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也是我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如同很多革命大时代的风貌往往首先反映在诗歌中一样，抗战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特别是它初期的蓬勃气象，也很快在诗歌创作上得到反映。诗歌和报告文学，是抗战开始后最早发挥了战斗作用、表现出较大成绩的文学形式。

　　战争爆发后，诗人们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投身于抗战的伟大斗争，在参加其它活动的同时，拿起诗笔，作为武器，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呼唤、歌唱。他们走出战前狭小的生活天地，去到人民群众争取生存的广阔空间。有的作者走遍了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的穷迫和危殆；有的作者亲历了多年的前线生活，体验到战争的观苦和光荣；很多作者都经历了从前方战区辗到大后方的过程，身受了战争各个阶段的考验，深切地理解整个民族的灾难和希望。很多诗人为了寻求光明，冲破重重困难险阻，从国统区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象柯仲平、田间、何其芳、艾青等都先后去到了延安。战争不仅振奋了、鼓舞了诗人，也在它进行的过程中锻炼和造就了他们。作者思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不少诗人这个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还出现了艾青、田间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新诗在为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到新的阶段。诗歌与现实斗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工农兵群众开始成为民主根据地中许多诗人的歌唱对象。街头诗、朗诵诗等富有鼓动性和群众性的形式，在抗战初期受到了许多作者的重视。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短诗到长诗，从抒情诗到叙事诗，成为抗战诗歌的一般发展趋向。新月派、现代派中某些脱离现实斗争或者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诗风，受到更多诗人的厌弃。新诗较战前大众化了，然而也更散文化了。

　　抗战刚一爆发，郭沫若就“别妇抛雏”(注：《战声·归国杂吟》)离开日本，回国参加战斗。他于七月下旬回到上海，很快亲历了八·一三淞沪战争。民族革命的号声激起他歌唱的热情，仅在八月内，他就创作了近十首诗歌，这些后来都编在《战声》集内，这本诗集反映了全民抗敌的激情，表达了争取胜利的决心，充溢着战斗的喜悦和力量。如《民族复兴的喜炮》写道：

　　上海的空中又听到了大炮的轰鸣，

　　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复兴。

　　《战声》集里的诗歌，虽因战争现实的紧迫和创作过程的急切，造成一些篇章未及锤炼，在艺术上不免粗糙，但它却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高昂的斗志和热烈的情绪，它保留了作者从《女神》开始的创作中所特有的乐观和信念。这里既反映了抗战刚开始时全民族普遍振奋的史实，也表现了作者本人刚刚回国，“今日归来入阵营”(注：《战声·归国杂吟》)的兴奋心情。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一旦抗战爆发，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注：《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二是具有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先锋战士所特有的思想风度，和当时大多数诗人首先努力于具体反映民族的苦难或战斗的激愤不同，作者善于从时代的高处，以政治的远见，对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作出思索和表现。在这些诗歌中，涉及了长期抗战的思想(《抗战颂》)，发出以战争求取和平的号召(《战声》)，歌颂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们》)，并提出对恐日病的批判(《血肉的长城》)等等。在战争的最初时期，作者即以诗歌形式指出这些问题，显然具有独特的重要的意义。以后的很长时期内，郭沫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以充沛的精力在国统区从事繁重的革命文化工作，他的创作活动则主要集中于历史剧的领域，获得了重要的成就。诗歌作品留下较少，《蜩螗集》所收的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这部分诗作，如同《战声》集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意义。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腐朽面目的日益暴露，作者的诗歌从抗战初期热烈的歌颂、号召转为较冷静的揭露、讽刺，兴奋的心情也为深沉的义愤所代替。如一九四年为重庆大隧道万人死亡的惨祸而作的《罪恶的金字塔》一诗写道：

　　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双十”解》中的讽刺批判，恰恰与《战声》集中题材相似的《人类进化的驿程》成为鲜明的对照，反映作者对国民党统治认识的发展。《第十八次“十·廿三”》则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这些诗歌在当时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曾经参加过《新诗歌》编辑工作的田间，很年轻时即开始诗歌创作。他坚持忠于现实、富于热情、勇于创新的作风，经历了诗歌风格和形式的明显发展，于抗战的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

　　田间是安徽无为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早年在农村生活，一九三三年到上海，后参加左联。他写第一部诗集《未明集》中的作品时，还不到二十岁。由于创作时距长达三四年，因此这些诗作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们大多描写工人、农民、兵士等受苦者的命运，含有真切的感情，又表达了作者反抗的愿望，也有一些则缺乏向往和希望。在语言上，田间的诗作大多朴实明朗，可以看出他当时追求大众化，学习民歌的努力，也有少数诗句比较晦涩欧化。但不论内容或语言上如何存在差异，这些诗歌具有明显的特点：出发于现实，有所为而作。正如作者在《我怎样写诗的(代序)》中写的：“没有诳语，诚实的灵魂，解剖在草纸上，……”这是对他早年诗歌特点的确切的自评。

　　写于抗战前的集子还有《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中国牧歌》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斗争，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日益深切的关心，诗集的情绪比《未明集》强烈，反映生活也较为充实。作者热爱农村，呼喊着“田野，我底母亲”(注：《中国牧歌·唱给田野》)，向往农村中新鲜活跃的生命力。但侵略战争给祖国农村、尤其是东北大地带来了苦难，诗歌发出了激昂的呼声，号召斗争：“在中国，养育吧，斗争的火焰”(注：《中国牧歌·走向中国田野的歌》)，“射击吧，东北的民众呵”(注：《中国牧歌·松花江》)。这些诗歌的句子是“燃烧”、“粗野”、“愤怒”的(注：《中国牧歌·诗，我的诗呵(跋语)》)，充满了对苦难的抗议和反侵略斗争的激愤。作于一九三六年夏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共分三部：《饥饿》、《扬子江上》、《去》，它以高昂的情绪，激动的语言，揭露和控诉着农村中的不平：农民的饥饿，母亲的哭泣，地主的欺压，帝国主义的著杀……。长诗以扬子江象征祖国和人民，呼吁它觉醒，号召它战斗，并相信“人民的春天”将“踏着战斗的路回来”。长诗写作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要求日益高涨之际，民族的愤怒，阶级的仇恨，都在诗中有所体现。通过对“农民军队”的歌颂，并“寄托着对红军的希望”(注：《家》，1962年第4期《安徽文学》)。

　　和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者一样，田间通过这两部诗集，把自己的深厚感情呈献给祖国的农村、原野，关切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这两部诗集也反映了作者更善于表现的是激昂高亢的情绪、坚定强烈的斗志，但在当时还缺少凝炼成熟的形象。

　　抗战开始后，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一九三八年初写的《论我们时代的歌颂》(注：《给战斗者》诗集的《代序》)，表现出他要为保卫祖国的战士自觉地创作出“情绪饱满”的能反映现实苦难和斗争的好诗的愿望，并进一步表示了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的决心。不久，他就去到延安，同年冬天，又过封锁钱，以后较长期生活、战斗于晋察翼边区。在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都是当时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发起人和坚持人之一”(注：《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见1959年版《给战斗者》)，他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曾经传诵一时的《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中国的高梁

　　正在血里生长。

　　在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了：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不多的诗行，就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读者仿佛可以看到战士枪刺上闪亮的寒光。它用形象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着的，不仅是长白山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民心底的仇恨。这个骑着战马、挂着敌头，胜利归来的义勇军，既是现实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又是人民内心希望的象征，给了读者有力的鼓舞。田间这个时期所写的诗，很大一部分编入重要的诗集《给战斗者》，它们充分体现了作者投身实际斗争后取得的新收获和诗风上的新发展。

　　《给战斗者》共分六辑，包括抒情诗、街头诗、小叙事诗等多种体式。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鼓动性强、被称为街头诗的短诗。如《给饲养员》：

　　饲养员呵，

　　把马喂得它呱呱叫，

　　因为你该明白，

　　它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国!

　　后来闻一多谈论田间的诗作时，曾以本诗集内的街头诗《多一些》等为例，肯定作者是抗战“时代的鼓手”，并指出他诗歌中具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欲”，“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见《闻一多全集》(三)，1948年开明书店版)。这不仅是田间街头诗的特点，也是作者整个诗集的特点。

　　作者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将自己的诗笔紧密地配合着伟大的民族解放任务。从诗集中可以看到，对于战争的责任感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而深入实际斗争的自觉性，又加深了他对斗争的了解和热爱。诗集中洋溢着胜利的、鼓舞人的激情，唱出了“中国的春天是生长在战斗里，在战斗里号召着全人类”(注：《给战斗者·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这样乐观的基调。写于一九三七年底的长诗《给战斗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好诗。作者曾说这诗是一个“召唤”，“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召，一同行进，我的希望，是寄托在人民身上”(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它以朴实有力的诗句叙述祖国受侵略欺凌的命运，歌颂人民奋起抗战，号召人们“在斗争中胜利或者死”，指出“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长诗表现了田间诗歌的重要优点：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充溢着对伟大祖国深沉的爱。如诗中一段：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四万万五千万灵魂的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着

　　祖国底

　　芬芳。

　　这是一首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饱满情绪的好诗，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诗集比抗战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展，尤其在它抒写了更为具体的战斗的劳苦者的形象，他们离开村庄，去战斗，去“播种人类的新生”(注：《给战斗者·土地》)，“从顽强的脸孔上，浮涌着战斗的欢喜，战斗的红笑，——因为她啊，也流了血为着祖国”(注：《给战斗者·荣誉战士》)。特别是写于一九三九年的《曲阳营》等多首小叙事诗，从各个方面写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战士、群众的形象，他们新的战斗生活和新的思想面貌，写了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发展。诗作大多能表现出劳动人民朴素而可敬的思想和战斗要求。这种新的人物和题材，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虽非初见，但作者如此热情、如此不倦地讴歌，突出地反映了他在实践新的创作方向上的努力。

　　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中，作者已开始在诗歌形式上作出新的探索，到《给战斗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即所谓“鼓点”式的诗行。作者善于以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激情，又以连续反复的出现来渲染雄壮的声势，这精短和反复，自然地在节奏上形成一种急促感，增强了鼓动性，有力地激起读者感情的共鸣。诗歌形式与风格上的这种特点，与抗战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契合，因此产生很大的作用。

　　同一时期，田间还创作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和《她也要杀人》两部诗集。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三——五月，共二十五首，大多描写作者参加的党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斗争，战友们的活动等，充溢着深厚的感情，唯有明确认识这些革命工作的意义、对工作满怀激情者，才能写出。如《播音》形象地描写了歌咏队广播的政治意义，《你们到国境上去》为战友的远离抒情：“我祝福你们底呼声，灌进沙漠……而且把睡眠的土地，从大风沙里唤醒。——让它看见我们呵，为什么，要和仇敌战争。”优秀的朗诵诗《儿童节》正说明了作者当时在服务团工作的实绩。

　　长诗《她也要杀人》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从中反映了中国农民在民族压迫下日益觉醒的历史真实。善良的白娘身受日寇侮辱，儿子遭害，房屋被烧，她克服了死的欲念，拿起刀来，呼叫着“我要杀人”，奔走在旷野上。从求死到斗争，从善良怯弱到刚强，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觉醒。作者充满强烈的爱和憎，向侵略者作了愤怒的抗议，并且在广大受害人民身上寄托着信任的希望：“群众的火陷正在这边扩大着”，“在她底前面，中国的森林、大河、高山和人民底田野道路……已经披起了战斗的武装”。

　　但可能受掣于作者难以抑止的情感，长诗中较多激动的呼唤、急促的跳跃，而叙事诗要求的实感则嫌不足，人物形象不够明晰，缺少发展。她奔跑呼号，但不明方向；她有仇恨，但孤独；她从极度痛苦中产生的略带疯狂的性格，未能提高到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度，这就使本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斗争的纪录”(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却受到了损害。作者于一九五四年曾对此作了很大的修改，基本上克服了这个缺点，增强了作品的斗争产感，人物的心理、性格也都可信、健康得多。

　　抗战后期，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作者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内容上都出现新的发展，它们体现于后面要谈到的《抗战诗抄》、《戎冠秀》、《短歌》、《赶车传(第一部)》等作品中。

　　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诗歌创作的柯仲平，抗战后进入他创作的最重要阶段。他不仅保持着早期固有的热烈的情绪，更主要的是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描写的人物题材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开拓，抗战开始后作者较早去到延安，在认真创作的同时，从事着其它的战斗活动、文艺工作。这种深入实际斗争的努力，使他的作品始终发扬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长处，较少流露非无产阶级感情，这在当时比较知名的作者中，是颇为少见的。

　　作于一九三八年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首叙事长诗，不仅是作者的代表作品，也是当时诗歌创作短诗、抒情诗居多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收获。作者在《边区自卫军》的前面写到：“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面前进。”两首长诗体现出作者正是自觉地遵循着这个方向的。《边区自卫军》描写边区人民武装捕捉汉奸的故事，歌颂李排长、韩娃等人机智、勇猛和纯朴的性格，也歌颂他们在战斗中的成长，全诗洋溢着对于子弟兵的亲切感情，较好地反映了欢快的边区斗争生活和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虽然只写了大队的产生，未及描绘他们正面的斗争，但作者通过共产党员李阿根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和教育工人，组成坚强的队伍等描写，突出宣传了坚持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

　　作者写这两首长诗，都起因于听来的故事，但他并未拘泥于真人真事。如《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中的人物，就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来写的(注：《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改版序》)。作者虽非亲历其事，但他在根据地这段斗争生活的实践，以及以前“有一时很接近工人”(注：《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自序》)的经历，有助于补足这个局限，因此，所写战士和工人比较生动，有鲜明的个性，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更是正面描写工人集体行动的最早出现的长诗。

　　柯仲平还十分注意诗歌形式的大众化，努力采用和吸收民间歌谣、群众语言和日常口语的长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长诗中不乏形象的语言、比兴的手法，节奏也较明快整齐，易于诵唱。虽然长诗的不同章节在风格、水平上还未能保持均衡、一致，成为较明显的缺点，但这种粗糙正和新鲜、活跃的特色一起，反映了较早尝试中的得失。

　　作者还力求将创作与朗诵结合起来。早年写作《风火山》时期就曾尝试这样做，抗战开始后作者更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两首长诗写成后，都经过朗诵的实践。这个特点既反映了作者努力实现诗歌大众化的愿望，也说明了他对创作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

　　在这一时期，柯仲平还写了一些短诗，后收在《从延安到北京》集内。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艺术上比较完整。这些诗歌和两首长诗一样，情绪昂扬，斗志饱满，革命精神充沛，具有鼓动的力量。如《告同志》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民主剧团歌》、《“打肩”》等写出了作者对边区的爱和深入民间的热情，《延安与中国青年》中感情深沉的歌唱，不仅为了广大的青年，也正是作者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和创作心情的抒发。

　　前一时期创作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重要诗集的臧克家，抗战开始后带着充沛的热情写下大量诗歌。《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等集子，是较早的收获。作者当时正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亲历着前方的战斗生活，他感受到时代的伟大精神，渴望自己的诗歌能随着战斗生活的深入，更好地表达出时代的声音。他在战时第一首诗《我们要抗战》中即曾写道：“诗人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他这时的诗歌，自然地反映着热烈兴奋的情绪，充满着战斗的希望和信心；又由于他在前方目睹了战士的牺牲，人民的痛苦，以至汉奸的无耻，所以诗作中又时而流露出悲痛和愤慨的心情。《伟大的交响》、《血的春天》等都是较感人的作品。前方的实际斗争生活，还给他的诗作带来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真切地表露着对于祖国命运的责任感和战斗的抱负。在不少诗作中，他对自己，也对青年战友们，提出了热诚的勉励。他在《别潢川》中写道：“为了祖国，把生活浸在苦辛中，为了抗战，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其它如《换上了戒装》、《为斗争我们分手》、《匕首颂》、《祖国叫我们这样》等，都表现了这种战斗的意气。这些诗集，具有作者一贯的创作特点，如比较注意诗歌的形象等，同时也如抗战初期不少诗歌那样，由于形势发展的急促，字句上一时未能从容锤炼。作者以后曾严格地、详细地谈到这些诗歌存在着深入生活和艺术琢磨两方面的不足(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但应该说，它们虽不象作者前期诗歌那样精细、凝炼，却也别有长处，大体上比较奔放流畅，富于抒唱的意味，语言也较朴素。

　　《淮上吟》包括长诗两首，纪录下作者一个时期的实际斗争生活，艺术上较为精炼。

　　作者自己比较重视的是稍后的诗集《泥土的歌》和长诗《古树的花朵》等。《泥土的歌》分三部分：《土气息》、《人型》、《大自然的风貌》，共五十二首，作者日后曾称它“是我从深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最真挚的声音”(注：《泥土的歌·当中隔一段战争》)。还曾写道：“我就在这样乡村里，从农民的饥饿大队中，从大自然的景色中，长成的一个泥土的人”(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这些诗歌不同于上述诗集，而与前期《烙印》等集诗作相似，抒写的是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命运。由于作者的笔触回到他最熟悉、热爱的题材中，诗句大多具有生动的形象，感情也较真挚、沉凝。如《手的巨人》、《海》等，都倾诉了对农民深切的爱。但《泥土的歌》中又的确表现了比较古旧的感情，作者在《诗句》中虽然提到“有愁苦，有悲愤，有希望，也有新生”，然而，诗歌中的希望、新生，大多还是比较模糊的期望，对农民的歌颂，也较多停留在传统美德、甚或某些在新时代中应该变化了的东西上，如近乎无抵抗的“牺牲”，沉默被动的命运等。正象作者在《海》中写的：“我爱那红的心，黑的脸，连他们身上的疮疤，我也喜欢。”它们缺少在当时激烈斗争形势下产生的新的性格。作者本人后来曾几次谈到这个局限，指出“那种忧伤的情感，和昂扬的斗争的真实，相去又多么远哪……”(注：《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见《文艺生活选集》之四《创作经验》，智源书局1949年11月版)。《古树的花朵》是作者化了很多精力创作的五千行长诗，如《序》所说，诗中的主人公范筑先是诗人“用自己的心血塑成的一个艺术上的人物”，这是在山东省坚决抗日的军人，长诗歌颂了他组织群众、团结抗日部队、坚持战斗、最后牺牲的史实。诗歌感情庄严深切，格式比较自由。但长诗创作，正当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反共高潮之中，这一重要的历史特点，未在长诗中得到必要的反映，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认识不符时代实际，真正的抗日力量也未得到表现。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创作的还有《向祖国》集，收叙事长诗六首，其得失也同《古树的花朵》相似。

　　抗战期间，何其芳从事诗歌散文等多方面的创作。《夜歌》集反映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发展。

　　诗歌，是何其芳最早运用的文学形式。抗战以前的诗作都收在《预言》集内，其中一九三二年左右写的最有代表性，当时作者二十岁，“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注：《刻意集·初版序》)。这些诗歌吐露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他寻找和向往着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爱情。他以赤子的热忱寻找它，珍惜它，以至心都“颤抖”了，他只敢轻轻地歌唱，暗暗的试探，并且悄悄地聆听和等待这美好东西的“足音”的来临，而没有热烈的追求。纵有，也只是在怀念中或梦中。作者开始创作时就注意形式的整齐，音节的和谐，韵律的严格，特别是诗的形象的描绘，以求意境的完整。所以这些诗歌大多具有细腻、缠绵而又低徊的情调。但现实毕竟敲到了他“紧闭的门前”。在作于后几年的诗歌中，连青春的向往也已很少，更多的是“成人的寂寞”(注：《预言·柏林》)了。即使还有“梦”，也已失去了幻美，作者时时从梦中惊回，向现实投下一瞥，哪怕只是身边的狭小的现实。写于抗战前夕的作品，开始感染了时代的气氛，作者已经领略到人间的苦辛，诅咒战争，诅咒侵略者，写到了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痛苦。同时也开始改变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再不歌唱爱情”(注：《预言·送葬》)，“不爱云，不爱月，不爱星星”，而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注：《预言·云》)。但明显地体现这种改变，则有待于以后出版的《夜歌》集。

　　《夜歌》一开始就向现实呼唤。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是为了唤醒在一个应该觉醒奋起的时代的昏睡的现实，这也正反映了作者本人已从早年的梦境中醒来。很快，他到了延安，此后的诗作，有了更明显的进展。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用炽热的感情、明白的口语歌颂了为民族牺牲的英雄，这是他诗歌中前所未有的，受到人们注意。诗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写于一九四——一九四二年。作者曾严格地指出其中有“旧我”与“新我”的矛盾，“旧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注：《夜歌·初版后记》)。应该说，这种矛盾是带着未克服的旧我的思想感情奔向新的斗争生活时的矛盾，是文艺为个人的传统习惯与文艺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良好愿望的矛盾，这种矛盾就使他的诗歌纵然在进展，有时又退让，挣扎着前进。但不论《夜歌》集里的矛盾如何明显，比起《预言》来，却完全是别一个世界了。如同《快乐的人们》、《北中国在燃烧》等诗歌所反映的那样，从自我到了集体，从梦境到了现实，从厚厚的墙内到了根据地的旷野，叹息变为劳动、战斗、歌舞，星、月和云变为燃烧的烽火，这是很大的发展。只是当作者歌颂到革命的意义和理想时，往往好象失去了时代的、阶级的实感，而代之以快乐、美丽、诗意、光辉、谐和等比较抽象的向往。

　　当然，时间不同，情况也有变化，如一九四年的五支《夜歌》就较多地反映了这种矛盾：既“喜欢做着一点一滴的工作”，又“喜欢梦想”；既“快活地爱好我自己”，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既“要起来到工人们中去”，又是“我什么地方也不去”。而一九四二年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十首短歌，则都有明朗向上的调子，歌唱现实，歌唱群众，歌唱青春，也歌唱自己的革命变化，即使偶而写到过去的苦难，也都能在现实的鼓舞下洗去忧伤。这正反映了延安的革命环境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当时其他很多作者在描写着现实的变化，何其芳似乎更多地在细致地剖析着这变化的现实中，一个要求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内心的发展。在他的诗中，总有自我的心在跳动，虽然有时只是较小的天地中的悲喜哀乐，但他却总是真心实意地对待它。他的创作接受时代的影响也许缓慢些，但他又总是十分殷切地积累着，他的诗歌和其它文字充满了恳切的思索和自我否定。这预示着以后扎实的进展。这些诗歌虽然生活思想内容不一定很饱满，但充溢着作者的热情，爱和恨，否定和向往，又由于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较明显的艺术特色，因此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罕见的。

　　光未然的朗诵诗当时曾被人广为传诵，特别是他那些配曲的歌词，更得到广泛的传唱。一九三五年八月，光未然在武汉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诗篇《五月的鲜花》。作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写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抗战爆发后，光未然参加了火热的抗日救亡宣传，他日睹民族的灾难，敌人的凶残，人民的奋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创作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诗篇一开始，作者便借黄河上船夫拚着性命与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象征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生死搏斗。接着，诗人歌颂“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伟大坚强”，用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面对奔流不息的黄河，作者深沉悲愤地“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日寇入侵，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在黄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祖国优秀儿女，决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他们“端起了洋枪土炮，挥动着大刀长矛”，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向敌人勇猛冲杀，讨还血债。黄河发出的怒吼，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黄河大合唱》全诗气魄雄伟，震撼人心。诗人通过巧妙的联想，把黄河的形象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黄河的流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黄河的波涛响彻着时代的声音。《黄河大合唱》经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魄。”(注：郭沫若：《序〈黄河大合唱〉》)

　　一九四年，作者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的低政治气压下，又在重庆写出了长篇叙事诗《屈原》，借历史故事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强烈要求。在四十年代的群众民主运动中，光未然还写了一些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的政治讽刺诗。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使光未然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量。作者惯于为朗诵或制曲而锻句，他认为“诗歌的语言，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注：五月花·后记)，因而很注重语言的简明和音响的和谐。

　　力扬(1908—1964)有诗集《枷锁与自由》、《我底竖琴》、《射虎者及其家族》。由于作者选录较严，所以连同解放后出版的《给诗人》集内新辑入的作品，总计长短诗歌仅四十余首，其中绝大多数于抗战期间。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创作认真，极少粗糙之作。作者为抗战时期的诗歌留下了切实的成绩。

　　这些诗歌，感情深沉而并不低徊，高昂又不流于浮泛，反映了一个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斗争生活的严肃的思索、愿望和理想。艺术上注意形象的手法，语言朴实清新，富有感染力。

　　抗战开始，作者首先将自己的诗情付与动荡的战斗的祖国，歌唱人民“在风暴里勇敢地扭继锁链……呼唤着新生的太阳”(注：《枷锁与自由·风暴》)，欢呼“春天终于来了”(注：《枷锁与自由·太阳照耀着中国的春天》)。在长长的战争岁月中，作者始终“用最清脆的、最美丽的声音，谱着各式各样的歌曲”，诉说着对祖国的“衷心的爱情”(注：《我底坚琴·爱恋》)。即使抒写个的眷念，也都升华为对祖国、对革命的热爱(注：《枷锁与自由·同志，再见》)。作者长时期在国统区的大后方，面对腐朽衰败现象，能坚持乐观的信念，“迎着翩翩而来的黎明”(注：《我底竖琴·黎明》)，既播种希望，又播种斗争(注：《我底竖琴·播种》)，走着冬天的道路，瞩望着春日的回归(注：《我底竖琴·冬天的道路》)。这种乐观，深刻地联系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他遥想着延安的“幸福”(注：《我底竖琴·茅屋》)。作者这时还在不少诗章中抒发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职责，如《雾季诗抄——我们为什么不歌唱》、《我底竖琴》、《给诗人》等。在《短歌》中，他写道：“我把自己的生命磨成匕着；把人民的声音当作最宝贵的经典；向明天歌唱而前；”他的很多诗作，正是表现了这种为人民战斗的深情。

　　作于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表现出感人的力量，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出现的较优秀的叙事长诗。它写出旧中国一个农村家族的“悲歌”，他们终生勤劳而惨苦，身后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就是强烈的永远的仇恨。这仇恨中虽也纪录着生活的艰险，自然灾害的磨难，但更主要的，是地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长诗感情纯厚真挚，语言沉实有力，在不平与控诉中，还带着寓意深长的询问：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

　　…………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这是作者面对现实斗争时发出的激越的心的呼声。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当我现在重新读着在那些日子里所写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仿佛重温了我底生命的那一段历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幽暗的铁窗，狱吏的皮鞭，一切伪善的狞笑着的吸血者们的形象，心头上涌起了仇恨。”(注：《给诗人·前记》)显然，“射虎者的子孙”的仇恨，已不仅属于一个受压迫剥削的家族，而是属于整个阶级和时代。

　　比上述作者稍晚开始创作的袁水拍，这一时期作有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等。作品总的数量虽不多，抒写的内容却较广泛，如祖国在日帝侵略下的苦难生活，香港九龙等殖民地的悲惨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要求等。不少诗歌还反映了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歌颂了苏联人民的英勇业绩。诗歌情绪比较饱满，有激愤的抗议，也有忧伤的沉思。由于诗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这大背景下落笔，所以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较强的政治性。一九四一年写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幸福的生活和胜利的斗争，并从中向往着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压榨下的，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可是我——朝朝夜夜将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样向着太阳!”作者这一时期创作中，已出现少数政治讽刺诗。这方面的才能在他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原名才春嘎，1914—1973)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他的诗在蒙族人民中较有影响，曾出版诗集《知己的心》、日记体散文《沙原，我的故乡》等。他不满黑暗的现实，渴求民族的富强，但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朝鲜族诗人李旭，也是在抗战初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是抗战时期维族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热潮中开始文学创作，以全部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各民族的团结，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猛烈抨击日寇、汉奸和民族分裂主义者，遭到反动当局杀害。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用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中国》、《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诗《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决心为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的激情。他在《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一九三八)一诗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族的团结，向往祖国现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学洋溢在祖国，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涛般沸腾”，“处处都听到汽笛的轰鸣”和“飞机的歌唱”……。《斥民族主义者》引用民间谚语“离群的会被熊吃掉，散伙的会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样锋利的笔“戳破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眼睛”。诗人响亮地高呼：“让各个民族都携起手来，撒布团结的种子。黎·穆塔里夫的诗具有雄伟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给岁月的答复》(一九四三)唱道：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的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的花丛。

　　他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战斗的幸福，强调斗争的深远意义，这是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崇高礼赞。除抒情诗外，他还创作了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游击队的战斗业绩，歌颂延安，歌颂毛泽东，歌颂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以热情的诗句抒发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由于受斗争环境和个人条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够凝炼，但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他的作品当时在新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上面说到的诗人，只是在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显著的。除此这外，还有不少作者，也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拿起诗笔。如过去较多写小说的王统照，此时作诗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写祖国江南在侵略战火下的苦难。冯至在几乎十年很少写诗后的一九四一年，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个责任”，作《十四行集》二十七首，抒写与自身“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劳信集》二十首(后编入《十年诗草》中)，与他过去诗作有很大不同，大多描写战争现实中的兵士和群众，他和冯至一样，都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完整。戴望舒和徐迟等此时也都有诗作。

　　另外，一些团体、刊物等都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早在战前即积极从事诗歌运动的中国诗歌会，从抗战开始后更努力于诗歌的提倡和创作，蒲风、任钧等都写了不少诗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王亚平有诗集《红蔷薇》、《生活的谣曲》等，诗歌形式多样，有朗诵诗，叙事诗，也有抒情小诗，题材大多围绕战争生活，具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又如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创刊后，坚持了较长的时间，成为抗战时期较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不少知名作者为刊物撰写作品，前面已提到的诗人中，也有一些人，特别象田间，在《七月》上发表了很多作品。胡风日后还曾编过《七月诗丛》，辑入一些较好的诗作。他本人也有少量诗歌创作。

　　第二节：艾青的作品

　　抗战开始，艾青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注：《艾青选集·自序》)，终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这几年中，他一面不倦在寻求，一面辛勤地写下了大量诗歌。他的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深切的反映出抗战的时代精神；他的诗作，又表现了个人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才华。艾青，是抗战前期具有重大成就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就他的创作生活而说，却开始于更早的年代。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九一年，自小在山区长大，接近劳苦人民，培养了对农村的深厚感情，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础。中学时代经受了大革命的风暴，阅读到唯物史观的书籍，启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种向往，经常闪耀在他以后的诗作中，并引导他走革命的路。他少年时就喜爱美术，初中毕业后曾到杭州西湖艺术学院攻读了几个月，又促成他于一九二九年去法国学习。他在美术方面的修养，有助于他诗歌风格的形成；他较多接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在法国又有机会阅读俄国、苏联的小说、诗歌和一些法文诗歌，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一九三二年，他在度过三年异国生活后，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五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作为鲁迅支持的美术团体“春地画会”的成员。但到七月，即同其他十几位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起被诬，以“危害民国”，“颠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入狱，经受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在法国，艾青开始写诗，但他早年重要诗歌大多写成于上海狱中。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收诗歌九首，它以深沉的感情和新颖的风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优秀的一首，作者以真挚虔诚的心，怀念和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并为她受尽人间凌辱的悲苦命运抒发着愤懑和不平。诗中不仅对一个贫苦的劳动妇女充满了诚挚的同情，也对中国农村的遭遇寄予深沉的关切。农村的生活正在激变，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早已起了变化，对于出身的地主家庭，他如“新客”那样隔膜，而对于农村的受苦人，大堰河的儿子，却“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作者的国外生活，也在诗集中留下了纪录。《马赛》、《巴黎》等诗，虽也略带依恋，更主要的却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诅咒。

　　《大堰河》诗集中所表现的对于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发自内心的亲近他们的要求，以及对于剥削阶级的憎恶和决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说是作者过往生活和感情的总结，也是诗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道路的起点。如同生活道路是艰辛而不平坦的一样，作者并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安排下恬适的途径。在那“芦笛也是禁物”(注：《大堰河·芦笛》)的黑暗环境中，他给自己的诗歌定下的最初的基调，便是“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注：《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几年后，作者曾这样谈起那些年代的诗歌创作：“一些诗人是更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时代之阴暗的底层与坚苦的斗争中从事创作，他们的最高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今日中国的黑暗的现实。”(注：《诗论·诗与时代》)作者的诗集《大堰河》以及他日后的创作，也正是这样的。

　　艾青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狱到抗战前夜所写诗歌，见于《旷野》诗集中的《马槽集》，这是所谓“密云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部分诗歌进一步反映了农村人民愈益痛苦的生活，并且预示着斗争的来到。而更多的诗歌却是充满了希望，表现出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作者歌颂太阳(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期待黎明(注：《马槽·黎明》，收入《旷野》)，相信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春天(注：《马槽·春天》，收入《旷野》)，更深情地表露自己的坚信与愿望：“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愿为胜利的欢笑而牺牲(注：《马槽·笑》，收入《旷野》)，并呼唤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注：《马槽·煤的对话》，收入《旷野》)。这种不倦的追求，成为作者以后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抗战爆发了。作者“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注：《北方·复活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遍及半个中国的行踪，使他扩大了现实的视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同时促成了创作激情的高涨。在抗战前期的几年内，他的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要的进展，《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溃灭》、《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丰硕的收获。

　　在这个时期，作者还写了不少诗歌理论，如《诗论》等。这些文字，对于帮助理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他曾提出“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注：《诗论·诗的精神》)，认为诗歌“应该教育人民怎样思想……是斗争的忠实的伙伴”(注：《诗论·思想》)等等，都反映出作者对诗歌要为民主政治，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服务的理解。所以他努力地要“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排脱枷锁的歌手”(注：《诗论·诗与时代》)，要“从当前的群众的斗争生活中汲取题材”(注：《诗论·主题与题材》)。这些理解与体会，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作者抗战开始后写的诗歌，更富现实意义，更多抒写人民群众，诗歌的形象更鲜明、丰富，语言也更朴素、健康和清新。过去流露的忧郁的情绪，已日益带上愤恨甚或悲壮的色彩，而对于光明和革命的追求，则愈趋明确、坚定。

　　《北方》集内包括了作者在抗战初期的重要诗作。它们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等。但更明显的，却是被民族奋起抗敌所激发的热情和信念。《他起来了》象征民族的觉醒，《北方》从民族几千年斗争历史中汲取力量，《风陵渡》则对现实充满信心。面对着苦难和斗争，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命运都赋予这时代，这祖国的土地。他向着“中国的农夫”、“土地垦植者”、“少妇”和“母亲”，诉说起自己这“农人的后裔”的“流浪与监禁”的身世和“憔悴”的生命，并询问道：

　　中国，

　　我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注：《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作者的诗句有时不免悲怆，却正是极度热切的反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注：《北方·我爱这土地》)

　　这些诗歌反映了现实的生活斗争，包含着向上的思想内容，它们既不同于那些抗战口号的空洞的喊叫，更反对了逃避现实斗争的艺术的陶醉，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一九三八年春天写的《向太阳》是作者的第一首长诗，它不同于叙事诗或一般的抒情诗，而更象一首颂诗。作者在多年的创作中，一直表现出对于光明、太阳等的向往和追求，《向太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注：艾青：《为了胜利》，《抗战文艺》7卷1期，1941年1月)。与抗战初期热烈的情绪相一致，它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希望。长诗共分九段，前三段写他期待着黎明，并在黎明的欢忻中向见到的一切问早、祝福，四、五两段赞颂日出“比一切都美”，它启示一切崇高的创造，启发人们想起和向往革命的事物。六、七两段歌唱太阳照耀下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作者的视线转向现实生活，那里一片上升气象，城市、村庄、田野、河流、山峦，都从绝望、痛苦、忧郁中醒来，高呼、欢笑，伤兵们更崇高，陌生人变亲切，少女们歌唱幸福，工人士兵们都为抗战胜利，消灭敌人而奋起。最后的两段转向作者自己的内心感受，太阳驱散了他的寂寞、彷徨和哀愁，召回了他的童年，在“热力的鼓舞”下，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他奔驰着，向着太阳。长诗诗情联绵，却又层次分明地反映了作者心情的发展，越到最后，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阳。后来闻一多在谈到诗人们的“知识分子气时，曾说：“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滚向太阳呢?”(注：《闻一多全集(三)·艾青和田间》)应该说，《向太阳》中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思想感情的良好转化的。特别是作者在向往一些民主革命的领袖和理想的同时，更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列宁和《国际歌》等，这里标志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趋向。

　　诗集《他死在第二次》内，最重要的是两首写于一九三九年春天的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后者着力描写一位受伤的兵士渴望战斗的激情，他接受祖国的号召，再次踏上征途，最后光荣地倒卧战场。长诗歌颂了他的革命责任感和英雄主义，他的激情来自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的无畏联系着祖国的生机和希望，一草一木都鼓舞着他再去为它而战斗、牺牲。虽然写的是艰苦的战争，但长诗反映的正是胜利的信念。同样描写战士牺牲的《吹号者》，是比前者更具抒情性、更为丰满动人的，这诗本身就象飞着“血丝”的号角声那么悲凉、庄严，作者的爱与沉痛，也如诗句一样凝炼。他曾自称这是“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牺牲”(注：《为了胜利》)。长诗形象地写出了吹号者对号角的爱、对黎明的向往等，更深情地抒写了吹号者青春纯洁的心灵和美的形象：

　　现在他开始了，

　　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

　　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号角里去，

　　——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

　　使号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

　　——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直到他牺牲，作者还祝愿：“而太阳，太阳使那号角发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象依然在响……”。这些长诗，激动着抗战岁月中斗争着的人们。

　　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更全面地反映在他的大量短诗中，它们分别收录在《旷野》、《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等集子里。这些诗歌不仅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斗争的动向，渗透着抗战的时代气氛，交织着作者对祖国、人民、原野、农村的爱与希望，同时又清晰地刻划下作者的思想创作的历程。寻找光明总是欢乐的，但也充满艰辛；革命的步履是坚定的，但会出现暂时的困难。理解这种艰辛和困难，就更懂得作者寻找的热忱和步履的踏实。这些集子内较早的诗作，色调明朗，情绪高昂。但在一九三九年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些诗歌中似乎出现了沉重的消息。这时候，奋起抗战带来的最初的热烈情绪已经平静，现实的困难和矛盾日渐迫近人们，作者此时又正好在国统区的大后方，“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注：《旷野·前记》)，却感受到了荒凉寂寞的氛围，于是作者的笔有时显得沉重了。如果把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三九年写的两首《秋晨》相比，同样是山水原野，色泽似乎灰暗了，生机也肖条了。同样描写士兵，《兵车》中找不到《吹号者》的壮美；即使描写了《小马》的“欢愉、新鲜”，却又感叹“它还不曾尝过辛苦”。这偶而出现的沉重，正好反映了作者的思索和探求。所以，与此同时，他在询问：“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么?”(注：《旷野·旷野》)他在积聚：“我的胸中，微微发痛的胸中，永远地汹涌着生命的不羁与狂热的欲望啊!”(注：《旷野·旷野(又一章)》)他更在祈望：在严寒、冰层、残雪面前，“希望春天它早点来……我将穿上芒鞋去寻觅温暖”(注：《旷野·愿春天早点来》)，而冰雪也终于融化，“满怀着兴奋与喜悦……汹涌到那闪耀着阳光的远方去了”(注：旷野·解冻)。

　　不久，作者就写出了另一首重要的叙事长诗《火把》。

　　《火把》在较宽阔的生命背景下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受到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的故事。诗篇主要通过正确地认识生活、爱情的意义，来表现主人公对革命的向往、犹豫和转变。这样的题材在小说创作中固然并不罕见，但以长诗的形式表现，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诗中跳跃着象火把一样燃烧的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力量、抗战前途的充满信心和尽情讴歌，长诗是那样的激动人心。尽管工人劳动者的形象不如知识分子丰满，对革命的描写不如爱情之细致，人物的转变也显得简单了些，但这种简单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特点：强烈的火焰，是能很快地照亮前程并烧去那些矛盾、徘徊或犹豫的。

　　《火把》不仅鼓舞人们寻找方向，而且也照亮了作者自己的革命道路。一九四年春天，艾青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以后的诗歌，已很难找到前些日子的沉重，而大多是快乐的心情，清新的诗章。如《高粱》赞美丰收与生命，《老人》、《篝火》等表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珍爱，《公路》等诗更是真挚地歌唱劳动群众的业绩，并从那里汲取力量，得到振奋：“行走在新辟的公路上，我的心因为追踪自由而感到无限地愉悦啊!铺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是多么宽阔!多么平坦!多么没有羁绊地自如地向远方伸展——”(注：《黎明的通知·公路》)这诗的情绪由静及动，从低到高，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翌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周恩来同志帮助下，艾青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这不仅是跨跃到一个新的地区，也是跨跃到一个新的时代。诗人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革命文艺思想教育下进入了全新的生活和创作的境界。“诗必须作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作，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把诗和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注：《诗论·诗到街头》)。这些话写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却也反映了作者在延安的整个创作的日益自觉的方向。反映崭新的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收录在《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雪里钻》等诗集中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特点。所以作者日后曾总结道：“这个时期，我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注：艾青诗选·自序)。

　　这个变化，首先明显地反映在作者过去喜爱的题材——农村方面。本时期这类诗歌在数量上虽相对少些，但由于革命思想的照亮以及解放区现实的启示，促使作者对祖国的农村、原野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提炼出新的诗意。《河》使人感到，河水只因流经延安，它就具有充沛的生命力。《献给乡村的诗》回忆家乡优美明丽的自然风光和苦涩的生活、不幸的农民之间的不和谐的对照，预言“为反抗欺骗和压榨，它将从沉睡中起来”。这首诗如同站在新的思想的制高点上，回顾过去多年的农村题材的诗歌，作了有意义的概括。

　　这个变化也明显地表现在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唱延安的革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席边区参议会时作《毛泽东》，赞颂伟大的人民领袖；一九四二年的《向世界宣布吧》，驳斥反动派的污蔑，歌颂解放区幸福的斗争生活；一九四三年，怒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作《起来，保卫边区!》号召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下紧密团结，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雪里钻》是作者第一首正面描写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叙事长诗，与前一时期的《他死在第二次》等相比，反映了作者努力歌颂工农兵、无产阶级英雄这题材上的重要进展。但可以看到，正如不少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那样，他们虽然努力地反映新的生活，却由于一段时间内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他们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比较薄弱；艾青这时的诗作，也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随着作者在延安生活的深入和思想的提高，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爱的热烈如果反映出观察的深刻和理解的透彻，它们就能使政治信念化为高昂的形象的诗情。

　　作者这时不仅歌唱延安的生活，他还站在这块西北的革命圣地上，向全国，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作了“黎明的通知”：“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喜悦的“通知”中，包含着作者本人多年来等待“光明”、“温暖”、“慰安”的新切的感受。在延安写的《给太阳》、《太阳的话》两首，也以相似的感受“通知”着人们。它们已不同于前一时期表述的对于太阳、光明的追求、渴慕的焦灼心情，而已经是在抒发沐浴着它的光和热的幸福之感了：“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

　　这一时期作者还以不少诗篇抗议法西斯罪行，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侵略的胜利，如《土伦的反抗》、《希特勒》、《十月祝贺》《敬礼》和长诗《索亚》等，它们保持并发展了前一时期反抗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诗歌如《反侵略》、《时候到了》、《哀巴黎》、《赌博》等的重要特点：诗的形象结合着明确的是非爱憎，以阶级分析眼光看待国际间重大事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坚信反帝斗争的胜利。尤其是在《哀巴黎》、《赌博》、《土伦的反抗》等诗中，作者每写到法国人民，总念念不忘他们是“公社的子孙”，并从中感受力量和信任。作者这种早已开始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在歌颂十月革命的诗篇中得到了更高的激扬。

　　抗战胜利后不久，艾青离开延安到华北，直至全国解放。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主要从事其它工作及参加士地改革，诗歌创作数量较少，后来就收录在《欢呼集》等集内。但其中有值得注意的作品，如《人民的狂欢节》、《人民的城》、《欢呼》等，表现了抗战胜利的欢乐。是祖国、民族的欢乐，也是诗人由衷的欢乐。《人民的狂欢节》中的火把远比长诗《火把》中燃烧得旺盛，象征着人民革命事业的前途；《欢呼》中听到了作者对祖国农村劳动者的从未有过的兴高采烈的欢呼，这是拂去了忧郁后的祝福。《布谷鸟》、《送参军》等诗反映了作者参加土改的忻喜，翻身的农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劳动，人欢车笑奔向似锦的前途，这恰似作者多年来对农民命运的深情关怀赢来了良好的回答。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艾青解放前的诗歌表现出一些重要的特点。

　　他从对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和接近他们的要求出发，十多年来，一直向他们呈献着自己最真切的诗情。从《大堰河》时期起到《布谷鸟》时期止，作者经历了生活思想的重要进展，但每个不同时刻，都为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劳苦者：农民和穿上军装的农民——士兵，写下最真挚的诗篇。他诗篇中的忧虑是因为农民的痛苦，振奋是由于农村的苏醒，欢欣更来自农民的解放。可以说，作者是和他笔下的农村劳苦者一起，感受旧世界的桎梏，经历抗战烽火的锻炼，又共享解放的喜悦、土改的欢乐，是一起在革命的年代里前进着的。说作者的诗歌深切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面貌和时代精神，应该首先注目于他抒写祖国农村的篇章，它们写出了土地受蹂躏的痛苦，也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以至震荡了大地的风运，这正是中国当时农村现实的灵魂。从作者较早的文字中，就可捉摸到他多写农村劳苦者的原因：“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一般的受难者是善良的这观念所产生的”(注：《诗论·美学》)。很显然，这是一种深植在革命的思想情感中的美的观念。到后来，他更明确地号召：“这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着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注：献给乡村的诗·序)。作者正是以大量的诗作实践着这个信念和希望。

　　艾青的诗作，总是蕴藏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他曾在诗篇和文章中多次写到自己的“忧郁”、“忧伤”、“悲哀”等心情，这种忧郁，也的确成为作者的一种感情特色，以不同的形态，回荡在他的不少诗篇里。但是它却不仅是个人的，而具有强烈的社会色彩。作者曾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注：《诗论·服役》)。它不是冷淡的哀愁，而是热切的思虑，它反映了对祖国、民族、人民的爱与艰苦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尚未找到回答前的思虑，它不同于退让的叹息，而是进取的准备。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扰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世界吧!”(注：《诗论·服役》)所以这个感情特色往往给诗篇添加了感染和启示的力量。当然，作者的忧郁也的确反映了出身的那个阶级带来的沉重负担，甚至存在着作者熟悉喜爱的俄国作家笔下农村苦难的折光。作者就曾苛责自己“用的是旧的感情”，未能用“农民的眼光看中国的农村”(注：《献给乡村的诗·序》)。实际上，当上述的矛盾在革命发展进程中，也在作者思想变化过程中解决时，忧郁的感情便只是作为一种回顾偶然闪现，而整个的诗章中，正跃动着快乐、明朗的心声。

　　与忧郁的感情同样存在于艾青诗作中的，是热烈的孜孜不倦的向往、追求和讴歌。这种追求来之于信念，所以即使反映乡村苦难，作者也往往在荒凉中萌出生机，暗淡里透露光亮，沉滞时预示惊醒，而当笔触驰骋于意象、理想的境地时，他的追求的热情便似火般燃烧了。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很多诗作，更是他不少诗篇专门讴歌的主题。这种讴歌使诗篇散发出蓬勃向上的意气，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可以说，没有对光明的追求，便没有艾青的诗。他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注：《诗论·诗》)。这说明作者不倦的追求，既出于内心的渴望，又表现着自觉的意识。这追求正是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以它们激动了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心，即使时代转变了，但仍然能从中感受生命的活力。当然，这追求和讴歌，也的确反映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情绪，但随着生活的前进，作者的思想也不断发展，如果早期还包含着朦胧抽象的观念，那么到后来就日益明确，日益具体，如在延安写的《野火》等诗，在生动的形象中已经含蕴着革命的内容与力量了。

　　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又铭记下他严肃的、艰苦的艺术实践。他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所忽略”(注：《诗论·美学》)。在他的诗歌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带来鲜明的形象，而“毫无遮蔽的感情”(注：《北方·序》)又表现为朴素生动的语言。形象的语言，这密切联系着的诗歌艺术的要素，正是作者不仅在创作中，也在理论文字中努力求其完美的。

　　艾青的诗歌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随着诗歌结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作者认为，“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着世界，一面又通过形象向人解说世界”(注：《诗论·形象》)。他的很多优秀诗作表现出一个特点：往往在一首或一段的最后升起一个意念，或一个思想，但这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他所反对的“浮泛……无力的叫喊”(注：《诗论·技术》)，它是在全诗中孕育起来的，是诗情的结晶，是形象的升华，正是诗歌借以感人的力量所在。这种形象，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和理解的深度。

　　另外，作者笔下的形象，总是具有他极为执着的诗的特点，这在叙事诗中更为明显。写的虽是实在的生活，但手法上常常运用新鲜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而产生的形象却似乎比实生活更贴切。例如写每天惊醒吹号者的，“是黎明所乘的车辆的轮子滚在天边的声音……是他自己对于黎明的过于殷切的想望”(注：《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又如写战士前进在“众人的愿望所铺成的道上……从今日的世界走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每个未来者都将以感激来追忆的道上”(注：《他死在第二次·他死在第二次》)，即精练地写出了战士们的责任感、斗志、战斗的意义，又具有诗的美感。这些形象是奇幻的，它可能受影响于作者曾经接近过的象征派诗歌的重视艺术完美的要求，但却摒弃了它的不可捉摸的臆想，而寻求着来自现实的、社会的诗情。这就使作者笔下的形象，尽管如天之空、似海之阔，却总是紧紧地联系着战斗的祖国的大地。

　　作者诗歌中形象的完成，又经常得益于他的美术素养。他善于用色泽、光采的渲染以至构图、线条的安排来增加形象的鲜明性。这种色调的运用，又不同于象征派诗歌之从文字外壳进行虚造假设，而是从生活本身采集而来，是生活实感与诗歌情绪的结合。灰暗褐黄的色调使现实的苦难更见沉凝，在浓绿翠蓝中会感到希望，当生机蓬勃时，诗歌中又呈现了鲜红与金色。当然，形象的鲜明性远胜于如此简单的概括，它们要丰富得多，而且作者诗歌中色彩的运用，又不仅为了渲染情绪、思想，它还应符合本身独立的美感要求。作者很重视这种艺术的锤炼：“一首好诗里面，没有新鲜，没有色调，没有光采，没有形象——艺术的生命在哪里呢?”(注：《诗论·技术》)所以他的不少诗作，犹如完整的画幅，以协调的光色以及匀称的构图感染着人们。如《手推车》一诗，便是将景、情、光、色、图乃至音响，统一得较完美的例子：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划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诗的形象完全依赖语言的表现。艾青对于自己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便是“适切”、“准确”(注：《诗论·谈谈写诗》)，“最能表达形象”(注：《诗论·诗的散文美》)。所以他坚持必须从生活斗争中提炼，他的语言反映出他对客观现实的认真观察和理解，凝聚着他从中产生的真情实感，又表现了他优异的创造力。他排除对华丽铺饰的模仿，没有古旧的羁绊，也很快摆脱了欧化的影响，创造出朴素生动的富有生命力的语言。他的劳绩丰富了我国新诗歌的艺术语汇，增加了新诗的艺术表现能力。

　　由于作者对语言的上述要求，加上他“不受拘束地表达”(注：《艾青选集·自序》)的愿望，他虽然尝试过多种诗体，但真正使他觉得能适应这激烈变动的生活内容，应该成为新诗的“主流”(注：诗论·诗与时代)，自己写来也得心应手的，则是自由体诗。他擅长以散文式的诗句自由地抒写；他的诗歌富于丰满的形象与诗意，并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脚韵或字数格式的划一，却具有内在的旋律与整齐和谐的节奏。艾青的诗，标志着“五四”以后自由体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又给以后的新诗创作带来了很大影响。

　　第三节：夏衍等作家的剧作

　　抗战前期，除涌现出大量独幕剧、街头剧等小型剧作外，为全民抗战热潮所鼓舞的剧作家们，还创作了相当数量反映军民团结抗日、暴露日寇汉奸罪行的多幕剧。这些剧作大多洋溢着爱国热情，起到了宣传抗日的进步作用，但也存在着以空洞的呼喊和廉价的乐观代替真实戏剧冲突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渐暴露，剧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日渐加深，剧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也有所提高。这时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开始在比较广阔的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揭露国统区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并注意揭示这些现实状况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的剧烈变化。但由于抗日文艺运动在国统区遭到阻碍和迫害，写作和演出不自由，禁忌重重，某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出现了对现实斗争回避或“躲躲闪闪”(注：茅盾：《为诗人打气》，1945年作，收《茅盾文集》第10卷)的现象。

　　夏衍，1900年生，浙江杭州人，他是抗战前期影响较大的剧作家之一。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参预了左翼戏剧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剧本创作则开始于一九三四年。最早的独幕剧有《都会的一角》。一九三六年四月写的“讽喻史剧”《赛金花》，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多幕剧。作者自述此剧的创作意图，是“想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的奴才群像”，“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注：夏衍：《历史与讽喻》，载1936年《文学界》创刊号)剧本以妓女赛金花的活动为线索，对清政府上层统治者李鸿章、孙家鼐、魏邦贤之流的反动腐朽和卑鄙无耻进行了鞭打，借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讽喻，因而曾遭到国民党禁演。女主人公赛金花，原也置于讽嘲的“焦点之内”，但由于作者对她“同情”较多，认为她“多少的保留着一些人性”(注：夏衍：《历史与讽喻》，载1936年《文学界》创刊号)，实际落笔时对她不无赞颂。剧本对义和团的革命历史作用，也缺少正确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对《赛金花》一剧的毛病，鲁迅曾经在《“这也是生活”……》中有所批评。一九三六年冬，夏衍创作的第二部多幕历史剧《秋瑾传》(初次发表时名《自由魂》)，则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比《赛金花》有明显的进步。这个剧本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女英雄秋瑾的壮烈事迹为题材，真实地表现了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对她缺乏警惕和不懂革命策略的弱点也有批评。与此同时，更无情地鞭挞了媚外残内的清朝统治者和汉奸走狗。剧本的戏剧冲突比较集中，主人公的性格刻划比较明朗突出；作者后来形成的简洁、素淡的风格特色，在这部剧作中也初露端倪。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夏衍开始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三幕剧《上海屋檐下》。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不久，抗日统一战线处在酝酿之中，国民党政府被迫有条件释放一批长期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一些革命者经营救陆续出狱，他们中间有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触动了作者，使他写出了这部一度名为《重逢》的剧作。在这个剧本中，作者认真地“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去写作”(注：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剧本》1957年4月号)，有意识地在人物性格刻划和环境描写等方面下功夫，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这个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注：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剧本》1957年4月号)。剧本通过一座弄堂房子里五户人家的一天经历，十分真实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在这黄梅天一样晴雨不定、郁闷阴晦的政治气候中，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沦落风尘的弃妇施小宝，被流氓逼迫去卖淫，她想挣扎，然而四顾无援，终于跳不出邪恶势力的魔掌。老报贩“李陵碑”孑然一身，他的独生子在“一二八”战事中参军牺牲，使他孤苦无依，精神错乱，成天哼着“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酗酒解愁。失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正陷于贫病交困中，偏巧这时辛辛苦苦培植他到大学毕业的老父亲从乡下来了。老父亲满以为这个自幼就被诩为“天才”的儿子，早在上海有了“出息”，实际上“天才在亭子间里面”。儿子儿媳企图用借债、典当把窘状隐瞒过去，强颜欢笑，谁知老父亲耳聋心不聋，私下发觉了实情，立刻托故回乡，临走还把自己最后一点血汗钱，偷偷留给了小孙子。小学教师赵振宇安贫乐命，与世无争，可他的妻子却愁穷哭苦，唠唠叨叨，为讨菜贩的一点小便宜竟至连蒙带唬，关门抵拒。作为剧中主线的，是二房东林志成、杨彩玉一家的故事。林志成是一个工厂中的下级职员，他不仅由于做着亦“牛”亦“狗”的工作而整天耽忧、赌气，更由于被监禁十年、久无消息的匡复的突然归来，使他禁不住良心的谴责。匡复是革命者，是林志成的好友，是杨彩玉的丈夫和葆珍的生身之父。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害了他身体的健康，而眼前的尴尬局面又给了他意外的苦楚和酸辛。彩玉过去是同情革命的少女，为同匡复结合而脱离家庭，可匡复被捕后，孤苦、贫穷的磨难逼得她退却了，她在误以为匡复已经遭难的情况下与林志成结合，变成一个小心翼翼随顺夫权的家庭主妇，生活的奴隶，尽管她的感情还在前夫与后夫之间痛苦的挣扎着……。剧本借助于戏剧冲突所表现的人物这种种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无一不是与那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无一不是那个黄梅天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气候带来的结果。正是通过人物的不幸命运，剧作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提出了深沉强烈的控诉。

　　作者对这群人物的未来还是抱着希望和信心的。他把希望寄托在葆珍等“小先生”身上。孩子们高唱《勇敢的小娃娃》歌，朝气蓬勃，表达了“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的决心。这歌声促使匡复重新振作起来，毅然出走。他声称，这“决不是消极的逃避”，并鼓励朋友们“勇敢地活下去!”他终于是一个革命者，用革命的理想克服了个人生活上的伤痛，走上“救国家”的人生大道。——舞台上从远处轰轰然响起惊雷之声，预示着令人沉闷的黄梅天即将过去。

　　剧作布局新颖而严密，作者把一群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巧妙地拉到一起，使他们的故事齐头并进，却没有一点紊乱的感觉，波澜起伏，紧凑自然，最后达到高潮——匡复出走。能够写成功这样一出“个个角色有戏的群戏”(注：李健吾：《论〈上海屋檐下〉——与友人书》，载于195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他曾经在这种屋檐下生活了十年，剧中的各种人物他都曾经亲眼看到过。因此，全剧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每个人物虽然台词和动作不多，而他们的面貌和特征却都被生动地刻划出来。应该说，《上海屋檐下》标志夏衍在现产主义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抗战头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夏衍先后在广州写成《一年间》(《天上人间》)，在桂林写成《心防》和《愁城记》。这三部剧作，差不多全取材于沦陷的上海。作者在《愁城记》的代序——《一个旅人的独白》中解释说：“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禁抑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在这方面，三剧之中以《心防》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成功。

　　四幕剧《心防》，写成于一九四年五月。它生动地反映了上海沦陷后的最初两年间，进步文化工作者为坚守这个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里的防线”而进行的艰苦、英勇斗争的事实。原来在《上海屋檐下》中弥漫着的那种黄梅时节的阴晦和沉闷的气氛，在这里已被抗战爆发卷起的时代风暴冲破了。主人公刘浩如，是一位具有炽烈爱国热情、高度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精神的新闻记者，进步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上海刚沦陷的时候，他曾准备到后方去，但随即又决定留下来。他意识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死守这一条五百万人精神上的防线，要永远地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远不被敌人征服，这就是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责任!”由于抗战节节失败，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使斗争环境更加复杂、困难。他不仅顶住了敌伪的种种威胁和利诱，而且排除了来自生活方面的干扰，始终坚定不移地站立在“防线”的最前沿。同时，他还善于帮助战友们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鼓励他们增强胜利的信心，坚持斗争。一直到被敌人刺杀倒下去的时候，他所挂念于心的仍然是“咱……们……的防……线!”——这也就是剧本所要表现的主题。由于作者非常熟悉上进步文化界的各种人物，对他们艰苦曲折的战斗情况深有了解，充满同情，其中某些斗争生活更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所以剧本在表现这些战斗场面的时候，就能够取得真实动人的效果，并且能够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把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地刻划出来。剧本也有不足，使人不能充分看到进步文化界坚持斗争的群众基础。

　　因受敌后人民武装和游击队英勇斗争的鼓舞，作者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写成四幕剧《水乡吟》，来表现“叫做‘天堂’的‘鱼米之乡’”的浙西一带农村“在受难……也在斗争”的情景，给观众“带来一些故乡已经春来的消息”。可是，作者不熟悉这方面生活，“不想再在沙上建塔”，于是正面描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有意的把真正想写的推到观众看不见的幕后，而使之成为无可究诘的后景与效果”(注：夏衍：《忆江南》，收入《边鼓集》)。

　　随后写于一九四二年夏的五幕剧《法西斯细菌》(一度改名《第七号风球》)，则是标志夏衍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更加成熟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剧本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国内外某些政治事变为背景，主要通过细菌学家俞实夫由不问政治到“再出发”的曲折的觉醒过程，严正批评了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至上主义，揭露了法西斯主义与人类一切进步事物为敌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当时，《新华日报》曾陆续发表评论文章，赞许该剧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注：颜翰彤：《消灭法西斯细菌》，1942年10月16日《新华日报》)，剧中人物“都有活力与生命”，“它给人们内心的感动不是一刹那的，而是意味深长的”(注：章虹：《谈〈法西斯细菌〉——从剧本说到演出》，1942年11月5日《新华日报》)。它对教育知识分子关心政治、认清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激盛他们投身抗战洪流，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

　　俞实夫与作者其他剧作中的人物相比，塑造得更加丰满、深厚，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象俞实夫那样埋头科学研究不问政治的学者，在旧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是不少的，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中华民族危亡的命运，确实曾促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觉醒。当然，俞实夫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他的觉醒过程处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他为人正直、迂阔，真诚而执拗地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将来”服务，工作勤奋专注。然而，他不问政治，政治却要问他。一九三一年九月，当他获得日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中日关系大破局”的政治形势促使他离开留学的日本回国，虽然他仍然到日本人办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担任预防医学系的研究员。一九三七年八月，继芦沟桥事变后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爆发，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高涨，立即波及到他的家里来；因为他的妻子是日本人，所以在无可厚非的民族感情驱使下女仆坚决辞职，女儿被同学们骂为“小东洋”，……在这种政治形势的迫使下，他只得移居香港，虽然他仍决意闭门研究他的斑疹伤寒之类。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闯进了他的家门，不仅捣毁了他的“科学之宫”，侮辱了他，而且当着他的面残杀了爱国青年钱裕；这血淋淋的事实才使他开始醒悟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于是，他从香港逃回后方以后，决定参加“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进行一次“再出发”，等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再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俞实夫的这个觉醒转变过程，表现得实实在在，令人信服。剧中另外两个对俞实夫起到烘托作用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赵安涛和秦正谊，也刻划得比较真实、鲜明。由于戏剧冲突表出得真实、具体、生动，主人公塑造得突出、典型，剧本的主题也就表达得深刻动人。

　　一九四四年底，作者又写成《离离草》，虽然怀着爱国主义激情和“野火烧不尽”的信心，企图表现东北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剧中斗争生活情景“全出臆造”，因此人物性格浮泛，缺乏真切感人的力量。一九四五年春写成的四幕剧《芳草天涯》，作者意在引导知识分子正确处理恋爱纠纷，以集中精力于抗战工作，在冲突安排和表现人物复杂心理方面，也不乏精巧的笔触。但是，剧本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原谅和同情过多，政治倾向不够鲜明，并且把解决这类纠纷的根本途径，放在确立一个抽象的伦理观念上，过分夸大了爱情纠葛的作用的影响。

　　作为一个不断探索和成长的作家，夏衍在创作道路上虽有曲折，有教训，但主流却是健康的，日趋成熟的。从《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细菌》，夏衍的剧作显露出它独特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剧本的选材紧密配合当前的现实斗争，洋溢着争取民族解放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揭露眼前黑暗和消极现象的同时，总能够指出些光明、积极的因素，向人们透露未来的曙光。其次，在艺术上它既不同于曹禺剧作那样冲突尖锐剧烈、色彩浓重，也不同于郭沫若的剧作那样诗请洋溢、慷慨激昂；它往往用日常生活中那些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构成冲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素、洗练，以一种素描或淡彩画的笔法来表现严肃的主题，揭示时代的本质，使人感到平易亲切，耐于咀嚼回味。其中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契诃夫和高尔基戏剧影响的痕迹。

　　夏衍的剧作几乎全是写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这主要是由于作者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对这些人物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其中的不足，主要如作者自己所说：“在于当作者批评和鞭挞这些旧事象、旧人物和旧性格的时候……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怜惜乃至欣赏了这些弱点”(注：夏衍：《〈夏衍选集〉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抗战前期，宋之的、于伶、陈白尘、丁西林、袁俊、吴祖光、沈浮等，也都是积极从事话剧创作并取得了不同成就的作家。

　　宋之的(1914—1956)，这时期写有独幕剧《微尘》、《出征》，多幕剧《自卫队》、《刑》、《鞭》等，鼓动人民投身抗战，暴露“大后方”城镇社会的黑暗，抨击反动势力。写于一九四年的五幕剧《鞭》，一名《雾重庆》，是作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剧本主要描写了几个流亡到重庆的大学生的沉沦。这群青年是满怀爱国热情跑到抗战“陪都”来的，但生活的压迫，恶浊社会风气的腐蚀，把他们推向没落：沙大千变成来往港渝之间发国难财的奸商；林卷抒见丈夫堕落极度苦闷，愤而出走，不知所终；老艾倒一心要创作，可贫病潦倒，终于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万世修冒充“活神仙”批命论相，攀附国民党权贵充当帮闲；徐曼(即苔莉)生活无着，还要养活弟弟妹妹，被迫当了交际花……。剧本主要通过这群青年的遭遇，描绘出一幅国统区阴冷、污浊的社会图景，不仅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软弱性、动摇性，重要的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政治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此外，剧中还刻划了一个努力上进的知识青年林家棣，虽然由于环境的限制对她所走的道路写得比较模糊，却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与沙大千等的没落相对照的作用，有助于表现主题。赵肃这个人物的设置，可以看到作者开拓剧本反映生活的广度的努力。从袁慕容身上，则形象地表明了作者把沙大千等没落的客观原因，直接归咎于国民党反动政权。

　　在及时揭露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方面，《雾重庆》是当时最早出现的一部成功剧作。沙大千等所经历的矛盾冲突，他们的遭遇，是有现实基础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而且剧本所展示的生活画面比较开阔，时代气息浓重，结构紧凑，错综有致。因此，该剧在重庆等地演出时，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曾引起热烈的反响，收到良好的政治效果。作者由此显示的艺术才能，后来又有进一步发展。

　　于伶(常用笔名尤兢)，是抗战初年曾在上海“孤岛”坚持战斗的一位有影响的剧作家。这时期他写下的作品有《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女儿国》、《杏花春雨江南》、《长夜行》和《大明英烈传》等。这些剧作多以上海的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抗战的主题，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罪行的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艰难困苦和反抗斗争。作品的格调清新朴素，表现形式富于变化，人物对话蓄隽永，但有时剪裁不很适当，显得头绪纷繁。

　　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五幕剧《夜上海》，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剧本以梅岭春一家在“八一三”沪战爆发后的活动为线索，比较宽广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人民的苦难和抗日情绪的增长。它“是上海变成‘孤岛’后最现实的一个剧本”(注：于由：《评〈夜上海〉》，载1939年8月12日《大美晚报》第七版)。开明士绅梅岭春带领一家人逃难到上海，饱经忧患，大儿子和大儿媳被日寇打死，女儿萼辉因感激钱恺之帮助她家进入租界而错把终身托付这个纨绔子弟，结果被遗弃。在这“孤岛”之上，梅岭春一家尽管屡遭打击，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们保持着民族气节，不受敌人威胁利诱，最后决定回家乡跟着抗日游击队去“锻炼，磨炼”。剧本通过周云姑一家以及下层人民颠沛流离的苦难，汉奸孙焕君以及和他勾搭的钱恺之被群众打死与惶惶逃去，表现了人民群众在艰苦环境中抗日情绪的不断增长。剧中这些人物都有现实生活的根据，所反映的一九三九年前后上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是真实而有意义的。情节安排的不够谨严和部分人物性格的不够鲜明，则是剧本的不足。《夜上海》的续集为四幕剧《杏花春雨江南》，主要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岭春一家回到故乡，和当地抗日救国军一起为保护家乡、保护油桐果而斗争的故事。由于作者缺乏这方面的生活经验，更兼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这个剧本的情节基本上是不典型的，而且流露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写于一九四二年的四幕剧《长夜行》，是作者这时期最坚实的一部。剧本主要反映了“孤岛”沦陷前后爱国知识分子与敌伪斗争的情形以及社会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主人公俞味辛和他的爱人任兰多，都是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人生有如黑夜行路，失不得足。”——俞味辛时时以这句话警诫自己，在黑暗重重的环境中坚持下去。无论是生活上的贫病交迫或是政治上的威胁利诱，都未能阻止他们爱国的活动，动摇他们斗争的意志，终于在革命者陈坚的引导下走上更为坚实的道路。此外，剧本还写了卫志成一类小市民的苦恼、抱扎和潦倒，沈春发一类暴发户的冷酷、挥霍和无聊，褚冠球一类过桥名士(汉奸)的卑鄙、无耻和狠毒，韩英一类孤儿寡母的贫穷、愁苦和辛酸。剧中这些人物在当时的上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俞味辛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表现了沦陷区人民不屈服于侵略者压迫的坚强意志，演出时收到良好的效果。

　　《大明英烈传》，是作者一九四一年写成的一部五幕历史剧。剧本以采石矶大战为背景，刻划了刘伯温、苏皎皎、唐力行、秀姑等决心推翻远室、“光复山河”的起义领导者和群众的形象，在宣扬民族意识、鼓动人民反抗侵略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陈白尘当时以擅长讽刺喜剧著称。他很早就写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前后写的《曼陀罗集》、《小魏的江山》、《茶叶棒子》；独幕剧《街头夜景》、《父子兄弟》、《虞姬》和多幕剧《石达开的末路》，受到了较广泛的注意。抗战爆发后，作品更多，独幕剧《未婚夫妻》、《禁止小便》(集于《后方小喜剧》)，多幕剧《魔窟》、《乱世男女》、《大地回春》、《结婚进行曲》、《大渡河》等，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乱世男女》(三幕四场)，写于一九三九年，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部讽刺剧作。作者以尖锐泼辣的笔触，描写了抗战乍起由南京逃到“大后方”的一群都市“沉渣”的形形色色丑态。有人因此指责作者在散布对抗战的“悲观主义”，“只有‘暴露’”。作者回答说：“‘暴露’，在某一程度内是不该被非议的。讳疾忌医，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而一个夸大的，不知自己短处的民族底命运，只有灭亡!”又说：“由于热爱着光明，而对黑暗痛加鞭挞的，是暴露，专意夸张黑暗去掩盖光明的，是悲观，是投降。我热爱光明!”(注：《〈乱世男女〉自序》，上海杂志公司1946年11月复兴第二版)剧中确乎写到象秦凡那样真心抗战的人物，虽然没有展开他的具体活动，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与那些“沉渣”对比的作用。剧本受到的责难，恰恰表明现实生活中果然存在着这些“沉渣”；对他们的鞭挞，于抗战正是一种推动。如果说剧本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对这些“沉渣”的解剖还不够深刻，只能引起观众的嘲笑和鄙视，却不易使观众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些社会问题的本质和答案。

　　写于一九四年的五幕剧《结婚进行曲》，乃是在《未婚夫妻》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它是陈白尘这一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剧本通过女知识青年黄瑛为寻找职业而四处碰壁的遭遇，揭露了国统区社会的腐败。黄瑛不愿做男人的附属品，要做一个经济自主、有独立社会地位的人，为此她走出家门，到处寻找职业。但是，那个社会却根本不给她立足之地，为她准备的“职业”是陷阱和泥坑。她终于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和母亲，“在苦难生活中打滚”。她的丈夫刘天野，也在生活的重压下颓唐下去，以酒浇愁。这就形象地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为知识青年、特别是女青年所安排的前途。无非是不幸和灾难!剧本前三幕闹剧式的噱头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戏剧冲突所包涵的严肃的社会内容，降低了剧作的社会效果。另外，剧本也未能为这些青年暗示一个挣脱不幸命运的办法，似乎只能无可奈何的忍受下去。同年写成的独幕剧《禁止小便》(后曾改名“等因奉此”)，笔锋犀利，富有特色。剧本直接暴露国民党一般行政机关那种浑浑噩噩、腐败不堪的情景。当官的终日享乐，下饭馆、打麻将、捧明星、娶小老婆等不一而足，脑子里装着的唯一公事，就是敷衍上边委员之类的“视察”；高级职员靠裙带关系升官发财，可以整天整月地不来办公；一切苦役则全部压在唯恐敲碎饭碗的下级职员身上。因此，平日在机关里只有几个下级职员虚应故事，他们无精打采地“慢慢儿地做”，一听委员要来“视察”，这才如临大敌，慌乱一团，即如拟一块“禁止小便”的牌子，也会闹得鸡飞狗跳。这些讽刺喜剧在揭露国统区社会面貌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陈白尘的喜剧艺术，后来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有重要的发展。

　　搁笔已久的喜剧作家丁西林，这一时期也以他圆熟的技巧写成《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等剧作，为进步的抗战戏剧增添了光彩。写于一九三九年的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主要嘲笑了国统区上层人物视钱如命以及警察之流趋炎附势、偷鸡摸狗的丑态。剧本生活气息浓郁，构思巧妙，对话饶有风趣，是“五四”以后有数的独幕剧佳作之一。同年写成的四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也颇有特色。剧本通过一个当汉奸的老头子家庭里夫妻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抗战爆发后，社会上层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仅象留学归来的梁治和高中学生梁玉这些热血青年立场鲜明，断然与做汉奸的父亲决裂，就连年事已高的太太，也知道一个人“最要紧是要有气节”，把民族国家看得重于家庭，出乎子女们意料地毅然决定离开上海住惯了的家，和子女们一起走向内地。剧中人物真实，情节紧凑，结构布局上独具匠心。《妙峰山》(四幕剧)写成于一九四年。剧本虽然通过妙峰山寨主王老虎及其部下的抗日活动，寄寓了作者关于政治设施的某些有进步意义的主张，表现出作者的政治热情，落笔幽默，含意隽永；但由于作者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人物和情节，完全是凭空虚构”(注：见《妙峰山·前言》)，因此还缺乏真切感人的力量。

　　吴祖光是当时出现的青年剧作家。他的第一部剧作名《凤凰城》，而使作者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则是一九四二年写成的四幕剧《风雪夜归人》。剧本主要通过京剧名旦魏莲生和官僚姨太太玉春的恋爱悲剧，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在那个畸形的社会里，大官和阔老们把京剧演员当作他们“消愁解闷的玩意儿耍着玩”，可魏莲生起初却“人苦不自知”。妓女出身的玉春，则未被眼前灯红酒绿、婢奴环列的“幸福”迷惑，她从愁苦辛酸的经历中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所处的是受作践的地位。她立意要为自己寻求真正的自由幸福。当她遇到魏莲生这个也是穷苦出身、为人忠厚的年青人的时候，就勇敢地捧献出自己的一片痴情。在玉春启发下，魏莲生也开始醒悟。然而，那个社会是不允许下层人民来安排自己命运的，就在他们约定出走的前夕，悲剧发生了：他们被粗暴地拆散，魏莲生被赶走，玉春被送给另外一个男人。最后，奋斗了二十年仍然无路可走的魏莲生，死在一个风雪交加的黑夜里；玉春也失踪了。对剧中这些苦人儿的生活，作者是熟悉的，

　　而且是满怀同情的。这正是剧本读起来凄楚动人的主要原因。

　　沈浮本时期创作的剧本有《重庆二十四小时》、《金玉满堂》以及《小人物狂想曲》等。这些剧作通过既平凡无奇又波澜起伏的戏剧情节，描绘了抗战相持阶段大后方城镇的社会生活面貌。三幕剧《重庆二十四小时》写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一所普通楼房里的人物和故事。故事的中心是一个从东北流浪到重庆来的既纯洁又脆弱的女青年，在几个进步戏剧工作者的帮助下，识破和摆脱了邪恶势力诱人下水的种种圈套，投入抗日进步戏剧工作。剧中几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而性格截然不同的戏剧工作者的形象，刻划得颇为鲜明。四幕剧《金玉满堂》写的是重庆附近某乡镇一个地主家庭衰败的故事。这个挂着“金玉满堂”金匾的地主家庭，三代人中头两代男人已死去，由女人掌管家产，继承祖业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但第三代“聪明有余”、“道德不足”，不但保持不了财产，连生命也丢了。作者那时对农村的阶级斗争还不明确，某些情节不够真实，但剧本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地主财富造成的罪恶。这两个剧本戏剧冲突激烈紧张，技巧颇为熟练，在重庆及各地上演都取得较好的效果。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沈浮主要转向戏剧及电影的导演工作。

　　第四节：《屈原》及其他历史剧

　　历史剧同新文学的其他形式一样，也是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五四”以来，郭沫若、夏衍、阳翰笙、陈白尘等作家，就曾运用过这种文艺武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历史剧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影响。郭沫若、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人这时期的历史剧，构成现代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疯狂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气焰嚣张，横行无忌。进步舆论遭到严厉压制，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在没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人民大众“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要求难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坚持斗争的革命剧作家转而致力于历史剧的创作，借古喻今，用中华民族以往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史迹，来教育和鼓舞人民，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这一时期历史剧作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诗人、历史学家，既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责任，又从往昔的历史回顾中汲取着斗争的力量与澎湃的诗情。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就曾指出：“文艺的内容断然无疑地是以斗争精神的发扬和维护为其先务。目前的中国乃至目前的世界，整个儿是美与恶、道义与非道义斗争得最剧烈的时代，也就是最须得对于斗争加以维护而使其发扬的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因而也就再没有比现时代更为鲜明，更为迫切。现实，最迫切地，要求文艺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注：《今天创作的道路》，1941年9月6日作，收于《今昔集》)。他随即拿起历史剧这种文艺武器，英勇地投身到这场维护民族生存、争取人民民主的严峻斗争中。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一月，写成五幕剧《屈原》，二月写成五幕剧《虎符》，六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九月写成四幕剧《孔雀胆》，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五幕剧《南冠草》；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剧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荧与侠累、韩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孔雀胆》中的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在这些人物的剧烈冲突当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贪婪狡诈、专横凶残、卑鄙无耻、自私自利的龌龊灵魂；一方面深刻发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英雄义士的高风亮节，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爱国爱民、忠贞刚直、见义勇为、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等高尚品德。与黑暗反动势力坚持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主张坚持节操，是这些剧本从不同角度所表现的共同主题。作者所展示的这一幕幕历史悲剧，与眼前现实是那么相似，因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大大鼓舞了人们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政策、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政，推动了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同志当时曾赞许地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注：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创新，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有真切的了解；但在具体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象过去某些历史剧作者那样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划，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乘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注：鲁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收于《鲁迅书信集》上卷))；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创作家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原，实行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促进新兴的封建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在客观上无疑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相对弱小的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武装并吞，也确实给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主张联合抗秦，反对秦国并吞，又是当时六国人民极其自然而正当的愿望。而且，郭沫若认为，楚国曾有可能统一中国。“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在郭沫若看来，历史没有走这条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他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是作者赋予这个典型的主要性格特征。“在这战乱的年代”，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他之所以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就是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侵吞六国的意图，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淫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可是，即使在这种含冤莫白的情况下，他所拳拳关注的仍然只是祖国和人民。他“沉着而沉痛地”劝诫楚怀王，千万不要因此丢弃联齐抗秦的正确路线，“要多替楚国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他所以愤怒斥责南后，也是恨她因此危害了祖国：“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啊!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对于祖国和人民爱得愈深，使他对卖国集团恨得愈甚，而且终于使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粗暴地撕毁楚齐盟约，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并且下令囚禁屈原。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呼唤着咆哮的风，去“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唤着轰隆隆的雷，把他载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唤着闪电，要把闪电作为他心中无形的长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他呼唤着在黑暗中咆哮着，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发挥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这时的诗人，就象燃烧在黑暗中的一团熊熊的烈火。他渴望“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为祖国和人民“迸射出光明”!《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而这雷电般的斗争精神，又是此时此地诗人爱国爱民思想的最高表现。

　　《屈原》剧中，还刻划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认为屈原辞赋的象征的，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注：郭沫若：《屈原与厘雅王》，收入《今昔薄剑》)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她深知，“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可是，平时看去，她不过是个天真纯洁、谦恭好学的姑娘。只有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才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讨，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桔树同风

　　”的搞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婵娟对屈原的敬爱和维护，形象地表现了广大楚国人民对屈原的态度，从而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她的自私偏狭、阴险毒辣和冷酷残忍，使读者和观众形象地认识到，统治集团中的卖国势力是怎样的一群丑类。南后这个形象的刻划，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反衬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爱国爱民的感情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忠直坚强、坦白狷介的品德，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充分表现。观众和读者从南后之流的阴谋，屈原的被诬陷，齐楚盟约的撕毁，屈原的愤怒呼喊，婵娟的牺牲，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更加坚决地拥护共产党打退反共高潮、挽救时局的正确主张，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划，主题表达，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剧本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譬如，全剧以屈原朗诵《桔颂》开始，结合屈原对于《桔颂》内容的阐发，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负：“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因此，屈原时时以桔树的“内容洁白”、“植根深固”、“秉性坚贞”自励并劝勉青年，要他们“志趣坚定”，“心胸开阔”，气度“从容”、“谨慎”、“至诚”，特别是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与第二幕南后、靳尚策划阴谋时所表现的自私偏狭、卑鄙阴险等种种丑恶心理，形成强烈对比，为随之而来的剧烈冲突做好了准备。婵娟牺牲后，《桔颂》再次出现，首尾呼应。它象是始终回响在一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反复出现，腾挪婉转，以强调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再譬如《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划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正如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说过的那样：“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忿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老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注：许涤新：《疾风知劲草——悼郭沫若同志》，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并可参阅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一文(收入197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一书))其它如屈原吟咏的《九章》、《惜诵》译句，有助于表现诗人蒙受奇耻大辱之初的心情。钓者所唱的民歌《农民困在田间》，表现了劳动人民对饱吸人民膏血的统治阶级的不满。反复歌唱的《礼魂》，则表现了楚国人民对屈原的爱戴。正因为有这些精彩丰富的诗歌，自然而和谐地穿插在剧本中，才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

　　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演出的实践表明，作者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从进步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尽管《屈原》后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但是《雷电颂》的声音仍然回响在整个山城，常常可以听到群众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除《屈原》以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响也很大。《棠棣之花》是在两幕剧《聂荧》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剧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聂政，不再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游侠”，作者赋予了他酷好正义、痛恨邪恶的品德和为民请命、舍己为人的精神；他应承严仲子之托，乘“孟东之会”的时机去刺杀侠累和韩哀侯，与他们“并没有私仇”，主要是由于恨他们“勇于私斗，怯于公仇”，“媚外求荣”，“使横暴的秦国愈加横暴起来”。作者希望国统区人民以聂政为“最好的榜样”，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时，也要严惩国内反动统治者，“高举起解放的大旗”，不惜用“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虎符》写成于《屈原》之后一个月。作者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塑造了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刚强的女性——如姬的形象。与此同时，作者还塑造了魏太妃这样一个贤明的母亲的形象，突出表现了她对信陵君、如姬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作者说：“有一次周恩来先生在我家里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亲写成剧本?我受了这个怂恿，也曾经考虑了一下，便率性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注：郭沫若：《〈虎符〉写作缘起》，收于《沫若文集》第三卷)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已形成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同作者早期的历史剧相比，它们不仅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浓厚的诗意、炽烈的热情等一惯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实的现实基础，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坚定的理想。无论是聂政刺杀侠累动机的升华，或者是屈原所表现的与反动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和终于出走汉北；无论是如姬临死前在她父亲墓前的自白，或者是宋意在高渐离启发下夤夜“冒着大雪远走江东”去同那里人民相结合的行动；都可以鲜明地显示出郭沫若历史剧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这种发展和成熟。

　　这时期在历史剧方面取得成就的作家，还有阳翰笙、欧阳予倩和阿英等。

　　阳翰笙除写了《塞上风云》、《两面人》(一名“天地玄黄”)等现代题材的多幕剧以外，更先后写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和《草莽英雄》三部历史剧。《李秀成之死》写成于一九三七年。剧本主要描写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拚死保卫天京的故事，当时具有一定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天国春秋》，是作者的代表作，脱稿于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九四一年九月。作者说：“当时我为了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和暴露他们阴险残刻的恶毒本质，现实的题材既不能写，我便只好选取了这一历史的题材来作为我们当时斗争的武器。”(注：阳翰笙：《〈阳翰笙剧作选〉后记》)剧本的发表和演出，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个任务。

　　“杨韦事变”，是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一个转折点。剧本即以这个事变为线索，塑造了杨秀清、韦昌辉、洪宣娇等形象。杨秀清被刻划为太理天国的“柱石”，他虽然有时待人过于严格，又失于大意，但他是太平天国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代表，身负军国重任，办事认真坚定。韦昌辉在剧本里是一个政治投机家和阴谋家的形象。这个本来“挺有钱的大富翁”，靠投机革命起家而窃踞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权位——“北王”，定都南京以后，故态复萌。他不仅勾结富豪，贩运私货，霸占人妻，腐化堕落，而且容纳内奸，耍弄阴谋，挑拨离间，构陷忠良，制造了残杀杨秀清以及太平天国二万多将士的大惨案，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并且促使太平天国进一步的严重分裂。被刺杀的杨秀清临终时“怒指韦昌辉”，发出愤恨而痛苦的斥责：“……你为什么竟对我下这样大的毒手，你竟一点儿也不念兄弟的情份，一点儿也不顾天国的前途!你，你，你还算是一个人吗!”洪宣娇，是一个对事变负有很大责任而最后忏悔了的人物形象。她由于妒忌的私情和刚愎的性格，被韦昌辉利用，成了杀害杨秀清的帮凶。剧的结尾，当事变的惨重后果使她悔悟的时候，她喊出：“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惨杀!……我们真是罪人!……十恶不赦的罪人啊!”

　　剧中演出的“杨韦事变”，使观众和读者自然地联想到刚刚发生的皖南事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柱石；而阴谋“聚歼”新四军军部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是同韦昌辉十分相似么?在那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的关头，正是他们这帮顽因势力，不顾民族大义，不仅腐化堕落，贪脏枉法，陷人民于水火，而且策划阴谋，诱杀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因此，这个历史剧的演出，也曾引起强烈反响，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动实质，鞭挞他们反共卖国的滔天罪行，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杨秀清对韦昌辉的斥责，体现了周恩来同志“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意，表达了党和人民的义愤；洪宣娇的忏悔，对那些被利用者和受蒙蔽者的悔悟，也不是没有启迪作用的。不过，剧本贯穿的爱情纠葛，有些过于突出和夸张，多少削弱了所要表现的主题。作者后来解释过，那是为了通过“审查关”不得已加上的“一番渲染”(注：阳翰笙：《〈阳翰笙剧作选〉后记》)。

　　《草莽英雄》，一九四二年十月脱稿。剧本取材于辛亥革命前夕川南保路同志会与丧权辱国的清政府进行英勇斗争的悲剧故事，塑造了罗选青和陈三妹等人民英雄的形象。他们在斗争中虽然表现了可赞颂的坚贞不屈、无所畏惧的气概，并且一度干得轰轰烈烈，但是，由于他们对隐藏内部的敌人丧失警惕，一俟取得了一定胜利，又头脑膨胀，不听忠言劝诫，以致误信敌人诈降，终遭暗算；不仅罗选青重伤身死，而且把辛苦经营的革命的事业毁于一旦!罗选青临牺牲时对同盟会会员唐彬贤说：“你快点设法去告诉孙文先生……那些扯起旗子反清廷的，还有许许多多是来混水摸鱼的一些狗杂种!请他千万当心!”作者通过这个西南地区人民尤感亲切的历史教训，启发和教育观众：在抗日统一战线当中，也要警惕那些“混水摸鱼”的家伙，如不对他们的阴谋诡计及时展开斗争，也会危及正在坚持的抗战的前途。

　　抗战爆发后的一九三七年初冬，欧阳予倩曾“怀着满腔忧愤”，取孔尚任《桃花扇》传奇的轮廓改编为京剧；一九三九年把它改编为桂剧上演，轰动一时；一九四六年又编为话剧。剧本以李香君和侯朝宗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成功地刻划了秦淮歌女李香君等下层人物的形象，赞扬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而“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注：欧阳予倩：《〈桃花扇〉序言》)。一九三九年以后，作者还写过《越打越肥》等四五个独幕剧，多是“讽刺腐败的国民党人的”(注：欧阳予倩：《〈欧阳予倩选集〉前言》)。到一九四二年，作者则成功地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忠王李秀成》。

　　欧阳予倩认为，“历史戏究竟是戏，不是历史”(注：欧阳予倩：《〈桃花扇〉序言》)，因此，他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受某一种史料的拘束，而是根据自己对人物及其所处时代的理解，表现自己确定的剧本主题。在《忠王李秀成》里，作者是把李秀成作为一个“始终忠贞坚定，绝无动摇”的革命英雄来着力刻划的。关于主题，他说：“革命者要有殉教的精神，支持民族国家全靠坚强的国民，凡属两面三刀，可左可右，投机取巧的分子，非遭唾弃不可，我写戏奉此以为鹄的。”(注：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自序》)剧本开始，太平天国即已处在曾国荃围困天京的危急境地中，而天王却仍然对李秀成猜忌不已，那些皇亲国戚采用种种卑劣手段，争权夺利，分裂革命力量，使李秀成挽救太平天国的一个个计划均无法实行，只能在日益颓败的形势下坚持苦斗，直至天王自杀，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作者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成功地塑造了“忠王”这个典型性格，从而说明：太平天国根本不是败于清朝和帝国主义，而是败于内部的分裂——奸佞的当政和叛贼的出卖。剧本的这个主题，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大大有助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祸国本质，有助于宣传和贯彻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剧本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全剧人物虽多，篇幅虽长，但都紧紧围绕刻划李秀成这一形象而着墨，集中突出，生动感人。此外，由于作者多年参预戏剧演出，实践经验丰富，在设计布景、灯光和场次转换等方面，巧妙地采用了戏曲和电影的某些手法，因而增强了剧作的艺术表现力，这对话剧创作来说也是值得重视的创新。

　　在沦陷后的上海“孤岛”，也有一些作家努力于历史剧的创作，为抗战服务。阿英是突出的代表。他用魏如晦的笔名，先后写了南明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三部，都着力宣扬民族气节，对沦陷区人民坚持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斗争，起了很好的鼓舞教育作用。

　　《碧血花》(四幕剧)，一九三九年写成，又名《葛嫩娘》。此剧以《明末遗恨》之名由上海剧艺社在“租界”初次上演时，曾产生很好的效果，“以至场场客满，连演三十天，每一场观众情绪全提到顶点”(注：李宗绍：《一年来孤岛剧运的回顾》，载《戏剧与文学》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25日)。剧本的主人公葛嫩娘，原为沦落秦淮的妓女，在南京城破的国家危亡关头，她毅然同情人孙克咸共赴闽浙一带参加抗清义军，苦战数年，终因兵败被捕，壮烈牺牲。全剧冲突紧紧围绕刻划葛嫩娘的性格展开。在孙克咸留恋难舍、踌躇不前的时刻，她先欲自刎，后允同行，促使孙克咸最后下定决心投奔义军，奋起抗清；在郑芝龙叛意已露，坐视不救的时刻，又是她蔑视豪强，理直气壮地怒斥这个卖国奸贼；特别是在清兵统帅博洛的威胁利诱面前，她虽然身在缧泄，但毫无惧色，痛骂不绝，竟至嚼断自己舌头，愤而唾敌!这些冲突，有力地突出了葛嫩娘强烈的爱憎感情和不可屈侮的高尚气节。

　　《海国英雄》(四幕剧)，一九四年写成，又名《郑成功》。作者说，在他的几部剧作中，此剧“历时最久，所经过的艰苦也最多”(注：魏如晦：《〈海国英雄〉自叙》)，而且，他“始终是在极度的敬意下，审慎而又审慎地写下了每一行的”(注：魏如晦：《〈海国英雄〉自叙》)。对郑成功这位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作者通过他延平前线杀敌、与其父卖国贼郑芝龙决裂、攻打南京、退守台湾等情节，“竭尽所能的强调的表扬了郑成功一生最伟大的精神，即是：‘不为威逼，不为利诱，刻苦，耐劳，忍受人间一切的惨痛，不为最大的失败灰心，为公忘私，为国忘家，不屈不挠，苦斗到底，一个韧性的恢复故土的伟大的意念与实践精神’!(注：魏如晦：《〈海国英雄〉写作杂记》)

　　正因为剧本形象地表现的这种精神，同当时沦陷区人民渴求解放的心情是合拍的，所以上演时受到进步文艺界的广泛支持，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当时仅各报刊推荐此剧的文章，就发表了近百篇，盛况“并不亚于，甚至可以说超过了《碧血花》”(注：魏如晦：《〈海国英雄〉自叙》)。

　　《杨娥传》(四幕剧)，写成于一九四一年年底。杨娥也是明末的一个爱国女义士，据有关史料记载，她和其夫张小武，并为永历帝护卫。在小武殉国、永历帝被吴三桂害死之后，她为了雪国仇家恨，伪设酒店于吴府西侧，谋划刺杀这个卖国奸贼，虽然这个计划没来得及实现她就病倒身死，但这种精神是感人的，鼓舞观众和读者为眼前的国仇家恨去茹苦含辛地进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