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群众诗歌创作，是解放区群众性文艺活动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较之解放区群众的戏剧创作，数量要更为丰富，形式也更为多样。这些作品都是工农群众在翻身解放斗争中和子弟兵在激烈的战斗中创作出来的。虽然由于锤炼不够，一些作品显得比较粗糙简单，但它们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是出于作者的切身感受，因而真挚朴实、生动感人。有的作品简炼而又形象，艺术水平较高。在我国，民歌本来有着悠久的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又产生过大量战斗性艺术性都比较高的革命歌谣。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和专业文艺工作者高度重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群众诗歌创作活动得到了更好的组织和指导。比如，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时，周扬、丁玲、艾青等就曾对民间歌手和艺人孙万福、拓开科等的作品和创作经验，作过专门的介绍和总结(注：这些文章收入《民间艺术与艺人》一书)。晋察冀边区太岳军区还召开过“群众翻身诗歌座谈会”(注：该报导见荒煤编《农村新文艺运动的开展》一书)，讨论总结了群众诗歌创作经验，表扬群众歌手，号召专业文艺工作者向他们学习。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在党中央关怀下正式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广大人民的口头创作，先后搜集出版了《内蒙民歌集》、《东蒙民歌集》的蒙、汉文本。在部队，枪杆诗、战沟诗、诗传单、快板运动等，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推广、普及、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都为群众性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和收集保存创造了条件。

　　群众诗歌创作在农村主要是表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边区民主建设。这些政治斗争使广大解放区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受压迫的农民群众挣断了封建枷锁，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他们的压迫者面前站起来，向旧社会和旧势力发出有力的控诉，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诉苦会上，斗争会上，他们往往用诗歌作为武器，控诉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罪恶。在当时，他们并不是想到写诗；也可以说，由于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倾诉了出来，这些话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就发而为诗。象《赵清泰诉苦》(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从书《东方红》)就是最典型的一首。据说在翻身诉苦会上，“赵清泰哽咽不能成语；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唱，在哀歌，一字一泪，是痛苦，也是愤恨，直诉到晕死过去，情况非常动人”。他面对阶级敌人，悲愤得肝肠欲裂；由于翻身斗争，他又感到欣喜欲狂，所以唱出了发自肺腑的声音：

　　同泰会呀!

　　吃人虫呀!

　　真可恨呀!

　　你逼死我九口人呀!

　　今天反了同泰会呀，

　　明天打了我黑枪也甘心呀!

　　又如《揭开石板看》(见同书)，和《赵清泰诉苦》的热烈感情相比较，显得十分冷静，却以生动贴切的比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地租剥削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强烈憎恨：

　　集镇观(道士庙)，

　　好地方，

　　松柏树长在石板上；

　　揭开石板看，

　　长在穷人脊背上。

　　此外，象《进了地主门》、《短工》、《印子钱》、《翻身说理》等(均见《东方红》)，也都是揭露地主阶级，控诉黑暗社会的诗作。

　　在农民群众的诗歌创作中，还有很大部分以极大的热情表现自己翻身的喜悦，歌唱新生活，歌唱共产党，歌唱人民领袖和人民军队。其中《移民歌》就是较为突出的一首。《移民歌》开始由陕北佳县民间诗人李有源用“白马调”编了第一段(即后来《东方红》的头四句歌词)；以后佳县组织移民队南下，李的侄儿李增正担任移民队副队长。出发前，李有源、李增正和大家在第一段的基础上继续往下编，遂成总共九段的《移民歌》。在些基础上，后来又经文艺工作者加工而成《东方红》，其第一段完全按原貌保留下来，不但在全国为老幼所熟悉，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为许多人所知道。作品运用朴素形象的民间语言，传统的比兴手法，抒发了人民群众热爱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真挚感情，歌颂了开天辟地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新时代的到来。除此以外，《十绣金匾》、《十二月唱革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都用民歌手法反复说唱，歌颂了共产党和革命领袖。《古树开花》更是以农民自己的简朴语言，浑厚有力地讴歌共产党对边区的好领导：

　　边区人民都一心，

　　古树开花耀山红。

　　千年的古树盘了根，

　　开花结子靠山稳。

　　延安附近地气宽，

　　八路军占的米粮川。

　　毛主席领导老百姓，

　　丰衣足食不困难。

　　在内蒙西部的鄂尔多斯草原上，蒙古族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就创作了歌颂了八路军的民歌。一九四七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蒙族民歌创作更形活跃。骑兵战斗功臣王青山的母亲宝勒高，在送子参军的大会上唱出了《送子出征歌》，用传统民间祝词的形式表现了蒙族人民对革命胜利的期望和信心，情深意长，相当感人。都古尔苏荣的诗歌《我们的骏马》，生动地描述了翻身的蒙族人民努力生产，以军马支援解放战争的热烈情景。

　　反映解放区农村生活发生根本变化的一首好诗，是《选好人》。作品用简洁的语言，抓住解放区民主生活中“豆选”这个十分独特而又意义重大的事件，表现了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和群众内心的喜悦：

　　金豆豆，银豆豆，

　　豆豆不能随便投，

　　选好人，办好事，

　　投在好人碗里头。

　　这是中国解放区农村民主生活的生动写照。另外，《帮助抗属去打场》、《妇女们，生产忙》也都真切动人地再现了农村热气腾腾的生活面貌。前者抒情地写道：

　　秋风起，

　　谷子黄，

　　家家户户收成强!

　　互助组，

　　来帮忙；

　　有妮子，

　　有婆娘，

　　七手八脚打上场，

　　抗属老刘喜洋洋!

　　后者欢乐的唱道：

　　春天里来百花香，

　　妇女们，生产忙：

　　闹养种，又开荒，

　　妇救会里好主张。

　　纺纱生产度灾荒!

　　解放区的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长期的斗争，经受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教育，革命的思想基础是坚实的，文化艺术上也接受了较多较好的影响，因此，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显得成熟老练，批判旧世界尖锐的力，生动地揭示了旧世界没落的必然性；歌颂新世界豪迈坚定，形象地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胜利的前景。在艺术上，想象丰富，比喻巧妙，形式活泼，语言朴实有力，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总之，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农民群众歌唱艺术的新特点。

　　农民群众诗歌创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另一标志，是旧艺人获得了改造，新的说唱文学得到发展。这些旧艺人，出身贫苦，以说唱为业，且多数为盲人。他们在翻身斗争中也分得了土地，思想上深受教育。在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他们抛开了旧的说本和唱本，开始自编新书或演唱新书，讲说新的斗争和新的人物故事，受到了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陕北的韩起祥，河北的王尊三，就是这些获得新生的旧艺人的代表。特别是韩起祥，演唱技术高，创作上数量较多，质量也较好。人民文艺丛书《刘巧团圆》收了他几篇新书，是说唱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但故事曲折生动，说白通俗晓畅，唱词优美形象，而且有思想深度。《刘巧团圆》通过刘巧赵住两个劳动者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叙述，写出了边区劳动妇女新的性格和新的命运，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在人民群众中还留有很深的影响，批评了基层工作人员不深入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赞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马专员这样的好干部。王尊三的《亲骨肉》、《晋察冀的小姑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晋察冀的小姑娘》)是两篇传诵很广的鼓词。前者歌颂了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后者歌颂了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李小香英勇对敌的斗争事迹。他的作品细节描绘很生动，语言也流畅明快，不足的是主题不够集中突出。

　　部队的群众诗歌创作，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多数配合作战任务，有很强的战斗性，形式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枪杆诗”、“快板诗”等在部队里普遍盛行，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动手写作。这些作品往往在紧张的战斗间歇中创作出来，富于实际的战斗鼓舞作用。比如，在锦西阻击战中的某部，七天之中就编印了快板式的宣传品七十一种，二万五千余份(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战壕里的文化活动》一文)。又如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是在紧张的练兵场上大量涌现出来的(注：见上书附录的《华中野战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指战员们的这些诗作，反映了人民军队各个方面的战斗生活：

　　一是歌唱革命的连队。《我是个贫苦的孩子》、《一枝钢笔一枝枪》(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是战士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作品，歌颂了温暖如家的连队生活，用事实说明了人民军队是一个造就“文武全才英雄汉”的大学校。《我也有功劳》(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用朴实亲切的语言，赞扬了连队里非战斗的炊事员的工作。革命战士大部分是翻身农民，每人家里都有一本血泪账。入伍教育和“两忆三查”的整军运动，提高了全军的斗志，也使连队战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六条人命》、《恨蒋贼》(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就是部队诉苦运动中涌现的好作品，歌颂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表达了革命战士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

　　二是歌唱人民战争的胜利。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明确的革命目标，使整个队伍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因此，这里的每个战士都英勇善战，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战斗中创造了许多不平凡的业绩。象《打仗要打新一军》、《筛豆子》、《胜利条件说不完》、《人民功臣焦五保》、《好一个铁腿汉》、《山高路又长》、《一个班缴一连人的枪》、《运输队》(注：作品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和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就是热情歌颂人民战争胜利和英雄事迹的生动篇章，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如《打仗要打新一军》写道：

　　砍树要砍根，

　　打仗要打新一军。

　　兵对兵，

　　将对将，

　　翻身的好汉，

　　哪有打不过抓来的兵?

　　…………

　　“新一军”是蒋介石以美式武器装备的王牌军，它在东北战场上曾经骄横不可一世。但它在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民战士面前立即暴露了纸老虎的虚弱本质。《运输队》一诗用含蓄活泼的笔调，把军民同上战场的景象和胜利喜悦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切感人。

　　大多数“枪杆诗”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对某种武器的“赞美”或“批评”，表达指战员们参战的决心和态度。如《这次不能打白掉》、《不能再落后了》、《我的旗子红通通》、《我的七九枪》、《我的号》、《炸药包》、《刺刀》、《手榴弹》(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等，都是短小生动的作品。战士们是把武器当作“战友”来看待的，爱护它，赞美它，或是批评它，正表明了他们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再立战功的决心。比如：

　　我的七九枪，

　　擦得亮堂堂，

　　这次去反攻，

　　拚命打老蒋。

　　据记载，这位战士自从贴出这首诗以后，“他就天天擦枪练武，某次战斗中出击令刚下，他就跃出阵地，大喊‘我的七九亮堂堂!’一股劲冲向敌人。”(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这个例证说明了许多“枪杆诗”在实际战斗中都是发挥了具体作用的。又如：

　　我的号，

　　真是行，

　　只要一响全连动，

　　滴滴哒哒连声叫，

　　全队同志往前冲，

　　冲得敌人好象老鼠找不着洞，

　　乱碰乱窜当了俘虏兵。

　　这里生动地表现了人民战士对自己的作战武器——军号的感情，同时有适度的夸张手法，形象地写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揭露敌人，嘲笑敌人，分化瓦解敌军，是部队诗歌的另一内容。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真理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不但用实际战斗击败了敌人，而且还在前沿阵地上开展了活跃的宣传工作，用诗歌揭露敌人的致命弱点，分化瓦解敌军。《嘴巴仗》(注：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傅钟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一文)一诗对前沿阵地的对敌宣传工作作了生动的描绘：“嘴巴仗，很重要，能顶几门迫击炮。”这样的“作战”方法，在实际战斗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淮海前线的战沟里，战士们教敌军士兵唱起了“为老蒋卖命太冤枉”(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淮海战役火线文艺活动》一文)的歌，使敌军士气沮丧。他们在革命政策感召下，有的蹲在地堡里哭，有的干脆跑过来投诚。此外，象《三笑敌人》、《送年礼》(注：见《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用含蓄风趣的语言，把敌人愚蠢无能的丑态写得淋漓尽致，抒发了人民战士乐观豪迈的喜悦情怀。

　　在广大指战员诗歌创作的热潮中，产生了战士们喜爱的诗人。其中以毕革飞(1920—1962)最为突出。他自一九三八年参军以后，就一直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曾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快板诗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写作形式，他被称为“快板科长”。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敌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参加过山西地区的艰苦的攻城战和解放太原的外围战。建国以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他的二十四年的部队生活经历中，有十四年生活在战斗前线。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工干部，对战士的生活、思想、愿望、要求都很熟悉。他的快板诗就是从革命战争实际需要出发，为革命战士创作的，因为这些作品“好懂好记有趣味”，深受战士们的欢迎。赵树理为他整理出版的《毕革飞快板诗选》收作品八十二首，只是他创作中的一部分。《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运输队长”蒋介石》、《土飞机》、《咱是造飞机的老行家》、《再把刀刃力些钢》、《学习李海水》、《两挺歪把机枪》、《人民军队大会餐》、《洋灰碉的自我介绍》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其中讽刺敌人的作品更为出色。比如《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讽刺蒋介石的：“不是我来批评你，你的工作不算好。质量低，数量少，以后可得作检讨。”在《“运输队长”蒋介石》一诗中，则是用“表扬”的形式，通过反语来讽刺敌人：

　　“运输队长”本姓蒋，

　　工作积极该表扬，

　　运输的能力大呀大增强，

　　给咱们送来大批大批美呀美国枪；

　　亮呀亮堂堂。

　　“运输队”的规矩好，

　　枪炮人马一齐缴，

　　一次就送十呀十来万，

　　步兵、骑兵、工兵都呀都送到；

　　捷报当收条。

　　灵活的笔调，风趣的语言，尖锐地揭露了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的腐朽无能，同时也反映了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迅速发展的形势。《人民军队大会餐》以巧妙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山西解放战争形势的巨大变化，是鼓舞斗志的生动作品。毕革飞的作品，确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鲜明的战斗性、群众性、趣味性和煽动性统一在一起的。他很善于构思，每个作品篇幅不长，但描写集中，决不拖泥带水。语言洗炼，又善于设喻取譬，因此，形象而又有风趣，很符合战士的口味。比如，他批评影响了战斗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比作“火车开到公路上”，要“结束他的伙食账”，都是采用战士口语来取喻的。取喻近而寓意远，因此概括了一些普遍现象，便为战士们广泛传诵。

　　工人群众文艺运动的兴起较之农村和部队要晚一点，创作的数量也不及农村和部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工人群众的诗歌创作才日渐蓬勃地发展起来。许多大中城市获得解放后，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在文化艺术上也要求翻身。他们要用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等文艺形式来表现他们翻身的喜悦和对旧社会的控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党派出了许多得力的文艺干部到新解放的工厂中去，推广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经验，启发和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工人文艺运动的发展。

　　工人群众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也是歌颂党和领袖，歌唱新生活，歌唱自己的紧张劳动，同时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感情纯朴健康，对比鲜明，气魄宏大，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如《盼太阳》把新旧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旧社会里是“冰霜冷，树叶黄”，工人们挨饿受冻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新社会展现的光明幸福景象，则使他们不能不由衷地发出这般纯朴真挚的歌唱：“共产党，象太阳，照在人民心坎上，太阳暖，太阳亮，太阳出来人民喜洋洋。”(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又如《北石坑》写道：

　　国民党，小日本，

　　小日本，国民党，

　　十六斤大锤代代重。

　　来了毛泽东，

　　大锤还是十六斤，

　　抡起大锤轻如风!(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

　　这是通过两个不同社会里的不同劳动感受的对比，真切地表达了工人阶级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爱。此外，象《红灯颂》(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新年乐》(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红旗歌》、《沙里淘金》(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纱厂女工歌》、《修路歌》、《生产竞赛歌》(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等，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党的领导，歌唱新的幸福生活，歌唱劳动生产，抒发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这些作品，是中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后发出的最早的歌唱，是解除了枷锁的人们唱出了过去所不能唱的歌。思想上较为质朴，艺术风格上粗犷有力，主题庄严，感情鲜明。在形式上，大都采用三、五、七言的有韵的歌谣形式，这和民间说唱文学的长期影响有关。其中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一般的歌谣形式，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艾青在《谈工人诗歌》一文中说：“……尽管工人的诗歌在目前还是属于萌芽的阶段，一般地说，思想和技术都还不是很丰富的，对于事物的刻画也不够深刻，但是由于它是从前进阶级的生活土壤中所产生出来的，具备了先天的优越的品质，如果得到很好的照料和殷勤的灌溉，将会萌长出非常郁茂的新林，就从现有的成绩看来，也已经在我们面前展示了非常光明的远景。”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它对于后来工人诗歌创作的预言，也已为事实所证明。

　　工农兵群众的诗歌创作，是获得解放的群众在思想上觉醒的歌唱。他们是战斗者和劳动者，参加了改天换地的各方面的斗争，对于新时代的光明和幸福有切身的感受。他们用自己活泼有力的语言，歌唱自己从苦难走向欢乐，从斗争走向胜利，感情是深厚的，内容也极为丰富。比较而言，农民群众的诗作显得成熟完美些；部队的作品则显示出人民军队的革命作风和英雄气概；工人群众的诗作虽还处在萌芽阶段，但也显示出先进阶级的优秀品质。它们正是带着这样新的风格和新的气派，丰富了革命文艺创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营养。

　　第二节：《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

　　一九四六年九，《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品以优美的故事和人民群众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吸引了读者，立即受到热烈的称赞，被誉为诗歌创作的一个丰硕成果。

　　作者李季(1922—1980)，其时年仅二十五岁。原籍河南唐河县人。一九三八年他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在太行山区部队里做基层工作。一九四二年冬到“三边”地区工作，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县区政府秘书和小报编辑。他是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广泛地收集过民歌。在创作长诗之前，他还采用通俗文艺形式写过《老阴阳怒打虫郎爷》，石印出版过《卜掌村演义》等作品，他还用“里计”、“李季”、“李寄”等笔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些通讯、小说和诗歌。

　　《王贵与李香香》全诗共分三部十三章，反映了一九三年前后，“三边”地区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激烈斗争；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背景上，展开了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贫苦农民的后代，他们的苦难与欢乐，都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曲折变化紧紧地联系着。作品真切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解放和革命斗争胜利血肉相联的关系；在歌颂人民革命胜利的同时，热情地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忠于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纯朴的爱情。他们的圆满结合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水乳交融地联在一起的。“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这是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歌唱，也是作品表达的深刻的主题。

　　诗作一开头，就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三边”农村阶级压迫的一幅幅血淋淋的图画。这里，“一眼望不尽的老黄沙，哪块地不属财主家?”一九二九年“三边”大旱，“庄稼就象炭火烤，第二年便出现了空前难度的春荒：“掏完了苦菜上树梢，遍地不见绿苗苗。百草吃尽吃树杆，捣碎树杆磨面面(注：《王贵与李香香》1946年9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这两句原为“坟堆里挖骨磨面面，娘吃儿肉当好饭”，此处引文采用作者后来修改过的)。二三月饿死人装棺材，五六月饿死没人埋。”在这饿殍遍野的境况中，恶霸地主崔二爷家“窖里粮食霉个遍”，他不但见死不救，反而催逼佃户们交租，“饿着肚子还好过，短下租子命难活。”王贵的父亲就是因为交不起租子，被崔二爷活活打死，十三岁的王贵也被迫成了崔家的“没头长工”：“打死老子拉走娃娃，一家人落了个光塌塌!”王贵一方面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另一方面却受到也是被压迫者李德瑞父女的关怀和同情。随着岁月的更替，王贵和李香香在苦难中长大成人，很自然地产生了爱情。

　　山丹丹开花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象露水珠在草上淌。

　　二道糜子碾三遍，

　　香香自小就爱庄稼汉。

　　地头上沙柳绿蓁蓁，

　　王贵是个好后生。

　　身高五尺浑身都是劲，

　　庄稼地里顶两人。

　　玉米开花半中腰，

　　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

　　诗人在这里用了精彩的诗句描绘了这两个由苦命娃长大的主人公的优美形象，点明了他们刚刚开始的火热的爱情。他们是劳动者，浑身充满了力量，焕发出青春的光彩；他们早已尝到了人生的苦难，现在却开始追求人生的幸福。但是，在暗无天日的社会，他们的幸福并不容易得到，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恶霸地主的阻挠和破坏。崔二爷敢于这样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是因为他占有数不清的牛羊和土地，有反动政权作靠山，“县长跟前说上一句话，刮风下雨都由他。”他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因此，他敢于胡作非为，肆无忌惮。作品开头所展现的这幅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图画，揭示了两千多年来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情况，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加强法西斯专政，对农民群众实行血腥统治的现实。这图画还把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身份、经历、思想状态清楚地告诉了读者，提出了故事发展的线索，为下边展开的曲折复杂的斗争作了很好的铺垫，描画出深广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头。

　　王贵的性格是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发展成长起来的。杀父之仇，牛马不如的雇工生活，婚姻上的波折，是王贵仇恨崔二爷的现实根源，也是他反抗意识成长的出发点。当革命的火星把“三边”地区土地革命的烈火点燃起来时，王贵是死羊湾首先参加赤卫军的农民。在革命队伍教育下，他的朴素的反抗意识逐步发展成为自觉的革命思想了。他的革命劲头比谁都高：“白天到滩里去放羊，黑夜里开会闹革命。”“身子劳碌精神好，闹革命的心劲高又高。”革命斗争为他指明了唯一的出路，他也就一心一意地扑到革命斗争中去。当崔二爷发现了王贵参加革命，残酷地拷打他时，他用亲身感受的事实，痛斥了崔二爷的威逼利诱：“老狗你不要耍威风，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我一个死了不要紧，千万个穷汉后面跟!”“我王贵虽穷心眼亮，自己的事情有主张”，“闹革命成功我翻了身，不闹革命我也活不长”，“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盘，想叫我当狗难上难。”这些坚定豪迈的语言，表现了王贵对革命的认识和忠诚，也表明了他为阶级利益奋斗不怕牺牲的决心。这是王贵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的标志。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觉悟和认识，所以当死羊湾获得解放，穷苦农民获得翻身，他和李香香结婚时，他就满怀深情地对李香香说：“一杆红旗要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我打算长远闹革命。”这是他亲身经历的真切体会，也是翻身农民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拥护革命的赞歌。他们的爱情的幸福正象革命大树上结出来的甜果子，所以他们由衷的拥护革命。

　　李香香是作品塑造的另一个成功的形象。她是李德瑞的独生女儿，自小死了母亲，过着贫苦的生活。“脱毛雀雀过冬天，没有吃来没有穿”。她形象俊美，心地善良，勤劳勇敢，爱憎分明，而且具有坚强的反抗性格。她“自幼就把有钱人恨透了”，却实心实意地爱上了王贵。作品不只是写出了她对于爱情的忠贞不二，还写出了她在斗争中逐步觉醒。当王贵遭到毒打时，她为了抢救亲人，明确的认识到游击队是自己的救星。当崔二爷领着白军回村，支走了她的父亲，强迫她成婚时，她的反抗意识猛然增长了，她的火辣辣的反抗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现。她愤怒地抓了崔二爷的“狗脸”“两个血疤疤”；她当众痛斥崔二爷，“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在孤立无援被软禁的情况下，她更加懂得了自己和王贵是命运相同，患难与共的夫妻，“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咱俩可怜!”她怀着更加急切的心情盼望革命胜利，盼望游击队快打回来，把“狗腿子白军一扫光”，“公仇私仇一齐报”。这些愤怒的反抗，表明了李香香思想的觉醒和成长，也表达了她对爱情的坚贞和对革命的向往。诚然，李香香是带着不同于王贵的女性的特点来反抗旧社会和追求革命胜利的，这是作品反映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应该忽略或者抹杀她身上这些反抗性的特点。这个形象在当时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她是千百万劳动妇女的代表，在她身上，体现了广大妇女要求婚姻自主、忠实于爱情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她们渴望革命胜利的急切心情。

　　作品对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崔二爷的刻划也是生动的。他形象丑恶，内心更狠毒狡诈，他依仗伪政权，勾结伪军，豢养走狗，自立反动武装，任意草菅人命，妄图霸占李香香。他干了种种罪恶勾当，正说明了他是腐朽的封建统治的社会支柱，是广大农民凶恶的敌人。在土地革命烈火面前，他极端恐慌，极为顽固，也极其愚蠢，进行了疯狂的挣扎和反扑。最后，他和他拚命维护的腐朽的封建统治，一起遭到了覆灭的下场，这是历史的必然。作品是通过他自身的合乎生活逻辑的言论和行动来揭示地主阶级反动本质的，夸张和漫画的艺术手段的运用，并没有使形象脱离生活真实，这是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反面形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化的反面人物。

　　王贵和李香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觉醒了的农民形象。他们为了自己的和阶级的利益进行了勇敢的胜利的斗争，他们对于革命的拥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本身就是对于人民革命胜利的赞歌。这样的形象在新诗作品中出现，意义尤其重大。自“五四”以来，我国新诗创作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和变化，其间经历了许多斗争。革命的诗人们，为了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歌唱他们的英勇斗争，作过许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诗歌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缺点，就是从艺术形式、语言到思想感情的知识分子气，与劳动群众还有着较大的距离。自从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出了一条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使革命文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王贵与李香香》较之《兄妹开荒》、《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等优秀的人民文艺作品的出现虽然要晚一点，但它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并塑造了如此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期的创造性贡献。郭沫若称赞这首诗是“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注：《〈王贵与李香香〉序》)，道理也正在这里。

　　整个作品将近一千行，全部采用陕北民间流传的“信天游”写成，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信天游，不断头”，它常常是由两句组成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短小抒情诗，联唱起来，变化多端，需要驾驭能力。诗人对于这种民歌作过大量的搜集和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得到启发，决定采用这种形式来描写这个“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

　　”。作品相当于把几百首“信天游”连缀成章，运用得十分圆熟自如，使得诗作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民族形式的运用方面相当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作者遵照《讲话》精神，深入斗争生活，向群众学习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表现手法上，作品也从民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这采用了民歌中许多精彩的句子，在描写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兴手法的运用，本是“信天游”的特点。作品对此作了多方面的吸收，在具体运动上，也呈现活泼多姿的状态。比兴常常用在每节诗的首句，兴中有比，因比而起兴。如果首句是叙述句，第二句必须用“比”，否则诗句便显得呆板不形象，作品是力求避免这种情况的。此外，同一个事物还可引出多种比兴意义来，比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是兴中有比，为下句赞美香香人材起兴作比的。“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也是兴中有比，是为刚刚开始的“交好的心思”不能公开而起兴作比的。作品对于比喻的运用，不但精彩贴切，而且运用得很广泛很自如，这就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诗句的节奏流畅明快，同时也显得自然和谐，没有生涩干硬的毛病。这些都说明作者对于这种民歌形式和群众语言很熟悉很了解，善于从中吸取营养，致使作品的语言在朴素中具有形象美、音乐美的特点，成为真正艺术化了的诗歌语言。

　　这个作品在当时出现，确如陆定一同志所指出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出来了新的一套”，它在诗歌创作领域里“表示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注：陆定一：《读了一首诗》，1946年9月28日《解放日报》)。这是在《讲话》精神照耀下产生的第一首优秀的人民的诗篇。

　　《漳河水》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另一首优秀长诗。作者阮章竞，出生于广东中山县一个贫苦家庭，抗战前即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到太行山区，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过许多剧本。一九四七年春，连续创作了长诗《圈套》和《送别》、《盼喜报》等短篇诗作，受到人们的注意和称赞。《圈套》一诗作者标明是“俚歌故事”。这诗确实是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写成的，简明朴实，不事夸张，反映了土地改革运动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露了地主阶级“好皮好面藏黑心”的反动阴谋，也如实地写出了农民群众身上存在着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某些缺点。阶级敌人正是利用了旧传统思想的影响，展开了反攻倒算的罪恶活动。经过斗争，敌人的阴谋破产了，人民群众胜利了。这场斗争早已成为历史，但作品用现实主义手段描绘出来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斗争场面和人们的思想状况，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今天读来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送别》是“记豫北某村参军小景”，描绘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妈妈送儿子参加解放战争的动人情景，她确信这个革命战争是“砂锅捣蒜就这一槌，把蒋介石狗们连根拔!”因此，她语重心长地鼓励儿子走上前线：“去吧孩孩你去吧，去当咱毛主席个好部下!你娘今年七十八，还相美美的活到整一百。往日的苦时光都死了，如今的好日子我丢不下。”老妈妈的话语，真切地反映了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盼喜报》是拟一个士兵的妻子给丈夫写信，鼓励他在前方杀敌立功，夫妻之间的关怀爱护和爱国热情交织在一起，表现得真切感人。

　　写于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漳河水》，是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采用民歌形式写成的又一部长篇叙事诗。这是一部妇女解放的颂歌，反映了太行山区妇女在封建传统习俗的野蛮压迫下遭受的苦难，热情地歌颂了她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和新生。作品刻划的荷荷、苓苓、紫金英这三个妇女的形象是栩栩如生的，性格是各自不同的。当她们还在“毛毛小女不知道愁”的时候，她们都有各自的生活理想，渴望美满称心的家庭生活。但在封建统治下，她们的命运如“断线风筝”，婚嫁象“押宝”一样，结果“三个人的心事都走了样”，陷入了各自不同的痛苦境地里。她们哀怨幽深地倾诉着：

　　声声泪，山要碎!

　　问句漳河是谁造的罪?

　　桃花坞，杨柳树，

　　漳河流水声呜呜!

　　戏鼓咚咚响连天，

　　唱尽古今千万变。

　　唱尽古今千万变，

　　没唱过俺女儿心半片!

　　恨咱不能拔起山，

　　把旧规矩捣成稀巴烂!

　　………

　　革命胜利了，人民解放了，封建的古牢冲塌了，“漳河水，九十九道湾，毛主席领导把天地重安”，“妇女飞出铁笼来”，她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各自不同的性格也更加明朗地呈现出来。

　　荷荷是作品中最富有斗争性的最先进的人物。她首先冲出了封建“恶婆家门”，果断地和那个年岁悬殊的“黑心肝”老头离了婚。她积极参加互助组劳动，找了对象，组成了新家庭，她还积极热情地帮助姊妹们翻身解放，走上新的生活道路。她对解放后的新生活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敢作敢为，敢于向一切旧传统习惯作斗争。在她的身上，闪耀着翻身妇女的光彩。苓苓是获得解放的妇女中另一个类型的人物。她聪明能干，积极劳动，活泼而又富有风趣，在用“家庭训练班”的方式和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所作的斗争中，更表现出她是一个善于办事的“巧媳妇”。紫金英已经成了一个寡妇，个人的遭遇更其不幸，命运的摆布使她无可如何，她在精神上受旧社会旧思想旧习俗的摧残比荷荷、苓苓更深重些，因此，她的思想觉悟过程更为曲折缓慢些。她心地善良，但又怯于反抗；旧的婚姻制度给她造成的创伤太深重了，她又不愿再婚，一心想抚养“墓生娃”成人，忍辱负重地“厚着脸皮偷偷活”，“日月糊涂过”。在荷荷、苓苓的鼓励带动下，她终于摆脱了旧的生活状况，投身于集体生产劳动，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妇女从封建传统习俗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指出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品用了较多的笔墨描写了苓苓的丈夫受到教育，获得了转变；并且还通过他对群众中仍然存在的轻视妇女的思想展开批评，反映了劳动群众在政治翻身以后，逐步从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的生动情况。这个安排使作品更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描绘出解放区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是空前未有的真正自由解放的新生活。

　　作品不但成功地描绘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有许多新颖独创的特点。诗人把流传在漳河两岸的许多民间小曲如《开花》、《四大恨》、《割青菜》、《漳河小曲》、《牧羊小曲》等，加工改造，杂采成章，表现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她们情绪上的变化，既无拼凑割裂之感，又在和谐统一中显得活泼而富有变化，比如前边提到的三个姑娘哀怨幽深的倾诉的曲调，和作品结尾用欢乐含蓄的调了，赞美光明幸福的新社会，便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漳河流水唱的欢：

　　桃花坞，长青树，

　　两岸踏成康庄路，

　　千年的古牢冲坍了!

　　万年的铁笼砸碎了!

　　自由天飞自由鸟，

　　解放了的漳河永欢笑!

　　此外，诗人在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来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上，也是很见功力的。作品语言个性化的特点很突出，语汇很丰富，表达得也流畅贴切。写景抒情，衬托人物的情绪变化，都能做到景随情变，物随意迁，互相映衬，相得益彰。总之，这是一首人民革命胜利的赞歌，朴实的风格掩映着华美的内彩，明丽复兼清新，刚健而又柔婉，它是从民歌和群众语言的土壤中生发出来的一朵鲜花。

　　第三节：其他诗歌作品

　　解放区的许多诗人，有些本来就是投身于革命的战士。在抗日根据地的初创阶段，他们之中不少人就写过街头诗、诗传单和其他诗歌作品，宣传群众，鼓励抗战。延安文艺整风以后，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诗歌更成为革命战士的战斗武器。在这期间，解放区涌现了大批新的诗人，产生了大批诗作。这些作品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诗歌创作相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的变化。在内容上，大体都是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文艺整风前那种单纯写身边琐事，回忆童年或叙述远方的伤感故事的作品基本上没有了，抒情诗也不再是抒发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健康的感受了。诗人们置身在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中，向群众学习和为群众歌唱的新的历史要求，使她们在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上，也更带有民族化、群众化的特点。“学生腔”、“洋八股”大为减少。诗歌创作与现实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愤怒出诗人”。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火，点燃着诗人的心。歌颂革命战争，首先成为解放区诗歌的重要内容。朱自清在一九四一年曾对国统区的诗歌创作作过总的评价，认为那里的作品“直接描写前线描写战争的却似乎很少。一般诗作者描写抗战，大都从侧面着笔”(注：《抗战与诗》)。在解放区的诗歌创作中，这种情况改变了，因为这里的许多诗人就是革命战争的战斗员，他们的诗作也正是革命战争的产物。在这些作品中，形象地写出了革命战争的艰苦性，热情歌颂了敌后军民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苦斗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歌颂了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抒发了革命战争胜利给人们带来的喜悦。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而且都带着诗人们各自的亲身感受，因而真切动人。

　　晋察冀根据地是当年艰苦斗争的前哨阵地，许多诗人都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战斗过，许多反映革命战争的诗篇都和这里的斗争分不开。长期在这里坚持斗争的田间、孙犁、邵子南等在这里创办过《诗建设》、《诗战线》等多种油印刊物，推动了边区革命诗歌的创作活动，培养了不少年轻的诗人。他们自己还写了许多诗作丰富了这个创作活动。孙犁的《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大小麦粒》(注：见孙犁的诗集《白洋淀之曲》)，邵子南的《英雄谣》、《模范支部书记》、《大石湖》(注：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等作品，都是歌颂根据地人民英勇对敌的篇章。田间在用“简短而坚实的句子”(注：闻一多：《时代的鼓手》)为革命战争写作许多“鼓点”式的短篇作品的同时，开始探索新的形式和新的风格，创作更趋于深沉。

　　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并用满腔热情来歌唱革命战争的，首先要推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诗人陈辉(1920—1944)。田间为他整理出版的诗集《十月的歌》，只是他的遗作中的一部分。他的创作经历不长，但成长进步很快。《平原小唱》、《平原手记》两组作品，是他的风格形成时期的作品，以轻快的调子，生动地描绘了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抒发了游击队员们豪迈乐观的纯朴感情。《新的伊甸园记》一组作品，是革命斗争生活的颂歌：

　　那是谁说，

　　“北方是悲哀的”呢?

　　不!

　　我的晋察冀呵，

　　你的简陋的田园，

　　你的质朴的农村，

　　你的燃烧着战火的土地，

　　它比，

　　天上的伊甸园

　　还要美丽!

　　——《献诗——为伊甸园而歌》

　　在作品中，诗人诚挚地表达了为祖国献身的决心，描绘了聂荣臻同志的英雄形象，赞扬了年轻姑娘保护革命干部的英勇行为，描绘了子弟兵英勇出击的夜战场面，还反映了人民群众为支援革命战争开展的生产运动，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真挚感情。这组作品正是通过上述场景的描绘，热情歌颂了根据地人民为祖国的新生而开展的英勇斗争。除了短篇抒情诗以外，诗人还创作了叙事诗。《红高粱》是为纪念战友的牺牲而写的长篇作品，用一幅幅色彩鲜明的战争图画，广泛的反映了游击队员的斗争生活，但这作品缺乏连续性的集中的故事情节，因而显得枝蔓松散，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魏巍开始文学创作时便是革命战争的歌手。诗集《黎明风景》收载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大部分诗作。一方面，他采用民歌形式写了《好夫妻歌》、《三合村》、《好兄弟歌》等生动的短篇叙事诗，愤怒地揭露了日伪残害人民的罪行，歌颂了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另一方面，他还采用自己所熟悉的自由体的形式，写了许多长短不一的抒情叙事作品，饱含革命激情，是艰苦斗争中迸发出来的快乐的歌唱。《高粱长起来吧》别致地写出了游击队员旺盛的斗志和急切的求战心情。《叩门》把夜袭胜利归来的情景写得亲切感人：

　　妈呀，开门

　　咱们的人回来了

　　启明星就要升起

　　打谷场上

　　落满了霜

　　…………

　　妈，瞧瞧我们得的枪吧

　　你瞧这挺歪把子

　　蓝灿灿的

　　…………

　　《蝈蝈，你喊起他们吧》用乐观主义笔调把艰苦斗争生活诗化了。连夜战斗之后，战士们只用刺刀割了一枝红酸枣吃下便睡了，太阳已经升起来，早饭也已煮好，但他们仍然香甜地熟睡着。谁来叫醒他们呢?诗人只好请蝈蝈把他们喊起来。《寄张家口》、《两年》是两个长篇抒情作品。前者写于抗战胜利后，通过艰苦斗争的回顾，欢呼张家口这朵“塞上之花”回顾了人民的怀抱，说明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后者写于北平解放后，回顾了我军服从战略需要从张家口撤退的经过，歌颂了人民战士为收复这座城市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激情饱满，气势奔放，是胜利的歌唱，也是作者抒情诗作中另一个类型的作品。写于一九四二年的《黎明风暴》，是一首深沉悲壮的长篇叙事诗，反映了我边区军民在半饥饿状态下浴血奋战的情况。当时，晋察冀根据地遭到空前严重的旱灾，又遭到日寇和国民党的夹击，困难异常严重。党号召人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全诗共分四章，以指导员和老红军连长在黑夜里到警戒线上巡哨为线索，画出了艰苦斗争生活场景，歌颂了老布尔什维克连长坚定勇敢的革命精神，歌颂了我子弟兵坚持敌后的悲壮斗争。作者在诗集的《后记》里说，“这篇带有悲歌性质的长诗，却是我在艰苦年代的真实的生命之子。”这作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是不明显的，某些场景和细节的描绘却很生动。比如，敌后军民面临的困难反映得很突出，战士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表现得很感人。因此，形成了深沉悲壮的格调。总起来说，魏巍的叙事诗以采用民歌形式写的作品较为成功，抒情诗则是短篇作品为好，感情深厚，文笔活泼，语言洗炼，是他的诗作的基本特点。

　　革命根据地军民所坚持的革命战争，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所开展的人民战争。为了赢得这个战争的胜利，人民群众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展了各种巧妙的斗争，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诗歌创作对这种斗争生活作了较为广泛的反映。曼睛的诗作，以朴实自然的笔调，把当年斗争生活场景作了许多生动的描绘。《粜粮食的》记叙了一场巧妙的斗争。平原区和山区的人民配合起来，通过集市贸易的方式，把粮食从敌人面前转动到山区根据地去。斗争是巧妙的，气氛是紧张的。但作品以寓惊险于平易的手法表现出来，热情地赞扬人民群众的斗争智慧。《捕捉》、《巧袭》是纯朴自然的小叙事诗，描绘了游击队员机智勇敢的形象，赞扬了他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磨豆腐的老太太》、《纺棉花》、《打野场》(注：曼晴的作品均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等，则是采用群众语言反映敌后人民生活场景的小诗，生活气息浓厚，节奏明快，韵律和谐，是优美的抒情小唱。方冰把他在晋察冀边区创作的大部分诗歌编成总集取名叫《战斗的乡村》，他在《后记》里说，“我的这些诗描写的就是农村的革命战争。”其中短篇作品写得集中生动，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很有特色。《仇恨》、《拿火的人》、《山!山!》、《歌唱二小放牛郎》、《晋察冀的农民》、《我亲眼看见的》、《炸死那些野兽们》、《担架》、《血滴》、《歌声》、《写在断墙上》、《过平阳镇》等，都是用朴素流畅的语言，写出一个个小的场景，愤怒地抨击了日寇法西斯的暴行，歌颂了晋察冀人民坚强不屈的性格。长篇叙事诗《柴堡》虽不及短篇作品集中明快，散文化的倾向较重，但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光”政策作了真实的记载，对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作了生动的反映，对共产党人郝正光的大公无私、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作了热情的歌颂。因此，作品的艺术上虽然有不足之处，读来仍然是感人的。章长石的《栽柳集》中的《抗战纪事》一组作品，是反映边区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生动篇章。《快些》、《粪车》把边区人民在敌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开展的紧张的抢收抢种的劳动写得生动活泼，散发出强烈的斗争生活气息，饱含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白洋淀》是爱国主义的抒情佳作，以风俗画的笔调描绘出白洋淀富饶美丽的风光，写出了当地人民英勇斗争的场面。江山壮美，人物英雄，读来油然增爱国之情。《铃的传说》以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色调描绘了一场巧妙的伏击战。一队恐惧“八路”的侵略军。经过认真探听之后，走进了一个平静如常的小村，他们的兽性要发作了。刹那间，全村四处响起了急促的铃声，铃声之后是枪声、杀声，这支日军惨败后退走了，小村庄又回复了平静。形式活泼新颖，语言风趣幽默。作者的这些诗作，大多篇幅不长，取材精当，描写集中，想象丰富，写景抒情等艺术手段运用得恰到好处，因此使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丹辉善于用色彩鲜丽的图画来反映边区人民的斗争生活。《红羊角》(注：丹辉的作品均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记叙了狼牙山一位牧羊人保护群众的英雄事迹，歌颂了这位象狼牙山一样的坚强的爱国战士。《村选》一诗把边区人民的民主选举情况描绘得生动活泼，“白色的毡帽，蓝色的棉袍，雪白的头巾，鲜红的小袄，飞上打谷场，涌起一片彩色的浪潮。”这场面多么热闹!色彩多么明丽!人们选举的态度是明朗的：“谁抗日最坚决，选他当村长!”在一片锣鼓声中，满意的村长选出来了。是谁呢?他“满脸通红低下头去”，还年轻得有些害羞，然而，“他是贫农的儿子，好几次冲上火线救护过伤号。”抗日民主政权正是由这种巴黎公社式的普选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在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结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产生了许多动人的事迹。诗歌创作对此也作了多方面的反映。林采的《副排长郭保德的葬歌》(注：林采、商展思的作品均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记叙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也是一首壮烈感人的哀歌。子弟兵排长郭保德在滦县井离庄战斗中牺牲了，该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亲自为烈士洗掉血迹，把自己儿子的新衣服给烈士换上，并用自己的松木棺给烈士入殓。她哀哀地唱着：“我老眼昏花，看不清你的脸，我只是摸着，洗着你遍身的血迹”，“我把你埋在我家的坟地里，我的子孙要永远记着你。”这哀歌发自人民的肺腑，声震金石，永远记载着边区军民的骨肉深情。商展思用活泼的文笔写了许多小叙事诗，多方面地反映了子弟兵的斗争生活，同时也记叙了军民亲如一家的动人故事。《私语》(注：林采、商展思的作品均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记载了一位负伤的子弟兵侦察员受到群众保护的感人事迹。开始时，这伤员被老乡背到家里去，因有敌人扫荡，又把他转移到山洞里。这伤员隐隐地听到这一家三口人(夫妇和孩子)说的话，都在关怀爱护他。丈夫为了掩护他牺牲了，妇人为了给他送水摔伤了，最后由孩子来照护他。通篇用“对话”或“独白”的方式写出来，真切动人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实心实意爱护子弟兵的感人精神。反映同样主题的作品还有《榆树皮》、《王桂花》等。作者描写子弟兵英勇斗争的作品也很有特色。《莫笑咱》通过一位知识分子的自白，写出了这位刚“跨出校门”的战士虚心学习的态度，赞扬了他一定要学会革命战争的决心。《青石山》用歌谣的形式，记叙了共产党员电话班长张同轩在风雪弥漫的清晨与奔袭的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迹，歌颂了他为了掩护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的英勇献身精神。《游击队里的小鬼》把小战士生龙活虎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抬炮》、《漂亮的伏击战》描绘了边区军民收缴战利品的热烈场面，抒发了军民欢呼革命战争胜利的喜悦心情。

　　在激烈紧张的战争环境里，诗人们还采用歌谣的形式，创作了许多短小精悍的街头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团结人民，坚持斗争。林山、徐明、陈陇、流笳和邢野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者。林山的诗集《新的土地》收录了他在这时期创作的不多的诗作。其中第二辑“街头诗一束”共十一首，全是短小生动的歌谣作品。《蝗虫和皇军》、《鬼子诡计多》、《鸡伴黄鼠狠》、《若要不死》等作品，对日寇的“三光”政策和狡诈阴谋以及虚弱动摇的思想作了尖锐的揭露，比喻巧妙，对比鲜明，是这些小诗的基本特点。如：

　　蝗虫来到，

　　庄稼吃光

　　皇军来到

　　样样都光——

　　抢光!

　　烧光!

　　杀光!

　　——《蝗虫和皇军》

　　此外，这集中还收录了他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形式写成的几首政治抒情诗，也独具特色。《新的土地》是通过赞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来赞美祖国的新生。《N4A》(按：这是新四军臂章的番号)热情地歌颂了新四军创造革命根据地的业绩。这些作品富有激情，语言也明快有力。徐明是创作街头诗积极分子之一，《鱼水集》收载了他自抗战以来的二十年的诗作。田间在集前的《小引》中称赞他“是善于写短歌的”。集中所收的《街头诗两首》、《青纱帐》、《汾河两岸的歌谣》、《县城小景》、《战士们》都是颇为生动的作品。他在作品中很善于构图设色，不多几笔，就画出了引人注目的画面和对象和突出特征。如《我登上了革命的大船》写他初到延安的心情，是生动精巧的：

　　远远看见红霞中的塔影，

　　好象海洋里出现的桅杆，

　　啊，这就是延安，

　　我登上了革命的大船。

　　陈陇的短篇诗作富有儿童歌谣的特点，文笔活泼，纯朴天真，清新可爱。《青纱帐》生动地画出了华北平原“青纱帐起绿油油”的景象，同时又含蓄地点出了这是“鬼子叫苦”、“我们大显身手”的好季节。《我有一枝花》、《金星星》、《老柳树》、《小木刀》(注：陈陇、流笳的作品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等，则是模拟儿童心理特点写成的童谣，赞扬了边区孩子们参加生产、学习文化、站岗放哨等活动。流笳的歌谣作品通俗流畅，不落阳套，每有新意。如《高粱熟了》、《抢收》、《子弟兵三赞》、《武工队》(注：陈陇、流笳的作品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等，反映了敌后军民劳武结合的斗争生活，歌颂了军民之间鱼水相依的深厚感情，例如：

　　天明我迟迟推开房门，

　　房檐下睡着几个年轻人，

　　雪花把身上盖满，

　　枪还搂在怀里抱得紧紧。

　　嫌我的茅屋矮小，

　　怕惊动我睡不稳，

　　擦一把眼泪我轻轻叫，

　　不叫同志叫亲人。

　　毛主席的好战士呵，

　　铁打的身子孩子的心!

　　——《子弟兵三赞》

　　写得颇为真切感人。邢野是坚持用歌谣形式写作街头诗的作者，有诗集《鼓声》。《山歌》一诗最有民歌风味，其他的作品则太率直，少含蓄，不免流于标语口号。这和他在生活中缺少深入细微的观察又不注意诗歌的文彩有关。

　　内蒙古自治区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党中央关怀下正式成立后，蒙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参加了革命工作，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他的诗风发生重大的变化。当时新创作的诗歌《沙原，我的故乡》在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关键时刻，满怀深情地歌唱光明与解放，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在具体描绘了“黄金闪烁的沙原”，“我父母的故乡”的许多可爱景物和光荣历史之后，诗人回到严酷的现实：

　　风暴吹动着柳枝，

　　震荡着我愤怒的心脏，

　　绝不让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

　　掠夺我们肥美的牛羊。

　　啊，沙原，我的母亲，

　　我们的故乡!

　　朝着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吧，

　　让自由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诗人以战士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号手，参加了战斗。此外，他还写了《纪念人民英雄陶高的功绩》等诗歌，歌颂解放战争中出现的人民英雄。

　　在随军作战中并非有意识地写诗，而是用诗歌形式写下自己被许多事情激动的感受，因而产生了一些好诗的，则为柯岗和白刃。柯岗的《小诗集》收录了他在战地写作的短篇作品。《采椒》精彩地画出了边区人民自由欢乐的劳动场景：

　　她们笑了，

　　她们笑红了花椒。

　　我在漳河岸上走，

　　她们在花椒树下笑。

　　她们一声笑，

　　剪落一串红玛瑙。

　　《巴斯布隆的姑娘》用传奇式的色调画出了英勇机智反抗侵略的边疆蒙族姑娘的动人形象。《不知名的作者》、《骆驼队》、《不能忘的班长》出色地描绘了子弟兵英勇杀敌的动人事迹。《大风雨中的果园》、《夏夜》、《茶棚》、《一个女人》歌颂了边区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顽强性格。《燕赵秋野》、《夏日清晨》、《行进在大风沙里》、《夜行》、《夜渡》、《追在风雨中》等，以明快的笔调描绘了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赞扬了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支援，歌颂了部队战士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作者的另一个诗集《长着翅膀的朱银岛》，收载了四首长篇叙事诗，不及他的《小诗集》中的作品精彩生动。白刃的诗集《前进的回声》收录了他自抗战以来的大部分诗作，文笔老练，结构谨严，很耐人寻味。《好庄长》赞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铁脚团长》歌颂了老红军不断革命的精神。《孩子的心》、《弟弟的眼泪》、《郑秀兰》、《小指头的故事》用清秀的文笔写出了边区孩子们热爱祖国、热爱子弟兵的纯朴心灵。一九四五年初写的《今年是好年》，是一首令人击掌的抒情佳作，作品通过景物的描绘，把抗战胜利的前景描绘得可望可及，抒发了革命乐观主义豪情，表现了诗人灵敏的感触和正确的预见。

　　陈山的《渡江战》是一组叙事短诗，反映了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直捣蒋帮巢穴的许多惊险场面和斗争故事。《四月二十一》描绘了我军强攻扬中岛要塞的经过和突击上岸的壮观场景，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绘影绘形。《没有字的标语》用含蓄的调子，写出了江南人民欢迎解放大军的喜悦心情，描绘出江南三月一片翠绿的明媚春光。《茅山下》生动地写出了原新四军驻地人民怀念陈毅同志的热烈感情。《王参谋发洋财》记叙了国民党军一个团向我军只身迷路的一位参谋投诚的喜剧性场面。《喜相逢》记写了失散多年的战友意外重逢的动人情景。这些作品象色彩鲜明的画幅，描绘出我百万雄师不可阻挡的威壮声势，描绘了蒋家王朝树倒猢狲散的崩溃局面，描绘出获得解放的汪南是一个人欢马跃的新世界。

　　解放区的诗歌除了直接反映革命战争的内容以外，还对农民群众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作了热情的歌颂。这就是曾经广为流传的许多长篇叙事诗所反映的内容。其实，解放区产生的许多长篇叙事诗，不只是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上述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就有许多叙事作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篇章。长期以来，这个方面的作品是多少被人们急视了的。

　　以翻身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大都出现在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初期，作者甚多，作品甚夥，重要作者之一是田间。

　　田间探索新的创作风格，便是开始了叙事诗的创作。他的《抗战诗抄》所收的大部分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以后的短篇作品。其中一些小型的叙事作品，如《下盘》，《参议会随笔》五首中的《阅兵》，《名将录》五首中的《偶题》、《山中》等作品，用凝炼的诗句记叙一个小故事，描绘一个场面和形象，颇为精彩动人。反映了诗人的努力。一九四五年所写的《戎冠秀》，是歌颂“子弟兵母亲”戎冠秀英雄事迹的长诗。作品选取了戎冠秀苦难经历和英雄事迹中的三十三个生活片段，反映了这位压在旧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接受革命教育后成长为英雄人物的过程。这个作品曾在晋察冀地区广泛流传，但作者太拘泥于反映真人真事，使作品缺乏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显得松散。一九四六年写的《赶车传》，有了较大的进展。这是一部颇有传奇色彩的叙事诗。作品描写的石不烂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抗性格的贫苦农民。他开抬自发地反抗旧社会，结果失败了。他飘泊到晋察冀边区的河北，看见共产党领导使“天底下出了活路”。他懂得了受若人要翻身，要走三条路：换脑筋，结团体，要领导。他回到家乡和老朋友金不换(共产党员)结合起来，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穷苦人果然获得翻身。他和金不换都认识到个人的自发反抗是行不通的，“快刀你使过，慢刀我使过，都是不对头，两手血白流。”人民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获得解放，这便是作品揭示的主题。作品立意甚意，故事颇生动，结构也完整，人物的刻划和场景的描绘，采用了一些民歌表现手法，不乏动人之处。这是作者向群众学习，探索新的创作风格所取得的成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值得称赞的。但这作品也存在明显的缺点。脱离主要情节的铺陈叙述过多，冲淡了主题，也削弱了人物的刻划和气氛的烘托，语言形式上通篇采用五字上下的句式写成，颇多窒碍，影响了自由畅达的描写，致使有些诗句生涩干硬，这就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感人力量。

　　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野女儿》等长篇叙事诗，是一组风格近似的作品，反映了贫苦农民受地主阶级压迫的痛苦生活，歌颂了他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翻身斗争。其中《王九诉苦》一诗发表时就受到热烈称赞。作品用形象有力的语言写出一本被剥削者的血泪账。“进了村子不用问，大小石头都姓孙。”“孙老财算盘劈扒打，算光了一家又一家。”这些形象的诗句把地主阶级人物的身份、行状连同吃人的本质暴露得十分真实具体，使人读来顿起憎恶愤怒之感。王九受孙老财压迫剥削的痛苦生活，也描写得逼真细致：“我双手捧起那没梁的斗，眼泪滚滚顺斗流。量了一石又一石，那一粒谷子不是血和汗。”“我王九心象钝刀儿割，饭到嘴边把碗夺。”“长工三顿稀汤汤，树叶馍馍掺上糠。划根洋火点着了，长工的生活苦难熬。”在翻身斗争中，王九的控诉也写得坚定有力：“王九的心里象开了锅，几十年苦水流成河。你逼死我父命一条，你逼着我葱葱上了吊!”“孙老财你杀人要偿命，孙老财你欠下的血债要清算!”通篇都是用这样形象的语言写下来，既通俗又顺口，能直接念出来感动听众，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斗争情况，是反映土地改革运动中翻身群众的优秀作品。作者在《天晴了·序》中说，他的这些作品“是在与农民一起吃糠饼子的生活里写出来的”。这说明作者在深入斗争生活和学习群众语言上，是下过实在工夫的，这也是促使他的作品形成纯朴风格的主要原因。这些作品确象民间的剪纸一样，不铺陈，不枝蔓，没有背景，只用粗大的笔触画出主要人物的突出特征。采用这种艺术手段来表现苦难者的血泪控诉和愤怒的反抗，是有力的，有很强的现实感，但作品也存在着缺点，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划显得不力，几篇之间在情节上也颇有雷同之处。稍后写出的《欢喜》、《接喜报》等作品，有了新的转变，诗人突破了自己的老套，以欢快的调子，写出了一片光明景象，写出了解放区人民一片欣喜欢乐心情，令人激赏：

　　雨停了!

　　天晴了!

　　杨柳枝儿发青了!

　　翻身的日子过红了!

　　李二姐扛锄回家去，

　　满肚子装着一个“欢喜”!

　　——《欢喜》

　　李冰的《赵巧儿》较为丰满地塑造了赵巧儿这个从土地改革运动中觉醒成长起来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的反抗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作品不但描写得细致生动，而且表现得合情合理。作品运用了心理描写、插叙等手段，概括了较为广阔的生活内容，写到了土地改革运动从头到尾的许多重大活动，如诉苦、锄奸除霸、分田地、参军等，头绪甚多，但安排得当，因此并不显得凌乱。作品对虎儿形象的刻划也是鲜明生动的。作者另一个诗集《花开季节》第一辑里，还收载了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短篇作品。其中如《大娘》、《一条大路》、《红灯笼》等，是歌颂翻身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生动篇章。《红灯笼》一诗尤为精彩，用轻灵的笔调描绘了农民群众组成担架队积极支前的热烈场景，赞场了一个夺得先进红旗的妇女担架组的先进事迹。作者写作技巧较为圆熟，又善于构思，长歌短咏，描写集中，语言也流畅自然。

　　贺敬之从一九四二年到四九年的诗作，先后收在《笑》、《朝阳花开》两个诗集里。这些作品大都采用民歌形式写成，其中一部分是优美的歌词，是“能唱的诗”。其他则为长短不一的叙事抒情作品。《笑》是模拟一位老贫农张老好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翻了身的长篇歌唱。在大雪飘飘的年下，一个快乐的翻身年到来了。张老好感到“梦不见的春天来到了”!他觉得家里的房子、锅灶和一家大小都在笑，“天翻了个了，地打了滚了，千百万穷汉子站起来了!”他要和穷哥儿们结成“铁打的长城心一条”，“挑起大红旗呵，吹起震天号!踢开活地狱呵，踏上光明道!”通篇用活泼的笔调，贴切生动地抒发了翻身农民兴奋喜悦之情。《搂草鸡毛》是反映解放区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的叙事作品。诗人用极尽夸张的笔调，描绘出“千万英雄上战场”的盛大场景，热情歌颂了解放区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在当时反映同类题材的许多诗作中，是别开生面的一个佳作。《黑峪口夜渡》是反映刘志丹同志率部过黄河东征的叙事诗，这诗虽未完成，这里只是原计划中的一个片段，但对刘志丹的英雄形象描绘得很传神：

　　刘志丹呵，刘志丹，

　　你不见，老刘就在船头上站，

　　札札胡，瘦瘦脸，

　　抿住嘴角不言传，

　　头上“五星”闪闪亮，

　　浪头在他脚下翻，

　　他的眼睛火样明，

　　直瞅定河东那一边。

　　其他如《行军散歌》一组作品，是诗人从延安到华北行军途中写的短诗，描绘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巨大变化，热情歌颂了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篇幅虽短，但倾吐出来的一片深情异常真挚感人。贺敬之的这些作品，较之他在文艺整风前写的收在《乡村的夜》诗集里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既有生动明朗的现实图画，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激情，开式多样，风格纯朴，充分显示了诗人向群众学习的成绩。

　　严辰自延安文艺整风以后，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题材都是从现实斗争中摄取的，诗歌有形式和语言的运用，都明显地呈现出向民歌学习的特点。这可从他的《唱给延河》、《生命的春天》、《晨星集》等诗集里所收的作品的对比中看出来。《神兵连》、《江波大队》生动地描绘了抗日游击队在人民群众支持拥护下成长壮大的情景。一九四七年写的《新婚》，真切地抒发了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新婚夫妇在洞房里展开了苦难生活的回忆，今昔对比，苦尽甜来，“天上的玉女配金童，受尽苦难的尼姑配长工”，这个空前巨大的变化，正是革命胜利带来的，获得解放和幸福的人民自然由衷地拥护革命。作品构思精巧，信天游的形式也运用得圆熟自如，这是诗人创作发展中的一个可喜的收获。郭小川这个时期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品，后来收在《投入火热的斗争》诗集中。其中《老雇工》是一篇颇为生动的叙事作品。作者不但用幽默风趣的笔调写出了他捉弄迷惑敌人的机智勇敢，还特别写出了这位老雇工思想成长过程。他在旧社会受了一辈子苦，自从八路军来他才见到了阳光，挺起了胸膛。抗战的烈火把他炼成了一块纯钢。他是在革命战争中觉醒成长起来的农民形象。公木的叙事诗作也表现了这样相同的主题。《岢岚谣》(注：见公木的诗集《黄花集》)热情歌颂了老贫农娄德明和日寇、汉奸同归于尽的壮裂事迹。《风箱谣》(注：见公木的诗集《哈喽，胡子》)赞扬了象慈母一样的爱护子弟兵的老妈妈的感人精神。这两个诗篇都是采用民歌形式写的，颇为生动感人。长诗《鸟枪的故事》(注：见公木的诗集《哈喽，胡子》)以一支鸟枪为线索，反映了一家农民三代人的不同经历，歌颂了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觉醒成长起来，一代更比一代强。作者创作意图明确，作品主题也很有意义。但枝节描述过多，语言也欠洗炼畅达，反不及《岢岚谣》、《风箱谣》明快生动。

　　在叙事诗创作成为普遍的风气的情况下，也还有一些诗人精心地写作自己所爱好的短小抒情诗。他们的代表有刘御、鲁藜、戈壁舟和蔡其矫。刘御的《延安短歌》是他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个总集。他的这些“为我们自己的兄弟”所作的歌唱，大都采用歌谣的形式写成，反映了边区较为广阔的生活面，语言流畅通俗，很便于记忆和背诵。《边区工人歌》、《义务工》用轻快的调子歌唱了边区工人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面貌。《马老汉》、《喜雨》、《秋收小调》、《种桃吃桃》等，反映了边区农村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兴旺景象。《何小宝》、《“就说爸爸种棉花”》、《李有儿》等，是很富有儿童情趣的童谣，天真活泼、纯朴可爱。《水的回头》是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一首含义甚深的寓言诗。大海的水躺在大地妈妈的怀里，它听信了太阳的谎话，“乘清风，坐彩霞”，飞上了高高的天空，结果大失所望，“想看什么没什么，想要啥来没有啥”。它决心回到大地亲妈妈的怀里来。作品通过水的回头，批评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赞扬了深入实际的革命精神，这是歌颂整风运动的一个好作品。鲁藜的诗集《星的歌》大多是短小清丽的诗章，用富于哲理意味的诗句，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追求，对灵魂的洗涤，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种种感触。他还用这种格调，歌唱着斗争生活，怀念亲人和战友。他自比作“一颗小小的星”，热爱革命集体；他渴望工作和斗争，认为只有它“才能触除我灵魂的渴”；他尖锐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苦闷，“是：‘我不能命令现实’。”他赞美革命的人生：“能够忘我，是人生最大的欢乐。”这些歌唱反映了作者敏税的感触，也表现了投身于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这是值得称赞的，风格也新颖独特。但从当时整个革命发展形势的要求来看，有些作品未免失之小巧，声音也似乎太微弱。戈壁舟的诗集《别延安》大多是朴实无华的抒情短作。在质朴的抒情歌唱中，坦露自己的灵魂，热情拥抱现实生活。篇章虽小，每有新意。《火把在赛跑》是用象征手法描绘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生动作品，也最能说明他的风格。这火把“不是照路的火把”，也“不是游行的火把”，而是“报告胜利的火把”。无数的火把照亮了八千里黄河，又朝着长江在赛跑前进。百万雄师胜利进军的壮伟场面，作品只用“火把在赛跑”去形象地概括它，正表明了作者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段。蔡其矫的抒情短作，浸透了爱国主义深情，《回声集》、《回声续集》先后收录了他的这些作品。《乡土》、《哀葬》抒发了正直的中国人爱祖国爱家乡的真挚感情，对法西斯强盗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子弟兵战歌》以明快的节奏和优美的韵律表达了子弟兵战士高昂的激情，这诗曾经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写于抗战艰苦年代的《风雪之夜》，形象地画出了革命征途中的危难，同时也坚定地预言了胜利的前景。“风在怒号，雪在狂飘”，祖国在风雪中困苦地呼吸，诗人迎着风雪猛烈地呼喊：

　　寒冷到了最后，黑夜到了尽头，

　　中国呀!你在胜利的面前站起来!

　　这是响亮的歌唱，也是坚定的预言。它给当时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苦斗和反抗的广大战士带来了鼓舞和力量。

　　在《讲话》发表前后比较活跃的知名诗人还有萧三。他早年在苏联写了《血书》、《瓦西庆乐》、《礼物》等诗，歌颂中国革命，歌颂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谴责法西斯侵略。这些诗歌感情强烈、语言通俗。一九三九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并编辑刊物《新诗歌》。在《诗人，起来——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中，他宣称“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并明确主张新诗“要向民歌学习，向古典诗歌学习”(注：《萧三诗选·自序》)。这时写的《“十月”二十五周年献词》、《我又来到南泥湾》、《延安狂欢夜》、《送毛主席飞重庆》等诗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些主张。

　　综上所述，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诗歌创作普遍地注意了向民歌学习，向群众语言学习，这就使我国新诗创作在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大批叙事诗从这个创作活动中涌现出来，这是较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当时国统区诗歌创作很不相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除了诗人们深入了斗争生活，火热的斗争生活又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营养之外，民歌形式的采用，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倾向，不能绝对化。晋察冀边区许多青年诗人创作的生动的叙事诗，就不是用民歌形式写成的。这说明解放区诗人对诗歌形式是作了多方面的探索的。这个特点从许多诗人的创作中反映出来，他们既要民歌或民谣的形式来创作，也采用自由体的形式来创作。成效也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在叙事诗普遍发展的情况下，抒情诗也仍然在发展。除了几位抒情诗人的作品以外，写作叙事诗的许多诗人，也唱出了激越高亢或清丽明快的歌。这些情况，都说明了解放区的诗歌创作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应该说，这样一个局面，保证了创作自由的广大空间，对于新诗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解放区的诗人们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创作，也不论写叙事诗或抒情诗，都在学习群众语言和提高诗歌语言艺术上，下过实在工夫，洗去了许多“洋八股”、“学生腔”等毛病，因而呈现出新鲜活泼、生气勃勃的特点，这一个经验是值得总结推广的。

　　第四节：通讯报告和散文

　　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这原因正象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所预示的：“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很大益处。”这《决定》还强调指出，“那种轻视新闻工作，对于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注：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正是在这种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条件下，又在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大批报告文学作品涌现出来。许多工农群众和干部在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下，也都拿起笔来，参加了这个写作运动。

　　这些作品都是作者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后才写作出来的，有的是英雄事迹的真实记录，有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些综合性报导，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概括写出来的。这些作品以粗犷的笔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进程，记载了我解放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罪行，剔发了投降派卖国求荣、反共倒退、残害人民的反动勾当，歌颂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为年青一代提供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报告文学相比较，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们不是“浮光掠影的宣传”，它们的战斗性和真实性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的人物已经不是捆在锭子上呻吟的“中国奴隶的冤魂”，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觉悟了的广大军民。“革命给了我好日子，我就听革命的话”(丁玲：《三日杂记》)，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同信念。此外，新的人民英雄形象和革命战争场景的描绘，群众语言的运用，也都是以前报告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新的特色。

　　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这首先从本时期产生的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反映出来。这部书就是冀中区党政军领导人受了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的启示，发动冀中人民开展群众性的写作运动的成果。作品预定的写作内容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个人见闻，选择个平常的日子，是为了反映出敌后军民通常的生活和斗争。广大冀中军民积极地投入了这个写作活动。为了在这一天获得一个好题材，有些连队经上级批准打下了敌人的据点，有些人则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不识字不能写的人就请人代笔写稿。这就使送往这书的总编室的稿件，多到用麻袋装，用大车拉。为了保护这些稿件，有的同志甚至流血牺牲。初选出的待审订稿，收作品二百多篇，约三十万字，分为四辑，于一九四二年春用麦秸纸油印出二百部。但审订工作未开始，日寇即开展了空前残酷的长时间的“五一大扫荡”。经过一个夏天，多数被坚壁起来的审订稿都朽烂不能翻阅。后经多方搜求，才得以重新出版。这是一部经魔历劫的书，是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也是他们用英勇斗争保存下来的书，是特别值得珍贵的。这里的每个作品，都是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篇章短小，文字朴素，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她》、《刺刀下的殉难者》、《一个英勇沉着的青年班长》、《不稀奇的故事》、《夜过平汉路》、《据点附近的学校》、《轿车里呆了半天》、《微笑》等，都是生动感人的作品，写出了中国人民宁列不屈的性格，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描绘了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场景，赞扬了艰苦不皱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个写作运动影响是深远的，它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锻炼了写作人材，为革命文艺增添了新的血液，自此以后，冀中地区还发动过类似的多次写作活动。直到建国以后，这里的群众众性的写作活动仍然很活跃。

　　《冀中一日》印出后的七年，在解放战争胜利高潮中，由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动员全军同志“在渡江作战中动笔为文”，便产生了另一部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渡江一日》。全集收作品一百二十篇，二十余万字，反映了我军渡江作战的艰苦而英勇的过程以及战役规模巨大、战役组织复杂等等情况。每个作品篇幅不长，只用朴实的文字写下了指战员们的实际战斗过程，没有华而不实的空谈。其中《炮击江防》一组文章生动地报导了我炮兵部队的成绩，写出了人民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敌人苦心经营十个月的江防工事的过程，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炮兵俘敌般》一组文章，反映了一场英勇的保卫战，我炮兵严惩了横行在长江里的帝国主义舰艇，捍卫了祖国主权，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严正立场。《渡江突击队中的一个向导》、《聂春台和他的小船》、《一个水手的日记》，赞扬了船工们的斗争精神，生动地写出了军民同心同德奋勇渡江的热烈场景，说明了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也是一场必然要胜利的革命战争。从《冀中一日》到《渡江一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坚持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这些用艰苦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还用文字记载了这个战斗，这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创造文化的生动证明，也是革命文学事业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例证。

　　除了这两部大型的群众性的报告文学集以外，其他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还写了很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曾把其中的优秀作品向新中国的读者作过广泛的介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作者出版了通讯报告和散文的专集，在当时也很受读者欢迎。

　　反映抗日游击战争的生动斗争场面的，首先推周游的《冀中宋庄之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这是一九四二年冀中空前激烈的反“扫荡”中一次惊天动地的模范战斗。我游击队仅以两个连的兵力，依据宋庄这个平原上孤立的村落，抗击了二千五百名拥有精良装备的绝对优势的敌人，战斗从白天到黑夜，整整坚持了十四个种头。我英勇果敢的子弟兵，杀伤了敌新任冀渤特区“扫荡”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人之多，而自己只伤亡了七十三人，最后胜利突围出来。这一仗极大地挫伤了敌人“剿灭”冀中的“雄心”。作品反映的内容甚为广阔，开头交代了战斗的起因，结尾说明了战斗胜利的意义和影响，文笔活泼，记叙中夹以议论抒情，把战场上敌我双方优劣形势的转变情况反映得尤为细致生动，既写出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写出了我军英勇沉着应战的过程，它是报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篇佳作。冠西的《南北岱崮保卫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反映的是一场英雄的保卫战。战斗是为了粉碎日寇扶植汉奸吴化文建立反革命据点的阴谋而展开的。我英勇的九十三名游击队员，坚守在八百平米左右的南北岱崮崮顶上，抗击了敌人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一个伪军团的持续半个月的疯狂攻击，在敌人进攻最猛烈的时刻，“南北岱崮象火海中的孤舟，暴乱地颠簸着。”即使如此，这支英雄队伍仍然坚守在阵地上。最后，由于完成了任务，他们在黑夜里从敌人纵深五里的包围圈里突围出来。作者深怀敬意地写道：“象一切革命记载里写着的一样，除了共产党的军队，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样的战斗!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军队!”作品对子弟兵英勇战斗的作风的描绘是生动感人的，文笔也流畅明快。但这一场战斗在鲁中地区的作用和意义作品并未明确指出来，这个不小的缺点降低了作品的历史意义。周元青的《解救》(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生动地报导了我游击队一次胜利的夜袭战斗。子弟兵敢于为人民的解放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表现得很突出，对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也作了真实的揭露。作品剪裁得当。夜战场景的描绘，黎明景色的点染，衬托战士们胜利的心情，都表现得恰到好处。这是当时获得好评的一个作品。

　　在人民战争中创造这样惊人战绩的，不只是钢铁子弟兵，还有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华山的《窑洞阵地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是太行武乡地区广大民兵开展窑洞阵地战的全面的综合性报导。作品以简洁的文字，记述了这个地区人民利用窑洞打击日寇的发展过程。一九四年起，敌人施行离间民兵和群众的阴谋，民兵们停止了活动，特务汉奸横行起来。一九四二年二月武乡人民便遭到敌人残酷的血洗。血的教训，使人民觉醒过来，“不打活不成”。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挖出了各种“保险窑”，安全地转移了群众和粮食，组织民兵开展灵活斗争，有效地打击敌人，甚至使临近敌人驻地的人民都能开展生产和集市贸易活动，民兵武装组织因此也获得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作者敢于从实际出发，如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斗争挫折和血的教训中成长起来，正是这个作品可贵而富有战斗性的地方。郑笃的《英雄沟》(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反映了武乡东南漆树坡村民兵开展的一场悲壮的窑洞保卫战。民兵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可歌可泣，而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则令人发指。饱含在作品里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是强烈感人的。但作品缺乏剪裁，情节显得枝蔓不集中，语言也不够洗炼。报导日本法西斯摧残中国人民的暴行的作品还有严辰的《人圈》(注：见严辰的通讯报告集《在城郊前哨》，收入《大众文艺丛书》)，仓夷的《无住地带》(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前者反映了日寇在所谓“满洲国”“国境线”的长城一带，实行“集家并村”的毒辣政策，造成“无人区”以防止我八路军的活动，因而使这里的人民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后者反映了一支游击队在这“无人区”所开展的艰苦斗争。朴素的文字，翔实的记载，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是从难以想象的灾难中进行英勇奋斗才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它会激起每一个读者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

　　以上是专业工作者关于抗日战争的专题报告作品中的一些情况。这些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反映的内容还是多方面的，既报导了子弟兵的英雄战绩，又反映了民兵们的英勇斗争；既如实地写下了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又反映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坚强地团结起来，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这是作品显示出来的一致的战斗特色。

　　关于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报告作品，数量更多一些。这是因为解放区军民中确实涌现了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在生产战线上，用艰苦斗争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专业作者们把他们的事迹报导出来，正是为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励他们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这些作品在当时确实起过思想感染和精神鼓舞的作用。

　　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英雄沟》、《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英雄的十月》等书所收录的作品，大多是革命战争中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的优秀报告。这里首先引人注目的便是活跃在革命战争前线的英勇机智的游击队员和战斗英模人物。丁奋的《没有弦的炸弹》记叙了一位侦察员灵活机智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惊险故事，也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关怀爱护子弟兵的动人情景，通篇用活泼的群众口语写下来，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品。李后的《宋纪柳》(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记叙了山东赣榆地区一位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员的故事。“宋纪柳”这个名字对于敌伪就是“一个可怕的灾星”。在敌伪中间流传一句誓言，“谁要是不凭良心，出门碰见宋纪柳!”作品精当地选择了几则故事，描绘了这位英勇机智的游击队员的形象，热烈赞扬了他的灵活巧妙的战斗作风。在敌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和时候，宋纪柳偏偏出现了，因而使他们大吃苦头。选材精当，描写集中，是这篇作品的突出特点。华山的《碉堡线上》(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用了较长的篇幅，广泛地反映了敌占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敌人作斗争的情况，集中地写出了年仅十八岁的游击队长小刘灵活地和敌人展开斗争的故事，小刘和当地群众有着血肉般的关系，又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积极发展人民自卫武装，消灭了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了许多伪军，所以，他能在敌人“模范治安区”纵横驰骋。他是敌人悬赏八十万元捉拿的“八路军探子”，但敌人始终抓不到他。他浑身黑色打扮，头缠一条白毛巾，骑着自行车，枪柄上拖着一长溜红飘带，在敌人碉堡前飞驰而过。日本宪兵队出动大批人马去抓他，不料却挨了伏击，宪兵队长龟太郎险些送命。一转身，这小刘又是另一种打扮出现在敌人面前了。敌人非但不怀疑他，还认为他是“良民”；他负了伤，还在龟太郎的介绍下住进敌人军队医院。小刘在对敌斗争中能够出奇制胜、神通广大，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敌占区人民的配合、支持和保护。作品并没有把他写成“无根之木”的孤胆英雄，而是把他当作敢于斗争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来加以歌颂。整个作品富有传奇色彩，又饱含着浓重的战斗生活气息，是反映抗日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的佳作。此外，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踏破辽河千里雪》、《其塔木战斗的英雄们》、《英雄的十月》(注：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等长篇报导，描绘了东北战场上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热情地歌颂了许多英雄战士，说明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正是这些英雄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语言明快，记事生动，是华山通讯作品的鲜明特点。周落的《我们的连长何万祥》(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报导了战斗英雄何万祥光荣的一生。他出身贫苦，十六岁参加革命，为人民立下了累累战功，事迹很感人。作品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如实地反映了英雄在党的教育下的思想转变过程，说明了无产阶级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力图详尽地反映何万祥的许多动人事迹，用心是好的，但也因此显出选材不精的毛病。

　　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从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中也大量涌现出来，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详尽地报导了晋绥边区特等英雄、劳武结合的模范张初元的事迹。张初元是一个无地的农民，又是一个赤贫的煤矿工人，在旧社会受尽剥削与压迫。自从晋西北政权成立，张初元“心都亮啦”，他成了穷人的办事人”，担任民兵分队长，组织民兵反对“维持”敌人，成立变工互助组，把劳力武力结合起来，发展了游击区的生产，受到群众热烈拥护，被评为劳武结合的模范。作品在歌颂英雄事迹的同时，还歌颂了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改变了农民群众的命运，主题是鲜明的。但这作品记事过繁，用笔太细，因此显得冗长拖沓。袁潮的《李家沟反维持记》(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是邢台驻敌附近李家沟小村群众和敌人作斗争的生动报导。他们惩办了替敌人办事的伪保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抗交敌人摊派的捐税和苦役，成立自卫武装，灵活地展开斗争，以致使“鬼子钻进炮楼里不敢动弹”，而“李家沟的老乡却过着愉快的生活”。作品热情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聪明才智，笔调灵活，选材精当，群众语言的运用尤为生动，是报导农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一个好作品。此外，姬长义的《夺来的枪》，吴林泉的《赵有功保田有功》(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都是朴实亲切地反映农村群众实行劳武结合，开展自卫斗争的生动报导。

　　在人民军队指挥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也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通讯作品对此也作了反映。周而复等人所写的《海上的遭遇》(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报导了新四军团以上干部五十多人组成的赴延安学习的非战斗的队伍在海上和敌人发生遭遇战的经过。这虽然是一些非战斗的人员，其中还有不少女同志，在陆地穿行的战斗中，却足以说明他们正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他们从苏北盐河淮海一带，穿过故人层层封锁，抵达黄河边上的六合庄，一直有超过他们二十倍的敌人兵力在追踪。由于他们开展了灵活的战斗，一再甩开尾追的敌人，而且越战越强。不幸的是他们在乘木帆船到滨海区去的途中，因海上停风，没有动力，碰上了日寇的巡逻艇，因而发生了一场悲壮的遭遇战。干部们在敌人强大的火力扫射下，又缺乏海战经验，只凭借木船顽强地抵抗了一天，没有一个屈服动摇的。其中师参谋长彭雄同志和旅长田守尧同志等都是久经考验的新四军的将领，负了伤仍然指挥战斗，掩护别的同志撤退，最后光荣牺牲。作品说，“象这样悲壮的斗争，象这样无畏的斗争，在抗战史上是可歌可泣的，这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凛然气节。”作品饱含革命激情，热情歌颂了这支干部队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诺尔曼·白救恩断片》)，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崇高的精神境界。疾病痛苦地折磨着这位共产党人的身体，却摧残不了他的革命精神。他在病床上时刻都在想政治问题，关心党的工作，关怀战友和同志，豪迈乐观地和疾病作斗争。“能够为人民劳动，便是最大的幸福”，是他在病中常说的一句话。当他知道病情恶化危急时，他毫不颓丧，而是抓紧时间，为革命事业多贡献一些意见，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在病中的生活仍然是很朴素的，凡是为他准备的用品，他总要注意防止浪费。他爱好文学，也很了解祖国医学。他对于文化学术的发展发表过许多精辟有益的见解，至今看来也还是正确的。通常用简洁的文字记写下来，饱含作者深沉的警意和怀念。这是一篇很感人的悼念文字，也是一篇革命世界观的赞歌。陈祖武的《八面山中》(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放》)是随王震同志率领的南下支队在湖南桂东县境八面山中行军战斗的两则日记。作品用深沉的色调描绘了山高路险、天雨泥泞、敌军围困给部队造成的困难，揭露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阴谋，歌颂了革命战士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生动地抒写了司令员王震同志坚定沉着、英勇果断、爱护群众、身先士座的革命作风。正是在他的正确指挥下，部队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冲破了国民党军在八面山的包围圈。作者文笔老练，记事中杂以议论抒情，艰苦斗争生活场景写得很逼真，人们的思想情绪也反映得很真切。

　　周而复写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用了较长的篇幅，报导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深入前线、救死扶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竭尽劳瘁的许多动人事迹，是一曲高亢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赞歌。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了大批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深入敌后，深入前线，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他说，医疗工作的目的“不仅为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为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新中国”。他是新中国无私的助产士。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为中国人民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创建国际和平医院。他为伤员着想，敢于批评某些人员的不负责任的作风，敢于严格要求。在严冬，他把自己的被子送给伤员盖。他把炊事员特别为他做的营养品亲手喂给重伤员吃。他的“万能血型”输进了中国八路军普通战士的血管里。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他还做着断肢和腹腔手术；他救活了许多英勇善战的革命战士，还为晋察冀边区的人民施行治疗。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白求思同志因竭尽劳瘁而逝世时，全边区的人民和子弟兵听到这消息后，没有一个人不悲痛下泪的。这可见白求恩精神感人之深。现在，白求恩的名字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他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将被中华民族的子孙的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人民群众是在斗争中逐步觉醒和成长的。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了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些生动情况，从翻身农民和子弟兵身上都一再反映出来。朱襄的《天水岭群众翻身记》(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报导了天水岭村农民群众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思想大解放的过程。党的政策武装了群众，人们在“倒不清苦水讲不清理，说不出冤气找不出穷根”的口号鼓舞下，开展了群众性的忆苦活动，认清了地主阶级剥削本质，从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经过激烈斗争，“地主们都依法退出了粮食、土地，群众血的仇恨雪洗了，自己的土地房屋收回了，‘命运’、‘良心’等思想上的枷锁被打碎了，天水岭真正翻身了。”作品报导的情况在当时是有普遍意义的，它说明了解放区农民群众冲破旧的思想体系的束缚，正是他们精神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

　　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董彦夫的长篇报告《走向胜利的第一连》，详细地反映了一个连队思想转变的生动情况。开头，一连是个落后连队，干群之间存在着严重不团结现象，还染有旧军队的习气，如打骂体罚战士等。这个连队由地方部队改编过来，又由于长期连续作战，得不到整训，新补充的解放战士也没受到过革命教育，因而存在许多不正之风。新委任的副指导员韩守红是一个老战士，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运用自己在整风运动中学到的一系列的民主方法，针对连队的问题展开工作，发动战士，活跃民主生活，很快改善了干群关系，纠正了不正之风，使一个落后连队变成了先进连队。这个事例说明了人民军队必须按照革命民主原则建立起来，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个作品是作为一份典型经验写作出来的，材料引用丰富，文字较为谨严。韩塞的《不要杀他》(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放》)报导了一个罕见的事件。事情发生在新解放区栾平县洞台村。这里的群众对八路军还缺乏了解放，地方工作也没基础。负责收容病号的副班长郭桂生为了找老乡抬担架，向山后奔逃的老乡鸣枪示警，不幸打死了老乡。这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部人领导决定把郭桂生押回洞口村“偿命”，并向群众反复说明“爱护老百姓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郭桂生虽然是战斗英雄，是共产党员，但他打死老乡的事情是部队铁的纪律所不容许的。这事情教育和感动了洞台村全体群众(包括死者的母亲和爱人)，他们坚决要求“不要杀他”。当地干部也带头检查工作，承担事件的责任。他们还“立了一个全村的保状”，要求从轻处理，免予死刑。部队负责人接受了群众要求。通过这个事件的处理，歌颂了我八路军严格执行纪律的革命作风，教育了战士要永远忠于人民，也教育了群众更加热爱子弟兵。作品篇幅不长，但选材精当，描写集中，主题鲜明突出。同名歌剧《不要杀他》，正是依据这一真实事件加工改编的。

　　反映翻身农民新的精神面貌，歌颂他们积极支援解放战争的精彩报告，当数洪林的《一支运粮队》(注：见人民文艺丛书《飞兵在沂蒙山上》)。这支队伍共有六百二十七人，推着二百八十辆小车运粮支前。队员多数没离过家，更没有战场经验，开始时存在着一些散漫现象和畏难情绪。经过集体生活和战争环境的锻炼，他们成了一支觉悟高、纪律好的战斗队。他们下定决心“不立功，不回家”；下雨宁肯自己淋湿一身，也不让粮食着雨；他们自己吃“爬豆饭”，一定要把好粮食送上前线。他们在驻地还帮助受到国民党残害的群众重建家园。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并不是什么空洞的民主要胜利，新中国要胜利，而就是他们自己要胜利!”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他们把粮食作了多次转运，毫无怨言。最后，当孟良崮战役刚刚结束，这支六百多人组成的“生命线”，把几万斤小米送到了将要断炊的前线部队里。在胜利了的阵地上，“到处都在谈着：七十四师，小米。”画出了人民战争胜利喜悦的动人场景。运粮队指导员对这支队伍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忍饥受寒，翻山越岭，日日夜夜，推着二百多斤沉的车子，历尽辛苦，要是没有一定的觉悟，没有一个坚定的认识，他们如何能够坚持呢?谁说他们落后呢?谁说他们自私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消灭中国反动派这件艰巨斗争中尽了他或多或少的力量。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平凡的、朴素的、诚实的人们，他们参加了战争，支援了战争，同时也赢得了战争!”这是对人民战争胜利根源真切形象的说明。通篇都是用指导员自述的方式记叙下来的，其中许多场景的描绘，队员们心理状态的变化，指导员自己的感触和赞许，都是用生动的口语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极为动听，是文情并茂、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作品。

　　周立波的特写集《南下记》写于抗战胜利以后。它是作者随王震同志所率南下支队行军途中的见闻，共计十四篇。观察细致，文笔简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的艰苦斗争生活。其中对李先念、王震同志的革命作风的记叙，更为细致生动，并切感人。

　　反映这同一行军的长篇报导还有李立的《四十八天》。作品用日记的形式反映了这支队伍到达衡阳获得抗战胜利消息以后的四十八天的战斗历程。作者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南进的任务也变了，首先要配合友军沿粤汉路接受日本的投降，然后再与东江纵队会合，来争取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早日实现。”但这个新任务后来也是改变了的，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不但指令广大人民军队“驻防待命”，还密令五个军对这支南下部队实行围追堵截。因此，作品所反映的四十八天的战斗，就是和国民党反共军队作斗争。这支队伍在王震同志指挥下，以神速的行军和英勇的战斗，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直插湘南，渡大庾岭，回旋粤北，与东江纵队会合不成，便甩开追敌，重返井冈山，从湘赣边境直抵湘鄂边境与中原解放区部队汇合。所到之处，真如一道铁流，敌人望风披靡，而人民群众却笑逐颜开地欢迎老红军胜利归来。作者用明快的语言记写下来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指挥员刚毅果断的战斗作风，以及江南人民欢迎亲人归来的情景，开篇一阅，便令人神旺。

　　孙犁是用浓重的抒情笔调，反映冀中地区人民英勇斗争的一位著名作家。一九五八年，他把以前出版过的《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嘱咐》、《农村速写》、《村歌》等六个集子，按时间顺序合编成《白洋淀纪事》，第二集是散文、特写、通讯。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面较为广阔，风格独具特色，形式灵活多样。《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和《采莆台的苇》，同是反映白洋淀妇女对敌斗争的故事，效果却大不一样，前者于机智勇敢的斗争中充溢着乐观豪迈的气氛，后者则在沉着对敌时使人产生难耐的紧张和担心。《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报导了游击区人民对敌斗争、坚持生产等方面的紧张生活情况。由于作者曾经深入群众斗争，感受到了那里的人民群众思想感情上跳动着的脉搏，因此，写出了这样精彩动人的战斗生活的赞歌：“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象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而且已有七个整年的历史了。”抗战胜利以后，作者还写了许多反映这地区农村生产情况的作品，也都清新可爱。《织席记》简洁生动地写出了胜利前后人民生活的变化。《张金花纺织组》、《曹密回和李素忍》反映农民群众在生产合作组织中思想转变情况，朴实真切。《“帅府”巡礼》是对于勤奋的劳动者的赞歌。《象片》抒写了一位军属把自己在日寇刺刀逼迫下拍的照片寄给前线的丈夫，反映了冀中人民牢记过去苦难，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作者的家乡就在白洋淀附近，他曾在这里坚持工作和斗争，熟悉这里的人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作品总是情不自禁地发掘和表现着人民心灵的美，具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抒情风格。

　　吴伯箫的《黑红点》是抗战后期的通讯专集。这里每个作品篇幅不长，但组织精当，描绘了游击队员们生龙活虎的形象，写出了大生产带来的大丰收的繁盛景象。《黑红点》是一篇记事性的报告作品，冀南敌占区人民将所记汉奸走狗伪军干坏事的记录叫做“黑红点”，这是敌人一份很灵验的“生死簿”。作品围绕这个“生死簿”组织了几则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巧妙的斗争方法的效果和作用。《化装》一篇情节更为曲折生动，把敌人写得既狡猾又愚蠢，把人民群众写得既勇敢又聪明。《一镡血》记写了山东博平沙区阚庄人民和铁杆汉奸齐子修斗争的悲壮事迹。这“一镡血”是敌伪残杀人民的罪证，也是人民要复仇的坚决表示。一年以后，这里发展成抗日根据地，人民展开了更英勇的斗争。本集第二部分作品如《南泥湾》、《火焰山上种树》、《新村》等篇，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绿化荒山、移民安置等情况，洋溢着热爱边区新生活的感情，纯朴可爱。《出发集》是作者一九四六年以后的作品集，第一辑是散文，其中《出发点》一文是生动的散文诗。这是作者离开延安时唱出的赞歌，也是延安精神的赞歌。作者文学修养较深，对斗争生活也有亲身体会，反映在作品里便显出选材适当，结构谨严，文笔老练。

　　刘白羽是解放战争时期报告作品的多产作家。一九四六年《环行东北》一书，以宏大的规模反映了东北地区巨大深远的历史性变化。这书是他作为“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的记者进入东北，前后用了半年时间，进行了广泛的采访而后写成的。其时抗战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又在策划内战。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是全国人民系念的地方。国民党谎称“东北没有中共武装”，把人民力量诬之为“敌伪武装余孽”、“土匪”，妄想使东北人民从做日寇的奴隶，转做国内反动派的奴隶。《环行东北》全书共十三章，征引大量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它介绍了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苦斗和反抗。他们没有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过一份干粮和一颗弹药的援助，在绝境里英勇斗争，因而产生了强大的抗日联军和东北民主力量。作品还介绍了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许多人民英雄壮烈斗争的事迹，揭露了日寇残杀中国人民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内战的真相。作品还用了较多的篇幅报导了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给人民带来的翻身喜悦和民主政权建设情况。东北人民十四年的历史，是一部由悲哀、绝望到胜利、欢乐的历史。东北人民懂得，正是国民党政府过去出卖了他们，使他们痛苦地度过了十四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决不许“解放之花”因国民党的“接收”而“枯萎”，他们将牢记过去的历史，踏平一切阻碍而前进!因为作品如此尖锐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宣传骗局和内战阴谋，所以出版后不久，即遭到反动当局的追禁。此后，作者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又写了许多报告作品，先后收录在《光明照耀着沈阳》、《历史的暴风雨》、《为祖国而战》等集子里。作者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选取了最生动的故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

　　傍晚，田野路上有不少队伍，毫不停息地朝四平前进。……从前面火线上下来的人，传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师一个通讯员，在激烈的火线上奔跑着，忽然他发现一个婴儿被遗弃在地下——这块地方，每一刻时间都可能落下滚烫的钢齿，把这个小小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夺去。这个通讯员未加思索，一刻不停就英勇的往那子弹飞啸着的地方跑去——他就立刻把婴儿紧紧抱在怀中，冒着危险，追了二里地才在一条满是弹穴的街上追到了那个妇女，她一眼见到这个战士手中的婴儿，她的亲生骨肉，她痛哭着跪在这个战士面前了。通讯员把婴儿递到母亲的怀抱里，一伸手指给出城的方向，火线上的生死战斗在等待着他，他扭转身就往回走。那个母亲追喊着：“同志!——告诉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让我永远不忘记你!”通讯员扭转身喊：“我是八路，——我是八路。”这一个普通的通讯员在他的伟大的行为里，代表我们向全世界做了一个宣言：“为了无数同样可爱的婴儿，我们在战斗。”(注：《为祖国而战·一九四七年夏季战记》，收入大众文艺丛书)

　　一九四九年一月，作者随军穿过山海关，直下平津，迎接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年代。他又写了《人民历史新的一页》、《横断中原》、《火炬映红了长江》(注：见《为祖国而战》一书)等长篇报导，反映了北平解放、中原和郑州解放以及武汉解放的情况，画出了英雄年代的风貌。刘白羽的通讯作品，基本格调是为人民胜利欢呼，为祖国新生歌唱，有强烈的政论色彩，激情饱满，文笔酣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量。

　　曾克在抗战后期散文通讯集《光荣的人们》，这些作品是她在太行山区和延安时期写的，其中写到的许多人物，都是从八年抗战和大生产运动中考验过来，并且还在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表现了女性作者对斗争生活独到的细致观察和特有的敏锐感受。《劳动的妇女们》用细致的文笔写出了太行山区农村妇女纯朴坚强的性格。正是这些劳动妇女们，她们在民族灾难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她们献出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担负起男子们留下的工作：农业生产，抚育孤儿，承担抗勤工作。作者从她们的生活里体会到了她们的痛苦，同时也感受到了快乐和希望。抗战胜利是由这样无数的无名英雄艰苦斗争赢得的，她们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乡居生活》是作者深入斗争生活的体会。她成了群众的知心人，因此获得了许多写作素材，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通篇洋溢着作者热爱群众生活的感情，亲切感人。《挺进大别山》是作者跟随刘邓大军南征时记录下来的速写，这六组文章以活泼的文笔，反映了这一伟大进军。其中《送别》、《沙原上》、《史玉轮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等篇写得尤为生动，文字流畅自然，生活气息浓厚，写景抒情，互相映衬，更显得轻灵可爱。

　　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是反映华东解放战争的两部长篇报告。作品重点报导的是年轻的人民炮兵在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成长起来以及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者是连队指导员，对连队成长过程十分了解，因此，反映的情况是朴实亲切的。这支人民炮兵连队完全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器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的，许多成员也是“新解放的同志”，为了完成“挺进到鲁南蒋匪占领区”去的任务，连队开展了多方面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战斗情绪。十天飞速行军，克服了敌人干扰、山路崎岖、天热、缺粮缺水等困难，终于和整个野战兵团象尖刀一样插进了敌后，进逼孟良崮。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歼灭了敌军五大主力之一“七十四师”，敲掉了蒋介石的一个狼牙，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六十八天》是反映这个野战兵团和炮兵连队从沂蒙山区出发，沿陇海路东段向南推进，参加淮海战役的过程。作者对整个战役情况虽然了解有限，但他还是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这个战役进展的大致情况。我军越战越强，敌军节节败退，最后被围困在一个狭长地带上。人民炮兵在淮海战役中成长更为迅速，由连队发展到炮兵营、炮兵团以至于成为纵队，达到了和坦克兵团、步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巨大规模。作品还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战争的支援，反映了蒋军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灾难性破坏，反映了敌军官兵争粮、争水、士气沮丧等狼狈处境，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不同军队的性质和作风。全战役历时六十五天，加上三天行军，共计六十八天，歼敌正规军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及其他队伍共计六十余万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敌人南线战场上主要力量全被歼灭，为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准备了条件。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这是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的再度证明，并充分表现了我军和人民力量是无比的强大。”韩希梁的报告作品，是用他参加斗争生活的经历和体会写成的，很少浮华雕琢，文笔粗犷质朴，战斗生活气息强烈，时代感也很鲜明。它为我们了解当年斗争情况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材料，并由此获得感染与教育。这正是作品可贵的地方。

　　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向反攻阶段，进而到取得胜利，又转而到解放战争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空前变化的伟大时代。进程是如此之迅速，规模是如此之巨大，内容是如此之深刻，其间出现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是难以数计的。解放区产生的大批通讯报告，正是这场规模宏大的历史巨变的反映。与实际斗争相比，这里列举的作品是不算多的；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却是报告文学的一次大丰收。这些作品的作者们(包括群众创作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是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的战斗的一员，他们的作品不但是当年壮丽斗争的再现，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因此，这些作品即使在结构上和文字上还存在着一些粗糙和值得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