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头条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见在佛”即佛门所谓当今如来，赞宁把皇帝当做法力无边的活佛，有其得意处。此一新说与旧制大有异趣。

　　佛教初入中国，有许多戒律与中国传统习俗不相合，比如不娶妻生子、不蓄头发之类，这些都还好解决，后来中国僧人出家也做得到。但有一条却冒犯龙威。佛规中有不拜君父这一条，反倒要君父拜和尚。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年）译成的佛典《梵网经》卷下载：“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不礼，但解法师语。”很显然，要循这个规，于佛教的传布是极为不利的，它不讨好皇帝。所以佛教入中土后，其门内人便就此展开了争论。一些有气节、认佛理的高僧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大多数僧人也都认这个理。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载，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十五日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但不到两个月，于六月八日又另颁《停沙门拜君诏》。可见佛教势力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一些趋炎附势的僧徒如北魏的法果，致拜太祖拓跋珪，也要来个自我解释，称太祖是“当今如来”，“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

　　但是宋代僧人拜君却很常见，还正式载及著作。《古尊宿语录》卷一九《后住潭州云盖山海会寺语录》载释方会之法语：“师于兴化寺开堂……遂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为知府龙图，驾部诸官，伏愿常居禄位。’复拈香云：‘……奉酬石霜山慈明禅师法乳之恩。’”这著名的“三瓣香”，不光拜君，还要奉承地方官，最后才轮到自家的佛门师傅。方会（992—1049）是禅宗在北宋新形成的两大支派中最重要的一支临济宗杨岐方会派的创始人，他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佛教的这一世俗化后果，首先是引来朝廷对佛教的提倡与资助。宋太祖曾赐钱3万，让僧人150人游西域。从太祖至真宗，先后数次组织编译增补《开宝大藏经》等佛教经典。真宗还先后写了《释氏论》、《感应论》，以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丙子》）。唐武宗“会昌灭佛”（845年）前全国有僧尼260 500人（《旧唐书·武宗纪》），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则达458 854人之多。佛教完全融入了皇帝的政治学说体系，就像宋太宗说的那祥：“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朕于此道，微究宗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月》）

　　佛教世俗化的第二个后果，是它自身学说体系的消解。经六祖惠能改革佛教而成的禅宗，原本“教外别传”，直指心源，不立文字。这种不立文字的办法非常方便普及，也有利于佛教向体悟开慧的独特方向发展。到宋代则出现了大量的禅宗灯录，使禅宗由不立文字变成不离文字。一些官僚、知识分子，如王安石、欧阳修、程颐、杨亿、张方平、陈尧佐、富弼等侵入佛教学说。方外人与禅僧的交往日益频繁。苏轼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东坡志林》卷二《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黄庭坚因与禅宗黄龙一支过往甚密，竟被列为传人，载入灯录。这种文字化的倾向使禅宗乃至整个佛教渐渐同化于道学，自身的独特个性丧失。这可能是佛教自宋后逐渐消亡的重要原因。当时的赞宁、智圆、契蒿等人，不仅为禅立字据，还广泛习儒术、读儒书，以儒学来进行佛理论述。契蒿的《镡津文集》卷八《西山移文》有这样的文字：“与其道在于山林，曷若道在于天下？与其乐与猿猱麋鹿，曷若乐与君臣父子？”行文有北宋文风，内容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镡津文集》卷三《戒孝章第七》谓：“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以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以“五戒”附会“五常”，早在南北朝时就有人说过，如颜之推在《归心篇》中就有论述。这种附会由佛门外之颜之推来做尚可说得过去，因为他明显倾向于强调儒学的优越。契嵩不但不避这个嫌，还最终归结到“孝”上，可见佛、儒在他思想中的逻辑顺序了。他在上书卷九《万言书上仁宗皇帝》中又公开宣称：“而如此数说者，皆造其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卷一九引惠洪《礼嵩禅师塔铭》又谓：“吾道比孔子，譬如掌和拳，展握故有异，要之手则然。”这些话都把儒学说成根本，把佛学看做外表。确实如此，此时的佛教已完全同化于儒学之中。

　　所以本文的命题“见在佛不拜过去佛”的题旨，其实是“见在儒不拜过去佛”，或径直就是“外国佛礼拜中国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