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羡官官羡商

　　许唐目不识丁，却以财富多称雄边郡。后来，他到开封、洛阳，看见进士们进进出出很体面，私自感叹：“生儿子当如此啊！”他便不再经商，在睢阳（今河南睢县一带）定居下来，娶李氏的女儿，生许骧。许骧长得风骨俊秀，许唐自我安慰说：“我的愿望能实现了！”当地有个戚同文设馆教经术，许唐让儿子拜他为师。看见许骧13岁便能诗善文，许唐倾其家产助儿子四处寻师请教，广结名流。许骧廷试中甲科，与吕蒙正齐名，终于做了大官。

　　据《湘山野录》记载，大官僚石曼卿饮酒过人，对朋友秘演说：“我俸禄清薄，不能尽兴痛饮，同僚还来抢我的酒，真是无可奈何呀！”秘演说：“过几天，我叫个酒主人来。”这个钱多有义气的“酒主人”，叫牛监簿，常对秘演说：“我虽薄有资产，但出身贱微，难近清贵。很想结交些名流，请你给我引见。”石曼卿见了牛监簿，问他住在哪里，牛监簿说在繁台寺边。石曼卿就说，繁台寺十分可爱，好久没登临了。牛监簿马上接上去：“如果想登阁，我备些菜在阁上迎候。”石曼卿、秘演同登繁台寺阁，解衣宽带，高声放歌，饮至日落。石曼卿醉后高兴地说“此游可记”，便用毛笔题词：“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牛监簿说：“微贱之人，有幸侍陪，也请挂个名。”石曼卿握笔想了一会儿，对秘演说：“捧砚用事可不可以？”秘演同意。竟题“牛某捧砚”。

　　周朝末年有了土地的兼并，商业开始兴起。司马迁在《史记》里便总结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但是直到唐代还崇尚门第，九品士庶待遇各不相同。仕者禄秩即厚，有功者有封邑之租，可以荫及子孙，所以可不与小民争利。商人自然没什么社会地位可争，还是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甚至被视同囚徒、奴婢。封建王朝奉行“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书·食货志》）的政策。商人非但不大能依靠封建特权来谋取财富，还要备受官府以及大小官吏的敲诈勒索。但是唐代封邑开始实行计邑给绢，而无实际上的邑土。到了宋太宗时，经济权利尽收之于官府，士大夫须得兼营农桑之业才能赡养家庭。宋代商业吸纳和聚积财富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商人资本迅速膨胀，社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对大力发展商业提出了要求，而传统农业基本上已发展到极点，以致开封城内“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古时候士的后代方可为士，而这时候不经商便读不起书，大有商人之子才能为士的势头。所以“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宋史·杨万里传》）。在商业的猛烈冲击之下，大批官吏席卷其中，商人与他们的联系日益增多，交往日趋频繁，对立的关系渐渐转为相互依赖、利用的关系，等级界限逐步淡化。越来越多的人把商业看成“本业”，把商人看做“同是一等齐民”。叶適公开说选拔人才不能把商人排除在外。朝廷不仅实行“通商惠工”政策，不禁富商大贾舆服，而且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五）应举。

　　有了“奇才异行者”应举这个口子，许多农工商之家便舍其旧为士。仁宗朝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出身于商家，考了状元入仕为官。但是，与熟谙仕道、有家学渊源的士大夫相比，商人科举入仕仍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恰好宋朝的财政一直缺口很大，便使卖官鬻爵“生意”十分兴旺。北宋中期即达高潮。“其富民猾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西北六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免试注官”（《宋史·范仲淹传》）。徽宗时买官的每年以千计，形成“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三九至四○）的局面。宋时民间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曲洧旧闻》卷一○）之说。

　　买官毕竟有个数量上的限制，不少商人在此路不通时，便以结交权贵来谋求政治地位或发展生意。欧阳修在《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中说，地近京师的寿州“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二一）。陆游《渭南文集》卷二《上殿札子》载：“吴蜀万里，关征相望，富商大贾，先期遣人怀金钱以赂津吏，大舶重载，通行无苦。”

　　许唐弃商羡官的故事，表面看是商人想就官之高，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商人的自信：钱能得官。牛监簿弄个“牛某捧砚”，人格上是矮了半截，石曼卿讨酒喝不也是政治的低眉？政治的绝对权威在这里已发生了动摇。与许唐、石曼卿比起来更不含蓄的故事，在那时比比皆是。仁宗时，身为馆阁清贵之职的凌景阳娶酒店富人之女，吏部侍郎孙祖德“娶富人妻，以规有其财”（《宋史·孙祖德传》）。哲宗时，许州阳翟县盖渐家资巨万，有三女，“有朝士之无耻者，利其财，纳其仲为子妇”（《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五）。商业对社会的影响，渐渐使官僚政治的傲慢减少，预示着传统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要发生变动。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商业经济的大规模介入，不仅使经济走向多元，也使政治权力分化。商人干政，优点是增强了政权的经济管理和民主意识，缺点是腐蚀了官吏。如果撇开这种优缺点，单就商业与商人阶层的兴起而言，即说明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新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