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

　　雷瓦尼（Ｒｅｚｖａｎｉ）

　　我描述母亲的方法令人毛骨悚然，许多人读后产生反感。

　　我认为所有与我母亲相关的东西绝对是悲剧。战争前夕，我９岁时她离开人世。

　　她是俄罗斯犹太人。母亲的生活充满浪漫色彩。我青年时代打猎捕狼、骑马、乘三套马车旅游的经历及俄国古典小说陪伴我度过孩童时期的情景，在我头脑中埋下了想象力的种子。她的父亲是地主，用土豆生产伏特加酒。在我创作过程中这些往事才渐渐在脑中出现。

　　母亲由于苏联革命被流放到苏伊边境一个难民营。父亲是译员，对母亲一见钟情，随后娶她为妻。母亲为他生下我，不久之后他却抛弃我们远走高飞。母亲被伊朗神秘的袄教所迷惑，成为古尔蒂也夫首批信徒之一。我出生后的几年中几乎生活在鬼神气氛中，母亲三句话不离神，宗教的光明面被恶魔遮掩。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是可怜母亲、想把母亲救出难民营，同她结婚的。

　　随后母亲带着我和无比的仇恨寻找他、追踪他。

　　我是在东方与俄罗斯的冲突中长大的。

　　母亲不久后患了癌症，并接受手术治疗。

　　每次手术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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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把我送到寄宿学校，我认为她抛弃了我。寄宿学校的人通常是神秘主义的犹太人，或自然崇拜者，我觉得他们都不正常，一段时间见不到母亲，待我们再见面时便觉得十分陌生，每次她都必须花费心机重新让我亲近她，她只有我一个亲人，见我不认识她，爱心和感情受到极大创伤，灰心丧气。我小时候讲俄语，一次她把我留在一个法文寄宿学校，几个月后，她来接我时，我竟一句俄文也不会讲了，我们之间出现裂痕。

　　从此，我再没有学俄语，我把俄语同母亲等同起来，涉世后不久，就又把母亲同死亡等同起来，因此抛弃了这种语言。

　　她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死亡，至今我仍记得她总重复的一句话：“我快死了。”这句话一直重复到她真的感到要走时。她把我托付给一个美国犹太人运动小组，这个组织收养儿童，然后把他们送往巴勒斯坦。

　　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把我带到美国。

　　临行前，母亲说：“我要走了，我要死在波兰。”她真的走了。

　　后来我得到她去世的消息。当时我没有任何反应。大家都以为我会落泪。

　　然而，除我之外，所有人都伤心地哭了。

　　到了青年时期，我才开始梦见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寄宿学校生活一个比一个艰苦，周围没有女性，只有男性，疯狂的俄罗斯白种人，希望有一天重新夺回苏联，把我们看成是未来摧毁苏联革命的斗士。我渐渐渴望得到一位母亲。在这种遗憾之中，我看到女人与男人的不同，各个方面都相悖。没有母亲使我对女人发生极大兴趣。我脑中存留的只有对母亲抽象的记忆。

　　我和母亲生活的时间短暂，而且断断续续，但这种生活却充满一般生活不具有的特点。这种非凡的生活，是我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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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创作中挖掘出来的。我遇到一位母亲，一位与孩童时期相异的母亲。我肯定自己不喜欢她，但她疯狂地爱我。她的爱充满犹太女人的贪婪。每次她生硬地将我从寄宿学校接回时，都发疯地扑向我。她的吻是那样残酷、猛烈，让我觉得是在挨打。我是她生存的唯一理由，继续生活的希望，她想以超人的、触目惊心的爱追忆逝去的时光，她的吻几乎让我死去。

　　我笔下的母亲也令我震惊。我清楚，母亲对我来讲不是温馨的梦，不是乳汁，也不是皮肤，而是毒汁、鲜血，是体内循环的骇人的东西，总之，是死亡。写作中，我又重见这种大手术后的猥亵行为及丑恶的内心世界。我又发现手术后母亲这种充满创伤、掩盖可怖东西的猥亵行为。她被一片片吞噬，眼见这一肉体被分割开来，我很早就明白了什么是内心世界。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事物外壳包裹的实质，应该感谢母亲。我之所以在描述一系列的毒网之后开始创作，是想在写作中、在描写母亲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描述她的存在给我带来的不幸。也许这是一种幸运？她也许会将我吞噬。

　　写作中，我回忆起她在我脑中留下的印象：死亡前夕，手术后她的右臂瘫痪，早上我的首要任务是为她按摩，以使她重新生活。

　　记忆中的她时而可怕，时而粗俗，但我认为这些行为有美妙之处，她是戏剧性人物。我们生活在中部，她迷恋圣·保尔·德·旺斯这个美丽僻静、与世隔绝的地方，因为她喜欢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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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房子恰恰是马海特基金会遗址，她把我的床摆在外面，那里有米奥的雕塑，我还可以望到蓝天和深谷谷底。

　　我们生活拮据，但得到美国总统头像雕塑家琼·达维森的接济，我觉得他钟情于母亲。

　　她之所以在樱桃季节住在那里，并不是为了让我品尝几粒樱桃，而是把整个樱桃园的收成从圣·保尔·德·旺斯一个农民手中全部买下来，让我能骑在树上饱餐樱桃。小时候我还喜欢吃柿子，我坐在放满柿子的车里的情景，也出现在眼前。

　　同其他家人一样，母亲是个音乐家，会拉小提琴，即使胳膊半瘫痪，她仍拉琴。我十分惧怕圣·保尔·德·旺斯这把犹太小提琴发疯的刺耳声。她想让我学她，并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但我喜欢钢琴，总觉得小提琴刺耳，而钢琴深沉，铿锵有力，可以表达内心的感情。母亲带给我一种悲观主义的东西，但它充满诗意，尽管我的作品诗意如夕阳西下，但它可以挽救失望。我拒绝演奏小提琴，想用钢琴表达诗情画意。随着创作的深入，神经质的东西减少了。

　　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母亲有许多情人，他们骑着大型摩托突然出现，我便坐在母亲腿上与这些男子汉跨上摩托。

　　一天，一个情人拎着一个篮子来到家中，篮子里有一只想送到海边淹死的小猫。小猫喵喵地叫，我想收留它，母亲同意了。

　　它睡在我床上，几天后产下几只小猫，弄得到处是血。

　　母亲说：“猫是你要的，现在应该由你把小猫杀死。”她递给我一个水桶，把猫扔进桶里，我只好拿着盖子等到它们彻底死亡。她本是一个善良女子，却教会了我如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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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次，她把我送到一所修道院，同时留下一窝雏鸡，修女没有反对，并把小鸡留在鸡窝里。母亲返回接我时，小鸡已变成大母鸡，母亲见后便想把鸡一起领回。修女对她这位讲蹩脚法语的女人十分尖刻，把鸡放出来说：“好吧，你去逮吧！”

　　只见母亲象个大黑鸟，拖着不听使唤的手臂追赶鸡群。

　　对母亲的记忆寥寥无几，或十分模糊，但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

　　几年前的一天，我收到一位表兄寄来的母亲的照片，我突然发现她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以前我始终认为她丑陋无比。我脑海中只有激烈、崇拜大自然的母亲，她不顾满身伤疤，赤裸裸躺在地上晒太阳，乳房只剩一个。我觉得她可怕之极，她会唱歌，名叫阿岱尔。

　　我清楚自己从野蛮中来，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是野蛮人。

　　我先从事绘画，作品越来越狂放，一晃２０年光阴逝去。

　　随后，写作之情逐渐萌生，创作欲望、清纯的词句和感情都应运而生。文字对我来说最初没有任何力量，渐渐地，我又追回语言。

　　２０年来，特别是几本著作出版之后，我看到文学的力量，我开始象绘画一样从事创作。

　　实际上，我的全部作品可用我撰写的有关皮埃尔·勒·格朗的剧本《冬宫》（Ｌｅ

　　ｐａｌａｉｓ

　　ｄｈｉｖｅｒ）概括。剧本中的B故事，母亲曾讲给我听，是一件真实的故事：在苏维埃皇宫，皮埃尔·勒·格朗生活在矮人之中（这件事实际上发生在他女儿卡特琳娜生活的时代）

　　，其中两个矮子相互钟情，渴望结婚。皮埃尔·勒·格朗说：“当然可以，我们为你们举行隆重的婚礼。”

　　他让人建造了大小很象矮人的玻璃宫殿，有天然的玻璃床，和玻璃家具，壮观美丽，让他们成了亲。就在新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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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夜，他把他们禁锢在宫殿围墙之内，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们已被冻死。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格外激动。从此，在我的作品中出现了类似悲剧性的爱情，和这种对异性的拒绝，身体相遇的狂暴，两人邂逅产生的力量，有权势人的威胁和人的野蛮性等。

　　所有法国理性精神难以接受的、我认为我不能接受的东西均来自母亲。我甚至觉得自己败坏了法国语言，因为它不是我的母语，这种与让我着迷、吸引我的法国语言文化相矛盾的心理，也来自母亲，来自被作品抛弃、又被作品寻找回来的母亲。

　　〔作家简介〕雷瓦尼，１９２８年生于伊朗德黑兰。中长篇小说家、剧作家。曾出版《闪光的年代》（Ｌｅｓ

　　ａｎｎｅéｓ

　　ｌｕｍｉèｒｅｓ）

　　、《美洲之路》（Ｌａ

　　ｖｏｉｅ

　　ｄｅ

　　ｌ′Ａｍéｒｉｑｕｅ）

　　、《一千个今日》（Ｍｉｌｌｅ

　　ａｕｊｏｕｒ

　　ｄｈｕｉ）

　　、《火》（Ｆｅｕ）

　　、《多疑的鸭子》（Ｌｅ

　　ｃａｎａｒｄ

　　Bｄｕ

　　ｄｏｕｔｅ）

　　、《椭圆形面孔》（Ｌａ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ｖａ－ｌｅ）

　　、《我过去的朋友》（Ｊａｖａｉｓ

　　ｕｎ

　　ａｍｉ）

　　、《沙尔上校》（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ｅ

　　BＳｃｈｅｌｌｅ）

　　、《埃索上校》（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ｅ

　　Ｅｓ

　　ｓｏ）

　　、《冬宫》（Ｌｅ

　　Ｐａｌａｉｓ

　　ｄｈｉｖｅ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