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鸿的弟弟袁鹄，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才十五岁，正读着高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当时热血奔腾的少年袁鹄参加了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连，他随着红卫兵大部队，坐火车去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他觉得无限的光荣。串连结束回到家里，他又响应毛主席的造反有理，加入了造反派。他的父母被打成反革命，他跟父母断绝关系，跟着造反派批斗父母。父母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也没有一点怜惜之心。父母被打死了，他也没有回去为父母送葬，他觉得，既然要革命，就要革命彻底，不为亲情所左右。内乱结束后，造反派的人员受到压迫和追杀，他跑到乡下去躲起来。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回到家里，看着空空的房子，客厅里只有挂在墙上父母的遗像。看着父母的遗像，他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是从表弟的口中知道姐姐还活着的，他从桂南到绿洲去看姐姐，当看到袁鸿的第一眼，他就跪在了姐姐的面前，流着泪说：“对不起，姐姐，你打我吧”。

　　袁鸿拿出手帕替弟弟擦去脸上的泪水，把弟弟扶起来说：“姐姐不怪你，你那时还太小，不懂事。”

　　“是我太愚蠢了，你骂我吧。”袁鹄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夏天静静地看着泪流满面的舅舅，他不明白舅舅为什么要打自己耳光。他是第一次看见有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的，所以感觉特别的奇怪。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问妈妈：“妈妈，舅舅今天为什么会打自己的耳光呢？”

　　“你还太小，你不会明白的。”

　　妈妈为什么又是这句话呢，夏天有点困惑，也懒得问了。他只是想，我决不会打自己的耳光，傻瓜才会打自己的耳光呢。

　　文革结束后，政府成立了处遗办公室，袁鸿为父母的平反四处奔走。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袁鹄决定参加高考，他要用知识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尽管那时袁鹄已经２６岁了，可袁鸿还是尽力支持弟弟高考。袁鹄就像一台加满了油的汽车，夜以继日地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和复习，袁鹄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语系。开学的那天，袁鸿带着夏天送袁鹄到火车站。车站里的人并不是很多，他们在候车室里坐着候车，因为晚点，他们在候车室里等了很久。他们都彼此沉默着，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说一句话。直到火车开来，袁鹄要上车了，袁鸿才对弟弟说了一句好好学习，袁鹄对姐姐说了一句保重。袁鹄就这样离开，像一阵风儿，悄悄的，无声无息。

　　上了大学后的袁鹄，就像一条饿极了的狠，拼命地吞食知识。他每天除了在教室就是阅览室和图书馆，他要用这四年时间把浪费掉的那十年补回来。在大学的四年中，袁鹄交了一个女朋友，女孩也是南方人。他们大学毕业后，准备一起出国留学。大学毕业后的袁鹄没有那么沉默了，他已经喜欢开口说话了。出国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姐弟两有一次长谈。

　　同样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淡淡的清风吹来，空气格外的清新。他们坐在露天的院子里，各人坐着一张木椅，手里拿着一杯水在喝着。

　　袁鸿仰望了一眼天空，说：“你真的要出国吗？”

　　“是的。”袁鹄喝了一口水，语气非常坚定。

　　“中国这么大，难道就真的容不下你了吗？”袁鸿试图着把弟弟留下来。

　　“不是中国容不下我，是我自己的心容不下我自己，是我的过去容不下我自己。”袁鹄含着泪水说。

　　“那不全是你错。”袁鸿看着他的眼睛说。

　　“那全都是我的错！是我自己太愚蠢，太无知了，我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袁鹄激动起来，泪水沿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们都已经原谅你了，你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呢！”袁鸿放软了语气。

　　“姐姐，你知道吗，要原谅别人很容易，可要原谅自己却很难，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原谅我自己，可是，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由其是对于父母的离世，我一直无法释怀。”袁鹄流下了眼泪，轻轻地抽泣起来。

　　提起父母，袁鸿也难以释怀，她的眼泪也缓缓地从眼眶里溢出来。袁鸿终究没有办法说服弟弟，让他留下来，她只好把自己多年的积累拿出来给他做路费，送他上了飞机。那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天一直没有下雨，可袁鹄上了飞机后，空中就飘起了毛毛细雨。袁鸿的心阴郁起来，整个冬天，她的心情都是异常的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