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随芳草远(1)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是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那句“先忧后乐”的名言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一生对其的践行更为人所称道。《续资治通鉴》称：“仲淹少有大志，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创之。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及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又遣使就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仲淹为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元好问在《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八中称其：“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盖不一二见。”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授参知政事，行庆历新政。他向仁宗进《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建议。要旨是打破资历限制，选拔能吏，依法治国。范仲淹一生都十分注重发现推举人才，曾作《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以为贤者的价值100个城也比不上。朝中许多大臣包括后来当宰相的文彦博、富弼都曾得到他的推荐。在居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要位时，他经常与皇帝谈论“得人则活，失人则乱”。宋朝的馆阁是培养高级官员的地方，但建制不完善，馆阁臣僚“大率清贫”。他建议生活上加以照顾，让他们潜心研究学问，日后委以大任，并向皇帝提出一个可在馆阁任职的10人名单。其中包括杜杞、章岷、尹源、张掞、王益柔、吕士昌、苏舜钦、楚建中、姚嗣宗、孙复。他们都是很孚民望的官员，后来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宋代官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这就是所谓“磨勘”制度。磨勘只论年资，不问功过，于是有大量尸位素餐的人产生。官员子孙以恩荫得官，叫做“任子”，这是古已有之的，但到宋代滥得不可收拾。台省官六品以上，其他官五品以上，每三年南郊大礼，都有一次任子的机会。品级最低的，荫子或孙1人，最高的可荫6人。此外，还有致仕恩泽、遗表恩泽，退休或死亡，子孙也可以求得官职。范仲淹建议从严要求，后来颁布了新的荫补法。庆历三年，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起义，张海、郭邈山等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起义，转战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所过之地，州县长吏，不是逃跑，便是投降。当时官僚间送礼送到用兵甲作为礼物，吏治腐败无能暴露得很彻底。范仲淹施新政时检查全国监司的名单，把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一一勾掉。枢密使富弼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他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范仲淹深深感到，过去选人才只重辞章和记诵之学，不能适应救弊除患的需要。他建议大兴教育。他不仅重视原来的国子监，而且特别重视地方办学，以为“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覆名实”，“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教学养成之法”不行，强调儒者应当“通天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皇帝下了诏书，学生在学300天，才能参与秋试。曾经参加过考试的，学习时间可以减少100天。考试取消贴经、墨义（以纸贴盖经文而背诵叫贴经，背诵经文的注疏叫墨义），只考策论和诗赋。虽然新定的考试法因朝中有争议，一年后被罢去，但州学、县学差不多都办起来了。

　　范仲淹一生守边戍边的时间很长，也特别有作为。宋代的要官和重兵分布在京城附近，戍边往往是谪贬后的差使，但范仲淹对此却有特殊的感情，好几次皇上召他回京，他却因不希望要办的事中途而废而主动要求留任。西夏疆域包括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东临黄河，西抵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南临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极大漠。北宋初，夏称臣于宋，但后来李元昊继位后，其经济、军事力量得到较大的发展，便屡犯宋境。康定元年（1040年），夏兵围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大败。范仲淹因“朋党之祸”被降，正被调来当陕西转运使，后又兼延州知州。范仲淹注意罗致人才，任用胡瑗、欧阳修、种世衡、张方平等人，推行防御战略，整顿军纪，很快加强了边防。他还与部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主动与他们沟通关系，缓解矛盾，被夏人称为“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夏人管知州叫“老子”。“大范老子”指的是范仲淹的前任范雍，一员有勇有谋的大将。后来在处理边事上范仲淹与朝廷不合，被降职到耀州（今陕西耀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他一如既往地做好工作。朝廷加封他邠州（今陕西邠县）观察使的职位，尽管这个职位俸禄很高，他却再三辞让。他说，守边士卒一年吃不到一次肉，生病了便被丢弃，犯罪逃亡抓到就杀，如果自己接受了“千金之赐”、“千钟之禄”，会引起妒恨。而且羌族与他和睦相处，管他叫“龙图老子”，观察使之名与他们小头目的叫法一样，反而为他们瞧不起。朝廷同意他仍以龙图阁直学士之职担任边事。范仲淹后来和韩琦同主边事，收复了一些失地。边上歌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1043年）宋夏议和，宰相吕夷简被罢，富弼任枢密副使，不久范仲淹、韩琦也接到同样的任命。但是他俩5次上表请辞，说在陕西4年，熟悉边情，已选拔得力将佐，修筑城寨，训练兵马，过三两年可讨服横山一带，消除边境祸害。夏人议和，情伪未知，不可不防。现在一旦离去，容易生事。当时边境的老百姓也挽留他们。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心事重重地走向开封。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后，他请辞参知政事，要求任边事，以“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范文正公集》卷一七《邓州谢上表》）。

　　.范仲淹不仅推行新朝政，有为于治边，而且在地方治政也有道。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年届花甲的范仲淹带着西部边陲的苍凉，来到秀美的杭州，出任知州。其时正值两浙大旱，粮食歉收，有的地方绝收，闹起了粮荒。杭州米价暴涨，斗米卖到120文，且粮库中储存的米日见减少，市场供应难以为继。凭范仲淹多年的从政经历，他知道向朝廷请求调粮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远水难解近渴。于是，他心生一计，将杭州的米价提高到每斗180文，将此行情沿京杭大运河各地张榜公告。各地粮商闻讯后，争相星夜贩米来杭，不久城内米市货源充裕，粮价自然回落，回到斗米120文的水平。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所记，范仲淹又借荒年兴建粮仓、库房和官员住房，每天雇用1000多名劳工，以工代赈，并向各寺院发出告示，建议各寺院在荒年物价水平较低时大兴土木，修缮庙宇，以此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了经济发展。“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范仲淹此举超越于个人得失。当时的监察司不理解，上奏说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要弹劾他。范仲淹也上奏，“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和在朝廷时一样，范仲淹也十分重视发现举荐人才。仁和县主簿龚宗元办事谨慎，为人正直，范仲淹非常器重，勉励其靠真才实学为国效劳、为民所用。后来龚宗元被提升到朝廷任职，正直廉洁。范仲淹在杭州任职一年半时间里，不仅多有政绩，而且倡导了一种好的民风、政风。《梦溪笔谈》又记：“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宋纪卷五十二》载：“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为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邪？”

　　早先仁宗曾想废郭皇后，范仲淹等人出于正统观念力谏，被贬到睦州（今浙江淳安、建德、桐庐一带），感叹严子陵的品格，为之建祠，并写了一篇有名的《严先生祠堂记》。严子陵是东汉光武帝的老同学，有名的大隐士。范仲淹赞美他能“以节高之”、“以礼下之”，是一位可使“贪夫廉，懦夫立”，“有大功于名教”的人。记文最后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滕子京谪居岳州，这位极有才能的人遭此待遇，愤郁颇见于辞色。范仲淹很为他担心，便借滕子京重修岳阳楼邀他作记之机，发了感慨。他在记文中说，有的人望洞庭风雨，萧条满目，感极而悲，有的人看晴波万顷，浮光跃金，喜气洋洋，而士大夫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可证他的话说得不矫饰虚滑，他是真心仰慕严子陵，他有真的报国胸怀。范仲淹的可贵处，在于他有严子陵那样不计荣禄功利的隐士高风，又能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只可惜范仲淹的忠君正统观念太重，使他的策略太过常规。“步随芳草远”是范仲淹寄给晏殊《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诗中的名句。范仲淹生前追随理想，身后留得芳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