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不问阀阅(1)

　　郑樵曾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通志·氏族略第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一》也说过类似的话。所谓“阀阅”就是门第。这里的门第有特定的含义，即讲“谱系”，又称四姓，包括“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等几个等级。按《新唐书·柳冲传》的解释：“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判断门第得考察三世的谱系。唐代后妃中出身于高级门第的居大多数，而宋代只占少数，够得上“膏粱”、“华腴”、“甲姓”的无一人，算做“乙姓”的也只有个别。唐代后妃中出身于非官僚家庭的也只占极少数，宋代则超过半数。过去皇帝挑选皇后有所谓“为天下择母”之谓，是最庄严不过的婚事，所以“前世皆择良家子以充后宫”，“祖宗之时，犹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宫掖者”，“近岁以来，颇隳旧制”［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言后宫等级札子（嘉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是有代表性的世风。

　　确实如此，宋代士庶通婚渐成风俗。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与前代明显不同。《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载，北宋中期有个叫刘庭式的读书人，与田家女订了婚约。但他中进士后，女家以“庸耕不敢姻士大夫”为由请求辞婚。刘庭式“坚不可”，与这位“家极饥困”的女子成婚，婚后“闺门极雍睦”。刘庭式“以一事而人誉之终身”，荣列《宋史·卓行传》之首。南宋初年，黄龟年未入第时很穷，福州永福县（今福建永泰）主簿李朝旌却愿把女儿嫁于他，定下了亲事。后来黄龟年登第，李朝旌却死，其家庭贫困，连衣裳都卖尽。李朝旌的妻子对他说，你中第了应该与望族结亲。旁人也劝他别娶。但黄龟年还是娶了这位清贫女子。此事传为佳话，《宋史·黄龟年传》及《五朝名臣言行录》之《御史黄公龟年》均为之特书。司马光在《温公书仪》卷三《婚仪》中，要求家人议婚“勿苟慕其富贵”。朱熹在《朱子家礼》卷三《昏礼》中加以引征，遂成为世人制定家规的依据。南宋中期的袁采写了本《袁氏世范》以“厚人伦而美风俗”，其卷一《睦亲》便主张“议亲贵人物相当”，“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南宋末年的陈元靓将它编入家庭日用大全式的类书《事林广记》。皇室对婚姻的规定也明文放宽。唐代宗室不仅在风俗上流行与世勋名臣家通婚，唐德宗还专门下了一个《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的诏令。（《新唐书》卷一六六）宋初没有明文立仪制，后来英宗在治平年间（1064—1067年）作了“婿家有二世食禄，即许娶宗室女”（《宋史·礼志十八》）的规定。神宗于熙宁十年（1077年）对宗室远近三等的衡量标准，最近的宗室放宽到三代中一代为官。大官僚钱惟演门第观念很重，他的妹妹嫁给真宗刘皇后的哥哥刘美，两个儿子分别娶了宋仁宗郭皇后的妹妹和宰相丁谓的女儿，还想与仁宗生母、真宗李宸妃通婚，被满朝大臣瞧不起。他后来被贬官，“与后家连姻”即是主要罪状之一。相比之下，唐代的情形大不一样。武则天门第并不算低，其父虽然早年做过木材生意，但后来官至尚书，其母是隋朝皇家女子，仍被斥为“地实寒微”，不能径直立为皇后，其正位便费了相当周折。按理说她的门第观念应该比较淡薄，而事实上她对门阀士族也有所压制。但当高宗拟将太平公主下嫁薛绍时，她却以“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为由，意指薛绍的嫂子萧氏“非贵族”而反对。有人作证萧氏是唐初宰相萧瑀的侄孙女，她才认可。可见世风相异之大。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又问什么呢？大致有二：一是重人才。元祐年间（1086—1093年），高太后为其孙哲宗选皇后时，对宰相大臣说：“不欲选于贵戚，家政恐骄，骄即难教。”所选中的孟氏女并非“颜殊未及”，而是出身于“小官门户”，其“自应不骄，亦须易教，不在富贵中生，则必谨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四月戊午》）。仁宗张贵妃，其祖父为县令，其父为州推官，俱是八品小官。徽宗王后父为五品州刺史，高宗邢后父为七品朝清郎、潘贤妃父为医官，孝宗夏后曾祖为九品县主簿，度宗全后父为六品知州。（《宋史·后妃传》）公主择配驸马则讲究文化修养，“欲求儒生为主婿”（《宋史·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英宗“出嫁皇女，访求儒门”（《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五○）。理宗“欲以进士第一人尚主”（《宋史·公主传·周汉国公主》）。二是重资财。蔡襄《福州五戒》曾说，分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真宗时，开封茶商马季良娶了红极一时的外戚刘美的女儿，刘美的儿子又娶了“起自裨贩”的土豪王蒙正的女儿。此等事司空见惯。

　　“婚姻不问阀阅”在宋代还是相当有限度的。宋初颁行的《宋刑统》照抄了《唐律疏议》有关良贱不婚的全部条文，历宋而不变。但实际上，宋代婚俗已经打破了门阀政治的旧格局，成为官僚政治发展的有力杠杆。反过来说，官僚政治的兴起又是“婚姻不问阀阅”的原因。

　　婚姻不问阀阅(2)

　　心中有妓

　　《二程集》等书上载，程颢、程颐二兄弟关于夫妻关系问题与人有过这样的对话——二程说：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以少女从长男，叫随。夫妇之道应该是永恒的。问：再娶不合礼仪吗？答：官至大夫的人无再娶之礼。夫妇婚约中，没有一人先死，另一人再娶或一人再嫁这一条。只约定做终身夫妇的。又问：如果孤孀贫穷没有依靠，可以再婚嫁吗？答：那是后世人怕因饥寒而死，才有这种说法。但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二程的贞节“高论”对后世影响甚大。

　　还有个故事。有一次二程同去赴宴，座中有妓女，程颐拂袖而去。程颢则视而不见，同其他客人尽情欢宴。第二天，说到这件事，程颐犹有怒色，程颢笑道：“我当时在那里喝酒，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而我弟今在斋中，斋中本无妓，心中却有妓。”程颐听了这一席话感到既惭愧又佩服。这程颐的心中有妓，是因为他把两性事看得太重。这看得重，要么是尊重女人的人格，要么是爱与女人寻淫逸。程颐当然属前一条。

　　唐代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不仅官方容忍，而且由于西域文化的输入，少数民族崇母观念的影响，女子的禁忌较前代大为减少。唐代公主再嫁的多达23人。社会底层的女子做妓女，也为人熟视。不少达官贵人和文人与之相往来。宋代的狎妓之风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代名相寇准，抱负远大的范仲淹，文学家欧阳修，均与歌妓保持一定友谊。柳永、苏轼、辛弃疾、陆游更是在青楼里觅了知音。“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的词句道出了他与妓女们的深情。难怪有人说宋词的发展与妓业的兴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有甚者，大将王权被派屯边抗金，竟与几十名妓妾泣别三日，没能成行，以致贻误军机。朱熹有首著名的《自警》诗：“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朱熹是感叹名臣胡铨贬官十年，召回京师途中即作诗赠妓黎倩一事。如果说狎妓之风于文人墨客尚弄出点趣味的话，其于社会各阶层别种影响就太多了。自西汉有了董仲舒的“三纲”理论，东汉又有了班昭的《女诫》，女子被好好地调教了一回。但是唐宋以来，戒命日弛，不惟家庭夫妻关系受影响，而且此风弥漫于社会，尤其浸染了士风。儒家学说的宇宙观有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加以发展，而伦理一脉，老的历经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学冲击，已支离破碎，没了说教的本本。二程就是在这种关头开始发挥他们的理论的。

　　这一理论并无歧视女子的原则，而是对男女各打五十大板。至于“夫唱妇随”之说，至今还是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蕴涵于其间，并非全无道理。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经后人无限发挥，确实危害不小。二程对女子讲贞节，对男子讲灭欲。他的灭欲思想来源于孟子养气说。所谓“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则心自诚”（《二程集》卷二上）。男人不灭欲，心不诚，气不养，则何心报国？而女子坏了贞节，则男子寡欲就保不牢了。二程倡导的夫妇伦理，其理论根据是《大学》和《周易》。“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二程集》卷四），这是《大学》的意思。“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周易程氏传·家人》）这是他们对《周易》的一种解释。他们把人伦说得很重。但是宋代除男女淫逸流行而外，婚嫁观念也有了较大改变。北宋时婚姻关系中的财产观念已代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第观念。当时厚嫁之风盛行。据吕祖谦《宗法条目》载，嫁女费用100贯，娶妇50贯。官方文件规定，兄弟分家财时，女儿的嫁妆要计算在内。据《夷坚丙志》卷一四《王八郎》载，富人王八郎，每年去江淮经商，与一妓相好，日厌其妻。其妻告到官府，官府判他们离婚，平均分配财产。真宗时，宰相薛居正之子薛惟吉###有“十万囊家产”，向敏中、张齐贤这两位宰相争娶，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由皇帝裁夺。厚嫁之外，当时再婚之风也颇盛。上自宗室，下到普通百姓，对再嫁都不嫌弃。英宗、神宗对宗室之女再嫁还专门发了诏令。范仲淹在其子范纯佑死后，即劝其妻改嫁门生王陶。王安石因其子嫌妻，怕儿媳受屈，遂为其选人另嫁。范仲淹还办义庄为再嫁女提供资金。理学家们觉得社会纲纪的改善，必须有赖于调整这一倒错现象。胡瑗就说，嫁女儿须是胜过我家的，这样嫁过去便会有人调教；娶媳妇必须是不如我家的，这样婆婆便可行妇道。这只是说说家常话，二程的见解就上升到社会学、政治学高度了，后来为皇帝资鉴。

　　不过二程的说教在当世并无多大市场。北宋理学只是草创，南宋朱熹才集大成。但即便在南宋中后期，理学还屡屡遭禁。朱熹的《性理大全》以及由他注的四书之作为科举教材，那是宋代以后的事。而在明清之际，这种理论的负面作用确实是相当大的。二程贞节观男女并重，不过是一个善良愿望。在二程伦理观中，夫妇之道为三纲之首，根本的却是君臣之道。但男性统治天下，其自制便不能保持，克制色欲便要渐渐淡化，所以明清士大夫蓄婢狎妓之风较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贞节问题便单一地指向女子，最后便是“好男不事二君，好女不事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