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私学

　　《论语》上那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人多引为读书做官论之滥觞。而实际上在孔老夫子的时代，读书与做官尚未有多大的逻辑关系。当时的仕进之路主要靠献策和军功。西汉武帝创立太学，成绩优秀的博士弟子可以入仕，而由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入仕的人也须经过考试，读书与做官始有直接联系。上面那句话的原意是做官之人如有余暇，应该通过学习以弥补做官的不足；读了书再去当官做事，以检验学养，学以致用，并非以读书为敲门砖。但是自太学特别是科举兴起之后，便有了“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风气，与此题旨渐行渐远。宋真宗曾这样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子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古文真宝》前集卷首《真宗皇帝劝学文》）孔子的弟子们读书和孔子教书都是比较寒酸的，得讲个“觉悟”，不如后世之读书这么注重实际。

　　宋初参加省试的还不过2000人，至太宗第一次贡举（977年）即增至5300人，真宗第一次贡举（998年）则增至2万人。按照《宋会要辑稿·选举上》的说法，参加发解试按5∶1的比例取得乡试资格，则当时全国仅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就有10万人。后来因为贡举人数太多，改比例解额为固定解额。据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载，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东南州军取解比例是百人取一，西北州军是十人取一。当时东南州军人口约为西北州军人口的2倍，按全国平均人口计，约60名至70名应试者举选1名，如果按最少5000名省试者计，则全国仅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就达30多万人。据专家推算，南宋时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最多达100多万。北宋晁冲之《夜行》诗有道“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可见读书之普及。《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云：“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这么多人在哪里读书？靠几个私塾老师即使如孔夫子教3000弟子也教不过来。学校应运而起。其实“学校”也并非宋人发明，像官学汉代已有之。但真正接近于现代学校的规模教育是自宋代开始的。宋时的学校大致有四种类型，即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乡塾村校。

　　两宋中央官学名目繁多，包括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馆、四门学、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等。隋唐以前，由于门阀士族左右朝政，故国子学十分兴旺。宋代随官僚政治之取代门阀政治，国子学渐变为太学的附属学校。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始建宗学培养宗室子弟，但规模不过百人。元丰年间创设的小学，入学年龄限于8岁至12岁，除徽宗政和年间增至千人外，其余长期不兴。广文馆、四门学应时而设，废置无常。武学不为宋代所重视。律、算、书、画、医等多数技艺学，规制无定，招生很少。中央官学最主要的是太学。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创太学，学生200人，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行太学三舍法，其中中高级的内舍、上舍分别为200人、300人，初级的外舍不限额，元丰二年（1079年）令置2000人。徽宗时三舍俱加倍。崇宁三年（1104年）罢科举，使太学成为唯一仕进之门。宣和三年（1121年）科举虽恢复，但太学仍是进士的主要来源之一。太学的解送比例大大高于州军，而且上舍生优异者，可直接授官。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一文中骂其为“声利之场”。

　　地方官学由府、州、军、监及县设立，始于汉代武帝时，但与仕进无关。宋仁宗屡次下诏，赐额、赐田、给书，立州县之学。神宗熙宁年间始设学官，给予师资、经济的保障，使之走向正规化。徽宗时以太学三舍考选法施之州县学，并一度有取代科举取士的设计。南宋州县学比之北宋更加繁荣。

　　官学从授课内容和生徒入学目的来看，无不因科举而设。朝廷衡量州县学的质量与对学官的奖励，主要依据科举考试成绩，很像今日中学高考升学率之评定。

　　书院起始于唐，至宋方大盛。唐代书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方收藏、校勘和整理书籍的机构，史载最早的为玄宗时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另一种是私人创办的书院，为士大夫及其子弟谈书论学之所。宋代地方官学推行经历时间较长，容量也有限，而各类书院发展较快。北宋前期有书院38所，白鹿洞、岳麓、嵩阳、石鼓、应天府、茅山等著名书院，原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有了半官办性质。庆历以后，办学重点移到州县学，众多的书院因经济等原因而关闭。但南宋地方官学也遇到财政困难，且管理不善，而书院则管理有方，教学质量高，一些理学家虽自家仕履不显，但弟子和私淑却有势力把持发解、省、殿试，所以书院又繁荣起来。

　　乡塾村校规模小、分布广、收费低，将教育推广于穷乡僻壤。这类学校质量好坏不齐，但文化普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北宋的许多大政治家、文学家都出自于其间。如本书中常提到的王禹偁、吕蒙正、张齐贤、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受益于乡村先生的教育。

　　如今读书人的奋斗目标不惟当官，从事专业技术或其他什么的也被视为很好的出路。像孔子那样，以读书经划国家大事或以之为精神所求，古已有之，今也有之；像为科举那样实际地去读书，古代合乎情理，今也无可厚非。还有一条，古代有“公办”学校，也有“私立”学校，互为拾遗补阙，这个更好理解。我们偌大一个国家，子弟那么多，国家办学哪里办得过来，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像宋代那种高质量的书院、私塾一样的学校多办一些，肯定很需要，甚至会很“赚钱”。如今的学生还不必像宋人那样非得去走官路，学点手艺什么的也很好，所以各类学校的兴办是可以有较好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