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高健妈妈桌上的电话发出银铃般的响声，她不慌不忙地拿起白色的话筒。

　　“请问您是高健的家长吗？”电话里传来急促的话语。

　　“您的儿子高健，还有刘国庆、王兵，涉嫌流氓斗殴，现在请您到玉渊潭派出所来画押取保领人。”

　　“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我！”高建妈妈飞一般地骑着自行车，一到派出所就没好气劈头盖脸地问道。

　　一九七七年，十六岁的高建无忧无虑，丝毫也不考虑他的将来，他心似野马，无心向学，灵魂常常溜到半山之外，心思每每飞到云里雾中。他和好朋友刘国庆，王兵要么去玉渊潭公园挤在一群群乱哄哄的人群中弯腰溜冰，或去颐和园在碧波中挥起双桨划船，或去香山顶峰汗流浃背地攀岩，或去八达岭火烧火燎地野炊。高建妈妈好说歹说，劝阻不听，只有长吁短叹。高健的父亲高智权仍然在湖南省当劳改农场副场长，刘国庆的父亲在监狱里服刑，王兵的父亲被隔离审查，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这三个孩子凑在一起，精力过剩，奇思异想，心理失衡，无事也要生非，有事更要惹事。

　　那天，三位孩子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想看电影《天云山传奇》，人们前心贴后心，闻着热气腾腾的汗臭味排着队。眼看快要排到窗口，来了一帮小子往里面加塞，高建他们被远远地挤在后面了。一个个子高高，脸上一堆肉肉疙瘩，四肢发达得像粗壮的树干的小伙子，也许是看中了他们穿的北京城少见的海军旧军装，特别是高建穿的蓝色呢质的将官服，还有军用挎包，便存心找茬，硬说高建他们插队，嘴里骂骂咧咧地念着三字经，伸出青筋爆裂的手将高建往队伍外面拉。他还有四五个同伙，都不怀好意的看着高建三人。

　　高健素有鬼才之称，他决定不放过这帮家伙。他对刘国庆和王兵眨眨了眼，发出了主动进攻的信号。高健微笑地跳出了队列，大叫一声：“嗨！哥们今天我给大家玩一个新鲜，凑个热闹。”

　　这帮军队干部子弟，平时都在军用挎包里放了半块砖，以备万一。他把军挎甩的呼呼直响，“啪”一下就撞到那个家伙的身上，那个家伙没吱声就倒在地上了。周边的那些朋友，个个气的满脸发红，浑身战栗。他们都变戏法似地拿出了一尺多长的棍子将高健围住，只是慑于高建的军挎抡得浑圆，转悠得天衣无缝，那般家伙无人可以近身。其中一个矮胖的黑乎乎的家伙，乘高建背对他的时候，拿起满是钉子的棍子对着高建的脑袋就要打，说时迟那时快，刘国庆发出凛冽的喊声，右手拿起挎包一下子甩到了这个人的背上，那人捂着头跌跌撞撞地离开了战场。此时，一股冷风“哗哗”从后面吹起，王兵像甩链球一样，将挎包横着飞舞，杀入敌阵。他们齐心协力，把那五六个青年打得落荒而逃，很不幸高建脑袋上被砸了一下，鲜血将他的眼睛盖住了，刘国庆右边肩膀上掉了一块皮，正在呲牙咧嘴地轻轻哼叫，王兵脸上挨了一拳，左边的眼睛肿了起来。

　　高健的妈妈听完这一切，悲愤的思虑像洒满蓝天的缎带铺天盖地，满心的恼怒似潮水奔腾而下。恢复高考了，各个中学都在狠抓教学质量，学生们也都非常认真的学习，准备高考。高中一年级的高建，仍然在这里寻衅滋事，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将来，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混小子。

　　高健妈妈又想起了丈夫高智权，至今仍然在血吸虫泛滥，疟疾横行的湖南省团湖农场。沉重的思想压力，贫瘠的营养和无休止的劳动，使得高智权身体一天一天坏下去。为了把他调到北京，她不知道求了多少人情，托了多少门子，每次都在最后的关头功败垂成，反党集团的成员，没人敢管这茬事。她白天要骑自行车去北京郊区上班，工作的压力山一样大，还要忍受大家冷冰冰的异样眼光。丈夫不在身边，孩子又不争气，回到家里得不到任何休息和缓解，还得给这帮混小子们做饭。

　　在这几年中，白发已经从她的脸颊旁边发出银灿灿的光影，她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位闺中少妇，不喑世事。她心里充满着悲愤，这是何苦呢，真是造孽啊。孩子们的父母原来都是好朋友，好战友，却因为莫名奇妙的政治原因，遭遇无穷无尽的灾变。刘国庆的父亲在寒气逼人的班房里苦度春秋，高建的父亲发配到山高水远的瘴疠之地与犯人为伍，可怜又可叹的王大鹏关禁闭一年多，没有结论。这么多苦难给孩子们带来多少的辛酸？一股冤屈无处投诉，满心憋屈不能发泄。想到这里高健妈妈突然悲从中来，她想放声大哭，几年来笼罩在心里苦凄的乌云再也承受不住了，现在要结结实实地下一场倾盆大雨。她抓住高健的手，怔怔的望着孩子们，突然眼前一黑，两手张开，直直地摔倒在地上。

　　“妈妈，妈妈”高健拼命的叫着，刘国庆和王兵拍着警察的门说：“叔叔，叔叔赶快，赶快，高妈妈昏过去了”。

　　警车拉上高妈妈风驰电掣地驶向了医院。及时的抢救使高妈妈终于醒了过来，她一睁开沉重的双眼，便看到高健。

　　“你想气死我呀！”高建妈妈流着泪说。

　　“妈妈，对不起！我再也不气您了！”高建显得很后悔。

　　古语说“家贫出孝子，多难兴邦国”一件坏事给高健的人生火车头添加了熊熊燃烧的煤炭，给漫无目标的高建带来了新的方向。高健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不能再瞎玩瞎闹了，他要考上大学，让爸爸妈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