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伯尔纳·克拉韦尔（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ｌａｖｅｌ）

　　几天之后，１２月３０日，将是母亲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

　　她生于１８８７年，１９４５年去世时只有５８岁。她走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寻找她，同她交谈，向她询问有关事情，我并不相信生命会消失。我听不到她的声音，但她确实就在我面前。

　　母亲去世时是年轻的老人。

　　繁重的劳动、生活的艰辛、缺少保健，加上忧伤和失爱，使她精力衰竭。她永不停歇地劳动，却毫无怨言，从不憎恨这种艰难的生活。尽管她不是农民，却有着农民的健壮身体。我们住在龙勒索埃城。小房子坐落在花园中央。她白昼不离小花园，我看她戴着草帽，正在修剪花，手里拿着剪刀，准备婚丧红白喜事用的花束。

　　父亲同母亲结婚时有一个面包店，他们一起经营数年，后因比母亲大许多的父亲年事过高，告老还乡，卖掉了面包店。

　　从此，收入中断，但他们必须继续谋生。母亲精通花卉，因为她母亲是多尔的花匠，她在城内有个花店，现已改建为奶酪铺，不远的地方有个小花园，我母亲就是在那里学会扎花的。

　　一旦提起我母亲，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花；每当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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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１世界６０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

　　见花，又必定想起母亲。菜园占去花园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全部用来种花。工作繁重，生活艰难，家中没有电灯，父亲又怕把花园搞乱，不让在园内插桩子。很长一段时间后在旁边盖起一间房，才总算通了电。家里没有自来水，花园尽头有一个水泵，可以供做饭洗衣用，但这口井的水不能浇花，必须到很远的街头找喷壶用的水。父亲一直承担这个任务，直到病倒，母亲接替他。她步履艰难，非常可怜，因为她有疝气。没能体贴、关心她，我一直深感内疚。本应更多地照顾、帮助她，但我当时只想远走高飞，去开创自己的生活。

　　母亲死时我不在身边。我曾出版两本有关她的书，现在回忆她，回忆她的死令人悲痛。可以说她是被杀害而死，因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除几件小东西存在橱窗里，我没有保留别的东西，她的遗物四散，全被卖掉了。只有一只手表和她最后一张身份证，上面有她的手迹，有她长年累月辛苦中留下的道道疤痕。这一切使我震惊。

　　我觉得和母亲很亲近，我是她的独生子，有两个哥哥是父亲和母亲成亲时带来的。

　　对母亲来说，我是她的独苗苗，她爱我，娇惯我，和她在一起我非常幸福。尽管家境贫寒，她却是充满爱、疼爱孩子的妈妈。

　　她疼我、爱我，唯一让我不满的是她禁止我出去和别的孩子玩，似乎街上的孩子全是野人，全是流氓！带小孩子来花园，又可能弄坏花，因此，我只好常和女孩子、和街坊的女孩子们玩。很奇怪，其中一个最近给我写信时还提起我母亲。

　　花园的墙把我和外界隔开，逐渐地我感到压抑，加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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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全是大人、老人，父亲年纪又大，他的朋友全是上了年纪的人。

　　我似乎又看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水井、水泵、水池、面包房的旧面缸，井水打上来先放在里面沉淀，然后再用它浇花。我展开幻想的双翼逃离这个封闭的世界，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小说家。也由于母亲的帮助，每天晚上，她讲故事或传说给我听。

　　家中没有电，没神秘可谈，天渐渐昏暗、点燃油灯之前，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在仅有的房间内，我们在窗边注视着最后一缕白光逝去，才点上灯。正是在这一时刻，由于无事可做，母亲便讲故事给我听。父亲也讲，但总是老生常谈，同一件事讲上５００遍，没有丝毫不同，好象已成文的作品，不可能丢掉一个逗号。母亲讲她听到的事，但总有修饰和发挥。

　　最早的传说故事，便是母亲讲给我听的。

　　比如，读马赛尔·埃梅前，我就知道《吞婴蛇》（Ｖｏｕｉｖｒｅ）。令人惊讶的是，母亲在多尔时就知道马赛尔·埃梅。她称他为小埃梅。但她从未读过他的任何作品。母亲不读书便了解作家，我同她的渠道一样，不自觉地置身到文学生涯中。

　　她也读报，读年鉴。年鉴在汝拉山地区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弗朗索瓦神父的年鉴送到时总是别有一番风趣，年鉴很厚，不能丢讲信箱，邮递员必须穿过花园来到房间内。

　　父母便请他喝杯酒。当晚，打开年鉴，母亲在油灯下给我高声朗读一年中发生的事情。母亲并不认为我会成为作家，这使我很失望。

　　４５年她故去后，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第一部短篇小说，而且获得反响奖。这倒无关紧要，但对她来说可能是难以置信的事。她去世前总觉得我一事无成，而且永远不会有所作为。

　　我曾想当画家，我要做的事，母亲从不反对。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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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１世界６０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

　　她清楚我不能靠这个维持生活。

　　“你以后怎么办？”一天，她问我。她临终前，我的境遇极其悲惨，一个钱也没有，她想方设法寄钱给我。

　　１９６８年我获得龚古尔奖时，她已近８０岁。

　　如果她活着，我也不会写那本书。

　　１４岁，我辍学去多尔一家糕点铺当学徒，她心如刀绞。

　　她希望我能继续读书。我每次回去看她，她总黯然神伤地对我说：“如果你想回学校，还是可以的。”

　　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我两三岁时，去多尔祖母家。当时多尔到格莱的铁路从房前经过。早上７点火车进站，可以听到远处拉响的汽笛。母亲把我叫醒去看火车，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车开走后又一起躺下。

　　母亲大部分时间留在她的花园里，周围是玫瑰、丁香、郁金香，她做的花束妙不可言，成为我时常想到的花卉。

　　我隐约听到她的笑声。我总逗她笑，只要她情绪好，就不能抵御我的挑逗。然而，家里没有娱乐，没有收音机，也从不光顾影剧院。唯一的活动是冬天，花园小憩之时，我们乘火车经莫沙去多尔，共６０公里的路程。

　　有时，星期日下午，当然也是冬季，我们去隆斯，朝蒙太鼓方向散步。遇上父亲开面包房时去农村结识的老朋友，就停下相互问候。也参加过村里的节日，但她从不跳舞。她已疲惫不堪，看上去老态龙钟。除了给我唱歌，我不记得她唱过歌。

　　冬季闲暇之余，壁炉点燃后，母亲便成为手艺高超的厨师。啊！那香喷喷的葱头牛肚！里昂任何一家饭店都不可能有同等水平。我试过几十次，想做出她的那种味道，完全徒劳。还有每星期吃一次的猪血香肠。另外，蔬菜牛肉浓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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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吃热的，然后吃冷的，随后再吃肉冻。还有，肥肉炖土豆！但她不管我怎样请求，就是不给我做炸土豆条，因为油烟会熏脏屋子。我们还吃兔子肉、红酒洋葱烧野味，这是父亲的专利，他不允许任何人做他的拿手菜。当然，母亲仍有权做白酒野兔。

　　父母配合默契，如同拴在一驾车上的牲口，只是套在母亲脖颈上的枷锁比父亲更重，他年岁大了，比母亲干活儿少，而且保持着在面包房时的习惯，每天下午睡觉。她埋怨他精神不振，总忧心忡忡，不那么乐观，特别是整日唠叨陈芝麻烂谷子。他听后很生气。他们彼此相爱，但又总有磨擦。

　　年轻的时候，我写诗给母亲，她有些担心，怕我象以前学绘画那样有始无终，重蹈覆辙。她曾拿着我的画去找教过我的老师，征求他的意见。父亲竭力反对我学绘画，当然出于偶然的原因：皮维斯·德夏瓦纳去库函斯面包店时丢下一块石板。父亲便到附近他住的地方送面包，心想，大概是女管家忘了付钱。父亲因此得出结论，认定画家连面包钱都付不起。他说：“绘画，这是连面包都买不起的职业。”

　　对母亲最令人惊讶的回忆之一，是我有一天带她第一次进电影院。我几乎是用力把她拽进去的。那天上映《雾蒙蒙的车站》（Ｑｕａｉ

　　ｄｅｓ

　　ｂｒｕｍｅｓ）。

　　当米歇尔·摩根和让·加邦用嘴在彼此脸上亲吻的特大镜头出现后，她不知所措。她从没见过这种举动，害怕得惊叫起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想进电影院。多尔的姑母有一天请她看电影，由于电影中有维也纳华尔兹，她非常高兴。整个一生她总共看过五六次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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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时地想起母亲，眼见她穿着格子工作服在花园里耕耘，看到她正照顾摇篮中的我，伺候生病的父亲，做家务、做饭、洗衣服。我常问自己，母亲总乐呵呵是否有什么妙方？

　　〔作家简介〕伯尔纳·克拉韦尔，１９２３年生于法国。曾出版２０余部长、中、短篇小说，有《黑夜的工人》（Ｌｏｕｖｒｉｅｒｄｅ

　　ｌａ

　　Bｎｕｉｔ）

　　、《谁把我带走》（Ｑｕｉｍｅｍｐｏｒｔｅ）

　　、《西班牙人》B（ＬＥｓｐａｇｎｏｌ）

　　、《巨大的耐心》（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ｐａｔｉｅｎ－ｃｅ）

　　等，B其中《冬季的硕果》（Ｌｅｓ

　　ｆｒｕ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ｉｖｅｒ）获１９６８年龚B古尔奖，他还为孩子们撰写作品１０余部，是法国当代多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