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加·莫兰

  法国·

  爱德加·莫兰(Edgar

  Morin)

  母亲去世时33岁,我10岁。我是独生子,她的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

  我爱她,这毫无惊奇之处。

  我对她只有短短10年的了解,光阴荏苒,她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音容笑貌不再逼真,许多细节也悄然溜走。她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慈祥和爱,没有给粗暴留下任何位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母亲染上西班牙流感,造成心脏损伤。照理说,她丧失了生育能力。结婚时她没有把此事告诉父亲,怀孕后一位私下替人堕胎的接生婆把孩子打掉。后来,她又一次怀孕,而且已不能堕胎。我出生时的境况很不妙,医生讲明情况后,父亲决定先抢救母亲。危在旦夕的分娩:接生条件有限,我又是臀位,加上脐带绕颈,出生时窒息,医生拍打半小时后才清醒啼哭。正因这样,父母整日为我操心担忧。我是独生子,永远的独生子。

  10年后母亲去世,家人一直瞒着我。当时我们住在巴黎郊区勒伊·玛尔麦荣。

  她急匆匆在她妹妹陪同下登上只需20分钟就能到达巴黎圣·拉扎尔车站的火车。在车上,她昏厥过去,刚到巴黎就不省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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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在学校上课,一位姨夫来学校对我说:“你父母外出旅游去了,你到我们家来住吧。”

  母亲的妹妹和妹夫在我父母不在家时,总要接我去他们家。两三天后,我在拉雪兹公墓附近的马尔丹——纳多街看到父亲,他一身青色,对我说:“别这样在草地上玩!”瞬间,我恍然大悟。

  然而,人们继续对我保密,声称她在维岱尔或维命疗养院疗养。他们骗我,我也骗他们,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无法掩饰内心的悲痛,我便躲到厕所里悄然落泪。我和父亲一直住在姨母、姨夫家。一段时间过后,他们决定把母亲的死非常婉转地告诉我。那天,姨母把她的孩子叫过去说:“你们的姨母露妮达(我母亲名字的简称)去上天旅游,去那里的人,有的可以回,有的回不来,这都是大人的事。”我表现得相当坚强。

  她还说从此以后她就是我母亲,我也是她的孩子。

  这一举动并非出于心地善良,而是在向母亲祷告。残酷的生活摆在面前。我内心悲痛又不能表现出来,表面上还要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他们去墓地时,我留在家里。我把悲哀深深埋藏在心底,任何人都是局外人,有可能影响母亲的形象。

  一种矛盾心理从此在心里慢慢滋生,一方面认为她的死不能挽救,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幸,另一方面又毫无理智地期待她的重生。

  青少年时期我始终保守这个秘密,哪怕是最知心的朋友也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10年后,遇到一位善解人意、善良温存的姑娘我才披露了秘密。我正上大学,刚刚与家庭断绝关系。

  1940年的法国正处于侵略者的铁蹄下。

  母亲去世第二年,我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家庭医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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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部医生都无法确诊。我高烧不退,脖子里生出一个疮,使我喘息困难。

  这种病很少见,只有反刍类才有可能染上病,叫口蹄疫高热,不知患这种病,还有无生存的希望。然而,生命具有强大的抵抗力,我得救了。当我返回学校,告诉同学说我患了口蹄疫时,大家都哄然大笑。

  我认为,母亲死后产生的双重感情极大地影响着我的思想、哲学观念和世界观。

  我怀疑一切,同时带着无限希望,期待重新与母亲团聚。由此,产生对宗教的狂热追求。这种感情始于战争期间我加入共产党时,渴求与全人类心心相通,以这种法国式的博爱思想,通过某一群体填补失去母亲造成的空缺,对父亲的拒绝也是这个原因。显然,这些因素确定了我的世界观。

  服丧期实际上是在1969或1970年,即母亲故去后40年才真正开始。我常梦见她,身体的一部分无意识地一直期待着她的复活。我在加利福尼亚做了一个梦:一群人穿过城市来到火车站,一个人对我说:“你母亲就在那里,你母亲就在那儿!”我疯狂地挤进人群寻找她,突然,我看见她就在车站旁,她拥抱我,对我说:“再见。”醒来时我已变成泪人。她走了,1930年没有与我告别就走了。如果能见到她的尸体也会好些。我清楚永远见不到她了。梦中的诀别,最后的拥抱,多少减轻了痛苦。

  我本以为服丧期刚刚结束,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仅仅开始。每逢想起或谈起母亲,我都悲痛万分,感到这颗心永远得不到彻底的安慰。

  去年夏季,思索许久后,我下决心去墓地看望母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望死人。

  在拉雪兹公墓,好象有雷达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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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不知道母亲墓碑的确切位置,我却一下子来到她面前。后来又带朋友来过一次,却难以如愿,似乎独自前往有人带路。

  我迫切希望站到她面前,仔细观看墓碑上的文字,她的出生和死亡日期。我意识别自己是个孤苦伶仃的孩子。

  母亲是我心中的传说,爱的象征,这一传说超越国境,把爱洒满人间。思恋之情越来越浓。曾记得父母晚间外出时把我留给仆人,这个亚美尼亚人如同我的第二母亲。我急得乱踢乱打大门。还记得一次父母因搬家发生口角。前不久,我又见到这个亚美尼亚人,我对她说:“请你告诉我母亲的禀性,哪怕是小小的缺点。”她回答说:“你母亲是个好人。”她的形象能刻在我脑中也有相片的功劳。如果没有那些照片,她在我脑中会是什么样呢?

  父亲给我讲述了他们结婚前后的情况,我还在他的书本中发现让我万分激动的资料。父亲在战争爆发后认识了曾帮助过他的外祖父。一次偶然机会,他从马赛去巴黎途中遇到外祖父。那是复活节,外祖父邀请他到家中用餐。他结识了外祖父的长女,随后想求婚。于是,他邀请她去剧院。我看到的资料便是她收到邀请信后的复信。

  “先生,谢谢您对我的殷切邀请,但很遗憾——用词绝妙——死神悄悄来到姑娘身边,因此我不能随您去看喜剧……

  我同父亲一样,非常高兴地欢迎您到家里来吃晚饭……“就在这封信的背面,父亲用铅笔起草了求婚信。我把它保存下来。

  我没有就日常生活问题向父亲提出问题。母亲带我去裁缝家的情景又闪现在眼前,她喜欢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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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还常去拉法耶特长廊的茶庄品茶。

  父亲是桑梯埃区阿布库伊街针织批发商。他指望我成年后接他的班。小学毕业时,他费尽心思让我考进小学对面的商业学校。但母亲曾反对说:“我不同意儿子当商人。”她对我有何打算,我一无所知。

  上小学给我留下离开母亲怀抱的痛苦记忆,我和母亲寸步不离,因此到了上学年龄仍不肯去学校读书。

  我坚持反抗,几天后,父母收到市政府通知,他们硬是把我拖到学校。记得经过学校传达室时我大哭大喊。

  到学校后,我仍吵个不停,他们怕我逃走,把我关在一间教室里。

  我在里面仍哭个不停,放学时间到了,父亲的雇员晚来学校一分钟,别提我多害怕呢。

  母亲故去后,我的天地自然改为学校。

  当时尽管搬了家,我执意不转学,不想去结识新同学。

  独生子的环境迫使我大量阅读。我迷恋书籍,读适应我年龄的一般小说,也读塞居尔女伯爵的故事,还有冒险传奇小说。母亲很支持我,还有那位二三年级时教我的马尔康先生。记得母亲去世那年我拜读了《俄狄浦斯皇帝》。这本书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脑中产生了某种虚幻的东西。

  对母亲的记忆是她对音乐的痴迷。

  她喜欢意大利歌剧,特别是由享有盛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蒂多·什巴演唱,她还保存着他演唱的《托斯卡和波西来亚女人》的唱片,唱片中还有两首西班牙著名歌曲。

  对母亲的回忆与这些歌曲密不可分。

  我后来也听这些曲子。

  记得小时候我常去转动留声机的手柄,一次手柄断了,我就用手转动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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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中总在我喜欢的女人中寻找,寻找的不是做母亲的妇女,我对面带痛苦的女人,更感兴趣,命运和磁化作用,注定把我与有过悲惨童年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母亲起着我意识不到的作用。

  每当谈起母亲,我都会由于激动而哽咽。我已成年,并走向暮年。

  1962年我曾写道:“我内心深处仿佛有一种被压碎的稠液,这一地区被上千的往事、坚硬的沉积层覆盖,我深感到这种内伤,永远不可治愈的内伤。”重新回忆母亲,等于重新经历她故去给我造成的悲痛。

  〔作家简介〕爱德加·莫兰,1921年生于法国巴黎。曾出版《明星》(Les

  stars)

  、《时间概念》(Lesprit

  du

  temps)

  、《奥尔良B的传闻》(La

  rumeur

  d′Orléans)

  、《走出二十世纪》(Pour

  sortir

  du

  XXesiècle)

  、《人类政治引言》(Intro-ducCtion

  dune

  politique

  de

  Ihomme)

  、《电影或人物形象B B化》(Le

  cinéma

  ou

  Ihomme

  imaginaire)

  、《人与死亡》B(Lhomme

  et

  lamort)等。

  B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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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爱真伟大呀!在了不起,最大还是母亲大。是母亲赐予了生命.是母亲的方向.是母亲的爱.是母亲的“绝招”苦口婆心。母亲是了不起的人,把我们从暗地.危机.宝宝养大,是多么辛苦.劳累。我多么想对母亲说:“妈妈我爱您,您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