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苏东坡

  明星苏东坡(1)

  苏轼这个人很复杂。拿他的诗文,再加以他的仕宦史料来参照,我最终的感觉正是一个“杂”字。目前可以看到的苏轼最早的文字是嘉祐二年(1057年)的应试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他写此文时年22岁。到66岁死去这40多年时间里,他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及卷帙繁富的散文作品,数量之巨为北宋之冠。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涉猎广泛,书画、音乐等也无所不及。在思想领域,则儒、释、道兼收。苏轼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正值北宋社会危机大爆发之时,此时改革思潮迭出纷呈,政局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苏轼卷入了党争,其仕宦生涯随之浮沉。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时期外,他两次在朝廷任职(熙宁初、元祐初)、两次在外地做官(熙宁、元丰在杭、密、徐、湖;元祐、绍圣在杭、颍、扬、定)、两次被贬(黄州、惠儋),所以他的生活经历也是相当复杂的。

  苏轼的“杂”给他的思想和为人处世带来相当多的矛盾。比如他在《韩非论》里把“虚无淡泊”的老庄哲学斥为“猖狂浮游之说”,把“君臣父子”关系视做“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在《议学校贡献状》中,指责“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的风气,认为庄子“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的一套,是“人主”“砺世磨钝”的销蚀剂。这是从儒家治世的角度批判佛老。而在《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二乐榭》中则又谓:“仁智更烦诃妄见,坐令鲁叟作瞿昙。”“二乐榭”之命名来源于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文同提出质疑“二见因妄生,仁智何尝用”,苏轼和诗以为佛理高过儒学。在政治见解上,他从未提出有深度、有创见的建议,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认识层次不高。王安石变法时,他坚持不改革科举制度,攻讦青苗法的实施。后来司马光执政,他又反过来指责“元祐更化”(指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但是他又特别能调理自己。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吟《初到黄州》诗自我解嘲,但对贬逐淡然处之,还想有“补”于国“事”。后来体会到政治之险恶,又加之生活困顿,一种沦落的悲苦孤寂之感油然而生。但是他马上找到了佛老这个武器。他在《黄州安国寺记》里说,到黄州归诚佛僧,“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苏轼并不根究其哲学深奥,而以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用之“饰身治心”。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诗》卷二引师尹谓:“白居易晚年自称香山居士,言以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苏轼有诗:“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可见其转换能力。

  苏轼的创作随其复杂的经历和思想的不断转换,在题材的选择上有相当宽的剪裁。他在朝中总是要按捺不住大发议论,而在外放的过程中,又写了大量有政治社会性内容的诗文。其中有抨击时政的《吴中田妇叹》及其他涉及新法流弊的诗篇,有他在杭州赈济疏湖、密州收养“弃子”、徐州抗洪开矿、颍州纾民饥寒的记录,有《于潜女》、《新城道中》、《无锡道中赋水车》、《石灰》等对各地风土人物的形象描绘。贬谪后则大发个人感慨,咏日常生活。在风格上,他慕习的范围甚广,特别是颇多李杜韩柳之气。比如《送张嘉州》:“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此乃从李白《峨眉山月歌》、《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等句中化出。纪昀曾评价,他的《荆州十首》之于杜甫《秦州杂诗》,《真兴寺阁》之于《同诸公登慈恩塔》,《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于《题张氏隐居二首》等,“句句似杜”。杜、韩之议论化、散文化之倾向,对苏诗的结构、选字、用韵以至宏伟风格的形成,更有直接影响。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不仅如此,苏轼的风格有豪放的一面,也有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卷上说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所说的“旷”的特点。但是也正由于苏轼不拘一格的杂取,使他的诗文失之于粗疏。陈师道《后山诗话》曾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纪昀则谓“东坡善于用多,不善于用少;善于弄奇,不善于平实”,“伤率、伤慢、伤放、伤露”,“犷气太重”(纪昀:《和陶〈读山海经〉批语》)。赵翼说他“一泻千里,不甚锻炼”。苏轼在《竹坡诗话》里也说自己:“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

  相比较而言,苏轼在贬居的十多年中比其他时期取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他在晚年的《自题金山画像》中曾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我的理解是:苏轼少年得志,而以一种非常大的架势来操弄诗文及其他,有其功利的一面,在“苏文散天下”之势下,他以一个“明星”的姿态站在公众面前,决不能在任何一个方面下深入的工夫。只是功名之路断去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有心思锤炼文艺。

  

  明星苏东坡(2)

  苏轼在北宋开风气,自有其历史功绩。但他的名声及至今日,如此之大,我总觉得不相称。因为他有致命的弱点:思想缺乏深度,诗文有太多的姿态,特别是在技巧上不十分经得起推敲。我在写作此文前,曾与许多朋友交换看法,他们都几乎一致推崇苏轼的豪放和旷达。但我感觉这与课堂说教影响有关,还有就是少年情怀较能为其感应。有位朋友曾拿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相比,说爱周、林的时候觉得鲁有毛病,但最终还是喜欢鲁迅。我觉得这个比方不太恰当。鲁迅之价值恰恰在于他的思想,而苏轼在他的时代,思想深度远远不及王安石、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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