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来与钻进去

　　对上海人进行研究，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跳出来，使自己具有一定的高度，诸如历史的高度，社会学的高度，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政治经济学的高度等等……找几个参照系，譬如与北京人、广州人作比较，与港澳台同胞作比较，与东京、纽约、鹿特丹、悉尼、莫斯科等大都市的市民作比较，等等，这样作一番宏观的、全面

　　的、纵横捭阖的研究比较，自然把上海人的方方面面的特性都凸现出来了。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货比三家不吃亏，本来是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中被熏陶、磨砺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如今“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上海人不原形毕露。

　　说要让上海人“原形毕露”，是因为我深感到上海人的性格中有一种不愿显山露水的成分，为对上海人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漫道是研究上海人，就是一般跟上海人打交道，也一定要“察其言，观其行”。在异地客看来，上海人常常显得心口不一，嘴里说的与心里想的有一段距离，因而对上海人怀有戒心。其实上海人并非存心不良，要在交往过程中赚取乃至骗取些什么东西。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这只是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而已，是一种文化积淀，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打交道，一般就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日本人见面招呼要毕恭毕敬地鞠躬，这在别国人看来未免礼多而怪，上海的滑稽演员还将此编进节目中，以为笑料，但在日本人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异样感觉的。上海人的性格含蓄，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乃至到了让人感到心口不一的程度，上海人自己往往并不察觉，所以成长中的上海人，初次听到外地人众口一辞地认为上海人门槛精，譬如就说30年前的我吧，一下子心里会觉得很冤枉。因为不仅自己作为上海人的一分子，并没有觉得门槛精在何处，反而还常常感到自己很蠢，很无能，屡屡吃亏;而且放眼望去，周围的上海人，祖辈、父辈、同辈，门槛精的还是极少数。极大多数门槛并不精的人合在一起，怎么变成了中国一支门槛很精的人群呢？后来阅历增长了，这类话也听多了，渐渐地虱多不痒，见怪不怪了。更有不少上海人认同了这种说法，听到外地朋友夸他一句“我看你不像上海人”，高兴得如获皇恩大赦；或者抬出自己的祖籍来（天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到那里去），好像乞儿找到了什么贵族的高贵血统。其实这些以“不像上海人”，“本不是上海人”为荣的上海人，很可能是当年敲锣打鼓办学习班也轰不出上海，或者是在刮回城风时，不惜抛妻别子，写血书，吃麻黄素使血压升高，拼死拼活一定要杀开一条血路回上海来的铁杆好汉；也可能是在改革开放之际，因为舍不得上海户口，迈不开腿，下不了闯荡江湖的决心，白白坐失良机的规矩市民；还是心口不一，还是上海人的脾气。这是血液里的东西，骨髓里的成分，靠几句话能够抹得去吗？

　　以我的经验与观察，上海人这种含蓄性格的养成，很大的原因，是出于一种自找保护意识，一种防卫的处世姿态。上海是作为一座工商大城市在中国大地上崛起，在现当代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的。而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首先是行政与军事中心，其次才是文化与商业的都会，真可谓

　　先“城”后“市”。哪怕南方商业气息比较强的广州，在清代就是两广总督衙门的署地。上海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县，而到雍正八年（1730年）分巡苏松兵备道衙门才移驻上海，上海总算有了个道台老爷，行政级别稍许有所提高。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是“重农抑商”，“重官轻商”，所以腰缠万贯的富商，在官老爷而前，一定得谦虚，识相一点，如果忘乎所以，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富可敌国”即会变成一条砍脑袋的罪名。与上海有点牵丝攀藤联系的沈万三（紧邻上海的周庄据说现在还留有他家宅院，但据考证这屋子建成之时，沈万三早就命归黄泉，至多也是他家后裔所造），便是一个榜样。就因为在朱元筹措军饷时夸了个海口，结果是吃不了兜着走。鸦片战争以后，租界的开辟，外国资本的长驱直入，中国土生土长的工商业者，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些，头略微抬高些，腰杆子略微挺直些，稍许改变了一点低头哈腰的奴才相，但离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尚有很大距离，趾高气扬则更不谈了。毛 泽东同志早就对此下过结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从传统商贾到近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以贯之的软弱性，构成了上海人文化性格含蓄的深层原因。一个成熟的上海人，不喜欢出风头，图虚名，而喜欢捞实惠。电影《地道战》里日本小队长一句普通的台词：“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当初放映的时候，就引起观看的男女老少会心的笑声，立刻在学生仔的口头流传开来，一直传到今天。有许多人己经忘了这部电影，却记住了这句话，皆因它搔到了上海人心头的痒处。

　　在这方面，上海人与北京人的性格则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似乎可以为我的这种个人看法提供一条佐证（也许这样措词本身就相当上海式）。北京人有一种天子脚下一等臣民的天然的优越感，对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喜欢张张扬扬，咋咋呼呼，好像都是什么空前绝后、了不得的东西似的。一碗再寒碜不过的大碗茶，也有勇气编成歌满世界地唱，有唱得人含涎欲滴的自信，更不用说什么老十大建筑，新几大建筑等等了。在上海人看来，北京人是显摆得太无顾忌了。他们也应该毫无顾忌。首都嘛，跟别的城市就不在一个层次上，搞得辉煌是理所当然的事，体现整个国家的荣耀，谁还能嫉妒吗？让你对首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也是给你的一份光荣，例如进京参加重大工程的设计、建造，晋京献演，参展等，你高兴还来不及，还能嘀咕吗？所以上海人最多有时觉得北京人神气过了头，神气得俗了，或者有点仗势欺人、欺世盗名了，但对北京人能神气、应该神气的那份资格从心底里是认同的，更是不敢望其项背、步其后尘的。上海这两年也开始宣传“三年大变样”的成就，但在宣传上特别注意的是掌握分寸感。这种分寸感也并不需要有关宣传部门、传播媒介的采编人员格外去留意，每个有机会公开发表意见、看法的上海人，上自市长，下至普通市民，都会自觉地掌握好这种分寸，因为上海人的血液里不仅没有什么狂傲的成分，而且还有对狂傲的免疫抗体，唯恐被人留下狂傲的印象。前些日子我看了一台冠名为“三年大变样中的上海人”的电视晚会，晚会中有个小品，一个小伙子到店里去买皮鞋，让营业员换拿了几次，每换拿一次，小伙子都要一叠声地说：“对不起”，“谢谢”，“不好意思”，而营业员则面无表情地默然应之。小品演出后，现场观众在主持人采访时说是“顾客与营业员换错了位置”，“一个日本（式）顾客碰到了一个中国营业员”，有个红领巾还统计出那顾客共说了多少个“对不起”，多少个“谢谢”。只有老电影演员陈述先生说了句大实话：“我觉得这个营业员还是不错的。”小品固然夸张了些，但恐怕每个成年的上海人都有谦恭地向着营业员陪笑脸的经验，包括那些营业员，当他们换成顾客角色时，一样会彬彬有礼起来。上海人不要说做“上帝”，连当“贵族”也不敢。改革、开放后，营业员的态度有所改变，热情的笑脸、主动的招呼多了起来，但上海人看到这种迎上来的笑脸有一种本能的害怕，怕笑里藏刀，怕买卖不成会遭白眼，故对此避之唯恐不及。其实这怕那怕都是表面理由，推敲起来站不住脚的，骨子里还是那种平民情结。上海人，哪怕极其普通的市民，在说到近三年所取得的成就时，都不忘首先感谢全国人民对上海的支持，或者末后不忘补充一句感谢全国人民支持之类的话。作为一个上海人，我能体会到绝大多数同乡在说这句话时十分真诚。但我觉得，倘换一个角度，在一个外地人听来，也许会感到这样强调，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至少觉得像英国人把“Thank you”常挂在口头，也就失去了真诚表示感谢的意思。所以做人也真难，上海人终于养成了谦恭的美德，却又给人落下虚伪的印象。上海人的这种文化性格不知是何时成熟的。一本对比研究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精神的著作中提到：“曾经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1页）在我的记忆中，上海人并没有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也许是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许是我没能赶上上海人风头最健的那个好时代。但余秋雨在散文《乡关何处》中详细描述了1957年他10岁离家乡余姚来到上海时，因为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的窘迫。新近当选为上海市长的徐匡迪同志也对记者谈到了60年代初刚进上海时因不会说上海话所受到的歧视。有这样两位今日上海名人站出来说话（也含有代表上海人检讨的意思），似乎上海人嘲笑外地人确实曾经是很严重的。但我仔细搜寻记忆，好像上海人并不是鄙视外地人，而是鄙视乡下人。城市居民看不起农民，这恐怕是城市人的通病。上海人这方面的恶习未见得比外地城里人更为严重。上海人犯的错误是，对外地中小城市（也许还包括郑州、长沙、西安、南宁等省会城市）的城里人与农民的鉴别能力不够高，以致有人认为在上海人的眼里，外地人都是阿乡。其实，上海人从来就没有把北京人、广州人列入“阿乡”的档次加以轻视。上海人推广普通话的自觉性恐怕要比北京人还高，因为北京人对他们的一些方言土语顽固地不肯割舍，还要发扬光大之。上海在“文革”前，街头一直有私人教授广东话的招贴，当然这与上海一部分人向往香港的生活方式有关，所以“文革”对此一举扫荡，但到今天似乎又死灰复燃了。目下还有一些包治梅毒淋病的招贴，在“老军医”的头衔前往往还要加上“广州”两字，足见广州在上海人的心目中是很有点号召力的，对“北京”与“广州”这样的外地人客气还来不及，怎么敢看不起呢？因此，我认为，在市民与市民之间，上海人从来就没有过高人一头的倨傲感。上海人从来就是安分谦恭的。用上海不久前时髦的表述法，不要太谦虚噢！

　　上面说了那么多，归结起来，要让上海人原形毕露也还不那么容易。

　　我对第一种研究方法是心向往之，因为这是做学术文章的正宗，但我自觉能力不逮。第一是做学问我没有吃过萝卜干饭，书既读得不多，又没养成收集资料、做卡片归档的习惯。第二是我没有到外地去长期生活过。“文革”中上山下乡，受到政策照顾，也不过跨江来到隶属于上海的崇明岛。更没有机会出国留洋，缺乏两种以上文化圈进行比较的感性体验。所以量体裁衣，看菜吃饭，我只有采取第二种方法，钻进去，从我的几十年经验出发，把在一定的高度上不易详察的细枝末节发掘出来，加以描述，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感性资料。钻进去自然要借鉴跳出来宏观研究的成果，不管是顺着某些结论还是纠正某些结论。但因为钻进去研究带有浓重的个人感情色彩，所以理论上的结果就不是很有价值，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描述本身。这很合我的心意，因为作家与学者比起来，终究还是长于形象思维。我只求努力将此书写得好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