觊觎一官而老死不止

　　宋代官多。太祖晚年，有官员三五千，太宗时增到###千，北宋中期为一万七千多，哲宗时为二万八千多，南渡后，疆土减少了2/5，官员还在增加，光宗时达到全盛，有三万五千多。国库收入已不足以供吏禄之费。这个毛病，皇帝大臣自然是看到的。自仁宗时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以来，几乎每个皇帝都在裁减冗员上花过力气，但是最终还是机构混乱，官吏冗滥。

　　官员骤增，与科举有关。宋代的科举制度非常成熟，体制完备，公平合理性在中国历史上达到最高程度，比之明清之际走向僵化的八股科举要可取得多。宋代科举取士名额远远超过唐代。唐代290年中共取进士不过600人，宋太宗在位22年却取进士近万名。宋代每年取进士是唐代的几倍甚至十倍以上。而且一旦入第，不必像唐代那样还须经过吏部的“身、言、书、判”铨试，即仪态、言谈、书法等的考察，殿试后即可授官。

　　以上这种选人方法称为“正奏名”。它确实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这些人才在巩固政权、发展文化经济诸方面，为宋室所用，作出了贡献。宋仁宗在位41年，用宰相23人，其中进士出身22人，制科出身1人；用参知政事、枢密正副使等高官65人，其中进士出身55人。应该说，善待这些人确实有必要性，即使多设一些官位也没有什么。但是，政治的价值取向绝不会这么单一，天下毕竟还有众多的庸才，还有皇权脱不了的皇亲国戚干系，还有政客的鹰犬。所有这一切都要照顾好。这其中一计，即笼络天下人归于一官道。宋朝的皇帝都心照不宣地把官位引做钓钩，使“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觊觎一官，老死不止”，“使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是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卷九六）。这个“御天下之妙术”，便是在科举上再开口子：特奏名和奏荫。

　　“特奏名”在宋代也叫“特科”或“恩科”，规定凡乡试后屡被礼部刷下来，或者廷试不录的，可参考前后几次考试情况，编入另册上报，参加特别考试。这样便不需再经过发解试、省试，只要各州担保申报礼部，由礼部核准，便可直接参加殿试。考试内容十分简单，有时进士只考论一篇、诗一首便可以了，年老的还可免试。更有甚者，凡特奏名者，不论殿试合格与否，均赐予一定出身或官衔。比如北宋太祖、太宗朝均赐本科出身。真宗、仁宗朝分三等，即本科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诸州长史、文学、助教。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时，一般分五等，第一等赐同本科出身、假承务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学，第四等下州文学，第五等诸州助教。南宋仍分五等，第一等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二、三等同学究出身，其余第一等为登仕郎，余与北宋相似。特奏名在登科总数上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据统计和推算，两宋贡举共取士约11万人，其中正奏名约6万人，特奏名约5万人，特奏名占登科总数的45％。（参见张希清：《论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会刊）特奏名所赐及第、出身、同出身，与正奏名一样均有入仕机会。即使不能出任职事官，也可得个祠禄官。这些特奏名入仕者大多才学低下、品格低劣，或无所作为，或只作终老之计。

　　还有一大批人连特奏名也沾不上，又设奏荫制来眷顾他们。奏荫又称恩荫、门荫、荫补、任子等，即恩许达官显贵不经考试选拔，而仅凭祖上的资格直接授官的制度。当时一个学士可荫几十人，宰相大臣就更多了。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郊恩奏补1460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一次任子达4000人。单郊祀荫补数就远远超出正奏名、特奏名之总数。恩荫得官者有许多是膏粱纨绔子弟。

　　这么多的官封起来，管理起来是相当复杂的。为了使官官钳制，宋代不仅于中枢机构分权，地方机构也叠床架屋，实行路（道）、州、县三级建制。设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安抚司、提举学事等，分割各路转运使的事权。知州事三年一任，不能连任，并置通判分其权。地方官仍保留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旧职，只领俸禄。在官职权力的设置上，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即职官分离制度。官指正官或本官，沿用唐代三省六部等官名组成官阶，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只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职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高级文臣的名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是职事官，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等。但是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当时的“官”并非全是定俸禄、品秩的。有的官，如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无实际职掌，为空官。但像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既可能是虚官，也可能是实官（宰相）。这样的机构和权力设置，既可保证一部分官员做事，又给另一部分优加俸禄，还可调配一批官阶较低的官员到要职上，并使官僚之间有强大的监督和权力制衡，其设计是相当精心的。

　　把天下人捆在官阶上，使他们少起异心，然后再将他们锁在一张牵制的网上，这是宋代官制的一大特点。不少人说中国的文官制度如何开了世界先河，其实它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大相径庭。虽然这两种文官制度都选拔了一批于社会有用的人才。但以宋代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官制度，在正奏名之外所开的特奏名、奏荫的缺口，其以虚假的考核、虚拟的名位所网罗的各类人，实际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基本工具，这与西方文官制度的差别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