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平衡点(1)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一月,宋与辽在澶州(又称澶渊)签订盟约,即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不过一平常的战争和议,后来却成为一个迭经争论的历史大题目,它代表着一种转折。宋与辽多次作战一直处于劣势,而这次在澶渊取得大胜,辽请求议和。但是议和条件却是宋方巨大的利益牺牲:宋辽约为兄弟,辽主称宋帝为兄,相互各称南朝北朝;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作为岁币;维持旧疆划分,沿边州县各守边界,逃亡越界的人双方相互遣送。许多研究历史的人认为,宋非但没有一鼓作气灭了辽,反而签订如此屈辱的条约,既承认了辽政权的合法性,又开“岁币”之滥觞,是为日后“积弱”的一大原因。不过观察仔细一点儿的人也看到,宋在与辽的会战中基本上全部失败,以致辽兵攻近澶渊。澶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距黄河仅一日行程之遥,离宋都开封不过100多公里。当时有些朝臣如副相王钦若等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往金陵,或奔成都,只是在宰相寇准的强硬坚持下,真宗亲临澶渊,稳定军心,于艰难中夺得胜利,才签下这表面吃亏实则有利的和约。宋方没有割地,连辽一再索还的“关南”即今日河间任丘等地也未割去。而且此后宋辽互不加兵120年。所以从政治、军事方面看澶渊之盟,就知其并不简单。
如果从经济方面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实力对峙。宋代以前周边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与汉王朝不可同日而语,到宋代似有一种质变。契丹之辽、女真之金和党项之西夏,原来主要以畜牧业为经济支撑,其政权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游牧特征很强。经过向汉人学习耕作技术和水利技术,特别是经过各种改革,其经济形态进入大发展的上升期,生机很旺。由于农业的发展,游牧民族的地理固定性增强,从而改造了他们的文化与性格。宋朝经过土地制度改革,实行“两税制”,农业和工商业都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农业已达极限,工商业又未达到改变经济性质的地步;由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实力被大大抵消。亚当·斯密曾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多年以来,它似乎就保持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观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65页,商务印书馆,1979)此话似说得很有根据。由于汉人疆域的缩小,收复故地一直是宋朝皇帝的心病。太祖赵匡胤建宋之初,用三年时间基本上削平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势力,接下来便考虑结束五代十国的“瓜分豆剖”局面。当时最近的敌人是以太原为中心的割据山西中部和北部的北汉,最强大的敌人便是北部的契丹。自建隆元年(960年)直到他去世的开宝九年(976年),他对北汉没有停止过进攻。北汉政权虽弱,但在契丹的卵翼之下,一直难以攻下。后来太祖雪夜微行与赵普谋,悟到收复北方绝不是简单的军事较量。而且北汉挡着西北二面,如果取了北汉,西北方便直接面临更强大的敌人西夏和辽。不如“先南后北”、“先易后难”,避免过早地与契丹发生正面冲突,集中兵力统一南方,倚重南方的经济实力,再向北进发。所以后来太祖攻太原,至城下便退去,只对北汉作一些钳制。太宗继位后,急躁地强行取下太原,并欲乘胜取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北部、北京和辽宁南部地区)。诸将因军饷少而不愿前进,太宗强迫发兵,结果损失惨重,他自己也中箭差点儿丢了性命,“窃乘驴车而去”。据说他后来便死于箭疮发作。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直到他死的至道三年(997年),为征讨契丹,太宗已使国力疲弱。端拱元年(988年)大发兵时,到河南、河北募兵,八丁取一充义军。京东转运使李维清三上疏说,天下没有人耕种了!有史家说,太宗平北汉是重大失策,以重兵克之,再攻燕云已成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如先取契丹,北汉不攻自破。而此时不取燕云,已丧失最后的机会。到真宗时,契丹已养成猛虎,不是你想灭它,而是它要吃你了。真宗继位后,契丹多次大举南侵,势如排山。当时宋军到达黄河边,在强敌面前都害怕起来,寇准费尽口舌仍不能使真宗下决心渡河,最后使用计谋促成。寇准在皇帝全权军事委托下痛击契丹军,想借机挟契丹称臣,并献出幽州。而真宗以为,数十年后自有人会收复,不忍再看百姓遭受战争灾难。此时又有人诬告寇准利用战局提高自己威望,寇准便答应议和。真宗派亲信曹利用去契丹谈判,关照说:“一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寇准把曹利用召到大帐说:“虽然皇上有令,但是你议定的岁币不得超过30万。超过30万,我就斩你。”曹利用终以30万达成协议而回。契丹从河北撤兵。其实此时宋朝的军事实力已经发挥到极限,没有力量继续北进,寇准提出的军事要求不大可能被接受。后来仁宗、神宗用心于经济改革以图大业。但是一则因为政治、法律还有传统习惯的限制,二则由于改革方案偏于激进,他们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一个历史平衡点(2)
以澶渊之盟为标志,汉家王朝与外族的实力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平衡点上,汉王朝无力扩张,外族人也无法南侵。这个平衡点一度被女真之金打破,后又在蒙元入侵时完全失衡。失衡不久又向另一极倾斜,于是汉人建立了明朝,不久又有满人的清朝。从宏观一点儿的立场看,这其实变成了动态平衡。直至工商业经济发展以后,汉家政权才有了真正的“同化”力。这种平衡变成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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