八路军要顶多少间房子啊!”在这里，作者生动地写出了人民群众在抗战中为了胜利是怎样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母子》中的李大妈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在抗日战争中，大儿子春生在一次反“扫荡”中为了掩护全村老百姓安全转移，英勇地牺牲了。抗战胜利后不久，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斗争中，第三个儿子春起又在前线牺牲了。这时二儿子春发又要带领民兵去打反动派。开始，她伤心得哭了，但她还是毅然把孩子送上前线。李大爷说得好：“孩子是为咱全村老百姓的幸福，为咱们下一代……”。《母子》构思独到，结构严谨，人物的语言、动作以及心理活动都写得十分细腻，气氛烘托也很恰当，可以说是这一类小说中艺术上比较成功的作品。《英雄的父亲》则是写一个烈士的父亲，开始他不知道儿子牺牲，还错怪他没有写信可能是“做下对不住乡亲们的事”。他亲自找到儿子所在部队驻地，才知道儿子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为儿子的死感到光荣和自豪，也受到烈士战友们的尊敬和爱戴。作品虽然比较简单平板，但确实描绘了一个革命老人——英雄的父亲的形象。

　　杨朔的《月黑夜》也是写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的较好的作品。作者在抗战初期就写了许多散文和特写，并有中篇《帕米尔高原的流脉》。这一时期所写的短篇，则收入小说集《月黑夜》。他的这些作品，故事平易自然，人物形象鲜明，内容大多写人民群众和自己的军队齐心协力，坚决抗日。《月黑夜》一篇写一位革命老人庆爷爷带领村里群众接引和护送一支八路军小分队过河执行任务，就在队伍过河之后，他被敌人抓获杀害了。作品最后写八路军队伍完成任务回来，得知庆爷爷牺牲，再一次回忆起他高大的形象，感到在漆黑无边的夜色中有一种激励人的力量。通篇作品感情深厚纯真，环境描写细致，情节安排得当，语言精炼生动，特别是气氛渲染所导致的艺术效果很好。《麦子黄时》写一农村基干自卫队中队长狗剩掩护革命干部，在反“扫荡”战斗中勇敢顽强战胜敌人的故事；作品有些细节如狗剩咬下日寇手指回村时才想起吐出来，不但对人物描写起着重要作用，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林的《五月之夜》，通过荣军辛大刚不顾危难帮助一个后方医院在敌人扫荡下转移伤病员的故事，艺术地展现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人民武装的艰巨斗争。作品情节十分简单，只写了一个在抗战时常见的生活片段，却从这简单故事中透露出惊心动魄的斗争情况，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伤员的爱护，真正是“映照出了民族的伟大画面”。《五月之夜》从一个侧面描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于平凡中显示伟大，舒缓中写出紧张，也是当时反映人民革命战争的较好的作品。

　　在表现革命战争的人民性、群众性方面，有一些以少年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写得相当出色。它们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性格也鲜明突出，语言又比较流畅活泼，不但在一般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更在青少年中产生很大影响。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以及峻青的《小侦察员》是其中的代表作。《鸡毛信》塑造了机智勇敢的海娃形象。这个十四岁的放羊娃受到爸爸(抗日游击队的侦察员)和妈妈关于打日本鬼子的教育，自己也当了儿童团长，经常为村里站岗放哨。在一次反“扫荡”中，他为了送一封鸡毛信(表示十万火急)，一路上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克服困难和险阻，完成了游击队交给的任务，把情报送到了八路军张连长手里，使我军打了胜仗。作品故事复杂而又符合真实，各种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语言也十分合于少年儿童特点。和《鸡毛信》同样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受欢迎的《雨来没有死》，以简短的篇幅写了一个活泼顽皮的孩子雨来。在日本侵略军一次突然袭击时，父母又都不在家中，他独自一人机智地掩护了区交通员李大叔。在敌人军官百般诱骗和威逼下，他坚决不说出李大叔的去处，最后日军把他带到村外还乡河边枪毙。当乡亲为雨来的死而伤心哭泣时，人们发现雨来并没有死，他在鬼子枪响之前就冷不防扎到了河里去。小说对雨来形象写得活灵活现，对形成他性格的基础交代得非常清楚，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对雨来谙熟水性，首尾也有照应。至于《小侦察员》虽然情节比较简单，但作品的主人公——刚十岁的信子的形象，还是写得生动可爱，表现了中国人民从儿童到成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崇高品质。

　　直接以部队生活斗争为题材，以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人公的作品，更有不少是写得生动感人的。它们的作者，既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深入部队，积累了一定写作经验的作家，也有部队自身培养出来的一批新作者。

　　刘白羽是这个时期里著名的描写部队生活的小说作家。他对人民军队指战员的生活比较熟悉和了解。除写作大量通讯报告外，这时他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写了包括《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血缘》等作品(均收入短篇小说集《战火纷飞》)在内的一批短篇小说，曾经产生了较大影响。刘白羽在政治上敏锐，加之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作品中的主人公思想境界都比较高，焕发出照人的光彩。如《政治委员》中老红军出身的团政治委员吴毅，虽只剩一只右臂，却坚决要求留在前方作战。他沉着刚毅，勇猛善战，深入战士生活，同时又善于做各级干部的工作，特别是他把一个革命意志衰退的二营教导员沈克教育转变过来，更显出我军中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优良素质。《无敌三勇士》则通过几种类型的战士之间的分歧、矛盾，真实反映了人民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威力，生动地刻划了战斗英雄的高尚品质，同时，也形象地表明了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的重要原因。作品中除了战斗英雄阎成福的形象刻划得十分成功外，老油条李发和及解放战士赵小义也都活灵活现，很有个性。小说写得通俗活泼，吸取了说书和章回体小说的长处，故事情节生动，发展有条不紊，也是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另外，《血缘》中的陈启祥和《战火纷飞》中的王喜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人民解放军勇如猛虎，克敌制胜的战斗品质。他们都是被压迫阶级出身，参加人民军队是为了给千百万阶级兄弟报仇，这就深刻揭示了人民解放军上下一心、大智大勇的力量源泉。刘白羽比较了解战士的思想感情，又熟悉他们的生活，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写得十分真实，形象也比较丰满；作者既善于用少量笔墨勾画他们过去的身世，又善于具体描摹他们现在的言行笑貌，使读者感到作品中的人物好象可以呼之即出。与此同时，对于战斗场面，作者也写得紧张热烈，层次清楚，既有全景，又有特写，具体而不显冗繁，扼要而不显空洞。刘白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还发表了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作品描写解放军横渡长江、挺进南方的历史行动，真实在记录了为解放全中国进行的最后斗争的壮丽动人场面。作者写了渡江作战时遇到的严重困难：暴雨暴晴，天气酷热，战士们水土不服；山高路险，河汊纵横，大军行进不便；另外还有饥饿，蚊子的袭击，某些战士的思想波动……，与此同时更要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追击敌军，扫荡残匪。然而人民的子弟兵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高昂的乐观主义。作品也写了南方人民是怎样渴望解放大军的到来，可以看出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和作者写短篇小说一样，在《火光在前》中，刘白羽也着重刻划了正面英雄形象，其中以师长和师政治委员两个较高级的指挥员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这对于探索文艺作品反映部队生活，在众多的形象中写好主要人物，特别是塑造好领导干部的形象，积累了值得重视的经验。可能和刘白羽在一段时期里曾经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部队的战斗生活有关，他的小说也能色彩鲜明地表现出当时的历史特点。这不是作为人物活动或者事件发生的背景出现的，而是体现在作品的整个艺术形象里。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包括人物心理状态的刻划和生活细节的描写，烘托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氛，即部队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战争由自卫转入进攻、进而迎接最后胜利的那种特定的历史氛围。应该说，就典型环境的渲染和塑造上，他的小说是相当成功的。刘白羽的笔端饱含革命激情，无论是描写人物或叙述事件，作者都不掩饰自己的强烈感情。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不断酝酿着的诗”。这当然是优点。不过由此也带来了缺点，那便是作品结构不够紧凑，人物性格有时不够鲜明，这似乎是作者所未及预料的。

　　这个时期里，反映人民军队的战斗生活的作品，比较优秀的还有师田手的《活跃在前列》谭虎的《“四斤半”》、刘石的《真假李板头》、胡田的《生长》及李尔重的《落后的脑袋》等。《活跃在前列》和《“四斤半”》生动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的情景，表现了人民军队上下一心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正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一面生产一面作战的决策，我们才彻底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克服了巨大困难，不但使自己站住了脚跟，并且最终战胜了敌人。《真假李板头》写的是战士李板头和刘巨宽(因演秧歌剧饰李板头而被叫做假板头)在冬季练兵运动中互教互学共同进步的故事，歌颂了李板头刻苦练兵、取得成绩不骄傲、热情帮助战友的先进品质。作品语言生动流畅，表现手法上吸取了说书的优点，配合当时练兵运动，为反击蒋介石的进攻起了一定宣传教育作用。《生长》和《落后的脑袋》塑造了另一类战士形象。前者写一个在旧军队里当过兵的战士开始对人民军队认识不清，经过上级和同志们帮助及事实教育，终于提高了觉悟，热爱自己的队伍，决心“要跟大家干革命，干到底!”小说故事情节比较曲折，矛盾冲突安排得合乎情理，不同人物性格也较为鲜明，写出了这一类战士的“生长”过程。后者写一个思想比较落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都比较严重的老战士，虽然当了班长，但全班都对他不满。然而在上级的启发下，真正打起仗时他还是把一个班领导得好好的，发挥了应有的战斗作用。经过战斗，特别是他负伤后同志们对他进行抢救，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决心和同志们一道更好地前进。《落后的脑袋》塑造的这一类战士，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如何教育他们，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落后的脑袋》尽管表现得不十分充分，毕竟重视并提出了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除此以外，曾克的《战地婚筵》对反映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欢乐心情，也是比较好的。作品写一个战士的父亲送他的未婚妻到部队驻地和他成亲，部队从领导到战友是怎样高兴，驻地群众是怎样快乐地帮助收拾新房，因为大家都感到胜利即将来临，都准备再接再厉迎接新的胜利。作品反映的故事虽然对部队生活说并不典型，但作者通过这样独特的艺术构思，却真实地写出了当时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中弥漫的兴高彩烈的气氛，给读者留下生动的印象，因而不能不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运用较好的作品。当时，周洁夫、白刃、罗丹、立高等人，都写过一些取材于部队战斗生活的短篇。

　　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些写工人生活的作品。由于这一时期革命力量主要处在农村，我们尚未掌握更多的工业，工人队伍为数甚少，因而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写这类题材的作品也不多；作家深入工厂不够，对工人生活不十分熟悉，缺少这方面的积累和准备，作品在艺术上也比较粗糙。这类作品中写得较好的有周洁夫的《师徒》，鲁煤的《双红旗》，李纳的《煤》，雷加的《鳝鱼》等。《师徒》通过一对师徒对待技术革新的态度表现了工人内部的思想矛盾。开始师傅比较保守，终于被徒弟感动也积极参加了革新，共同取得了优异成绩。《双红旗》写两个纱厂工人由落后转变为先进的故事。《煤》则是写一个小偷在矿山上经过劳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工人。这样的故事和人物虽然在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中并不典型，却说明一个问题：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能够“把废铁炼成钢”。雷加的短篇数量不多，但注意从生活的不同方面汲取创作素材。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发表过《一支三八式》、《五大洲的帽子》，都是反映革命队伍的生活的，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文艺座谈会后，又写有《麦地的梦》《沉默的黑怀德》以及《男英雄和女英雄》等取材于农村的短篇；前两篇格调比较沉闷，后一篇歌颂了翻身后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比料明快开朗。这时，他写得较好的要算描写工人生活的《鳝鱼》，小说通过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歌颂了新社会，艺术上也保持了作者善于通过几件小事就突出人物性格的特色。在这以后，雷加主要从事反映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了。

　　另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写了知识分子在和工农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的变化，热情歌颂自己的老师——工农群众，批判了小资产阶级脱离实践的倾向和脆弱的感情。思基的《我的师傅》、韦君宜的《三个朋友》是写这类题材较好的作品。前者写一个知识分子到山区木工厂劳动，师傅是个年纪不大的木工，脾气虽有点怪，其实为了直爽热情，一心为革命，事事想着别人。在劳动中，两人加深了理解，知识分子也克服了不虚心爱面子的毛病。后者则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眼里写了三个人物：一个农民朋友，一个也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个则是绅士朋友。通过相互对照，写出了农民的朴实纯厚，相比之下知识分子朋友则显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而那位绅士朋友则原来是个虚伪、阴险、违法盘剥劳动人民的人。作者从“我”的眼里，看出农民朋友形象格外高大，“好象一根大粗柱子，在青天和大地中间撑着”，相形之下，自己则觉得渺小。这两篇作品都以第一人称展开故事情节，人物思想活动写得十分细致，感情变化也写得比较具体。特别是《三个朋友》一篇，情节发展和心理抒写都较真实合理，艺术手法也新颖活泼。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曾经极为普遍。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解放区作品中，这类作品在数量上显著减少，但诸如上述短篇中所显示的，无论是作家的思想感情还是作品的主题命意，都已是崭新的了。

　　解放区短篇小说比较起过去或同时期国统区的作品，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这些小说，大多格调高昂，色彩明朗，无论是写人写事，都能激发读者积极向上，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与解放区充满光明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作家思想感情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解放区短篇小说反映的是全新的生活，表现的是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因而也就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了生面。其次，许多作品有着浓重的生活气息，几乎不事雕饰，但却具有朴素的感染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家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方向，学习社会，较长时间深入实际生活，并且有些作者本来就是革命的实际工作者，他们非常熟悉要表现的对象，能够从丰富的生活矿藏里提取大量生动的素材。有些作品如《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地雷阵》等基本上就是真人真事。客观地说，解放区的短篇小说有许多不是以艺术技巧取胜，而是以它表现生活、人物的真实性打动了读者。这并不一定是优点，却是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另外，解放区的短篇小说一般都提出甚至解答了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明确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时曾经起过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解放区是没有的，就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品在解放区也不可能存在。象《卫生组长》、《莫忘本》、《红契》、《摔龙王》等，几乎就是为配合一定的教育运动而写的。这类作品有一些艺术上不见得纯熟，然而也有一部分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其中成功的经验和不足的方面都值得总结。再次，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大多比较朴实生动。作者比较注意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艺术爱好，学习运用民族民间文学形式，取得了一定成绩。一般说来，解放区短篇小说结构比较完整，有头有尾，交代清楚，几乎可以说它们都以叙述故事见长。一些作品虽然也着力刻划人物，那主要也是让人物在故事的发展中展现自己的性格，作者一般不离开故事去描绘人物外貌和心理活动，景物描写更是很少运用。这是农民读者比较习闻乐见的。

　　第三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她多次来到农村，与农民群众结合。一九四四年，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热情表现边区先进人物，曾获得毛泽东同志的好评。一九四五年，她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主编文学杂志《长城》，并和逯斐等合作，写了三幕话剧《窑工》。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多次参加华北农村土改，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塑造了一系列新型农民的形象。由于作品所写题材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获得的成就，小说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并荣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这部作品是丁玲整个创作生活中最重要的收获，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发表后处于初期阶段的华北农村的土改斗争。小说原计划写三个部分：第一是斗争，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参军。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但就已成的部分看，结构有头有尾，人物生动活泼，主题清晰明确，反映出了农村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已经是一部独立完整的长篇。作品以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为背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并且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前途。

　　土改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运动，它不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还击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进攻的必要步骤，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广大农民获得解放的一个前提。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为适应新的形势，党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反奸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将抗日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次年九月，党中央又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并于十月十月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样，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就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地兴起，广大农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斗地主，分田地，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推翻，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被彻底清算。农民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阶级素质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是从一个后来被错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在附近村子听到土改斗争的风声开始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了暴风雨到来前暖水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斗争风暴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作者以顾涌的出现为全书开头，并且选择他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因为他的身份使他对土改十分敏感；与此同时，他又和农村各阶层保有密切复杂的联系；而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态度，也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并系到土改运动能否顺利开展(作者原想表现工作组在这一问题上发生的偏差，后因写作计划改变而未能在现有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作者让顾涌最早出现还有一个用意，即通过他替亲家转移胶皮轮车，一开始就烘染出当时的政治气氛——蒋介石反动派正要向解放区进犯，土改斗争是在十分复杂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顾涌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写了顾涌回到暖水屯后就没有以更多的笔墨突出写这一人物，而是进一步写了土改斗争给这个村子带来的震动，以主要篇幅写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张裕民、程仁以及钱文贵、李子俊等。他们在作品中被刻划得生动具体，鲜明突出，一个个有血有肉，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对于张裕民这个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品突出了他沉着、老练、忠心耿耿的品质，他虽然有过一些缺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有一段时间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钱文贵自己不好办，但他大公无私，冲锋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决心，便勇猛顽强，坚决果敢。正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威信，在干部中有号召力，在村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张裕民一样从小受地主剥削的长工程仁，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因为和钱文忠的侄女黑妮的关系，他在斗争中也有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但他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还是站稳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坚决和广大群众一道，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和张裕民都象质地纯朴的玉，虽有瑕疵，终掩不住本身的光辉。至于恶霸地主钱文贵，如果作为一个丰富的典型形象来要求，他的个性显得还不够突出，然而实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却自有其独到之处。从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怎样奸诈狡猾地抗拒土改斗争的。作者突出了钱文贵的谋略见识：土改之前就让儿子钱义去参军，土改时又搞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去找农会主任程仁；他伙同白娘娘、任国忠搞迷信，播谣言，利用女婿张正典欺压贫农，妄图转移斗争目标；就在被押上台斗争时，开始还故作镇静，想用“威严”的目光压制农民的控诉。他无恶不作，一手遮天，的确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作者没有夸大他的能力，也没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当。除钱文贵外，作者还写了其他几个不同特点的地主：胆小绝望的李子俊，凶险厉害的江世荣，对农民恨得咬牙切齿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写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开始她装得百依百顺，想以此软化欺骗前来清算她家的贫雇农们；当这一着失灵时，虽然表面上还要强装笑脸，内心却恶毒咒骂斗争她的农民——特别是她在果树园中的心理活动，把一个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阴暗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写出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和个性的人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人，文艺作品应该着重表现他们。比起有些作品，这部小说的正面人物如张裕民、程仁等并不那么“高大”，甚至有的论者认为作品对他们“行动的积极性”表现不够。然而不能否认，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写得相当真实，使读者感到可信，可亲。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斗争环境中加以分析，既努力发掘他们要求翻身、敢于革命的本质，又注意到千百年来封建生产关系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她没有拔高，而是在歌颂斗争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存在的弱点、缺点，写他们在斗争前的顾虑和一时的挫折。本来，农民需要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缺点，才能逐步成长起来。小说写到了农民(包括张裕民、程仁这样的先进农民)身上的弱点、缺点，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形象，而且有助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突出土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另外，作者在着意刻划主要人物的同时，也认真细致地描绘了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如刚正不阿踏踏实实的民兵队长张正国，积极活泼头脑清晰的村民政、支部宣传委员李昌，不声不响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的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以及勇敢坚决略带一点鲁莽的积极分子刘满，干脆利落的妇联主任董桂花，泼辣能干的羊倌女人周月英，等等，一个个都个性分明，写得生动逼真。作品自始至终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斗争中，从生活实际的基础上，从斗争的发展上加以表现。一句话，作者刻划这些人物是为了表现斗争。因此，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可有可无地存在着，而是在斗争中占有一定地位，发生一定作用。如张裕民、程仁以至钱文贵等这样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就是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也无不和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象张正国、李昌、赵得录等不但是为了衬托张裕民、程仁，而且是和他们一起组成了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进攻的坚强队伍，显示了我党在农村的基本力量；刘满的存在表明了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愤懑，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土改斗争的强烈要求；黑妮是为了说明钱文贵的阴险，当然也为了表现程仁的思想矛盾；李子俊是为了突出钱文忠，刘教员是为了反衬任国忠；而任国忠、白娘娘也都表明了封建统治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土改斗争牵动的社会面和深入的程度。作者通过描写这些人物，去展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表现土改斗争的曲折发展。与此同时，也总是让他们的性格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发展，让他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现实斗争。如程仁对黑妮的态度变化就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展示了程仁的思想性格。因此，作品就体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土地改革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旧秩序，也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他们思想、性格的变化发生着直接的影响。和其他有些反映土改斗争的作品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显得扎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农村阶级斗争内在的原因对党的领导作用揭示得十分深刻。作者一方面强调指出：没有工作组和县宣传部长章品代表的党的领导，暖水屯不可能开展土改斗争并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党的领导只有通过农民内在的解放要求及其本身力量的成长，只有和农民的斗争紧密结合，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作者有鉴于此，对工作组的作用写得恰如其分，甚至较多地写了工作组负责人文采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某些坏习气，如脱离群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等。对工作组其他两名成员杨亮、胡立功既写了他们能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也写了他们缺少经验，理论水平较差。对县宣传部长章品也同样如此，作者虽怀着敬意写他怎样深入群众，受到群众欢迎，又是怎样敏锐果断，既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又具体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并没有把他写成超现实的英雄，甚至还写了他外表上的几分稚气。正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可信的工作组，经过本身的思想整顿，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了党的政策，更好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终于和农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很快打开了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小说以生动的形象辩证地说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党怎样在土改斗争中起着领导的作用。

　　应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还在它对农村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得细致具体，这使它比一般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显得真实、深刻。作者不是简单地理解和表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去反映土改斗争，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把延续千百年的中国农村封建关系和社会情况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小小的暖水屯阶级阵线虽然基本清楚，但人们的关系却犬牙交错。富裕中农顾涌既把大女儿嫁给了外村富农胡泰的儿子，和本村地主钱文贵又是儿女亲家；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儿媳妇出身贫农，另一个儿子在村里当青联主任，是个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不坏的干部。钱文贵是群众最恨的恶霸地主，可是他的亲哥钱文富却是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又是村工会主任；他的儿子被他送去参军，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他原来的长工)有着较深的感情。侯忠全是地主侯殿魁的佃户，一生受着侯家沉重的压榨和剥削，然而他和侯殿魁又是堂叔侄的关系。斗争最坚决的积极分子贫农刘满，他哥哥刘乾却当过伪甲长，然而那又是钱文贵等硬逼着他干的，为的是敲榨勒索把他搞穷，最后终于把他逼疯。……总之，生活就是这样复杂，而人们也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生活着，斗争着。敢不敢表现生活的复杂面，能不能表现生活的复杂性，这不但有一个作家的认识问题，气魄问题，也有一个作家的艺术能力问题。如果作者不熟悉生活，不了解中国农村由于封建落后形成的特殊情况，也便不可能表现出这样使人眼花缭乱的关系。然而，如果作者没有勇气涉及生活的复杂面，即便看到生活中的复杂现象，也同样不敢真实地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表现出来，只会按一定的成规、一定的框框表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一个作者倘没有精到的艺术素养，即便认识到并力图表现生活的复杂面，也会由于笔拙而力不从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表现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关系方面，是相当充分的。除上面所说的以外，小说在反映贫苦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也深入表现了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譬如顾涌和钱文贵之间，钱文贵与李子俊之间，李子俊老婆和顾涌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虽然和贫苦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有着性质和程度的差别，然而这些富裕农民与地主、地主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样是客观生活的真实反映，而且往往和农村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作者还写了生活在地主营垒中的黑妮，她也有一种解放的要求，在她的二伯父钱文贵被斗倒后，她是怎样喜悦地参加了游行的行列；而在农民队伍里也出现了村治安员张正典这样的败类，他甘心投靠丈人钱文贵，欺压自己的阶级弟兄、贫农积极分子刘满。这一切都形象地表明，农村的阶级关系是多么微妙复杂，农村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在无声的刀光剑影中激烈地进行。小说在这些方面的独到成就，使它超过了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全书共五十八节，近四十个人物，写了一个农村土改斗争从酝酿到发动群众，几经曲折终于斗倒地主的过程，波澜起伏，疏密相间；故事线索纷繁，然而主次分明，繁而不乱。这样宏大的结构对反映巨大的规模的农村土改斗争及其复杂性十分合适，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其次，气氛描写十分突出。作品首先从顾涌开篇，进而写土改斗争在各个阶级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一直到工作组进村，整个暖水屯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工作组进村后，斗争逐步展开，紧张气氛仍有增无减。农民对翻身斗争的要求、欺待、兴奋、欢乐，同时夹杂着一些疑虑；地主阶级在暴风雨前的惶恐、紧张、挣扎、反抗，有的还抱着幻想：都表现得活灵活现。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经常用人物分析的方法，即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不时穿插叙述一些人物的身世经历和性格特点，这样从整部作品看虽然有时多少影响故事发展的连贯性，不免使人感到沉闷，但对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无疑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作品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也比较突出，如对程仁、李子俊女人的几段心理描写的确细腻深入；这是作者擅长的刻划人物的一个特点。正是人物分析的方法和心理描写的方法相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显得鲜明、丰富。另外，场面描写也比较成功，如统制果树园和斗争钱文贵的场面生动活泼而又层次分明，特别是“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节写得情景交融，有声有色。在写场面时，作者善于把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叙述故事和心理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多种手法加以表现，因而整个画面有动有静，使人印象深刻。还有，浓重的生活气息也是本书一个特点。作品虽是写土改斗争，但围绕这一斗争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犀利的笔触深入到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的细小角落，既写了人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也写了他们生活上、伦理上的联系；既写了现实矛盾也写了历史纠葛，因而整部作品就象一幅宏大绚丽的巨制图卷。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是黑妮写得不够扎实。无可否认，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存在的，作品也写得比较活泼生动，能够引起人们同情，但对于她性格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则表现得不够。作者没有充分写出这号人物的性格和周围环境、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让人多少感到她是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面貌不够清楚。其次，作品的语言总的说来十分生动形象，作者也努力学习劳动人民的语言，但有些地方特别是描写人物心理时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语言，不够口语化和大众化。据作者说：小说的写作计划一再变动，在写作过程中，对原来的安排作了“压缩”，有些地方写到后来“没有把问题发展开去”(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在前边》)。由此产生的有些情节显得匆促，有些描写不够丰满的痕迹，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然而总的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愧为一部反映土改斗争的优秀作品，它在艺术上的成功标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长篇小说创作达到的新高度。

　　第四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其他中、长篇小说

　　紧接着短篇小说的繁荣，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也获得了巨大成就。由于作家比较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生活，进行了认真的创作准备，更由于他们通过生活实践加深了对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理解，因此，解放区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中、长篇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数仍然是写农村生活斗争的，其中主要写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即便是写革命战争题材，基本上也是写解放区农民的群众武装如何抗击日本侵略者，显示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在解放战争进行当中，也出现了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不过它们出现较晚，为数基少。随着城市、矿山的逐步解放，写工业题材的作品，还只是个开始。从这一时期解放区中、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看，大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同反动势力和民族敌人进行激烈的搏斗，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生活发展的趋势。从这些作品可以清楚看到新的一代群众正在成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时代正在迈着大步向人们走来。

　　土地改革，作为解放区农村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成了当时一些中、长篇小说共同的题材。这类作品中，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外，要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最为突出。《暴风骤雨》的写作时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大体相同，也同时获得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活动：参加了“左联”，写过一些散文和文艺评论，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就是由周立波翻译的，在传播报告文学这种富有战斗性的新型的文学体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战爆发后，周立波到晋察冀根据地，写过一些通讯报告；后在“鲁艺”任教。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思想发生较大变化，认真深入生活。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参加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这为他创作《暴风骤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暴风骤雨》的人物和情节都比较单纯，但反映土改斗争的规模比较大，过程比较完整。作品从工作组进村掀起土改斗争写起，除了写斗争恶霸地主外，还写了土改复查，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枝，打土匪，一直到最后掀起参军热潮。作品分上下两部，第一部反映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党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土改斗争的第一阶段，第二部则是写一九四七年十月末《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情况。作品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画面，使人们清楚看到被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了千百年的中国农村是怎样在政治、经济、思想以至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经历着伟大的变革，歌颂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决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

　　《暴风骤雨》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形象。赵玉林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双重压迫下，老母饿死，妻子讨饭，全家三口都“光着腚”(因此他外号赵光腚)，蹲过监狱，受过残酷的私刑。郭全海的父亲在旧社会被韩老六害死，自己十三岁就当了韩家的马倌，跟韩家是两代血海深仇。他们在工作队进村前还无可奈何地过着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一旦受到工作队的启发，他们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任什么力量也不能扑灭。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土改运动的群众基础，强调了这一伟大革命的必然性。尽管作者也写了他们的弱点(如赵玉林的缺乏斗争经验，郭全海在坏分子掌权后斗争意志一度消沉)，但更主要的是突出表现了他们勤劳朴实、积极勇敢、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至于其他一些人物如白玉山、小马倌呈家富，妇女如赵大嫂，白大嫂，刘桂兰，也大多斗争积极，个性鲜明。

　　从艺术形象的塑造看，赶车把式老孙头是全书中写得最丰满的一个人物。这是个暂时还残存着落后自私的缺点然而又热切盼望翻身解放的老一代农民。他有些胆小自私，爱吹牛，好面子，但当看到地主势力开始真正崩溃时，他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积极地投入了斗争。赶车的生活经历，使他沾染了旧社会的一些坏习气；然而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开朗的性格，也使他很有风趣。作者是怀着满腔热忱和热爱的心情来写这一人物的，艺术上也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既概括又具体地写出了这一类农民的特点，因此人物形象刻划得颇为成功。除此之外，老一代农民形象老田头的性格也写得相当鲜明。

　　《暴风骤雨》对于党在整个土改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十分重视。作品通过工作队长肖祥的活动，具体表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全书的故事发展看，肖祥实际上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如果说元茂屯的广大农民是火种，肖祥就是点火人。因为他的第一次到来，元茂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因为他的第二次到来，元茂屯被坏分子篡夺政权、土改回生的现象得以扭转，复查深入的斗争得以展开。作者强调肖祥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少有些过份，因为他离开村子地主就实行“翻把”，显得经过土改斗争考验并组织起来了的广大农民有些过于软弱。然而作为一个比较正确、比较理想的人物，肖祥的形象表现得相当感人。他是一个久经磨练的、思想和作风都比较成熟、具有党员领导者风度的人。由于作者更熟悉这一类人，所以写得比较具体亲切。作者没有把他写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救世主”，而是把他作为党的政策的体现者和群众的领路人来塑造。他了解群众，启发群众，在斗争的重要关头替群众撑腰。他的特点是：阶级立场鲜明，认识问题尖锐清醒，既实事求是，善于走群众路线，又具有远见卓识。作者有意写了另一个工作队成员刘胜，以他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看问题主观，衬托肖祥的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在艺术上也是比较成功的。

　　《暴风骤雨》反映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是相当鲜明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争夺和固守东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十分必要和重要，和同时期一般老区相比，显得更为尖锐而紧迫。东北的土改运动实际上和清匪反霸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和解放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前线战争形势影响土改斗争的进行，而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对前方打仗有着重大影响。作品中韩老六的淫威，韩老七的反扑，以及逮捕韩老五等情节，都充满当时东北特有的气氛；作品结尾郭全海等青年参军更是揭示了解放战争推动了土改，而土改斗争又支持了解放战争。

　　《暴风骤雨》具有饱满的革命激情。作者描写人物，表现他们的斗争，都灌注深厚的阶级感情，歌颂暴露，是非爱憎，了了分明。在这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周立波善于选取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用简练、朴素的笔墨加以描绘，展示人物性格。作品很少冗长、沉闷的叙述，风格单纯明快。作者介绍赵玉林，主要是再现了他被摊劳工以及回来后和沦为乞丐的妻子见面的情景，也再现了“赵光腚”这个绰号的来源以及他向地主借债的情景；而对郭全海，作者只集中地描写了他父亲被害和他受地主欺骗这两件事。郭全海开始出场，作者写了他轻巧地降伏一匹脱了笼头的儿马的细节，显示了郭勇敢大胆、爽朗机灵的性格特征。小说的结构单纯，故事突出，线索清楚。全书以土改斗争发展的过程为主线，写了一场场斗争，让所有人物在斗争中活动；同时，在斗争中也插有一些生动的情节或细节，增加读者兴味。有些场面描写如“分马”一节，写得层次分明，人物活动形象具体，有声有色。另外，作者善于向群众语言学习，作品中运用东北农民的口语，语汇丰富，生动活泼，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及地方色彩。特别是许多对话，都是个性化的语言，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不足的是作品中有时口语用得太多，由于缺乏提炼和选择，因此多少影响读者的理解。

　　另外，作品在结构上也存在一些缺点。第二部有些松散，反映的事件较多而表现不够集中精炼；第一、二部之间联系也不够紧凑，多少给人脱节之感。有些细节描写显得烦琐，而有些重要斗争却展开不够充分。至于人物刻划，主要人物如赵玉林等表现得过于单纯；反面人物地主韩老六、杜善人、唐抓子等有些类型化和脸谱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总的说来，《暴风骤雨》仍然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和《暴风骤雨》同样写东北土改运动的还有马加的中篇《江山村十日》，作品以一个小村庄在十天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土改斗争的迅猛发展，马加在此之前曾著有长篇《滹沱河流域》，写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农村发生的一些变化；写得较为稚嫩，语言失之书面化，人物性格也不够完整统一。他还写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和抗日斗争的短篇如《减租》、《母亲》、《过梁》等，思想上与艺术上均有可取之处。《江山村十日》则是写得较好的一部中篇，显示了作者思想上艺术上的进步。作品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给以适当加工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被描写的对象——江山村的贫雇农也参加了讨论。自然，作者对于所反映的生活并不是没有提炼和集中。故事写的是一九四七年冬《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东北地区的土改斗争情况。作品集中写十天内发生的事件，从划阶级，成立贫雇农大会，发动斗争，农民群众和地主高福彬进行面对面斗争为主线，以金城和周兰的婚事为副线，两条线索紧密结合，显得内容充实，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形象也较为突出。与此同时，小说通过贫雇农委员会对待陈二踹子的态度表现了土改中如何正确对待中农的问题；李大嘴的形象则说明了积极分子队伍的变化和教育问题。作品结构也比较严密，开头结尾互相照应。小说结束时群众谈论村名的演变，最后一致决议把原来的村名高家村改为“江山村”，表明土改以后是“老百姓坐江山”，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伟大变化，也给读者留下深长的意味。作品的主要缺点是典型化不够，有些地方如搜地主的财物、分浮财的描写显得有些自然主义；工作组沈洪作为代表党的领导而贯穿全书的人物，他和斗争的关系写得不充分，形象也显得单薄；语言虽然总的说来比较流畅，学习运用群众语言也较好，但仍有一些知识分子语言，群众口语也锤炼不够。

　　写成较早的欧阳山的《高干大》，是反映解放区农村生活比较优秀的作品。作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开始了文学活动，后来参加了“左联”。他曾以罗西等笔名，发表过不少短、中篇小说，内容以反映广东一带城市的中下层生活为主，或者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郁闷烦忧，或者叙述工人的斗争，以短篇《七年忌》等作品较为著名。然而由于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写劳动人民的生活不够真切深刻，再加上创作上的欧化倾向(包括表现形式和语言)比较严重，减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效果。三十年代中期和抗战初期，他提倡“方言小说”，自己也作了一些尝试。到延安后，欧阳山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积极深入生活和群众斗争，认真改造世界观，从而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干大》。这不但是他创作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也是《讲话》发表后中长篇小说创作中取得较好成绩的作品。

　　《高干大》写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陕甘宁边区一个叫任家沟的地方办供销合作社的故事。为了克服困难，改善农民生活，也为了增加生产支援抗日战争，边区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社经济。任家沟供销合作社主任任常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思想机械保守，虽然辛辛苦苦，却不受群众欢迎。在他领导下，合作社不但没有给农民带来发处，反而成了严重负担。群众把合作社称作“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合作社面临崩溃的危险。和任常有相反，共产党员、合作社福主任兼推销员高生亮(高干大)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愿望，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打破框框，冲破不合理的规定，办起了医药社、纺织工厂、驮盐运输队，包下了救国公债和公粮负担，使合作社真正起到推动生产发展、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人民群众欢迎合作社，拥护高干大。作品在写高干大和任常的矛盾的同时，也写了他同任常有的支持者——官僚主义者、区长程浩明的斗争。因此，作品的思想性就不仅是写出了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的道路，反映了边区农村新的生活面貌，而且表现了两种不同工作路线，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矛盾和斗争。作品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对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群众路线的肯定和歌颂，不但在当时对一些地区尚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也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高干大》的成就还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农村干部形象。较之当时其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高生亮的形象塑造得更加深刻丰满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突出了他对党和革命的忠心，对工作的忘我精神，但并没有回避他作为农民身上残留的弱点。他有些急躁简单，理论水平不高；遇到严重困难也产生过犹豫动摇；在跟巫师斗争时自己也有迷信思想，不能彻底否定鬼神。这作为当时的农村干部是真实可信的。作者还把高干大放在几条战线上作战：犯有主观主义错误的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反对他；官僚主义者区长程浩民压制他；浅薄的乡文书云飞讽刺嘲笑他；不懂事的儿子栓儿因为婚姻问题分散他的精力，拉他的后腿，甚至后来和巫师一道破坏他的工作；以巫师郝四儿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更是千方百计阴止、破坏合作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自己思想上有弱点也影响他的工作……。面对这些困难，他努力奋斗，身躯消瘦了，头发变白了，但他的形象显得高大了。高干大的形象表现了新的农村干部是怎样在斗争中成长，揭示了党的工作之所以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得到人民拥护的基本原因。

　　《高干大》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而又线索分明；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斗争逐步紧逼，高潮安排非常合适。和巫师郝四儿的斗争虽然写得略嫌冗繁，但有较强的戏剧性，让人读来饶有兴味。人物描写除高干大外，其他各色人物也都写得活灵活现，很有分寸。作品的语言也朴素明快，加之适当地运用了陕北农民的口语，更显得形象生动，富有地方色彩。这对作者过去的欧化倾向来说是个巨大进步。

　　柳青(1916—1978)的《种谷记》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长篇。比较作者过去写的短篇小说(收入短篇集《地雷》)，《种谷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了显著提高。这部作品反映的题材十分平凡，情节也比较简单。全书以王家沟组织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展示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二十天。为了提高生产，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也为了保证农村学校不致受到生产的冲击，县里指示在变工队的基础上实行定期集体种谷。这虽然是我们党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最低形式，却是农村经济最初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它遇到各种不同力量的阻挠，其中主要是以富裕中农行政主任王克俭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自私思想，也有地主富农王相仙、王国雄的破坏。但是，以共产党员农会主任王加扶、劳动模范王存起为代表的农村基本群众是相信党，跟党走的。经过严肃的斗争，撤销了王克俭的职务，另选王存起当行政主任。在王加扶、王存起的带动下，王家沟终于胜利地开展了集体种谷，广大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

　　《种谷记》的意义不只是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艺术地记录了战争年代党领导、教育和组织农民的生动情景，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通过王加扶、王存起，直到敲钟的六老汉等农民坚决响应上级号召，一心一意按党的政策做，可以看出农民积极要求革命的本质。作者熟悉陕北农村生活，当地农民的一些风土人情，在作品中都有真实具体的描绘。作者介绍人物的身世、面貌，只用很少的笔墨，通过一些有特征的细节，就把他们勾画了出来，加上人物各具特色的对话，就使读者感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种谷记》的缺点是故事情节发展缓慢，对话多而行动性不强，某些细节描写了比较繁琐，使人感到沉闷。到了五十年代，柳青的创作还有更大的发展：他以自己的小说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绘下了史诗式的画卷。他在后来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善于艺术地概括生活、在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刻划人物等长处，在《种谷记》中已经可以见到端倪。

　　在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和以上两部作品很不相同的《地覆天翻记》，虽然存在幼稚粗糙的缺点，但由于采用了农民群众比较熟悉的章回体形式，故事情节也比较曲折复杂，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作者王希坚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作家。他生活在群众当中，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他亲身经历了解放区农村尖锐的斗争和深刻的变化，因而写出的作品真实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地覆天翻记》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八路军工作组下到农村开展增资(增加雇农报酬)、减租工作，组织农民秋收和反“扫荡”，但是遇到阶级敌人的阻挠破坏。由于工作组本身存在的缺点，开始不了解情况，连着两次让地主及狗腿子篡夺了村的领导权。地主相互勾结，反对工作组和贫苦农民，杀害农民积极分子李福祥，成立汉奸“暗杀团”，同时又伪装开明积极，打入革命队伍，腐蚀干部，勾结日寇进行“扫荡”。在事实的教育下，经过整顿组织，农民群众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把恶霸地主押到李福祥纪念碑下枪毙。作品虽然没有塑造比较突出丰满的人物，但从一群普通农民身上，可以看到广大群众蕴含的深厚力量。《地覆天翻记》在艺术上同时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反映生活具体真实但又缺乏提炼；形式通俗易懂，易为群众接受，但对旧小说

　　描写手法、套语等因袭过多；故事怀较强，但有少数情节(如大把头和吴二爷等在林中开黑会被李四相听见等)又显得过于巧合。另外，在对恶霸地主的斗争问题上，开始较多强调了文明说理；对杀害李福祥的凶手过于强调了教育转变，对狗腿子的反动性也揭露得不够充分：这些都反映了作品的政策观念不尽明确。

　　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在写人民武装进行抗日斗争方面，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们是：《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思想上讴歌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艺术形式上通俗易懂。它们基本上属于通俗文艺而艺术上较之有明显的提高。它们的弱点或缺点有时也是由通俗文艺形式带来的，如人物塑造不够典型化，情节结构较一般化，反映现实生活斗争不够细致深刻等，但总的说来适应了当时革命和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欢迎。这类作品的出现，是对于小说创作民族化群众化的一种尝试。

　　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一九四四年在延安《边区群众报》上发表时原名《抗日英雄洋铁桶》。作者柯蓝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新作家。小说的篇幅不长，却是解放区第一部以章回体形式写成的作品。据作者自己说，他在写这本书时，正开始向民间文艺和古典文学学习，这是他练习写作通俗文学作品的成果。他满怀热情，极力想把党和人民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机智、坚定乐观的精神品质反映出来。作品写了洋铁桶(真名吴贵)领导的民兵小队怎样抗击日本侵略者，怎样建立政权，对伪军进行政治攻势，以及如何捉特锄奸。在一系列斗争中，民兵队伍越战越强，洋铁桶也威名远扬。作品还写了人民群众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伪军杀戮蹂躏，洋铁桶自己也两次被敌人枪伤。但小说主要是描写了中国人民怎样以压倒敌人的革命英雄气概打击侵略者，直到最后把他们击败。通篇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富有鼓舞力量。作品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叙述故事描写人物比较简单；故事虽能吸引读者，但结构上主次安排不尽合适，捉特锄奸的篇幅显得多了一些；语言运用虽然简练明快，却又不必要地采用了一些旧章回小说中的俗语、套语。作者后来还有以陕北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中篇《红旗呼啦啦飘》，由于故事情节过于简单，语言也较平淡，成就和影响就不及《洋铁桶的故事》了。

　　马烽、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也是采用章回体形式反映抗日的长篇。作品写于一九四五年，原是根据晋绥边区群英大会一些民兵英雄的斗争事迹加以整理改编；最初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共九十五回，后经进一步加工印成单行本，合成八十回。故事以吕梁山下一个叫康家寨的村庄为背景，描写了晋绥边区人民怎样在党领导下建立民兵武装，实行劳武结合，反对汉奸维持会，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正如中国的其他村庄一样，康家寨的农民也曾长期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地主康锡雪(外号桦林霸)就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石头。他勾结日本侵略军，组织维持会，使农民受着双重的压迫。但是，在共产党员、武工队员武得民领导下，以雷石柱、孟二楞等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很快组成了民兵队。他们反汉奸，斗恶霸，砸烂维持会，真正把政权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和日寇伪军展开反复的斗争。尽管他们也有挫折、失败、牺牲，但觉醒了并组织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康家寨的民兵小队不但巩固了自己，而且解放了敌人的重要据点汉家山。作品的意义在于显示了抗日战争的群众性，表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这一真理。康家寨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缩影，雷石柱、孟二楞等也是千百万抗日英雄的代表人物。康家寨的民兵小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正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过程。

　　《吕梁英雄传》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通篇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联缀而成，因而较能吸引读者。相比之下作品虽然写了许多人物，但一般都不突出，一些主要人物个性也不够鲜明。整个作品的结构法是用人物串联故事，而故事与故事之间有时却缺乏内在联系。这和小说的创作过程有关。据作者说，最初只是想把许多生动的斗争故事用几个人特连起来，并未作通盘计划；当时是写一段登一段，不是一气呵成，因而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全书的结构，故事的发展，都未作精细的安排。现在流传的单行本虽然作了较大加工，但原来的缺陷还多少留有痕迹。尽管如此，《吕梁英雄传》仍不失为一部反映抗日战争较好的作品。

　　同样是用章回体写抗战题材的孔厥、袁静合作的《新儿女英雄传》，不但在作品的内容和表现规模上，而且在艺术上都又进了一步。小说写成较晚，最先也是在报上连载。由于故事生动，人物相对集中，采用大众化的语言和形式，当时就引起过轰动。

　　《新儿女英雄传》以冀中白洋淀为背景，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八年的英勇事迹。小说主要描写了人民群众抗日力量和日本侵略者、地主、汉奸进行斗争的情景。全书以牛大水、杨小梅的婚事为线索，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既表现了抗战八年对敌斗争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也表现了新的英雄人物的不断成长。共产党员黑老蔡虽然不是贯穿全书的人物(作品后半部写他较少)，但在作品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民兵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不但带领大伙作战，也对民兵做政治思想工作，启发教育，掌握政策。牛大水他们的成长和黑老蔡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在黑老察这个“黑不溜、笑迷迷、连鬓胡子毛楂楂”的“老铁匠”身上，不但集中了我国劳动人民坚韧不拔、淳厚机智等传统美德，同时闪耀着无产阶级思想品质的光辉。牛大水、杨小梅都是平凡而又先进的人物；他们是普通农民，又是抗战英雄。牛大水原本勤劳淳朴，却又胆小怕事，眼睛只看到自己那五亩庄稼。但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在对敌斗争的锻炼中，他变得坚贞不屈，英勇顽强。他成长为区上民兵队长，领着战士出生入死，给敌人很大威胁；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视死如归。牛大水的性格发展过程清晰，给读者印象较深。杨小梅的道路更是曲折。她饱受苦难，后来投靠革命，获得解放，并在斗争中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她的经历代表了中国劳动妇女普遍走过的历程。牛大水和杨小梅的结合，说明个人命运不可能离开阶级的、民族的命运；只有投身革命，在斗争的熔炉中才能找到个人的幸福。《新儿女英雄传》其他一些人物，尽管形象不够丰满，但让人感到可爱。他们和黑老察、牛大水、杨小梅等一起组成英雄集体的形象；正是这些中华民族的新英雄儿女谱写了抗日战争的伟大史诗。至于反面人物如勾结日寇残害人民的何世雄，痞子流氓张金龙，作品都表现得活灵活现。特别是张金龙，当革命势力较大时，他被迫投机革命，然而阶级本性决定他终于成为“铁杆子汉奸”，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自己也终于逃不脱可耻的下场。

　　《新儿女英雄传》对人物的刻划，事件的叙述，都朴实自然。在平凡中含着奇特，于浑朴中显出峻拔。作者运用人民大众口语也比较纯熟。由于受连载形式的影响，作品的故事有时显得断断续续，有些章节为了写出一定篇幅，内容比较单薄。有些素材提炼不够。从反映抗日战争全过程的要求来看，作品对牛大水、杨小梅的婚事这条线渲染得多了些，而对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和抗日战争的群众性，对农民的民主要求和怎样满足他们的要求却写得不够，这是作品较明显的缺点。

　　这一时期反映工业生产的为数不多的中、长篇小说中，草明的《原动力》是比较突出的作品。它不但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完全可以和当时写其他题材的小说比美，也是最早一部描写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生活斗争的优秀中篇。

　　草明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创作《原动力》之前已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主要是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反映他们对旧制度的反抗，反映他们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些作品中，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语言也不够大众化。她到延安后，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思想有很大变化，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抗战胜利后，她深入东北地区的工厂，和工人一道生活，后又到镜泊湖水电站做群众工作。这为她一九四八年创作《原动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原动力》写东北一个水力发电厂解放后工人团结奋战，克服困难，终于修复机组发出电力的故事。玉带湖发电厂先后遭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冰雪埋没了机器，厂里一片荒凉。老工人孙怀德(老孙头)从建厂时就来到这里，他受过残酷的压迫，妻子贫病而死，儿子也因工伤死亡。他和其他工友对旧社会都有着“冲不尽的仇恨”。他们知道自己是机器的主人，所以国民党接收大员要破坏机器时，老孙头机智地保护了机器。解放了，当人民政权还未来得及接管工厂，他已经领着工友主动刨冰捞油，修复机器。不久，上级派王永明来担任经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老孙头和工人们更是热情高涨，对公开的和暗藏的坏人进行斗争，同时也抵制了官僚主义，终于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了遭到破坏的电厂，老孙头也被选作电厂的副厂长。作品形象地表明，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是生产建设的原动力。

　　《原动力》的时代特色比较鲜明，作品一方面写了工人群众忘我劳动，恢复生产，另方面写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显示了解放初期特有的紧张战斗的气氛。与此同时，作品也写了个别工人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的问题，工人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真实表现了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整顿恢复工作的艰巨。作品结构严谨，情节曲折，语言朴实。作者创作时有意识地要求自己“写浅些，写得明白点”，“竭力避免写长句子”，“竭力避免描写(心理描写、状物描写和自然描写)”，当然，必要的描写还是保留了，而“寓意的、暗示的、要人揣测的地方也尽量避免”。(注：《写〈原动力〉经过》，《人民文学》2卷6期)这些意图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作品的缺点是对王永明的形象表现不够充分，因而对党的领导写得不够具体。另外，艺术上也由于强调浅显而稍嫌粗糙。

　　塑造近代无产阶级的艺术形象，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在新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个薄弱的部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曾经在这方面作了热情的尝试，但没有取得多大成绩。这固然有作家不熟悉无产阶级和工厂生活，反动政府又不准作家接近工人等主客观原因，毕竟与“五四”以来的民主革命和新文学都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根本事实很不相称。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依靠工人阶级管好城市和发展生产，更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草明的《原动力》作为反映新解放区工业生产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对于当家作主的中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作了鲜明生动的描绘，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相当成功，是值得重视的。

　　除《原动力》外，这一时期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还有杨朔的中篇《红石山》和康濯的长篇《黑石坡煤窑演义》。《红石山》以著名的龙烟铁矿为背景，写了日寇统治下矿工们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八路军组织工人成立游击队、地下军，通过里应外合最后解放了矿山。作品写的虽然不是生产斗争而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还是反映了矿山工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石坡煤窑演义》以通俗的形式写了山西阳泉工矿区人民在新旧两个时代的生活面貌。作品以一个有很高技术并热爱劳动的窑工张大三为线索，写了工友们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遭遇。

　　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由于作者的不断努力，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这一时期的作品和在此之前的作品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首先，作品基本上都是写工农兵生活，以工农兵为作品的主要人物，热情歌颂他们的伟大斗争和历史业绩。作为一个主要倾向，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特别是国统区所没有的。我们并不认为题材可以决定一切，为工农兵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直接描写工农兵；但是，千百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阶级，终于成为历史——也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毕意是文学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其次，是民族形式的采用，不少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能够为他们所读懂，努力学习和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虽然也有一些作品没有直接运用通俗化的大众文艺形式，但在表现方法上、语言运用上，都努力适应群众的习惯和需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长篇小说基本上纠正了过去存在于许多作家作品中的欧化倾向和知识分子腔调。相反，某些作品倒是又产生了运用群众口语提炼不够的毛病，尽管这种现象在学习群众语言的过程中是难免的。第三，这一时期中、长篇小说基本上坚持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它们都和现实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本质矛盾，爱憎分明，对阶级敌人给予无情的鞭挞，对革命人民进行热情的歌颂。特别是在塑造工农兵典型形象方面，有些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对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产生了重大的作用。第四，小说的作者有一些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新人，他们对现实生活非常了解和熟悉。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象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创作的道路，因而他们的作品很快受到读者的欢迎。而一些早就开始创作的作家，这一时期的创作也都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另一方面，也努力克服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创作风格有很大的转变。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