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篇巨制

　　宋代的君主终于没能完成他们的武功大业。这自有他们的种种失误，但我们不能不为其气度而折服。宋代君主每做一事，都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鸿篇巨制一样，规模宏大。中国现存15万部之多的古籍，使中华文化宝库之大盖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它最早的大编者便是宋代君主和他的臣民。

　　其大手笔之一是向全国征集图书。据《新唐书·艺文志序》载，历代藏书之盛莫过于唐代开元年间，著录53 915卷，唐人写的28 469卷，再加上整理的佛、道经典9500卷及其他，计有9万余卷。但经过“安史之乱”、唐末五代战乱，至宋太祖掌政，朝廷三馆藏书才数柜，计13 000余卷。一开国，太祖便十分注意收集保存图书，征服荆南、后蜀、江南、吴越、北汉诸地后，他遍收府库图书。从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至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150余年间，曾下诏和派员到地方征集图书十五六次，几乎平均每十年一次。这些诏书中大多明确征集范围、奖励办法、给予赴京献书方便等内容，并鼓励访求散逸域外的中国图书和外国著作。太祖于乾德四年赏沙门157人每人3万钱，使游西域访求佛典。到北宋末，图书量增至6705部、73 877卷。

　　大手笔之二是组建宏大的编纂、校勘、注疏和著录队伍。开宝年间（968—975年），太祖命开封各寺院的高僧编纂了6000余卷的《开宝大藏经》，这是继唐代开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佛经编纂。太宗命翰林学士贾黄中等收集民间遗方，辑成1000卷《神医普救方》，又命李昉、扈蒙等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命李昉、宋白等编纂《文苑英华》。真宗命王钦若等编纂4359卷的道藏《祥符宝文统录》，命王钦若、杨亿、钱惟演等编纂《册府元龟》。分门别类地编纂这样的丛书、类书，并校勘其中的讹误、脱衍，使之接近本来面目。编纂的主要场所集中于崇文院。宋初承袭唐和五代在朝廷设秘书省，置监、丞管理图书文物。又设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三馆一阁”，收藏图书。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建崇文院，先后搬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于其中。后来崇文院的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修得像“蓬莱道山”、“群玉之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

　　大手笔之三是全面校勘。在编纂过程中，总结出不少校勘古籍的经验，丰富发展了校勘学。如当时的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宋敏求，主张“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必须“重复校正”，反对“务在速毕”（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在校勘的基础上，又编定检索目录，发展了目录学、文献学。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崇文院图书刚刚整理完毕便毁于火灾。真宗一方面重修崇文院，一方面命枢密副使王钦若、翰林学士陈彭年等重新抄写校勘，以正本副本分设三馆秘阁和太清楼。这一次继修一直到仁宗时。仁宗动用了张观、李淑、宋祁、王尧臣、宋庠、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欧阳修等一大批大臣，直至庆历元年（1041年）才完成，共整理图书30 669卷，编出了一部66卷的《崇文总目》。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进行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这一次既补由于使用造成的缺损，又增补新著图书，在此基础上增补《崇文总目》，但改名为《秘书总目》。《崇文总目》是三馆秘阁收藏书籍的联合目录。这部书目采用唐代开元年间的四库法著录，佛、道经典纳入四库子目，使所有图书都划进分类。它不像《隋书·经籍志》只注存逸，也不像《唐书·艺文志》只注不见经传的作者，而是每部书的作者、要旨、源流、价值均有著录，为汉代刘向父子《七略》体例中断近千年后第一部完备的提要目录。惜其真本已不复见，现存清末本可能据南宋征集逸书公布的一个删本辑佚而成，远非本来面目。

　　如今莫说《崇文总目》，即便一部宋版书也堪可珍贵，缘悭一面。如今中华图书之大器局全由之来，读书人时时都可以感到有宋人伴读，诚如我们看“宋体字”的书。这“宋体字”实际是清代的变体，但其神韵取之于宋。

　　皇帝亲自主持编书，向天下广致收罗图书，以重臣任专职来整理图书，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远去的梦了。而儒、释、道三教九流之文化尽收无遗，不以文字狱恣意裁剪，此等胸怀也可惊可叹。有时我想，宋代的皇帝那么重视编书，还要校勘得那样精确，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偏爱读书？答案是肯定的。宋太祖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看书，神宗还是小学童的时候就痴迷于读书，连常被后人骂的徽宗、高宗，他们都自称平生最爱读书。那么有人要问，皇帝读了那么多书，为什么宋朝还那么弱呢？是书生意气太重了吧！若说这话，他肯定读书不多。宋代绝非如所说的那般“贫弱”，宋代的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达到了最高峰。至于宋为何会亡于金、亡于元，这是历史大势，非宋人可以逆转。这原因复杂得很。依我看，宋代君主之所以有整理图书这般大器局，之所以样样来大手笔，与他们爱读书大有关系。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最根本问题——至今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宋代的君主多半提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