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绝，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

　　作为钻进去研究的锲入口，我选择了上海话。

　　现在，从语词学着手来分析文化现象，在学术界是一种时髦。因为据说人是一种文化动物。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语词构成的观念的世界中。由分析语词来给一个时代把脉，比从那个时代的物质产品着手更为可靠、更为入骨。这个理论，我觉得较为动听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感到它似乎真有道理。但是，我选择上海话作为分析上海人的起点，不是为了赶某种学术时髦，而是出于职业的苦恼。

　　在上海做作家，多年来有一种压抑与自卑感，就是上海话融不进作品中去。对比外省市的作家，上海人在这方面似乎是得天独薄。

　　北京人自不必说，什么俚语切口，仿佛天然是文学作品的营养补液。“侃大山”、“哥们”、“盖了帽”、“大腕”、“傍大款”、“海去了”等等，等等，凡口说的都能写，一写出来人都懂，而且生动传神，立即能博得一片彩声，天南地北有许多人竞相仿效，理所当然地领导语词新潮流。就是广东人、四川人也不甘俯首臣服，居然亮出一方诸候，以“冇”、“吔”“啥 子”乃至“生猛”、“家俬”等粤腔川调与京派分庭抗礼，读来也颇有扬眉吐气或津津乐道之意态。近年来，随着小品在艺坛上引起轰动，东北、河南等一些地方的土音也让人听来日益悦耳，那里的作家倘能抓住时机，从《康熙字典》或《广韵》、《尔雅》、《说文解字》中去挖掘出些字来，甚或干脆生造几个字，在文坛上推出新的“语系”，造成割据之势，这个明天不是梦。唯有上海话，口说的难写，即使勉强写出来，如“榔头”、“叉头”〔据考证应是“差头”〕、“寿头”、“癞头分”、“冲头”（或“葱头”）、“不识头”、“触霉头”、“隔壁头”、“窝（屋）里头”、“噱头”、“滑头”、“号头”（月份）、“花头”、“调枪花”、“外（额阿切）插花”、“方向”、“扒（音bó）分”、“米”（万元单位）、“空麻袋”、“蹩脚”、“白（音bè）相”、“外快”、“进庙”（拘留、逮捕）、“上山”（劳改、服刑）、“挑上山”、“乓乓响”、“帮帮忙”、“十三点”、“阿污卵”、“开大兴”、“甩翎子”、“放白鸽”、“拆白党”、“码头”、“夜壶弹”、“扎台型”、“穿绷”、“淘（音dǎo）浆糊”等等，且慢论这些词的涵义外地人看不懂（有的词有好多层意思，要看具体语境，如“号头”即有号码、编号之义，又有特定的对月份的指称，那种特殊的用法，外地人就无法从字面上去理解了。还有“挑上山”中的“上山”，就并非服刑的意思），要走向全国，必须加注释；就是让嘴边整天挂着的这些词，深谙个中三昧的上海人自己从文章中读到，也会横看竖看不顺眼，直觉得一股小家子气扑鼻而来。这可是最要命的！君不见在上海报刊上撰文认为要纯洁祖国语言，将这些俗语俚语从文学殿堂中驱逐出去的，大都是老上海。方言，方言，就是一方人民口头使用的语言，它必然和别方土语有所不同，否则也不成其为方言。所以，要将方言推而广之，进入书面语，就不能怕别方人士看不懂。广东人把“生猛海鲜”推向全国，北至哈尔滨，西至伊犁，就根本没考虑过黑龙江人、新疆人懂不懂“生猛”的意思。老实说，我今天还没有搞清楚，“生猛”是仅仅指“新鲜”，还是进一层特指“鲜活”。它要追求的就是来自南方的志得意满的，谈笑风生而又咄咄逼人的味道，故而绝不能以“鲜活”去置换之。语词背后复杂的微妙的意蕴，是口头语、方言进入书面语、丰富书面语、改造书面语的充分理由。因此，有一些人看不懂就不是理由。看不懂，多看看，联系上下文，参照具体语境，猜猜，试试，也就懂了。人既然是文化动物，学习运用一些新的语词，就是天然的本领。仔细想起来，上海话进入书面语，未见得比广东话、四川话有更多的障碍，其实跟北京土语也是彼此彼此。

　　上海人没有理由在这方面自觉矮人一等。但是，上海人自己瞅着，感到写出来的上海话“刺眼”、“俗气”，这就要命了。把一方方言推进文学殿堂，需要这一方乡亲的全力支持，像啦啦队似地在一旁加油鼓掌，拍手叫好。偏偏上海人不仅不支持本地作家为乡音争荣耀的努力，还要抽身提早退场（上海话叫“抽签”、“翻凳板”），还要泼冷水，唱反调，喝倒彩，叫上海作家怎一个“怨”字了得！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人挚爱自己日常使用的方言，这应该是一种天然的感情，不然怎么说“人是文化动物”，“生活在由语词构成的观念世界里”呢？上中学时，我读李瑛的一首诗《乡音》，他以何等的激越之情来赞颂乡音。诗句我已经忘了，但那股有冲击力的浓烈之情，似乎回想起来，我的心口还能感受得到。已经成为上海文化名人的余秋雨，在他的散文《乡关何处》中，说到他因为年龄小，很快学会了说上海话，“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不是高兴，而是怨恨。他不无尖酸地说：“上海话是一种类似于‘人造蟹肉’这类的东西，却能迫使各方来客挤掉本身的鲜活而进入它的盘碟。”这话是带有感情色彩，有失学者的公正的，但情有可原，因为他对牙牙学语起就天天在舌尖上打滚厮玩的乡音，有着非常深的眷恋。当他写到“我终于成为一个基本上不大会说余姚话的人”时，惆怅之情溢于言表：“故乡，就这样被我丢失了。故乡，就这样把我丢去了。”一咏三叹，真要使人一掬同情之泪。然而，上海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要评精神方面的“中华一绝”、“天下一绝”，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理所当然的应占一席。

　　本人在这方面一点也没有超凡脱俗，长期以来，一样地觉得这现象岂但很自然，而且还好像能显出有文化、格调高似的。其他的上海作家，恐怕这方面的认识水平也比我高不到哪里去。以此来看，在让上海话进入书面语的努力中，把作家与群众的关系比作卖力的球员与差劲的啦啦队，有点不那么恰当，首先在于球员不卖力。不仅没有必胜的信心，而且有浓重的厌战、抵触情绪。就说我，看到别的省市的同行都在用方言及民俗为弘扬地方特色、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争作贡献，毕竟不能心如古井，波澜不兴。也曾找来用吴语写作的典范作品《何典》、《歇浦潮》、《海上花列传》等读过，几番硬着头皮，终究啃不到底，实在不能从这样的酸果中品出美味来。思想认识有时还能勉强，审美情趣却是半点也勉强不得的。即便你要矫揉造作，搔首弄姿，最好也要真有以此为美的心态，否则便似倚门卖笑，是要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说来那么爽脆、那么活泼、那么富于表现力的上海话，为什么一写出来就像馊饭似的？难道上海话真是先天不足，或生来命贱，注定不登大雅之堂，不能进入文学作品？还是因为上海没有产生语言巨匠，就像北京出了个老舍似的，所以上海话的身价高不起来？但上海不是出过茅盾、巴金吗？（他们笔下不是频频出现上海的生活场景吗？鲁迅先生文章写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不也在上海吗？）二三十年代，上海不是中国的新文化中心吗？一大群优秀的作家不是曾云集上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吗？就算我辈才力不济，那么一大批成就卓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对现代白话文体有开创性贡献的前辈作家，怎么未能使上海话尊贵起来、高雅起来呢？再往前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等一批晚清谴责小说无不与上海有密不可分的缘份，上海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发祥地，怎么上海话却落到了非文学语言的悲惨境地？

　　这样的苦恼并非我一人所有，是有志于表现上海人生态与心态的作家一个共同的困惑。数年前，每次开作品或文学专题讨论会，谈起这个问题，总会引出一连串的喟叹，却缺乏解脱的良策。曾有不少人将方言不能化为美文，视作上海文学作品难以腾飞的一大障碍。这两年，这个话题已懒得有人提起了。

　　最近，有些影视作品，如《孽债》、《红粉》、《咸菜街记事》都出了沪语版，上海的传媒传出了乐观的空气，似乎上海话复苏尊荣的好日子快要到来了。对此，我持谨慎态度。其一，影视作品人物对话采用沪语，并非证明沪语已有可能化为美文。且看荧屏上的字幕，还是规规矩矩的普通话，是声字不同步的，还不像一些粤语版的电影电视，大模大样地把“唔”、“冇”，“吔”及一些土话俚语写上去，尽量求得声字的对应。编导处理沪语版的字幕犹如对待译制片，作家又从何享用他们的探索成果？故而不要高兴得太早。其二，演员说沪语难得有几个吐字发音是比较纯正的，要把话说得鲜活，有韵味，有言外之音，有非沪语不可的审美价值，则更谈不上了。这样的沪语版，上海人听了不过瘾，不焐心，外地人则听不懂，怎么能期望它健康成长，生命力长久呢？而《红粉》，从环境看应该故事发生在苏州，但剧中主要角色却一律说上海话（除了王志文，其他演员的沪语一听就硬腔别调，演太太一角的沪语水平，只到侯宝林的程度），导演连“吴语”与“沪语”的区别都没搞清楚，怎能期望这些作品来为振兴上海话打头阵？

　　然而，现在我写这段文字，不是要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只是要说明我怎么会产生对上海话作本体思考的兴趣的。因为长期来郁结在胸，所以拉拉扯扯把话说长了，就此刹车吧。