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

　　爱德华·里莫诺夫（Ｅｄｏｕａｒｄ

　　Ｌｉｍｏｎｏｖ）

　　一天晚上，敌机在空中盘旋，炸弹在城中爆炸，电线被炸断。一幢楼房的入口处一位男青年正手握电筒为一位年轻姑娘照明。这是父母第一次相遇。

　　两个人在同一家生产炮弹和炸弹的兵工厂做工，父亲正上军官学校，在厂里当值班员。母亲化学专业毕业，当技术员。

　　１９４３年２月，斯大林格勒战役２０天后，我出生在离高尔基城不远的工业城市捷尔任斯科。在胜利号角已经吹响之时出生在军人家庭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出生后最初几年，由于父母工作，我实际上独自一人在家。

　　早上母亲把我丢在家里，无人照顾，为防止被炸弹片击伤，她把我放在桌子下面的炮弹箱内，父亲还把桌子加厚，钉了双层板。看上去我安然无恙，十分安全。这些都是母亲讲给我听的：她在箱子内放进咸鱼让我当饭吃，竟没想到鱼刺差点儿把我卡死。

　　直到现在，我仍喜欢吃鱼。

　　我觉得母亲的年轻时代是动荡不安的。

　　她２岁失去母亲，父亲费奥多尔随后多次结婚。

　　直到１９４２年才在高尔基城开办一家饭店，渴望过幸福生活。我见过他的一张照片。这个男人很固执、坚强，表面看去很难相处，因此母亲很早就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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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６０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３１２

　　家独立生活，但她这段生活一直是个谜。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父亲被派往前线，１９４４年死在波兰。

　　母亲生于农民家庭，曾祖父是高尔基城附近诺亚村村长，叫尼古拉·兹必纳，母亲因此得名劳伊莎·兹必纳。

　　同父亲结婚，成为令人尊敬的军官妻子后，母亲对她过去的经历采取寂然无声的态度。现在我仍不知真相，她年青时的生活我十分陌生。

　　但我凭想象勾勒她３０年代的生活，她从不回答我的问题。一天，她感叹地说：“那是恐怖充斥的青年时代。”

　　我见她左臂上留有纹身的痕迹，依稀可见上面的缩略字：劳莎。在信仰、革命和工业化时期，一位苏联姑娘纹身实为罕见。

　　５０年代末，我１６岁，母亲试图消毁、清除纹身的痕迹，她先在胳膊上倒劣质烧酒，随后点燃，残酷地烧灼。

　　我小时候全家人都在部队工作，先后辗转于南方十几个兵营，１９４７年在哈尔科夫定居。

　　我当时只有４岁，父亲２８岁，母亲２５岁。

　　我们住在一个火车站后面，火车站便成为我童年时期最美好的回忆。车站完全被炸毁，眼前是一片燃烧的瓦砾火海。父亲是中尉、母亲没工作。我们住在一幢四层楼房内，第一二层是兵团司令部，军官家属分住其余的房间。城市建筑所剩无几，单元套房更不易找到。二年半中，我们分享集体生活。我对军装怀有特殊感情。虽然穷，但大家都是乐天派，因为我们还活着（２０００万人死于战争，家中也有亲戚和年青人丧生）

　　，逃脱了各种杀戮。

　　狭长的路道两边居住九户人家，尽头是厨房，有一个大火炉，由于木柴缺乏，炉子不易点燃，只能节假日才启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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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２世界６０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

　　家一般都使用分放在楼道内的小炉子或煤油炉。母亲用它煮汤，她用３个土豆和面包做的汤非常值得称道，面包昂贵，她很少买，总是说：“少吃面包，多喝汤！”当然，汤里一个肉渣也没有。一天，我意外惊喜地吃到香肠。太香了！后来别人问我长大以后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卖肉。”

　　我们家生活拮据。偶尔一次母亲应邀参加兵团组织的节日活动，席间，服务员端来家禽肉——这是宴会最具吸引力的一道菜肴，母亲想带点给我。她同平时一样聪明，但又很傻，装出不小心碰掉在地上一块，由于来不及立即捡起装进口袋，便盖上一块手绢。过一会儿功夫，她弯腰去捡时，肉不见了！这样一来，她忐忑不安，生怕被发现，回到家后情绪仍十分激动。

　　她穿着讲究，从军装款式上获得灵感，而且当时流行的服装式样趋于男性化。我小时候非常鄙视平民服装，认为男子汉就应该穿军装大头靴。母亲平日穿阔肩外衣，是一种德国军装的再造。我穿紧身德国套服。我们在灰尘飞舞的郊区市场买到这些衣服，市场上除出售衣服，还有留声机及其它战利品。美国人也给我们送来衣服和其它贷款物资。母亲心灵手巧，拆旧翻新，缝缝补补，衣服瞬间焕然一新。

　　１１岁前，我一直穿灯笼裤和长袜。母亲戴一顶小毡帽，穿多扣女式紧身上衣。她是混血儿，身上流着俄罗斯和鞑靼人的血，我觉得她那亚洲血统的黄皮肤与这种衣服十分和谐，相映生辉。

　　我上学后学习乌克兰语。母亲却始终不会讲，在哈尔科夫生活了３０年，只懂几个字！她常提起１９４７年刚进城时的故事：她坐在司机旁的座位上，一路发现焚烧后的废墟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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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街道牌子，Ｐｅｒｒｕｋａｒｎｉａ是理发师的意思，她却把这个词同俄语的Ｐｅｋａｒｎｉａ（面包商）

　　混淆起来，认为这里到处都有面包，喃喃地说：这下可以吃上面包了！司机解释后她才恍然大悟。

　　母亲喜欢读书，这是她的嗜好。一位在药房商亭工作的年轻犹太人借书给她看。我见她正读一本又旧又厚的书。两位女人都对乔治·桑着迷，被她的浪漫主义所吸引，以致父亲后来称这位犹太姑娘康素爱萝。母亲也喜爱剧院，生活G宽裕时便带我去看芭蕾舞。

　　３０年代上演的《虞美人》片断历历在目：一艘苏联船只到达中国港口（中国大革命前）。一位苏联士兵背对大厅坐在那里钓鱼，一位中国人出其不意地手持长刀突然出现。我是个爱国分子，立刻惊叫起来，通知那位苏联士兵。但他却稳坐钓鱼台。母亲把我搂在怀里，带我走出剧院。见我平静下来，不再激动，才在剧间休息时返回座位。一位胸前佩戴许多勋章的地方人士走过来，赞扬我的勇气。

　　我们还常去看杂技，几乎每周都去，否则便听父亲为我们演唱吉它。他多才多艺，能演奏多种乐器，钢琴弹得技艺精湛。他晋升上尉后，被任命负责兵团文艺活动，组织官兵文艺晚会，并接管部队乐队，组织音乐会。

　　９岁和１１岁两次出走后，我于１５岁彻底离家。

　　我同父母没有发生口角，很羡慕父亲，但在６０年代，我认为他无能，康素爱萝是乔治·桑一部作品的名字。——译者注是生活G的失败者，我们之所以总是几口人拥挤在一间小屋里，都怪他墨守成规、缺乏为生活而奋斗的勇气和力量。我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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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２世界６０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

　　想法背道而驰，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小天地，穿我喜爱的牛仔装。在暴风雨侵袭的青少年时期，我和母亲的关系十分恶劣。我专横跋扈，甚至视母亲为妓女！我盼望摆脱父母的桎梏。

　　１９６６年我来到莫斯科，一直生活到１９７４年。母亲来看我，我们住在我那间小房内。第三天傍晚，我再不能忍受这种家庭生活，盛怒之下走了出去，夜深人静才回家。她一直等着教训我：“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什么去了？”我还是把她介绍给我的画家和诗人朋友，她比父亲强，还能接受我这些朋友。

　　一天，我在《解放报》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斯大林去世时我流了泪，因为我成长的时代造就了我，这完全是正常的。记得一天早上，母亲很早就起床听广播，收音机里传出众人熟悉的列维唐广播员的声音，他悲哀、庄重地宣布“斯大林逝世”的消息。父亲正巧夜里在司令部值班，回家后刚刚睡下，听到我们的声音，他起来说：“我想睡觉！你们知道将来谁哭你们吗？”他侧身掩耳又睡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１９６８年８月。在莫斯科生活非常艰苦，我饥饿如狼，只好返回家恢复健康。历史在重演：母亲又起得很早，起床后打开收音机：“苏联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这一次，父亲一反常态，同意母亲的观点，还对我说：“你，你那些美国大兵蒙蔽着你的双眼，你最好跟我们谈谈越南战争！”我当时收听外电广播。

　　父母始终生活在哈尔科夫，她已７０岁高龄。

　　我们每２个月通信一次，信上她总称呼我的乳名：“亲爱的艾蒂克，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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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６０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７１２

　　虽然信中偶尔也和父亲论争，但我们的关系日趋改善。我试图告诉他们我的作家生活。我的书没有译成俄语，但并不妨碍其跨越国境。我担心那些好心的朋友把书拿给母亲看或讲故事给她听，尤其是第一本书，我叙述一个黑人小伙子的恋爱艳史，这种事即使是美国母亲也都难以理解！

　　１３年没有见到母亲的容颜，邀请他们来，尤其是父亲非常困难！

　　１９７３年经克格勃审查，我获准移民，离开苏联。我不是犹太人，和一个苏联姑娘结婚，不存在逃离国家的任何特殊理由，只想周游世界，以全新的方式生活。我孤注一掷，终于弃家而走。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哈尔科夫机场，她和父亲前往为我送行。

　　我请他们在机场餐厅用餐，我和父亲喝了许多酒。

　　那分分秒秒显得那样漫长，幸好一位朋友赶来陪同他们，让我得以脱身。我同他们分手后去检票，回头看到他们眼巴巴望着我渐渐远去，他们是那么慈祥，没有一滴眼泪，一滴都没有！没料到他们能如此坚强地控制自己。登机前，我好象又听到在舷梯旁的千叮咛万嘱咐：“要喝汤，这样胃口好，比吃肉强。”我在栏杆后面再一次注视着父母，向他们挥手致意，心如刀绞。

　　在飞机上我又举杯痛饮一番。

　　我是个不孝之子……

　　〔作家简介〕爱德华·里莫诺夫，１９４３年生于苏联捷尔任斯科。曾出版小说《苏联诗人喜爱黑人作家》（Ｌｅｐｏèｔàｅｒｕｓｓｅｐｒéｆèｒｅｌｅｓｇｒａｎｄｓｎèｇｒｅｓ）

　　、《误车人日记》（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ｕｎｒａｔé）

　　、《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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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２世界６０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

　　故事》（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ｓｅｒｖｉｔｅｕｒ）

　　、《强盗青少年时期自描》（Ａｕｔｏ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ｄ‘ｕｎ

　　ｂａｎｄｉｔ

　　ｄａｎｓ

　　ｓ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尼斯生菜》（Ｓａｌａｄｅ

　　ｎｉｇｏｉｓｅ）

　　、《奥斯卡与女人》（Ｏｓｃａｒ

　　ｅｔ

　　ｌｅｓ

　　ｆｅｍｍｅｓ）

　　、《国际作家》（Ｅｃｒｉｖ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小坏蛋》（Ｌｅｐｅｔｉｆｓａｌａｕ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