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一则很著名的历史典故。其最早记载见于宋初二度入相的王曾所写的《王文正公笔录》：“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此时未任相）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是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王曾的叙述比较平实，司马光在《涑水纪闻》里开始铺张，南宋人的描写则有点儿文学化了，像戏剧故事。有史家看了这种戏剧化的记载，再加上考证，认为“杯酒释兵权”可疑。但查北宋的官方档案《国史》、《实录》，以及被当做疑证、未录“杯酒”的《丁晋公谈录》，均有罢免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释兵权”一节。宋太祖在酒席上的那些承诺，也有事实印证。他将寡居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分别嫁给石守信、王审琦之子。后来的正史也都采录“杯酒释兵权”。前人可能信之有据。至少我们据此可以判定“释兵权”的真实性，即使没“杯酒”那么简单、浪漫，也可推断“释兵权”是在一种宽容、平和的气氛中完成的。

　　“杯酒释兵权”的本意是解除开国军臣的权力威胁。中唐之际，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朝廷尾大不掉，致使藩镇割据。五代时，各国中央禁军的实力大增，藩镇势力变弱，但政权为禁军把持，原来“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局面发展成“废置天子，变易朝廷”。太祖“黄袍加身”便属禁军卖主求荣。太祖对禁军虽有防范，但又认为与他结成义社兄弟的禁军统帅“昔常比肩，义同骨肉”，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文臣赵普则以为不然。他出身小吏，精通吏道，又在节度使幕府达十余年之久，看过后晋石敬瑭的开国功臣刘知远、后汉刘知远的佐命功臣郭威在新朝建立后久握兵权、养成势力、夺得政权的历史戏。同时，作为文官来说，他也不愿意看到武将权力的膨胀和持久。所以，他多次向太祖建议，要求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军权。太祖不听，赵普解释说：“我也不担心他们背叛，但是这些人都没有驾驭部下的才能。如果不能制伏部下，则军队中万一有人暗算，关键时刻没法控制。”太祖醒悟，迈开了制置武将、改革兵制的步伐。太祖先后几次对禁军进行调整。“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960年）秋又搞了一次。建隆二年三月进行大调整，罢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代之以石守信，罢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代之以王审琦，随之撤去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建隆二年七月再行“杯酒释兵权”。这一次太祖“杯酒论心”，根本不讲什么政治大道理，只论“人生几何”、儿女情长，使得“大将解印”。罢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点检王审琦、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张令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瓌、殿前都虞侯赵光义。至此，原来禁军中的八位高级将帅全被解职，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赟改任殿前都指挥使。撤去他们的职务以后，太祖或以联姻或以其他手段安抚他们，果真使他们过上了太祖所承诺的悠闲生活。他们都积极地调整好各自的社会角色，而没有“弓藏狗烹”之疑虑。在一种很有保障的、充满人情味的优裕生活之中，他们淡化了政治权欲。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王审琦则在节度使职位上颇有政绩。（《宋史》各本传）“杯酒释兵权”开创了宋代文治靖国的格局，建立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治国原则，并最终形成“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政治传统。

　　“杯酒释兵权”标志着唐末以来武人干政的结束。唐末特别是五代，基本上是长枪指挥政治，各政权都崇尚武治，中央核心以武人居多，治理国家的能力较弱，统治集团的内部危机及社会的不稳定性都很大。以武人开创的宋政权，重武轻文与生俱来。石守信、王审琦这些武将随即任禁军统帅，“官爵勋阶并从超等”，而作为兵变主要谋划者的文臣赵普，只被授予四品的枢密直学士。“杯酒释兵权”后，开国武将调守外藩，第二代武将资历便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比，权力自然转移。赵普随即出任枢密使，执掌军事，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后来不惟中央，即便边藩，宋朝也多以文臣主军政，开国家启运立基之机。

　　南宋人曾经这样概括说：“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传世仁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不只是“黄袍加身”的那一日，还在于政权建立、权力转移之危险关头，未见喋血宫门、兵连祸结。而“不嗜杀人”、“不杀大臣”、“不杀谏官”，威怒有度，孕育了较理性开明的政治。“杯酒释兵权”之所以为历代所传诵甚至渲染，寄寓着政治家和百姓对文明政治的愿望，尽管政治总是在血雨腥风中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