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弗朗西娜·德·玛尔蒂诺瓦（Ｆｒａｎｃｉｎｅ

　　ｄｅ

　　Ｍａｒｔｉｎｏｉｒｅ）

　　阿尔邦利是阿亚克肖的一个小村庄，离维克不远，通往村里的道路坎坷不平。我父母都出生在这个村庄，那里既有我们的家，也是祖母的故乡。我和祖母的关系比母亲好，母亲惧怕祖母，她准备出嫁时，祖母制造了许多麻烦。母亲因此耿耿于怀，对我说：“你知道，我结婚前有多么痛苦！如果你结婚，即使牵涉到法律问题，我也不会横加干涉。”我信以为真。

　　最初，母亲也不喜欢这个村庄、科西嘉岛和那里的风土人情，男孩子是王子，拥有一切，为所欲为，女孩子处处受限制，权利被剥夺。她有一个蒙古式的女儿，为了不受村里的制约，不愿同那些坏女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个只供消暑的村庄不能挽留她，她去马赛当了小学教师。她还鼓励当兵的父亲离开部队从事行政工作，为国家做间接贡献。父亲是道地的科西嘉人，受传统思想禁锢，认定女子只能围着锅台转，如果女人外出工作，天下会遭殃。他不象母亲那样照顾我们，但父母都属于传统型。我受的教育带有浓厚的科西嘉色彩，严厉，十分严厉，无比严厉。现在科西嘉人已今非昔比，我虽然是女孩，也进学校读书，参加考试，但绝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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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敢去约会男孩。弟弟比我小３岁，对学习兴趣索然，属地中海男性特征，我行我素。我学习好，为人心肠好，母亲不管我怎么想，以我为榜样教训弟弟：“你看，弗朗西娜学习好，各方面都不错。”为此弟弟很早就嫌弃我。而精神失常的姐姐给我们的生活又罩上一层愁云，家庭环境、气氛常常令人窒息，望而生畏。我心底常对这种精神和绝对服从父母的习惯势力发出疑问，同时也为自己迷恋于母亲百思不解。母亲从家徒四壁的家中逃出来，本可以多读几年书，但她把一切都寄托在我身上。她告诉我，当她为自己的未来设计蓝图时，均以我为模特。我在生活中充当她的角色。我无意中接受了这种同化。我与她关系密切，加上学习方面的因素，我在获得教师任职资格证书前一直没有接触过小伙子。后来我结识了一位教师，他喜欢体育，我们结为伉俪。我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我后来意识到学习的确是通往光明大道的桥梁，但不能走向写作之路。

　　母亲替我设计一生。我结婚前，不能自作主张，不能想入非非，只能朝教师方向努力，而且不准攻读博士学位。她考虑到生活的相对稳定性，梦想我能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有一个时期，我很想从事戏剧工作，她却认为这是小姑娘对未来生活的幼稚幻想，自然坚决反对。

　　她对我不放心，上初中后，还特地去找老师，询问我是否真的在读初一，想知道我是否同男孩子一起外出，她对感情方面的事情固执己见。

　　１９３３年我出生时，女孩子同过去相比，情况已有变化，开始可以社交。

　　但母亲在我长大之后，还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如果你和别人出去，应当谨慎。”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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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母亲了解社会，了解生活，对她的话坚信不移，甚至认定父母比神甫还严肃。

　　小时候，父母不厌其烦地对我说：“记住，不能说谎话，绝对不能撒谎。”我对他们从不隐瞒，将一切和盘托出。我去教堂祈祷，神甫却说：“人人都撒谎。”听到这种话，我怅然若失、神情慌乱、无所适从。这一幕至今刻在我记忆中。母亲却一直灌输、强调事物的绝对透明度。

　　这种包括感情生活在内，现代学生难以接受的教育，当时也给我带来极大痛苦。也许是为了维护家庭和睦，我竟忍气吞声地接受下来。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逆来顺受使我失去了个性，迫使我毫不反抗地接受一切。

　　２０岁，我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教书，这对我是一种解放。

　　母亲立即东奔西跑，四处活动，想让我重返马赛。我当时正巧遇到一位男子，本可以和他生活在一起，但母亲和弟弟反对这桩婚事。我不敢越雷池一步，没能跨越这一障碍，这的确是我的弱点。

　　幸好我后来逃到巴黎，不顾家人的干涉结了婚，否则，我会继续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正如西蒙娜·德·博娃所说，险些步入老处女编织毛线的平庸命运之中，一辈子不能自拔。

　　我决定结婚后，写信给父母，猜想他们一定为我高兴。

　　她立即赶来，亲自审查过目我未来的丈夫布里昂，她不懂文学领域的事，甚至厌恶文学。但她认为布里昂人不错，很热情，赞同我们成亲。她主张举行盛大的传统婚礼，象迎接自己出嫁的日子一样兴高采烈、翘首以待。

　　一位年老糊涂的牧师，为我们主持了宗教仪式。我丈夫后被派往马来西亚教书，我必须去找他。但母亲执意不肯，只准我假期前往。这次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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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协，请假丢下工作，乘船和丈夫相会，一眨眼就是２年。

　　待我们返回家乡时，等待我们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母亲仇视我丈夫，甚至采用卑鄙手段想砸毁他的饭碗。我不想同母亲翻脸，千方百计从中调解，独自专程去马赛看她。

　　一路上，我思忖着：“她还能对我说些什么呢？”母亲正患病，这种时刻我不能反抗，也不想争吵。但当她把我赶出家门，并不断口出恶言伤我时，我怒火中烧。在父母眼里，文学界的人，不是有毛病，就是不正常。有时我暗暗想：在这个世界生活一下并无妨碍，因为小说中常有类似描述。

　　１９６４年结婚前不久，我买到一本《０的故事》（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ｏ）。

　　我听别人讲过这本书，出于好奇，便买来看，也想念B给大家听。

　　没等我未来的丈夫拿去看，我先把书拿给母亲，当时也想到她可能没时间读。许多年后，一天，母亲突然对我说：“你可知道，你们结婚前不久，你丈夫也看《０的故事》这种书！”她也是听别人讲到这本书，并知道已改编成电影。

　　在色彩斑斓的童年时代，我就产生了写作的念头，但真正动笔是后来的事。

　　６～７岁我开始写小小说，内容类似塞居尔伯爵夫人撰写的作品。母亲持保守态度，认为我写作是随心所欲、心血来潮，创作本不该如此，我应该停下笔。但编造故事是我的乐趣。

　　家里有图书馆，小时候我无权光顾，母亲知道我喜欢书，禁止看书，后来成为一种惩罚手段，一整天眼巴巴望着书不许动。

　　８～１０岁，社会上流行梳辫子，辫子惩罚代替禁书，如果犯错误，只好头发垂肩散披。尽管如此，我仍较早地获得读书的权利，包括一些禁书。父亲喋喋不休，总说家中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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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套的小说，因为小说属轻浮的东西。读过塞西尔伯爵夫人的书，我又拜读古装巴尔扎克，虽然母亲心中不悦，她还是让我阅读了１９世纪全部经典作品。

　　她心里清楚，上高中后才应该读这些书。

　　我的第一篇文章，在《人类科学杂志》上发表那天，母亲面部表情如大理石，令我闷闷不乐。

　　从她嘴里道出的话，总带着火药味：“啊！你成了女文学家！”我的第一部小说问世时，我立即把书寄给父母，想让他们分享喜悦，扉页上有我给母亲的题字。

　　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３个星期都不见任何反应。

　　评论文章固然让我高兴，但我期待的是母亲的态度。

　　我盼星星、盼月亮，还是鸦雀无声。一天，她干巴巴地说：“我喜欢你作品的文笔。”

　　我想进一步了解她的想法：“你喜欢这本书吗？”她回答说：“喜欢。”并补充说：“书中的悲伤肯定是因为你生活中太伤感。这个人物就是你。你的书是一本自传。”

　　我后来了解到母亲反复读了这本书。

　　她在书中寻找什么呢？

　　怎样才能让她相信书中描写的人不是我呢？

　　总而言之，幸福、欢乐的东西，在我笔下不能成功，我需要的是冲突与矛盾。

　　一个时期，她拒绝承认我是作家。记得我对朋友讲过一句话：“你知道吗？我渴望得到母亲的赞赏。”我想实现自己的夙愿。但事与愿违，总不能成功。她读《十字架》（ＬａＣｒｏｉｘ）

　　，我想写点东西给她看，第二本书的主题描写母亲的无动于衷，我没有寄书给她。但她还是知道了，她跑来询问，结果又是面红耳赤的争吵。她希望我离婚，甚至打电话给朋友，让他们向我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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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此时此刻她病倒了，疾病让她重新变得温和起来。

　　我的书被提名参加龚古尔奖评选，爱德蒙·乔治一路邀请我参加马赛玫瑰节，她崇拜的罗伯尔·萨巴蒂埃也与我相识，这一切都使她兴奋，大大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在她眼中终于成了有地位的人物。我心灵深处只想获得母亲的承认。

　　１９８５年２月她去世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她终于明白错怪了我丈夫，了解到我真心爱她。

　　类似的故事浩如烟海。

　　我深信世界上有伤风败俗之事。

　　她死后，我没有感到任何解脱。她那极富个性的人品继续迷惑我，同时让我胆颤心惊。如果不存在这些冲突，也许我也不会写作。自责、犯罪心理在创作中得以克服，分析使我从中超脱出来，但从文学角度讲，也许会让我一贫如洗。

　　孩童时期最早的回忆是仨仨俩俩的科西嘉妇女，她们身着青色，只有母亲独出心裁，也许将离开科西嘉岛，她讨厌黑色，喜欢浅花色，打扮得庄重入时。由于逆反心理和惧怕母亲，我又偏偏喜爱黑色。对她最早的记忆，是痛苦和忧伤，她把我忘在了学校。当时，我觉得整个世界濒临灭亡。另一件事铭刻在心，就是小姑娘让母亲悲痛欲绝，后来她告诉我，这个故事是她编造的。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不再想改造母亲，是怎样就怎样。为什么？我不想加以评论。现在，我认为孩子们有理由评论自己的父母。我相信死人有在天之灵。我在书中着意描写的我的母亲是否千篇一律全是反面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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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简介〕弗朗西娜·德·玛尔蒂诺瓦，１９３３年生于法国科西嘉岛。

　　是文学评论作品评审团委员。

　　曾出版《停在画面上》（Ａｒｒéｔｓｕｒｌ′ｉｍａｇｅ）

　　、《马扎克科之夏》（ＵｎéｔéàＭａｇａｒｇｕｅ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