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

　　韦努·库利—歌达（Ｖéｎｕｓ

　　Ｋｈｏｕｒｙ—Ｇｈａｔａ）

　　母亲居住的贝沙雷村的居民，被她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一个女人在山脊上奔跑，一个脚趾被割断，身后留下一行鲜红的血印。夜里，她把墓地上刚刚掩埋的尸体挖出来，喂他们桑叶，让他们吐丝。

　　她叫扎丽菲疯子，有近百年的历史。

　　村子下面的深谷里有一条小河，磨房坐落在河边，夜深人静时仙女下凡，坐到风车轮上粗俗地大声嬉笑。在母亲居住的村庄，可以听到许多扣人心弦的传说，我每次去度假都有新的收获。

　　母亲喜爱这个坐落在黎巴嫩北部、海拔２５００米高处的小村庄。这里绿树成荫，雪松郁郁葱葱，山羊和人一样多。村民们全都青色装束，因为一件丧事要持续６个月，亲朋好友都要服丧戴孝，因此常年一身黑。母亲家是当地最大的棺材制造商。

　　小时候，我和表兄妹常围着倚在墙边的棺材捉迷藏。

　　我们习以为常，对死人并不惧怕。夕阳西下，我们沿着从市政府去墓地的大路漫步，在墓地门前停下来交谈。死人的场景在作品中无处不有，“死人”二字在作品中时而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近我才真正了解自己的母亲。生活中见到的母亲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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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摸不着、看不透、枯瘦、冷酷无情、没有爱抚、只尽义务的女人。

　　去年她病重住院，我回黎巴嫩看她时才大梦初醒，了解到她在贝鲁特生活的不幸。风烛残年，奄奄一息，她向我倾诉了一切，在她的外表下掩盖的是一个被乡村生活紧紧束缚、不能自拔、地地道道的农民。

　　她风茂年华、情窦初开时，就背井离乡，嫁给一个军人，从此远离绿树掩映的村庄、成群的山羊和海边的雪松，来到高楼林立的城市，行走在铺满沥青的大道上，为他生下４个孩子。记得每日清晨她坐在铜床头边——我当时６岁——对我们说：“我给你们讲夜里做的梦。”而每个故事必从“我穿过一片草地”

　　开始……我们很残酷，嘲笑她恋恋不舍大草原，根本不知道她和大兵生活在一起的痛苦。他象部队司令员一样，把我们从一个鬼地方，带到另一个鬼地方。由于没能如愿晋升，他只好做自己的工作，回到家当指挥员，大显神威。

　　他不在家，两个姐姐和母亲都如释重负，松一口气。一旦听到他拿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们顿时浑身僵硬，无所适从。

　　母亲在贝鲁特时，脸上从无笑容，但假期回到农村后则判若两人，面貌焕然一新。

　　父亲从不陪我们去，３个月的时间，她可以手拿在城里从不用的小书包，涂上红嘴唇，去朋友家消遣。几个女孩子不那么倔强，能服从父亲的指挥，只有弟弟不能长期忍受家庭专制。也正是这个兄弟，在母亲一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弟弟只有１７岁时，乔治·塞拉德说他“是个诗人”。他感情丰富，非常敏感，聪明俊秀，出类拔萃。一天，他出走了。他满怀成功的希望逃到巴黎，还给我寄来明信片：“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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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出版社正阅我的作品，我将是２０世纪的兰波……“

　　尔后，消息中断，我们四处奔走，打听他的下落，直到９个月后见他面色苍白、浑身颤抖、骨瘦如柴回到家中。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出版他的诗歌，他的梦破碎后，开始吸毒。

　　他回来后，母亲精心护理，爱护这个颓废和生病的儿子，他先后住院１２次。

　　当时，黎巴嫩医院治疗吸毒病人同治疗疯子一样采用电击方法。

　　这样一来，他变成名副其实的疯子！

　　母亲把他接回家时他２０岁，现在已５０有余。

　　３０年来，母亲和他日夜厮守，寸步不离。

　　相继５年，弟弟总把他的诗念给我听，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母亲对他表现出的偏心使我痛苦万分。只有他有权穿最漂亮的衣服，自己独占一间房。父亲从不娇惯他，他想让他成为真正的男人，在班里必须名列前茅，否则就打他，把他捆起来，丢在厅里过夜。第二天上学时间到了，才给他松绑。

　　１４岁后，父亲不再捆他，如果成绩不好，就把他赶出家门。他身体孱弱，黑夜对他来说如狼似虎，只见他围着屋子团团转，用手敲击门窗玻璃，母亲心如刀绞，随着他从一个窗前跑到另一个窗前。

　　我们几个女孩子没有受过皮肉之苦。

　　但我们也整日提心吊胆、惊恐万状，我在班里排列第一，并不因为存有野心，只因恐慌。一天，我的成绩名列第二，回家路上，我心里想：“但愿一辆汽车把我撞倒！

　　见我躺在医院里，他就无话可说了。“

　　母亲没上几年学，可以说是胸无点墨。有一个时期，我常为她感到羞愧，她去见校长时法语错误百出，讲话很不得体。上街时她也不修边幅，我真为她脸红。我觉得她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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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街上拽着姑姑的手，她眉清目秀，年轻有为，在乡村小学当校长。今日想起这些自惭形秽，悔不该为自己的母亲无地自容。

　　结婚前，她是护士，后来还当上外科助理，帮助医生上台做手术。

　　婚后来到贝鲁特，７年中，坚持为那些无钱求医的穷人看病。她还在我们身上大显其医学才能：常常手拿注射器，追着给我注射维生素Ｂ１２和钙。在城内没有问题，来到农村便应另当别论。她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追赶我们，弟弟有意让她跳跃小溪。这一幕幕美好的记忆，时常浮现在眼前。

　　能有今天，应该感谢母亲。初中毕业后，父亲认为中学文凭已绰绰有余，便决定让我弃学回家，等待出嫁。母亲执意不肯，结果还流了血，付出极大代价。每当我想起要帮她做饭的情景，总是激动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每次她都说：“你有一双公主的手。答应我，今后永远不下厨房，也绝不洗碗。”

　　到法国后我只能自食其力，奇怪的是我特别喜欢做饭洗碗。我总想，母亲做饭时的一举一动是否反映在我身上呢？绞芹菜时，我同她的姿式一模一样，做色拉时也紧咬双唇。弟弟告诉我，一旦她的色拉咸了，她心中必有忧虑。

　　我的书出版时，我还在黎巴嫩。她非常高兴，感到无比欣慰与幸福，她并不想读这些书。报刊上谈论我，称我是黎巴嫩第一位女作家。我的小说，尤其是《稻草儿》（ｌｅ

　　ｆｉｌｓ

　　ｅｍｐａｉｌｌé）让她忧心如焚，姑姑把故事讲给我听，我在刻画父亲时文笔犀利，她费尽心机想瞒住他，嘱咐妹妹检查每天的报纸，恳求街上的书店老饭不要把书陈列在橱窗内。但报纸转载了一些片断，父亲对我恨之入骨。我在书中谈论母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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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爱心和深厚的感情，因为尽管她表面冷淡，我认为她是我最热爱的人。

　　父亲故去后，她和弟弟在贝鲁特市中心生活了１０年，即使城市遭到轰炸时，她也不肯离去。

　　一颗炮弹落在电梯上，顷刻间，楼上的房屋被摧毁，她硬是陪着行动不便的儿子死守在废墟中。两个姐姐吓得不敢进这个地区，最后是另一位胆大勇敢的姐姐带着食品去看他们，央求他们离开。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不，我绝不走，巴勒斯坦人会回来抢劫的。”

　　我夜间经过６～７个小时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打通电话，她拿起电话单刀直入：“你听，这是喀秋莎火箭炮。”她能从炮弹爆炸的声音辨认出炮弹的类型。

　　离开黎巴嫩前，我就想把母亲接到巴黎，以便把她从父亲和弟弟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我还想陪她去参观凡尔赛宫和卢浮尔宫，但她坚持不离开弟弟。她曾来看我，但绝不超过１小时，她为弟弟制定了起居饮食的时间表：早８点为他刮胡子、刷牙、吃饭；１０点，喝咖啡，１２点吃午饭……还有上厕所……以喂养乳婴的方式伺候弟弟。我们去看望她时，她正为弟弟织毛衣。后来，我诅咒弟弟，怨恨他纠缠母亲，不能让她过正常生活。除去小村庄和住的地区，她没有到过其它任何地方。

　　２年前，母亲不慎跌伤骨盆。

　　４天后我们才知道，弟弟就在她身边，呆若木鸡，无力把她搀扶到床上。

　　在这漫长的４天中，又能说些什么，想些什么呢？她不知道我们已经把房子卖掉，被送到医院时还计划病好后有朝一日返回家中。

　　１０年来，她一直住在贝鲁特顶上松林环绕的山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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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自己的房间和洗澡间，一间两张床的房子，因为她舍不得离开儿子。他完全象个婴儿，寸步不离母亲的小孩子。在风华正茂、充满希望的岁月中，不知母亲有什么灵丹妙药，他从不生病。

　　每年我都冒风险返回黎巴嫩去看望母亲，因我持法国护照。她病卧在床，期望能好起来。令人惊讶的是，为了我们，她曾一直朴素无华，１０年后却把棉大衣翻新，在医院里打扮得很漂亮，还让我们给她买玫瑰色睡袍和镶边睡衣，好象是在捕捉逝去的时光。她把时间消磨在电视旁和同儿子的对话中，他的话只有她能懂。

　　我去看望她时，这个名叫克莉斯蒂娜的虔诚基督教徒，重复看似乎是《圣经》中的词句：“我为你们受磨难，你们喝我的血！”

　　弟弟从法国回到黎巴嫩时两手空空，连箱子都没有。母亲却精心保存着他没有带到法国的诗歌。

　　２０年中，我多次向她索要这些诗，她多次拒绝，藏起来谁也不给。实际上她既读不懂，也不会去读。

　　１年前，她终于把诗歌送给我。遗憾的是这些青少年时期的早期作品很不成熟，不能发表。他的精彩作品丢失在永远找不到答案、令人蹊跷的暴风中。

　　真正令人惊愕的是这位看上去年近百岁、实际上只有７３岁的母亲对诗人梦破灭后重新返回身边的儿子表现出的忠贞不渝。

　　〔作家简作〕韦努·库利—歌达生于贝鲁特。

　　曾出版１０余部小说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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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其中有《有生理缺陷的人》（Ｌｅｓ

　　ｉｎａｄａｐｔéｓ）

　　、《一成不变的旅游》（Ｌｅ

　　ｖｏｙａｇｅ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稻草儿》（Ｌｅ

　　ｆｉｌｓｅｍｐａｉｌｌé）

　　、《死者无阴影》（Ｌｅｓｍｏｒｔｓｎｏｎｔ

　　Bｐａｓｄｏｍｂｒｅ）等。

　　《影子和它的吼叫》（Ｌｅｓ

　　ｏｍｂｒｅｓ

　　ｅｔ

　　Bｌｅｕｒｓ

　　ｃｒｉｓ）获１９８０年阿波里耐奖；《死者的独白》（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

　　ｄｕｍｏｒｔ）获１９８６年马拉美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