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都市漂泊者和漫游者

　　

　　齐振飞在京师大学尽量把工作安排地紧张而充实。他有时用英文授课，以便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他介绍国外的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耐心解答学生的问题。国外学者到京师大学讲学，有时他被叫去充当翻译。他尽可能参加学校主办的各类相关的大小学术会议。他用中、英文撰写一系列学术文章（关于国际前卫艺术、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诗学，中外电影研究，等等）。有时他应邀去北京其他学校演讲。

　　2001年春季学期，齐振飞在京师大学讲授一门“符号学与文艺理论”。这是他近年来的研究领域之一。他想给同学们讲述自己的文艺思想。课上有四十多个学生，他们是中文系的四年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

　　他说，我们日常汉语中的观念如“想象”、“抽象”、“象征”、“形象思维”，等等，总离不开一个“象”字。他就从中国的“象”字开始讲解符号学理论。他首先从中国古代的“群经之首”《易经》讲起。他引用一系列经典论述。

　　《易•系辞传》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古者包曦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天地，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老子《道德经》：“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王弼论及言、意、象的关系：“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孔颖达有关于“实象”与“假象”的分类。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讲道：“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成道谓之象。”

　　王夫之曰：“乃盈天下者惟象也。”

　　刘熙载论述“按实肖像”和“凭虚构象”两种再现方法。“赋以象物，按实肖像易，凭虚构象难。”

　　讲到古代西方时，齐振飞提到了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义》。书中他论及各种象或符号。有自然的符号，有人造的符号，等等。他又介绍中国哲学里的“名”与“实”的有关论述。从古到今，文艺理论的根本问题围绕着一系列的关系：道与象，道与器，符号与意义，真实与想象，艺术与现实，现实与再现、模仿、仿真、戏仿。最后他讲到符号学在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科里的重要性。他在课上力图阐述他的艺术观点。

　　几个星期下来，齐振飞一直尽心把课讲好，可是很多学生们似乎不感兴趣，在课堂上面无表情。有的打瞌睡，有的看书，手机时而响起。齐振飞疑惑不解，不知其中原委。这些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怎么这个态度？

　　一次下课后，两个男学生走过来。一个学生是赵勤思，硕士生，来自河北邯郸郊区。看上去三十出头的年龄，憨厚朴实。另一个是魏长浩，硕士生，来自四川。他二十四、五岁，聪颖灵秀。赵勤思从小喜欢看小说，尤其中国古典小说，钟爱《三国演义》、《水浒传》。他打算硕士论文比较和研究中西叙述理论。魏长浩对现代思想史有浓厚兴趣，特别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的问题。

　　齐振飞开门见山地问他们：“实话告诉我，我的课是不是很枯燥？”

　　赵勤思回答：“我们对您讲的非常感兴趣。可惜很多学生心思不在这。那些大四的学生琢磨着毕业的事，有的在联系工作，有的已经找到工作，有的在准备考研究生，有的联系出国。”

　　魏长浩说：“很多人觉得理论太抽象，没兴趣。一般本科生喜欢读文学作品。有些人毕业后当编辑、记者，有些人当老师。搞文艺理论的不多。你对他们讲是‘对牛弹琴’，大才小用。我们两个是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所以特别喜欢听您的课。”

　　赵勤思说：“您讲课完全是开放型的 ，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投入，很不一样。”

　　齐振飞说：“是吗？我看学生都快睡着了。”

　　魏长浩笑着说：“齐老师，听您讲课真有意思。看得出来，有时候您用中文表达有困难，找不到恰当的词。”

　　齐振飞说：“是的。很多东西当初是用英文学的，到现在也不知道相应的中文词。 在美国写作和教课自然都用英文思考和表达。所以在国内讲课时，经常需要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有的时候不知怎么翻，有的时候更糟糕，脑子一片空白。”

　　赵勤思说：“齐老师，我虽然是学生，可是不比您小几岁。我三十多岁了，有老婆孩子。小魏年轻有为，一个人，没有牵挂。他一路科班出身，基础扎实。我大学毕业后，在邯郸当了好几年中学老师。”他还说，如今他妻子就在北京，每天她卖早点，想请齐振飞和魏长浩去她那里吃早点。齐振飞和魏长浩欣然答应。

　　第二天早上，赵勤思带齐振飞和魏长浩去吃早饭。在学校东门外向北一多百米处，他的妻子韩秀英和小姨子小红摆一个露天饭摊，卖早饭、包子、烧饼、油条、豆浆、豆腐脑、馄饨汤、茶叶蛋。这里有一些简易桌子和椅子，不少民工在这里吃饭，桌子椅子不够，他们便蹲在地上吃。这附近有人卖盗版光盘，卖日用小百货。旁边有一个廉价低档的小旅馆，不时有打扮妖艳而庸俗的年轻女子出入其内。

　　韩秀英见到齐振飞和魏长浩喜出望外，热情地接待她丈夫的老师和同学。她看上去是个率直、大方、朴素的河北农家女子。

　　韩秀英说：“勤思能考上京师大学很不容易。他笨手笨脚的，啥也不会，就会看书，我舍不得他一个人来北京上学。我把孩子留给婆婆看，自己带上妹子跟勤思来北京。勤思一个月那三、四百块的生活费，养不起一家人。所以我和妹子摆一个摊，卖早点，赚几个钱，一家人有点收入。”

　　齐振飞问：“在北京还习惯吧？”

　　韩秀英说：“刚开始不行，老想家，现在习惯了。我们希望勤思毕业后能留在北京工作。北京是大地方，我们想搬过来。华北年年大旱，庄稼收成不好。我们不想一辈子留在乡下。”

　　韩秀英的妹妹小红，十六、七岁的年龄，穿一个红色上衣，系一个白围裙，梳着一对小辫子，红扑扑的圆圆的脸，笑起来很甜。她刚上完初中，不愿意留在贫穷的家乡，想跟姐姐出来做事。

　　他们三个男人一边吃，一边聊。不一会话题从学问转到时局和政治。赵勤思忿忿不平地说：“齐老师，您在美国生活很多年，您说说，美国为什么总找我们麻烦？他们在南斯拉夫炸我们的大使馆，侦察机跑到我们的近海搞间谍，撞毁我们的飞机。他们遏止中国，把中国当成敌人。美国太霸道了。”

　　魏长浩激动地说：“我们中国在道义上可以做世界领袖。以前，我们是文明古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近代历史上，我们曾经是被压迫民族，被侵略，是受害者。我们反霸权，反强权，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和国家站在一起，赢得许多国家的尊重。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反帝、反修、反殖，号召第三世界人民闹革命，不怕大国强国，打游击战，‘农村保包围城市’。如今，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一定会很快成为世界一流大国。”

　　齐振飞开口：“对地缘政治我一窍不通，我算是个‘世界主义者’吧。小时后我们被灌输‘共产主义’，‘国际主义’，长大后我生活在外国，所以我对国土的概念比较淡泊。中国古代就有‘小康’和‘大同’之分。中国在现阶段号召人民‘奔小康’，因为中国穷，但是人类最终的目的和理想是‘世界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很值得研究。他设想了一个无阶级、无国家、无私有财产的大同世界。

　　赵勤思说：“齐老师，您说得对。只是这口气难咽。您到底是文贯中西，见的多，看的远，想的深。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太狭隘，影响我们的思维。以后要多向您学。”

　　魏长浩说：“以前人们真理想化，居然发明了‘世界语’，还有人学。这种语言永远不会流行。现在世界上说英语的人最多，以后说中文人的会越来越多。”

　　赵勤思说：“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其实是一个相当开放、容忍的国家。我们不会应为宗教、种族、肤色去迫害、歧视一个民族。孔子说：‘有教无类’，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按照文明的规范行事，就可以相安无事。我们中国有个‘天下’的概念，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三人热烈地谈着，韩秀英说：“你们吃点东西，别只顾说话。”她又端上豆腐脑，茶叶蛋，包子给他们吃。

　　齐振飞说：“小韩，别忙了，我们饱了，吃不了了。”

　　韩秀英说：“多吃点。齐老师，我们勤思笨，脑子转不过弯来，请您以后多指教他。”

　　齐振飞说：“瞧你说的。可以看出，勤思是聪明人，日后前途无量！以后你就享清福吧。”

　　韩秀英说：“我这辈子不指望他享清福、挣大钱。我喜欢他有学问、实在。”

　　不知不觉，三人谈了近两个小时。赵勤思和魏长浩上午还有课，齐振飞想去学校东门对面的“学生之家”买几本书。于是他们起身离去。齐振飞把他和魏长浩的饭钱给韩秀英。韩秀英起初不肯收，想请他们吃饭，齐振飞一再坚持，韩秀英只好把钱收下。

　　在学校忙碌了一周之后，齐振飞想换换脑子，放松一下。每逢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他搭乘的士去位于工人体育场北门的哈瓦那酒吧。今天也不例外，他又来到此地。他喜欢这里每天播放的拉丁舞曲，他可以结识新朋友，找到舞伴。那里的老板是个新疆人，客人可以吃到新疆风味的洋肉串。客人里有中国人，但更多是外国人。

　　两周前齐振飞在此认识了一个新舞伴，她是一个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的法国姑娘，叫玛格丽特。今天他们不约而同地到来。两人一起跳了几支舞曲。跳完齐振飞走下来休息，坐下喝啤酒。

　　旁边的一个男子说：“你跳得真好！拉丁舞跳了多久了？”

　　齐振飞转过头，发现了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中国男子。他看上去三十出头，带一副黑边眼镜，中等个子，留着长头发，略显消瘦。他的穿戴仪表显得与此处的环境不甚融洽，稍嫌土气，一看就不是此处常客。这里也有许多中国客人，但是他们大多在外企机构工作，在此地从容自得，如鱼得水。

　　“跳了差不多两年了。挺喜欢跳的。这是一种放松休息的好办法。你常来这么？我好象以前没见过你。”齐振飞回答。

　　“来过一两次。我不会跳。我的外语口语不好，不会跟老外聊天。对了，我叫李士节。”他们此互相介绍。

　　“我是齐振飞。幸会。”

　　“幸会。”

　　“你是不是喜欢这的气氛，喜欢在这坐一坐？”齐振飞问。

　　“我是想找感觉。”

　　齐振飞听后一怔，问道：“找感觉？找什么感觉？”

　　“哦，还没来得急跟你说，我在写一个电视剧剧本，有一组分镜头，描写的是这种场合。”

　　“是嘛。我也正在酝酿一部小说。咱们是同行，应当多聊聊。”

　　李士节说，他的剧本基本写完，已经交给北京紫光影视公司的一个朋友，看看能不能用。他来自哈尔滨。原来在大学是学哲学。毕业后不愿意呆在东北，不喜欢在什么学校、报社、机关工作，便只身到北京闯荡。他来北京五、六年了，属于“北漂集团”。没有固定工作，每周去一家公司工作三个下午。平常在家自己找活干。有时给报纸或杂志写点报道或短篇文章，有时翻译一点外国文学。他说他的英文口语水平等于哑巴，可以抱本字典作笔头翻译，但是不能开口对话。最近两年，他开始写电影和电视剧本，期盼成功的机会。

　　齐振飞问李士节：“我能不能问你：你的本子大概写的是什么？你可以不回答。”

　　李士节说：“可以告诉你。剧本大概讲的是一个北京模特公司的故事。老板是个男的，中国人，英俊潇洒，腰缠万贯。模特来自世界各国。故事中有一个镜头是老板和他的一个欧洲模特在酒吧跳拉丁舞。所以我想来这看看。”

　　“有意思。看来你的戏走的是跨国爱情的套路。”齐振飞说。

　　“这是当前国内影视的一个卖点。”李士节说。

　　两人这么谈着。时间已完，而意犹未尽，便约好明晚一起去兆龙饭店对面的“一千零一夜”阿拉伯饭馆吃饭，看肚皮舞。李士节说他也请他的一个同乡好友一起来。

　　第二天，李士节果然和一个年轻女子一起来饭馆聚会。她是一个明眸大眼、光彩四射的北方姑娘。齐振飞觉得她眼熟，好象在哪见过她似的。寒暄之后，他们边吃边谈。女子是李士节的哈尔滨同乡、“北漂集团”成员裴冬梅。她的父母在哈尔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按理说，母亲退休时，她本来应该去工厂接母亲的班。可是她不愿意留在老家。她从小性情活泼好动，在小学、中学里演戏、唱歌、跳舞。高中一结束，她一人来北京演艺圈闯荡。她在几部独立拍摄的艺术片里扮演角色。这些片子至今还没有在国内公演。

　　齐振飞突然想起他在美国的一个中国电影节上看过她出演的两部片子。她的角色深深得打印在他的脑子里，不能忘怀，挥之不去。在一部片中，她扮演一个三陪小姐，表现得惟妙惟肖。在另一部片中演一个刚离婚的少妇。影片中，她演的女子特别让人产生怜爱、同情之心。许多她的特写镜头烘托出一个性感、美丽、叛逆的性格。两部片子在国内没有公演。其中一部片子只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放映过一回。她在非主流电影里出场，一直没有在商业电影电视里扮演过角色，所以只有小圈子里的人知道她。

　　言谈之中她富有表情，讨人喜欢，颇有东北人泼辣大方的特点。她和李士节的隐隐的东北口音，齐振飞听起来很有味道。他惋惜自己小时候在北京长大，不会说任何方言。目前裴冬梅没有固定的职业，不愿去某个单位工作，因为一旦有了片子拍，便需要全力以赴，不可能请假停止上班。她平日靠什么维持生活哪？齐振飞纳闷。

　　齐振飞说：“我跟你们这号人在一起特高兴。象我这种人的生活四平八稳，有安全感，可是平淡无奇。你们呢，为了追求艺术，好象不识人间烟火，牺牲太大。”

　　裴冬梅感叹地说：“是呀。有时真让人难熬。中国的清规戒律太多了，限制太多，搞纯艺术费力不讨好。看样子，大家都得搞点商业的东西，以商业养艺术，要不然实在没法坚持下去。”

　　吃饭时，裴冬梅的手机响好几次，她不停地接电话，往外打电话。她说，吃饭饭后她要和几个朋友去桑拿洗澡，然后去“人间地上”夜总会玩。齐振飞觉得实际生活中的她有点象她在戏里扮演的角色，她的举止言谈有点三陪小姐的俗文化的韵味。她是个谜，令人摸不透。齐振飞察觉，李士节暗中追求裴冬梅，可是裴冬梅不大理会他。她是不是绑上了一个北京大腕？

　　餐馆的装修颇有穆斯林风味，身处其境，似乎生活在另一国度。晚上一共有四个新疆舞娘，差不多每隔二十分钟，轮流表演肚皮舞。她们的舞姿热烈美妙，在音乐的伴奏下，牵动着顾客的情绪，使他们赏心悦目。齐振飞、李士节、裴冬梅品尝着羊肉串、牛肉串、水果沙拉、馕，沉浸在的轻快的气氛之中。他们说要吃遍城里的新疆饭馆，日后一起去阿凡提餐厅、红玫瑰餐厅，还要结伴去新疆旅游。他们看完最后一个舞娘的表演，直到曲尽人散，才离开。

　　和李士节、裴冬梅吃完饭回到家后，齐振飞接到白石的电话。白石通知他杨之江在“老北京画廊”举办个人展，明天下午是开幕式，建议他去。白石说杨之江自然会在场，很多艺术圈内的人也会来。去年杨之江在匹兹堡市参加一个艺术展览时，齐振飞与他相识。第二天，白石和齐振飞一起来到“老北京画廊”。杨之江还是老样子：剃着光头，目光炯炯有神。几个朋友相见甚欢。杨之江说，这工夫他忙，要应付的人太多。希望晚上去三里屯喝酒，慢慢聊。

　　杨之江的老家是重庆，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他先在北京一所大专的艺术系作讲师，觉得工作中束缚太多，行动不方便，半年后干脆辞了职，自己干，进行独立创作。他开一辆黑色桑塔那轿车，住所和工作室在通州。他主要搞摄影和装置艺术。齐振飞 一直欣赏杨之江的作品，尤其这次展览的摄影作品《都市风貌》系列。他的作品将新旧北京并列拼杂，既诙谐幽默，又沉重深刻。照片被电脑技术处理后重新排列组合，讲述了一个日益现代化的大都市，同时作品折射了几代人的记忆、怀旧、和正在消失的历史。他和许多来自外地而留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样，有着不修边幅、我行我素的性情 。

　　齐振飞和白石、杨之江晚上一道去三里屯酒吧街喝酒。天气暖和，这些酒吧都在露天摆下桌椅，招揽客人。习习晚风吹拂，令人凉爽舒服。闪烁的灯火之下，各色各样的中外人士来到此地，坐在露天，畅饮谈天。

　　他们三人找了一个桌子坐下，齐振飞问俩他想喝什么。他为杨之江要了一杯红带威士忌，为白石要了一杯蓝带威士忌，为自己要了一杯马丁尼。他们一面喝酒，一面观看来往的客人，一面漫无边际地神聊起来。今天三个单身男人谈论的题目，无非是艺术和女人，尤其是艺术圈内的逸事和他们认识的女人。杨之江酒后话多，讲起话来眉飞色舞。齐振飞生活在戒律森严的美国学府，说话小心谨慎，生怕有“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可是中国的艺术家们能够大言不惭，无所顾忌。尤其是他们的大男人主义，在美国大学里一定会惹出麻烦。不过今天齐振飞无所忌讳，任凭他们二位说。

　　一个街头画家走过来，问他们要不要画肖像。齐振飞大笑，说：“你可找对人了。他们俩是你的同行，中央美院毕业的。这位是杨之江，这位是白石。”

　　街头画家听了后有点不好意思，说：“两位大名听说过。今天有幸遇到两位。我以前在湖北美院学画，一直没机会认识你们。”

　　杨之江把街头画家的几幅人物素描拿来看了看，说：“画得不错嘛。挺有功底的。”

　　画家进一步问：“您要不要来一张？”

　　白石说：“算了吧。他如果要画象，早画了，等不到今天。”

　　画家说：“行。我先做走了。”他离开了。

　　齐振飞感叹地说：“你们是成功的艺术家，和尚未成功的有天壤之别。你们真幸运。”

　　过了一会，迎面走来一个仪态风骚的年轻女子。从她的穿着打扮和举止，杨之江马上认出她是个风尘女子。他招呼她过来，已有几分醉意，劈头盖脸地说：“

　　小姐，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有需要我跟你联系。”

　　女子把她的电话号码抄给杨之江，然后走去。

　　杨之江兴致高昂，滔滔不决地打开话匣子，说：“我的下一个摄影作品系列是《都市流民》。作品已被选中参加明年的一个亚洲多国巡回展，参展艺术家和展地包括韩国、泰国、日本、新加坡。这么多人涌入大城市谋生，会造成各类问题。我想捕捉他们的生存状况、日常生活、以至个人情感。所以我要在城市里到处游荡、结识三教九流。像刚才路过的那种女子，我也认识不少。”

　　白石说：“到时我会写一点关于这个多国展览的评论。那几个地方的策划人已经跟我打招呼了。”

　　杨之江说：“振飞，新北京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城市。它的方方面面，你肯定还没看到。”

　　齐振飞说：“是。北京这二十年变化极大，那么多的新地方我没去过。”

　　杨之江说：“对了，振飞，北京的夜景你看的不多吧？我带你走几个地方，让你开开眼界。白石，咱们一起走。”

　　白石说：“怎么说呢，我最近在山东济南认识一个姑娘。振飞知道。我挺喜欢她，她明天到北京来和我聚一聚。今晚我就不陪你们了。你带振飞出去转一转。”

　　杨之江说：“有这么回事？新闻。认真了？好，我不搅和你的私事。我还是老光棍，无事一身轻。振飞，跟我走一趟，愿意么？”

　　齐振飞说：“行，看看北京的夜景，散散步。我在北京的街头也应当做点民俗学的田野作业。”

　　两人和白石道别，坐进杨之江的桑塔那轿车，离开三里屯。

　　汽车经过雅宝路。这一带具有浓厚的俄罗斯风味，那里的商店、饭馆、花店、和酒吧的招牌使用中俄两种文字，街道漂亮整洁，欧洲风情十足，人们行走在街上，经常听到俄语，仿佛置身异域。大批俄罗斯商人往来此地。

　　杨之江带齐振飞来到“群星夜总会。”（此处场所如今不复存在。）夜总会正门上面的大大小小的星状霓虹灯一明一灭，好像是对来客殷勤地眨眼献媚。外面聚集着许多出租车，等候乘客。

　　两人一进入夜总会，齐振飞被所看到的场景惊呆了。大约有几十多位前苏联和东欧的姑娘和同样多的亚洲女孩散坐在各处。她们的发色有金黄色的、亚麻色的、红色的、黑色的，眼睛有黑色、蓝色、灰色、绿色，身材高矮胖瘦各自不同，身穿耀眼裸露的衣服，构成一个五彩缤纷的小世界。那些亚洲姑娘中有不少蒙古人，她们能讲很少的汉语，和中国姑娘比起来，他们显得骨架更大，脸更圆。舞池里，一群男男女女扭动躯体跳舞。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齐振飞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杨之江和齐振飞坐在吧台前，点了嘉士伯啤酒，一边喝一边观察。姑娘们在那里聊天、喝酒、抽烟、跳舞。男客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时值五一节长假期间，有个别外地的中国游客听朋友介绍，也慕名来到北京的群星夜总会。眼前的场景让齐振飞看得眼花缭乱、心惊肉跳。

　　过了一阵，一个亭亭玉立的俄罗斯姑娘走到齐振飞面前和他搭讪。她用蹩脚的英文和齐振飞慢慢交谈开来。她说她的名字叫卡佳，来自俄国远东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一周前到达北京。她今年二十四岁，没结婚，没孩子，在共青城是一名儿科医生。她指着坐在远处的一位俄罗斯年轻女子，说：“看，那是我的朋友、室友安娜。安娜也是一名儿科医生，但是很不幸。她有一个孩子，丈夫没有工作，整天喝酒，是个没用的人。这次是安娜第二次来北京工作，是安娜介绍我来北京的。”

　　卡佳又说：在俄国远东地区她虽然是医生，收入却很低。所以，很多俄罗斯女人去外国工作。她说她喜欢游泳，问齐振飞北京有没有水上公园。北京有没有迪斯尼公园？

　　卡佳身材挺拔浑圆，一头亚麻色的秀发，一张甜甜的脸，说话不紧不慢，娓娓动人。在两人交谈之中，渐渐地齐振飞对她产生了同情、了解。齐振飞明白了卡佳的意思：她在北京人生地不熟，想和他交朋友。

　　看着眼前的卡佳，齐振飞想起了和他周末在卡巴那餐厅酒吧跳拉丁舞的俄罗斯留学生玛莎。那个可爱的姑娘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中文。跟她跳舞虽然愉快，可是和她沟通还是有困难，不像和欧美姑娘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和经历。所以，半年多过去了，齐振飞并没有对她产生特殊兴趣而主动接近她。

　　扬子江见齐振飞发愣，提醒他说：“振飞，别发呆了。中国爷们儿到这种地方来很简单，没什么心灵沟通。你别那么浪漫，胡思乱想。老电影《地道战》，看过吧？里面有一句名言：‘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这就是中国的游击战。今天在这种地方也适用。”

　　齐振飞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电影院看的一部新电影：《紫日》。近年来，中国许多电影有很强的跨国情结。《紫日》的广告说：这是“苍茫林海中，一个中国男人和两个外国女人的故事”。影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苏联红军女战士。她长得高挑秀美而端庄大方，既威严又可爱。她代表的苏联红军打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这位红军女战士是解放者和保护者的象征，又是一个美丽性感的形象。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开来时，她脱掉衣服，全身裸体跳入河里洗澡。这场戏是电影的一个高潮。

　　面对卡佳，齐振飞不知如何是好。他给她买了一杯橙汁、一包香烟，要了她的手机号码，说很高兴认识她，希望保持联系，他如果有空会给她打电话。

　　杨之江和齐振飞起身离开群星夜总会。杨之江说：“振飞，今晚开了眼界吧？你们美国有这种地方吗？北京就是北京！外地人、外国人、海龟（海归）都在北京漂泊漫游、寻找机会，连洋妞儿都来北京混饭吃。”

　　他俩驱车消失在北京的夜幕中。

　　齐振飞回到家里时，已是下半夜。他躺下睡觉，可是睡不着。几天来所见到的种种情景浮现眼前，挥之不去。他索性坐起来，拿起一本书看。这是法国十九世纪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当年波德莱尔漫游巴黎街头，凝视各类人物，捕捉大千世界的稍纵即逝的景象。丑陋与美丽交织的现代都市，成就了他诗歌的特质和升华。齐振飞翻到一首十四行诗《给一位过路的女子》。他继续读了几页诗集，感到困倦，终于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