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阿特穆·朗日（Ｈａｒｔｍｕｔ

　　ｌａｎｇｅ）

　　１９３７年３月３１日我出生在柏林时，母亲经商，父亲是屠夫。他们的家庭也都生活在社会底层。母亲叫若阿娜，是德国母亲、波兰父亲的私生子。家里人希望我成为手工艺劳动者。哥哥比我大１５岁，当了木匠。战争摧毁了我们的生活。

　　１９３９年，我们随父亲来到刚刚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的波兰。

　　他是宪兵队员。

　　我们在那里一直生活到１９４５年战争结束和波兰解放。父亲被波兰人枪决后我和母亲被关进平民集中营。集中营被苏联红军重重包围，几次想逃跑都没成功，被迫返回出发地。我当时６岁，波兰语讲得相当好——后来全忘光了，我可以自由地在集中营内散步。

　　这个集中营很小，我和母亲挤在一张小床上。我时时心惊胆颤，因为波兰人随时来找小孩替他们照看牲口，多次想把我从母亲身边拉走。只有不懈地斗争，才能保证不和母亲分离。记得有一天，我生病了，母亲乘一辆笨重的汽车去２０公里远的城内找医生。

　　她临行前，答应我一定早些赶回来。

　　我在集中营门口翘首以待，望眼欲穿，虽然她离开只有几小时，我觉得特别漫长，度日如年。天色渐黑，还不见她的人影。我心急如焚，提心吊胆，如果她不回来，我是绝对受不了的！在黑暗中黯然神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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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俱茕！独自生活在充满敌视的环境中，对我来说等于落入虎口。

　　波兰处于百废俱兴时期，共产主义或非共产主义，苏联军队与波兰军队等各类抵抗组织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同内战爆发。我们随后住到乡下一个共产党书记家，母亲在那里做家务。许多事情犹如昨日发生，历历在目。一天，我们去几公里外的农场买油。路上遇到一位拄双拐的苏联上尉。突然，粮仓中射出枪弹，我们卧倒在地，看到许多波兰士兵乘一辆马车跑掉，身后留下死在我们面前的苏联上尉。

　　母亲因此受到苏联人的审讯，游击队员来后，还对母亲使用武力。几夜的拷打审问后，苏联人又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威胁说要殴打我和母亲。最后，是波兰当局决定把我们送回德国。我们来到柏林苏联占领区。

　　我跨进小学大门，学习成绩优秀。母亲本不想让我读中学，指望我立即找工作，但当局鼓励工人子弟接受高层次教育，劝母亲让我继续深造。不费吹灰之力她便让了步。一位朋友的儿子却成为锁匠。就这样，我进入巴尔贝斯贝格电影学院。

　　我的童年印着战争创伤。我和母亲很亲热。我们只有一间卧室、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她很爱我，但脾气暴躁，点火就着。父亲性情沉稳，不易动情，从不见他怒发冲冠，他也没打过我，我反而常遭母亲的痛打，象普通人家一样，习惯迁怒于别人。爱与暴力并非交替产生。因此，我怕她，甚至恨她。

　　她怒不可遏时，样子吓人，我只好躲藏起来。

　　有时，她整夜不让我进家门，我在街上象个游魂，拖着步子东走西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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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寒冷时，我如果壮着胆子敲门，得到的则是一记耳光！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为丢２０马克遭到的无可比拟的教训。

　　她的行为让我窒息，但我竭力理解她对我的态度，并始终没有完全否认她，因为她也有温和的一面。我认为爱与暴力，同时在她的内心世界相呼应，她是一个纯朴的妇女，可以让人对她做出评判。当然，目前我感触很深，觉得她的爱远远超过凶暴。

　　生活的悲剧没有结束。在柏林，我们见到哥哥，他成功地从苏联人眼皮下逃脱掉，那时他１８岁。一天，在柏林的某个地方举行庆祝活动，他去跳舞，一夜未归。干这种事，他还是第一次。

　　清晨，母亲说她做了个梦，梦见花圈和坟墓。

　　她去做工的路上，恰巧遇到两位警察在谈论一位青年人在树林里被杀，偶尔提到哥哥的名字，正是他！

　　这好象晴天霹雳，她眼前一片昏暗。

　　我从学校回家时看见她在邻居家，她告诉我，哥哥被杀害了。我毛骨悚然，又感到在波兰时的恐惧，害怕母亲离我而去，我只有１１岁！

　　和母亲一起生活时，留下的最令人心酸的回忆则是我们吵架后，她威胁说要把我带到地下室教训我的情景。她狂怒时，我有预感，她会变得无所顾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们常在晚间我要上床睡觉时发生争吵，她总想留下吸烟或看书。我不敢睡，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合情理的惧怕，担心她在我睡觉时干什么蠢事。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最后我还是睡着了。夜深人静时，我会突然惊醒，跳起来，有时甚至撞翻床头柜。

　　母亲不幸的原因诸多，她曾爱过一个男人，我知道他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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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了她，可她却偏偏不肯相信。当她了解到事情的缘由后便吞吃安眠药。

　　由于绝经期性激素紊乱，随之出现癫狂现象。

　　她多次企图自杀，有一次若不是我及时赶到，就会造成致命危险。我当时住在柏林城外的巴尔贝斯贝格大学，星期六回家时，发现她已昏迷不醒，我立即叫来救护人员，把她送进医院。不久，她便出现神经性瘫痪，不能继续工作，她手头拮据，我便接济她。从此，生活在她眼里已完全丧失意义。

　　我已是成年人。失望过后，她对我变得格外温和，还常写充满温馨与爱的信到学校。我以同样方式复信。我远离母亲所处的无产者阶层，可以评价她，但从不指责，而是满怀激情地去理解她。

　　我在电影学院的学习，她不能理解，也难以想象。自然，无意中对我的工作表示出自豪，象所有女工那样，尽管孩子远离母亲，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但对他们的学习成绩感到骄傲。我中学毕业后中断学习，去从事田径运动时，她也持同样态度。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我自己能够生活。

　　１８岁我写出第一本小说，没有发表，而且后来遗失了。她知道我写小说，但兴趣索然。她没读这本书，因为那时她已生病，患肝癌。

　　在生活和写作中常常提到母亲，并不意味着她在我的写作“生涯”

　　中起了重要作用，真正的写作是在她去世之后，那时我２３岁。

　　她知道我小时候就显露出讲故事的天才。

　　我认为这主要源于父亲。她没有给我讲过故事，记得我们骑车去波罗的海的路上我开始编造故事片段和完整的小说，一直到高中三年级。

　　９岁那年，哪个班老师生病，学校就把我叫到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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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给大家讲故事，我常讲鬼神故事。战争结束时，我腹中无食，便讲故事换面包，班里总有伙伴的父亲是面包商，我给他们讲故事，他们给我面包。母亲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她也许听不懂。我很早便开始创作诗歌。第一部剧本脱手后，东柏林一家剧院接受排演，母亲知道后异常兴奋。她明白，国家鼓励我创作。但剧本最终没有上演。第二部剧在东西柏林均引起极大反响，剧本虽没上演，但从文学角度获得很大成功。母亲不知道。她已于１９６０年５５岁去世。

　　她故去前几天，我去医院看她，留下的印象可以说十分美好。外面天气寒冷，她见我没戴帽子，便恳求我，诚心诚意，甚至是乞求，让我下次再来医院时，一定穿暖些。我感到她对我那种深沉的爱。后来去见她，我却惊愕地发现，她已经进入梦幻世界，生命之光即将熄灭，医生给她打了吗啡。

　　我走近她身边，她却呼唤哥哥的名字，说我到之前父亲来看过她！

　　她静静地躺在棺木中，身上水分已消耗殆尽，皮肤皱褶，令人不忍目睹，我惊呆了。从教堂出来，穿过街道，走进墓地大门时，看门人摘下帽子，为死亡人行礼的情景，使我激动，刻骨铭心。现在，我和母亲心贴心，也常思考她一生中遇到的罕见的灾难：父亲被枪决，哥哥被杀害。我常去东柏林墓地看她。可惜，埋葬日期已到，且无法延长。母亲永远活在我心里，如同未开垦的肥沃土地。

　　〔作家简介〕阿特穆·朗日，１９３７年生于德国柏林。评论家、中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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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家和剧作家。他的《独奏音乐会》（Ｌｅ

　　ｒéｃｉｔａｌ）及小说被译成法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