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我睡着的时候，也许在我昏迷当中……总之，一件事情发生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间洁净的白色房间，里面摆着七把椅子和一个笼子。我被关在笼子里，他们坐在椅子上，远得要命。正中的那把椅子上，端坐着在我旅行前照料过我的那个男医生。在他左右两侧分别是女医生和我的老板。在我老板旁边是我的朋友和你的父亲。女医生那边坐着我的父母。再也没有其他人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墙上、地板上空无一物。

　　突然间，我明白了，这里将进行一次审判，被告是我，他们是陪审团。我不觉害怕，也不沮丧。我怀着彻底的驯顺，一个一个地观察他们。你爸爸在小声抽泣，他以手蒙面，就像他来看我那天一样。我的父母垂着头，似乎给极度的疲倦和极度的悲伤压垮了。我的朋友瞧上去十分悲哀，其余的人看不清表情。男医生站起来，开始念一张纸：“被告已经到庭，陪审团将对她指望并致孩子死亡的谋杀罪进行审理。这桩罪行，应归咎于她的冷漠、自私和缺少对她孩子的生命权利的基本尊重。”接着他放下纸片，宣布审判的程序。每个人都要作为证人和法官发言，然后宣布他或她的判决：有罪或无罪。多数人的表决将作为陪审团的判决，如果有罪，将确定刑罚。这样，审判开始。他首先发言。他的话犹如一阵冷风，扑面而来：

　　“一个孩子，绝不是一颗坏牙。不能把它拔出来，跟肮脏的棉纱一起扔进垃圾堆里。一个孩子是一个人，而一个人的生命是从受孕的那一瞬间开始，到死亡那一瞬间结束的连续统一体。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会对连续统一体这个概念有异议。你们也许会说，在受孕怀胎时，还不能算做一个人。那时存在的，只是一粒会增殖的细胞，它并不标志生命。或者说它们标志的还不如一棵伐之无罪的树，或者一只灭亡无过的虫子。作为科学家，我要立即指出，树是不会变成人的，小虫子也变不了人。构成人的所有要素，从他的身体到他的品格；构成人的所有成分，从他的血液到他的灵魂，都聚集在这个细胞里。它们所代表的，远远超过一项计划或一次允诺。如果我们使用一架能明察秋毫的显微镜来观察它们的话，我们将会跪下来，信仰上帝的。因此，也许显得很荒诞，我认为有理由使用谋杀这个词。我还要说，如果人性的多少取决于体积的广狭，谋杀的轻重取决于数量的多寡，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谋杀一个体重两百磅的人要比谋杀一个体重一百磅的人更严重。我请求坐在我右边的同行们，不要用那似乎觉得好笑的神情瞅着我。至于她的那些观点，我不愿作出评价；但对于她在医疗中采取的方式，我却不得不予以评论：在那笼子里站着的，不应当只有一个女人，应当是两个。”

　　他轻蔑而严厉地盯着女医生。她抽着烟，平静地迎着他的目光，这使我感到安慰，觉着一点暖意。可那冰凉的声音即刻又冒出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来审理一个细胞的死亡。我们要审理的是一个孩子的死亡案件，他至少作为胎儿已生存了三个月。是谁、是什么造成它的死亡？是神秘的自然因素吗？是已逍遥法外的某人呢还是这位笼子里的女人？我可以向诸位证实，正是面前这个关在笼子里的女人，是她置它于死地，我早就怀疑她了。对于勘破残害婴儿的罪犯，我是很有一套的，即使她戴上一副面具，声称什么她想要那孩子。首先，对她本人而言，这是诓骗。她还自欺欺人，四处散布。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比如她的铁石心肠。那天，我为她检查的阳性验证向她表示祝贺时，她敷衍地说，她早知道了。此外，当她发生由于子宫紧缩引起的腹痛之后，我要求她卧床休息时，她那充满敌意的反应，我可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回答说，她可享受不起这种奢华，她顶多只能休息两个星期。我必须坚持我的要求，甚至火了，我恳求她采纳我的建议。我终于意识到，她根本不打算履行做母亲的义务，她对自己即将成为母亲缺乏责任感。而且，她老是打电话来，说她很好，没有理由把她拴在床上，她还有工作，必须起来上班。

　　我再见到她的那天上午，她满脸不高兴。就在那天的检查中，我愈加怀疑了；我发现，这个女人正在预谋犯罪。不论从解剖学还是生理学方面，都无法解释她的怀孕会如此疼痛。这类腹痛只可能是由于心理原因，也就是说是故意引起的。我询问了她。她只是草草答道，她也拿不准。她还含糊地暗示某种懊悔之意，我一下就摸透了她的底细。因为很显然，她后悔怀孕。末了，我问她是不是真想要这个孩子，我还告诉她，思想有时也会杀人，她最好变忧心为宁静。她勃然大怒，说这绝不可能，正如眼睛的颜色不可能改变一样。几天后她又回来了。她恢复了平常的生活，情形更糟了。我让她住进医院，静养了一周，靠药物控制住她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