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收心

　　日本学者植松正在《关于元代江南的地方官任用》（日本《法制史研究》第38号，1988年）一文中，据万斯同所辑《宋季忠义录》和王德毅等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制成《宋末进士登第者动向一览表》，所录151人分为三类：出仕元朝者57人（占378%），隐居84人（占556%），入元后情况不明者10人（占66%）。这个统计是很有限的，因为南宋末理宗、度宗时期即取进士近万名。但以进士为标本研究南宋士人的心态倒不失为一种方法。南宋读书人极多，相对前朝其可有所作为的领域更加狭窄，所以科举空前热门，竞争十分激烈，所取之士之心态当能代表南宋士人的政治思想态度。

　　南宋小朝廷在偏安之中追求道学上的寄托，玩弄文化上的精致，恰好给出路不多的士人提供了机会。宁宗时韩侂胄北伐失败被害，史弥远掌政，标榜“褒崇名节”，推崇朱熹，侈谈“正心”、“诚意”，假道学以欺世，“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因而，“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周密：《癸辛杂识》后集《雅流自居》）贾似道专权当国，也高谈性理，录用冬烘，以不致分去权势。这股风气不仅弥漫朝廷，而且变成社会时尚。叶適曾说，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

　　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渐渐退化，心术日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精，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魏了翁：《鹤山全集》卷一六《论士大夫风俗》）咸淳九年（1273年），由于援军断绝，襄阳失陷，元军主力沿汉水南下，突破长江防线，宋方各地文武百官闻风而逃，投降的官吏竟无耻地请求先给他们及子弟分封官职，归还资产、奴婢，以致后来太皇太后在诏书中大发悲愤之词：我朝300余年待士大夫以礼，我和当今皇上现在遭难，你们这些大小官吏同情和对付的话一句都没有。我哪点怠慢你们了？照理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外族夺了汉家皇权，汉官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反抗情绪应该很盛。但事实则并不然。

　　赵宋亡国之际，真正以身殉国的不多。大多数士人隐遁不仕。“遗民”中确有一批坚守名节的，后来屡荐不出。但事实上，有不少宋官入元后仍循故习，汲汲求仕。只要有点儿门道的，便纷纷北上元大都结识官府，投牒以求察举。“北行”蔚为风气。只是元人对南人严重歧视排斥，且科举废去，南人的经济地位又大大下降，行贿的资本多丧失，因而对仕途望而却步，不得已而隐。在元入仕的汉人大多也得不到重用，位卑无权，升迁极难，像书院山长、州县学录等教职其实不大算得上官。各地长次官大多数是蒙古、色目和北方汉人，他们对江南士族大加凌辱和盘剥。所以南士既无可奈何，又悲愤不满。

　　忽必烈尽管对南士戒备较多，但元初各地反元活动频繁，他知道南士的消极情绪不利于江南的稳定，便任命一批北方文臣到江南担当重职。这些人兴学重士，对南士的利益加以保护。忽必烈还有限度地吸纳了一些南士充任朝廷或地方官员。这样便缓和了江南的民族矛盾。但是最起作用的却是尊儒重学政策的推行。忽必烈对汉文化早已有所认识，建立政权后“遵用汉法”建国立制，他对南宋的儒学风气也早有察觉，便借儒学来稳定其政治基础。他立诸路提举学校官，兴复各地庙学，保留学田，并推行优待儒士政策。凡定籍儒户的，与佛、道、医等户同样可免科差杂役，虽未恢复科举，但除了让南人充任教官外，还开了“岁贡儒吏”之途，据说名额不亚于宋金的科举。南士们有一种错觉，以为皇帝尊孔隆儒，是要讲文治了，心事上稍稍安定。后来仁宗即位，科举恢复，南士风闻鹊起，从前不得时的老儒又重操旧业。咸淳元年（1265年）进士陈大有，仕元时为处州教授，延祐元年（1314年）已74岁，不愿受聘当考官，执意参加乡试。南士对科举、对皇帝一片颂扬，以为过去的好时光要重来了。这时候，故宋士人所谓“节义”的堤防已崩溃，不少原来退隐不仕者又重新出来。

　　一个没落的时代，必定会有一种迟暮的思潮勉为精神支柱。这种思潮必定具备相当的功利性。尽管道学的性命之理与南士的贫乏思想不是一回事，但道学仍然为南宋士人的空虚灵魂提供了开脱；此外，道学还成为谋生的手段，这时候的道学就不是吃饱了饭以后的思考抑或谈资了。元朝的皇帝一旦废弃它，就等于毁去了南士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或远离朝政而去，或卖身求荣。此刻再把“稻草”还给他们，他们的心便很容易就被收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