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自宋代开始就尖锐地暴露出来。宋代版图比汉唐小许多，而人口则突破1亿，比汉唐几乎多出1倍。当时的福建路和两浙路，平均户有田亩数分别为106亩和203亩。其次的成都府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分别为267亩、35亩及374亩。叶適《水心先生别集》等史籍多有“民多而地不足”、“土狭民稠”等记载。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当时也兴开垦荒山、围海围湖造田，新造了许多梯田、圩田、葑田等，特别是使包括土地、肥料、种子、水与工具等使用和管理在内的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方法最终定型，农民的平均生产力比汉唐提高两三倍。宋代的水稻品种有260多种。粮食亩产北宋为米三石，南宋达到六七石，并形成了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等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苏湖熟，天下足”之谚语是为所指。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高，带来的后果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宋代的农民不再像汉唐那样在本业上有事可做。而精耕细作之粮食种植方法的成熟，便被他们扩展到经济类作物的生产上。这些产业所争得的土地产出率更高。粮食和经济类作物的增产，导致其消费方式必然转化为加工产品，这又推动了农村加工与养殖业的发展，并带动了商业与运输业等服务业的发展。

　　据台湾学者研究，赵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时代，其后几个朝代均不及。北宋为201%，南宋为224%。（参见赵岗、陈钟毅：《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载《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1983年7月）《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每天有数千担鲜鱼输入。《梦粱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肉铺不计其数，鲞铺不下一二百家。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载：“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诗》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曾为唐代“贫眼所惊”的东西，不仅为宋代贫民所有，“十幅红绡为帐”还为之所讥。宋时“庶民之家必衣重锦、厚绫、罗縠之衣。名状百出，弗可胜穷”（《李觏集》卷一六《富国策第三》）。再如酒的消费，《宋史·食货志》记载，酿酒业的发展致使在京酒户每年用糯米30万石。周辉《清波杂志》卷七载：“四亩种秫，三分之一供酿材曲蘖，犹不充用。”花户们对新奇品种的培植日新月异。在中国现存的花卉专著中，有关牡丹、芍药、菊花等的专著宋代最多。

　　各种生产技术的改善，使宋代的臣民和皇帝并未被土地短缺所困。宋人陈旉《农书》上有过这样一个统计，一个10口之家的养蚕专业户，养10箱蚕便足以维持生计。有人根据韩鄂《四时纂要》中的蚕桑比算出养10箱蚕用3亩桑田便够。10口之家所需粮田则要近十倍或数十倍于此。宋代官私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茶园户”、“乡村酒户”、“花户”、“药户”、“漆户”、“糖霜户”、“水碨户”、“磨户”、“熔户”、“机户”、“绫户”、“香户”、“蟹户”等名称，它们在宋之前是不多见的。这说明农村专业户在两宋已成为一种经济力量。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一文指出，历来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大宗的农业税，在宋代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前不太重要的商税、专卖税、矿产税则逐渐升居主要地位。熙宁元丰以后，农业税仅占国家全部税收的30%，其余70%则属商税、专卖税等。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一文曾对熙宁十年（1077年）的商税作了统计分析，发现其中80%来自于县、镇以下的小市场。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商税估算出宋代每户年平均商品交换额是20贯。其中大量属于农村专业户的成果。

　　这些专业户的社会分工相当细。“机户”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代，既指城市的纺织手工业户，也包括农村的纺织专业户。这种“机户”与前代纺织户有性质上的不同，它已从原料生产中分离出来，光纺织不养蚕栽桑。不惟如此，蚕丝原料的生产即栽桑与养蚕也彼此分离。再如养鱼业也有了畜苗与放养分在两地的社会分工，形成了鱼苗专产区。江西路的江州、湖口诸地就是著名的鱼苗生产专业化基地。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鱼苗》载，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取之出售，以此为利。

　　农村专业户的大量出现，使农业产业得以升级，虽然其与以一家一户为单元的传统农业生产一脉相承，是传统农业的自然展开或扩张，但也是科技生产率提高的直接结果。这种农村专业户由单纯农业型，扩大到农业加工型，最终又推进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反过来后二者又刺激了前者的扩张。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生活消费品的日益丰富，农村城市化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就势所必然。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增加了对农村的各种需求。社会生产有了动力。

　　近20年中国发生的事，与久远的宋代何其类似。我们叫“专业户”当然是今日的名词，但是它的产生确在遥远的年代。中国历史好像凝固了数百年。过去未曾做过而必须做的事，总有一天要做的。今日之世界当然与宋时大有不同，我们再做一遍宋人的事还是很不够的。如果我们做不好今日该做之事，那么，数百年后还有可能再来做今日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