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考什么才(1)

　　中国之科举至宋代臻于完备，但也涉及根本性难题。科举原本为君王选“人”，考的却是“才”。人为无定性之自由体，且不论以所谓定性的“才”来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这个“才”的指标也不一而足。隋唐以前选拔官吏的方法主要是“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制”。这种乡举里选或由皇帝朝臣点谱的办法，倒是侧重于选“人”，但易为门阀士族操纵。隋唐开科举，士人可自由报名，但考的是诗赋。到宋代，皇帝和大臣总在怀疑这种哼哼唧唧赋诗量“人”之“才”的可靠性。

　　唐代常举科目为明经、进士两科。所谓明经考试，只试帖经、墨义。帖经类似现在的填充题，墨义是将某处经文连同注疏默写出来。两者都以背诵为工，无须通晓经文义理，故人贱其科。中试后授官、升迁皆不优，有才能之士不屑就试。进士科初唐仅试策，后来增加帖经、杂文等内容。自盛唐起，杂文文体固定为诗赋，并主要以此取士，策与帖经仅“礼试”而已，考校时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诗赋非聪明博学之士难成佳作。故进士科最受人推重，一旦登第，往往大用，非他途出身者可比。但考诗赋的流弊也很多，如务求辞藻华丽而新奇，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无补于政事，所以屡为人所诟病。北宋前期，承唐旧制，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科目，通称诸科。宰相范仲淹诸人还不满意，再提意见，仁宗皇帝下诏，说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才是博啊！拘泥于声律词意，豪隽奇伟之士难以发挥。并于嘉祐二年（1057年）增设明经科，其与诸科不同之处在于明经以试大义为主，诸科则仍试帖经、墨义。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少年闭门学作诗，等到他当官的时候还不通世事，这是摧残人才，所以提议改考经义、论、策。苏轼反对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考试是个权宜之计，不过唐以来试诗赋为名臣者很多，何必一定要废除。当时其他人批评试经义的毛病也切中要害。治经是一种投机，今年治明年考，王安石在位就投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就投合司马光。诗赋就不大好投合了。诗赋要看技巧，经义则多偏见。苏轼们指出了科举的悖谬。神宗最后来个折中，进士殿试废诗、赋、论三题，改试时务策一道，省试则废诗赋而以经义、策、论取士，从此结束了单凭诗赋取士的局面。其后哲宗元祐时兼用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北宋末至南宋，有时或废诗赋，专试经义，有时分两科，有时又一科兼试。南宋高宗时之经义与诗赋两科，各兼以策、论，使经义、诗赋和策论在进士科考校中几乎占了同等重要的地位。高宗曾说：“文学、政事，自是两科。诗赋止是文词，策、论则须通知古今，所贵于学者，修身、齐家、治国以治天下。专取文词，亦复何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戊申》）许多政治家对考科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很难统一起来。为了解决这个“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问题，考试体制一直变换不定。这种想求实而又难规范的考试搞得君臣很伤脑筋。所以他们想出兴官学的理想化做法。范仲淹以为只重科举考试，不重视教育，是“不务耕而求获”，当以宗经来劝学，以劝学来育才，以育才来善国。于是有州县立学，并行科举新法的“庆历兴学”。王安石主张念书人当有实际的政治本领，他以自己编的《三经新义》为课本，并以“三舍法”开创学校升级制度，健全了官学体制，是为“熙宁兴学”。后来徽宗时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宁兴学”，且一度取消科举考试而从学校取士授官。如此办法虽然发展了教育，但从选人量才的角度看，却更加一律化，士子自由发挥的余地更加狭窄了。

　　这一套章法执行起来有时皇帝也很不耐烦，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太祖时布衣张齐贤献策十条，太祖对其中四条称好，而张则坚持说其余也善，太祖不高兴了。回开封后他对太宗说，我这次到洛阳只得张齐贤这么个人才，但不想用，将来可以辅你为相。张科考时被误置榜后，太宗便将一榜尽赐进士及第。他对侍臣说，我广求俊彦于科场，不期拔十得五，有一二就可以了。像太宗这样不怕滥但求是的选人，宋代君主比比皆是。科举考试的扩大，再加上“恩荫”和凭年资叙迁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队伍急剧膨胀。赵翼《廿二史札记》载：“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宋史·宋庠宋祁传》又载：“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

　　宋代的科举真是个怪胎，一方面选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同时也造就了积弱政治与军事。考试种类的增多，取士数量的增加，入仕的自由选择性大了，但考试科目的官学色彩增加，又限制了创造性。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释放自由意志，这与皇帝要求的“才”有差距。这里所说的自由意志，当然不是今日之个性自由，而接近于古希腊人的城邦政治自由，是士大夫治国善国的理想。自由政治是希腊传统，中国皇权不可容忍，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没有自觉意识，像前述王安石之类掌权后便对人强求一律。为了驾驭选拔上来的人才，皇帝只得累任累贬他的官员，既用他们的“才”，但终究没法助他们实现政治抱负。君王选的是“才”，而非“人”。

　　选人考什么才(2)

　　选“人”的事近世也不太好解决。直至19世纪，牛津、剑桥对自然科学欲迎还拒，搞的是绅士教育，主要为皇家掌握教会和国家政权选才。当时有人还说“愿上帝护佑数学，愿它们永不会被任何人所用”这样的话。英国工业革命的狂飙运动几乎是从牛津、剑桥的大门外穿过的。不过这里的教育弹性较大，比较容忍自由意志的发展，也产生了牛顿、培根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